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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支一扶之三支一扶申论题库内部题库含下载答案第一部分 单选题(50题)1、给定资料：在与外出打工父母对话的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我们在外面太远顾不上，就只能让老师多费心”的话。在北京做快递员的王全生有时候送完快递已经是晚上9点多，周末也不能休息，“我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哪有空想孩子这事儿那事儿的。在学校就是交给老师了，放学有他爷他奶奶看着。”面对“你关注过孩子的心理状况吗，关注过他的性格、情绪吗”等问题，王全生撂下一句“我小时候也没人管过我啥心理啥情绪，农村孩子，不都是这么胡乱长大的”，骑着电动三轮车奔向下一个送货点。更有年轻人生了孩子就扔回老家，除了偶尔寄钱回去，完全没有想过作为父
2、母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打工的时候遇上了我老公就在一起了，有了孩子就生了，没想太多，也没啥计划。”25岁的陈玉妹在河南漯河做美甲师。每天晚上下了班，她都会去公园跳舞，或者约同事逛街。“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孩子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根本不想过那种一天做三顿饭，伺候孩子伺候鸡、猪，三五天也洗不上一次澡，一年在地里也刨不出两万块钱的日子。”毕节四个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的惨剧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问责：七星关区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另有乡干部、村干部、学校老师受到纪律处分。“据了解孩子的母亲离家
3、不归，外出打工的父亲在事发前一段时间也联系不上，孩子们出了事，相关干部和老师被问责，家长却没有被追责，这会不会鼓励更多的家长对孩子不负责任，完全指望政府？”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道出了疑惑。贵州省教育科学院心理教研员曹薇分析，一个孩子带着弟弟妹妹走向死亡的道路，他的心理健康一定存在很大的问题。心理问题的根源，家庭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学校和社会。很多家长有误区，认为他们将孩子抚育到三岁送入幼儿园后，就归老师和政府管了，他们的职责就不存在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妇联主席吴洪芹还有一个身份，是福建省妇儿工委副主任，负责协调妇儿相关工作。吴洪芹介绍，福建全省有20多万留守儿童，她曾与福建省相关
4、负责人去调研。“去了闽西北的一个县，那里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吴洪芹说，这一蹲点就是三个月。调研发现，有个别外出打工父母存在“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行为；极端个案是，有的家长给当地乡长、镇长门口贴个条，大意是“我走了，娃留下；他出事，你下岗”。“这就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吴洪芹说，这种把教养子女的责任完全推卸给政府和社会的行为，不仅仅是失职，甚至可能催生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因为现在少年儿童出的问题，更多是因为缺少家长陪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关注到了2016年国务院针对留守儿童发布的相关文件。倪邦文表示，今后如果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父母应负首要责任，同时加以各方社会力
5、量辅助。“刚性约束加柔性调解，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有媒体评论指出，贫穷、流浪与关爱自己的孩子并不必然冲突。唤醒农民工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对子女成长的关爱，比零星或偶尔为之的社会帮扶要重要得多。贵州省妇联权益部部长任亚军建议提高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希望劳动力流入地政府和企业能够配合做好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工作，提高强化他们作为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并安排探亲假等，让务工人员能定期回家看望孩子。“给定资料”中提到，很多家长认为他们将孩子抚育到三岁送入幼儿园后，就归老师和政府管了，他们的职责就不存在了。请围绕这一话题，结合“给定资料”和社会实际，写一篇议论文。要求：【答案】：例文：生而不养妄为父母养而不教
6、贻误子孙当前，我国有6000万留守儿童，其中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其中，不乏确实因工作繁忙无法脱身回家的情况，但更多的是父母责任心的缺失。由此，造成未成年儿童得不到有效监护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有些人认为，将孩子养至三岁送进幼儿园就是将孩子完全托付给了学校和政府，自己不再承担教育陪伴孩子的责任。这样的观点贻害无穷。离开父母的监护，儿童难以形成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灯塔”“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家教。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的生活中没有亲密的模范，是非观、价值观容易出现偏差。是非观又并非简单的对与错，而是对很多事情的对错建立起
7、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是连续的，对错的严重程度，更需要从自己的错误和父母对自己的反应中学习并且掌握。缺乏父母的言传身教，孩子很容易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有些父母在心理上觉得亏欠孩子，为此他们便用金钱来弥补对孩子的爱。父母的此种行为不但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还会导致孩子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等不良习惯。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和疏远感会让留守儿童对生活失去信心。家庭温暖的缺失使留守儿童心理方面产生了变异，他们多在性格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郁和孤僻，往往无法承受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很容易失去生活信心，被动地承受一切，封闭自己的内心，很难融入正常的同龄人群体，极容易走上自伤或伤人的歧途。比如，未成年人偷窃、弑师、杀友
8、等事件频现，有调查显示，大部分问题少年都有留守经历。再比如，从 2、给定资料：2016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6月29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是一名孕妇，在受到派出所传唤近8个小时后流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民警在口头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在候问期间发生孕妇流产的损害后果。据此，法院判决，公安机关
9、应当赔偿医疗费损失。执法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秩序，是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除了公安，其他行政执法领域同样存在执法不文明的现象。个别执法人员的不文明执法行为，导致整个执法群体不断受到质疑，遇到具体事件时甚至陷入“说什么都不信，怎么干都不行”的“塔西佗陷阱”。江苏省南京市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反映，现在公安机关对于文明执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从执法态度到执法程序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但之所以还会出现不文明执法行为，就是因为个别警务人员缺少“高压线意识”，在执法遇到困难时，往往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正常方法解决困难，而是想尽快突破。尤其是遇到被管理人阻碍执法的时候，执法人员会在情急之下作出一些不
10、符合法律法规的执法行为，不仅导致正常的执法行为被质疑，而且执法正当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始终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法依规执法，对粗暴执法、暴力执法零容忍。”为了解决城管行政执法随意性的问题，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推行了“标准化执法”，设置指挥、案审、执行、服务、队伍管理、效能监察等“六个中心”，确保执法在法治化轨道高效运行，同时将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执行权相分离，还为72种常见的违法行为“量身定制”了一套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城管的标准化执法换来了百姓的理解，赢得了群众的称赞。一位水果店老板说：“该咋办就咋办，城管要处罚我，就必须拿出证据，让我心服口服。”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表示：
11、“城管要重拾百姓信任，关键就在于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201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对当场盘问、检查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进行视、音频记录，且至少保存6个月，如果记录被作为行政、刑事案件证据使用，或者当事人有阻碍执法、妨害公务行为的，应当永久保存。规定一出，社会反响强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表示，执法全过程记录有利于防止警察权力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同样也是对警察的保护，“只有包括警察和公众在内的全社会，对执法文明形成更多共识，才能共同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麦克风的时代，执法活动时刻处
12、于公众视野内，接受着“放大镜”的审视，这对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是规则之治，但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情感，事实之中有着难解的缘由。如果单纯从法律技术角度处理，有时候不仅难以有效解决，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教育引导执法人员增强依法履职、尊重人权的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尤为重要。执法人员既要熟练掌握法律法规，又要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既要严格遵守法律，又要善于运用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如此才能实现案结事了，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5.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深圳交出的成绩单颇为“惊艳”。2015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公布了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5，
13、深圳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法治政府评估中名列第一。深圳法治实践成为全国法治城市的典范。近年来，深圳明确提出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战略，并部署“三个阶段、23项专项行动”，以分阶段、抓项目的方式，推动深圳法治政府建设。2015年，深圳市委出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重点工作方案和六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深圳实际对中央提出的法治建设要求加以明确、落实和执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是核心要素。回顾深圳建设法治政府的发展历程，力度之大不啻为一场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深圳在全国最早建立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目前指标体系涵盖10个大项、
14、46个子项、212个细项。为强化考评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市政府还将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分值由2014年的8分，提高到2015年的区政府和市政府A类部门9分、市政府B类部门10分。根据“给定资料2”，谈谈对不文明执法现象的认识。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答案】：对于不文明执法现象，必须零容忍，保证依法依规执法。这是由于它不仅会损害执法正当性，而且会导致整个执法群体受到质疑。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部分执法人员缺少“高压线意识”，在执法时突破正常程序。为杜绝这种现象，必须教导执法人员熟练掌握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准确把握社情民意，善于运用道德规范和公序
15、良俗开展工作，同时要推行“标准化执法”，将执法行为进行视音频记录，提升执法效果，维护法律尊严。 3、给定资料：许多人是以独生子女的身份长大的。他们有着寂寞孤独的回忆，偶尔还有幻想的朋友。独生子女家庭中，因缺少兄弟姐妹关系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导致的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和精神问题是十分显著的。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任性”“爱发脾气”“不尊敬师长”和“不团结合作”等。独生子女在家里只能与成人相处，极易养成孤独、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等心理问题。社区活动参与少，不合群，合作意识弱，智力和身心疲惫，缺乏童年乐趣，都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溺爱和放纵几乎成了早期教育的通病
16、，祖父辈过度溺爱孩子，父母包办代替，独生子女动手机会减少，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生于威海、现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上学的23岁女孩杰茜卡说：“的确，父母都去上班的时候，我有很多时间是独自在家的，这可能是我比较内向的原因之一。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典型自私的独生子女，我也的确不知道有兄弟姐妹的好处，但我喜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30岁的黄海涛非常担忧孩子以后会比自己这一代人还要孤独，因为下一代孩子连姨姨、叔叔、表亲都没有。“我小时候还有一群表亲玩耍，他们就像我的亲兄弟姐妹一样。”黄海涛说，“我女儿将比我还孤独，她连表亲都没有。”预计到21世纪中期，中国每3个人中有1人超过60岁，而供养他们的有工作的
17、成年人比例逐渐减小。规模较小的亲密家庭单元意味着可得到的支持更少，而独生子女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压力更大。邦妮对自己和丈夫将要应对照顾4位老人和2个孩子的情况感到忧虑。她说：“送去养老院的人越来越多。传统上，绝大多数老人自己住，或者和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但我们还年轻，总是忙着学习和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照顾我们的父母。”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短缺等新的压力，独生子女一代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独生子女一代多表示，在成长过程中最常听人说的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受眷顾的一代，没有体验过贫穷和动荡。不过突然之间，他们意识到要独自承担起“上有四老下有小”的
18、重任。给定资料4：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召开常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在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对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作了调整完善。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些准备生育二孩的家庭担心产假等方面的福利问题跟不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就此表态，随着我国人口形势和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发生变化，国家不宜再提倡晚婚晚育，因此2015年年底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了对晚婚的奖励假，但是同时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生育二孩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据悉，已经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省份，参照原条例中有关公民晚婚晚育假期的规定，均
19、制定了延长生育假、配偶陪产假奖励等具体的政策措施，有的省生育假延长30天，有的省延长60天，同时还制定了7至25天不等的配偶陪产假。家庭生育二孩，面临最大的压力就是医疗和教育占比很大。在回答政府将出台什么政策，缓解家庭生育二孩的经济压力时，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政府将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如增加公立幼儿园数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就医方面加强妇幼保健的服务能力，健全服务网络，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另外，“单独两孩”实施后，生育二孩要办理生育审批，一个
20、流程下来，需要十几个工作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准确掌握生育信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可到一方户口所在地或现居住地办理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各省（区、市）制订。符合条件要求再生育的，仍需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卫计部门将进一步简化程序，方便群众。【答案】：爱家从生“二孩”开始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给家人带来温暖和欢笑。“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是一项得民心、应民意的好政策。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生育二孩或许有后顾之忧，但政府正在着手为生育“二孩”提供更多保障，减轻“二孩”家庭的负担，我们需要借改革之机转变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在孤独中长大，对于他们性格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
21、不利，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自私、任性等。同时，由于家庭的溺爱，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而“421”的家庭结构，更是给独生子女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政府正在积极营造“二孩文化”的氛围和条件，尽最大努力解决“二孩”家庭的顾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生育二孩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的福利待遇。同时，政府将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并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简化程序等，使民众得到切实的方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家庭更加和谐幸福，希望大家积极响应“二孩”政策！ 4、给定资料：现在，有一些人口
22、无遮拦，屡出“最牛官话”“雷语”，丝毫没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说错话”。面对群众的质疑，面对舆论的“围观”，要么三缄其口，做什么都不说的“泥菩萨”；要么套话连篇，做“空心传声筒”的“太极手”。其结果，不仅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问题变成大事件，小矛盾酿成大危机。官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应处处谨言慎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
23、一句话、两句话。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在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吴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这一言论，引起了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剧情却在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反转。3月13日，陆昊省长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直言：“井上职工欠薪我们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改了，还要努力解决问题，同时深刻吸取教训。”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网友直呼“省长都被骗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陆昊省长说错话一事，没有遭到舆论的“炮轰”，相反，舆论还对其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
24、给予了点赞。“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很多时候，官员之所以害怕面对媒体，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舆论不允许官员说错话。因此，一个官员说话稍有不慎，或者考虑得不太周全，就会被网友斥之为“说谎”，甚至归结为“雷语”，进而对其开启“痛批”模式。迫于舆论的压力，部分说错话的官员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如果说，那些因为说错话遭到舆论“围攻”的官员，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员代表的舆论遭遇就颇有点冤枉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对于近年来屡次提到的法官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政协委员朱某认为，法官待遇应达到30万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万。2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
25、此言一出，立即就引来了网民无数的“板砖”，更有些网友愤怒的质问朱某，“到底在替谁说话”。朱某的话说错了吗？未必。只不过是，他说的话没有迎合民意。但是，这样的声音虽然说不上是“好声音”，但是至少是“真声音”。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应该是既要容得下悦耳的“好声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声音”。其实，不少人都呼吁过“允许官员说错话”。王岐山2004年在任职北京市市长时，就曾经说过，“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类似的话，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08年在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时
26、也说过，“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答案】：“允许官员说错话”是一种宽容，彰显舆论进步。舆论对官员言论要求严格，不允许其说错话，导致官员因舆论压力而不敢讲真话，或是照本宣科，这不仅影响官员的公信力，也不利于民众了解实情。事实上，官员不可能总是对的，允许其说错话，对官员来说，是一种舆论松绑；对民众而言，意味着将会听到更多“真声音”。因此，民众应调整心态，对官员多些宽容；官员要勇于承认错误，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 5、给定资料：“扶贫先扶志，一个不愿奋斗、只知道等靠要的人，你能帮他
27、真正脱贫吗？文化扶贫，扶其志气，扶其精神，迫不及待。”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表示，在全国吹响扶贫攻坚号角的背景下，文化扶贫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化企业应当积极参与扶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系列优秀的农村题材文化作品，激发农村青少年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激发农村脱贫的内在动力。龚曙光长期关注扶贫问题。他介绍，贫困的因素很多，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健康因素等广为人知，但文化因素容易被忽视。“由于文化的缺失，精神的贫弱，造成整个家庭的生存能力的缺乏，并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他打了一比方，比如有的农民害怕市场和开拓，政府给免息贷款，鼓励他们发展产业，他们也拒绝，而是守着家里几亩薄田，过着贫困生活。“在这种意义上，
28、文化扶贫和经济扶贫，是各有其用、并行不悖的两种方式，而且文化扶贫更能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龚曙光表示，文化扶贫能扶志、更新农民的思想，有效破除“等靠要”观念，起到固本培元的作用。但是，相比大量人力、资金、产业项目进入农村，文化扶贫的内容则严重偏少，尤其缺乏一些满足和刺激农村发展精神需求的文化作品。“当年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激励了很多农村青少年奋斗，最终走出农村，不仅帮家里脱贫，还成为城市发展的引领者和建设者，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作品。”龚曙光表示，扶贫攻坚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有爱心者应当参与进来，文化企业更责无旁贷。所以，他建议文化企业要加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批新时期优秀农村文
29、学作品，引导农村青年一代积极向上。同时，文化企业也可以通过免费捐赠等途径，让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下乡，满足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给定资料”中提到“扶贫先扶志”，请你从对这句话引发的思考说开去，写一篇文章。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见解明确、深刻；(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3)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4)1000字左右。【答案】：例文：脱贫拒绝“等靠要”文化脱贫志需高“实现精准扶贫，要做到扶贫先扶志。”志气提升主要来自学识、素养等文化内涵的提升，因此，我们要重视精准扶贫中文化对人心的浸润。可以说，文化脱贫比经济脱贫更重要。一个没有学识素养之人，难免缺乏“我要脱贫”的
30、志气，而其脱贫主观意愿不强，是很难脱离贫困的。扶贫就要先扶志，通过文化扶贫，提升扶贫的效果。过去扶贫，人们往往会拿些淘汰的旧衣裳、旧书籍送到贫困地区去，这样并不能完全满足贫困地区的实际需要。我们要做到“精准扶贫”，更要“精品扶贫”，通过文化扶贫的手段，利用优秀的各类文艺作品去满足贫困地区的文化需求，这样才能起到更大的教化作用，发挥更强的引领功能。文化扶贫有利于精准扶贫。长期以来，人们较多从物质或经济、技术层面来看待贫困问题，而忽视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而经济贫困的背后正是文化的贫困。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要找到贫困的症结，才能做到精准扶贫。而贫困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文化的贫困，
31、所以扶贫就要先扶人，“治贫”必先“治愚”。曾经有位记者采访西北的一个放羊娃，问他“你每天干什么？”“放羊。”“放羊为了什么？”“挣钱。”“挣了钱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生娃。”“生了娃，让他干什么？”“放羊。”可想而知，如果不先治愚，脱贫之日遥遥无期，精准扶贫更无从谈起。文化扶贫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贫困地区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容易被忽视，导致一些低俗愚昧的陋习滋生，这就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当地社会治安也因此受到挑战。有些贫困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有病不吃药，大神跳一跳”的恶俗。这些恶俗不仅腐蚀人们的思想，阻碍先进文化的传播，而且还扰乱社会秩序，阻碍和谐社会建设。所以，要开展文
32、化扶贫，普及科学知识，丰富文化生活。只有文化素养提升了，低俗文化才会无处遁形，高雅文化、正能量才能占领高地，国家自然国泰民安。实现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建设不可缺位。正所谓“没有文化富不了，有了文化穷不长”，扶贫先扶志，文化扶贫有利于提高贫困地区人民脱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人民志气，摆脱旧时“等靠要”的脱贫方式，让脱贫更加容易。 6、给定资料1：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个目标要求。在推进的方略上，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型升级：在农业的经营体系上，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在农业的生产体系上，要加
33、快农业的科技创新推广，发挥物质、技术、装备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农业增长动力的转换；在农业的产业体系上，要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发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在工作布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郊区、国家垦区，还有国家确定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在“十三五”末要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给定资料2：2015年起，随着L市“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南川区借助这股东风，以农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为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趟了路子”。前段时间，南川区石墙镇楼岭村忙碌起来，他们建立了笋竹合作社，采取“大户+农户”的方式，“一对一”进行技术指导，并与南川某食品有限公司签订鲜笋收购协
34、议，让荒废的刺黑竹有了“用武之地”。和【答案】：例文：以农业现代化助推全面小康“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是始终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的“三农梦”。“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农业，农业稳则社会稳，农业强则经济强。经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与城市现代化生产生活相比仍有差距。“十三五”期间，我们要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确保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农业现代化助力扶贫攻坚。“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可见，能否打好扶贫攻坚战决定着小康社会的建成。对此，南川区做出了
35、表率。南川区借助扶贫攻坚的东风，全面发展智慧农业，大力延伸农业产业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以农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如今的南川，贫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公共服务事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村级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南川区的成功启示我们：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就会逐步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稳定繁荣和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从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农业现代化助力社会和谐。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他用朴实的话语提醒执政者：百姓只有获得稳固的收入，才能避免违法乱纪的行为。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人口数量庞大，若是缺乏稳固
36、收入，容易导致违法乱纪行为出现，必然破坏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农业现代化设施装备应用水平较低，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只有尽快完成农业现代化建设，才能为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打开通道。小康社会，是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需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打牢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更是国家安定、人民安康的根本。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农业现代化”，我们迫切需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步伐，推进农业现代化。唯有补齐农业短板，才能稳民心、安天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7、给定资料：
37、2015年12月6日，一则名为S市城管也太欺负外地人了的帖子让H省S市城管和退休干部毕某成为舆论焦点。毕某发帖说，12月4日下午，他在S市Y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城管剪断，衣物和车辆均被城管扣走，致其身穿裤头徒步街头，多次交涉均未取回衣物，在4个多小时里身心受到羞辱。12月7日凌晨，S市委宣传部发通报称，事发时毕某的车辆违规停放，因当时找不到车主，执法人员依规对车辆进行暂时扣押。对执法不够人性化，Y区政府道歉，并责成涉事城管深刻检讨，对责任人停职。对此，毕某认为通报诚意不足，目前没人向他当面致歉，他要求当地城管局局长亲自向他说明此事。此外，他表示将起诉当地城管局，要求其赔偿人格损
38、害1元钱，并登报致歉。12月8日下午.S市Y区副区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和两名涉事城管执法队员，登门向毕某道歉。毕某当场表示，接受道歉。12月12日，网上有文章称毕某存在炒作嫌疑，并有视频为证。对此，毕某承认有所隐瞒，向公众及媒体道歉。该事件从帖子发布后受到大量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下面是一些网民的网上留言：网民1：拘押物品连衣服都扣了？还当天取不出来？是蛮横惯了，当事人不在，随意扣押物品，城管有这么大权力？网民2：厅官短裤行是对“城管的恶俗”营销，我们不该嘲笑奚落一个老人的偏执与“恶俗”，而应该感谢他，以自损人格的方式，向一切不公和野蛮叫板，以“恶俗”的方式，“营销”一个城管队伍的恶俗、强势和霸
39、蛮。网民3：他违章停车，城管合理执法，干吗要处罚城管，就因为对方是厅官？网民4：S市政府为城管人员在文明执法和人性化执法方面存在不足，已经公开道歉了，按照“上帝归上帝、撒旦归撒旦”原则，建议毕先生也该公开道歉，为您乱停乱放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道歉。网民5：不论他们谁对谁错，如果对方不是一个退休干部，结果会是怎样？这只是一件寻常事，只是当事人身份不同，才会引发这么大的舆论争议。网民6：很多人起初一听城管又欺人了，牙咬得嘎嘎响。后来一听是厅官，就乐得不行了，直呼“城管终于做了一回好事”，告诫毕某在Y区的处理意见面前“应该知足”。这种有选择性的同情与站队，非常不理性，也没有法治定力。今天你无原则地为
40、城管执了一回领导的法而叫好，明天你被粗暴无人性的执法找上门来时，你想要的公正公平与人性化，便会离你远去。S市“隔空一枪”，千万别以为你就不是受害者。【答案】：网民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S市城管执法不规范，文明执法和人性化执法欠缺，应该予以曝光。二是毕某有错在先，应公开道歉。三是舆论选择性站队，官民有差别对待，城管执法应该公正公平与人性化。四是政府机构应明确态度，依法依规处理类似事件。五是S市应进一步细化完善城市治理举措，建立健全舆情预警处置机制。 8、给定资料：在国外儿童保护体系中，家庭是首要责任主体。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儿童保护及其他福利权利，国家和社会在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方面承担补充责任
41、，强调儿童的养育和保护的首要责任主体是父母和家庭。美国也是如此，在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经过百年的发展后，最终形成了明确的政策指向，进一步肯定了家庭对于保护弱势儿童的核心地位。由于家庭是儿童的成长最佳环境，对弱势儿童的救助国家注重维持其家庭环境的完整与良好，并尽量为儿童提供永久性的家庭安置，以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对于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无法实施有效监护的家庭，国家还会通过“监护权转移”的方式，剥夺父母监护权，并对监护权转移之后的工作进行系统性追踪。美国父母对孩子的照护权及监护权弹性浮动，一切以孩子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24小时都处在直接监护下，否则监护人就有可能犯
42、“忽视儿童罪”。任何人见到儿童被忽视而不举报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美国人特别喜欢管“邻居家的闲事”。接到举报的儿童福利工作者核实后如发现确有儿童遭虐待或忽视的情况，儿童保护机构或法院会评估案件，决定采取何种干预措施。根据案情轻重，干预措施可以是志愿性的协助或服务，也可以是法庭强制性的监管措施，甚至中止父母的监护权。针对被剥夺监护权的家庭，通常政府会介入，孩子由政府福利机构暂时收养，直到找到合法合格的临时监护人。对于这些父母，儿童保护方面的机构会安排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对其进行心理矫正辅导，辅导结束后再由相关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合格者才能再次获得孩子的抚养权。“转移监护权要求整套社会和法律系统有很高的
43、成熟度，在转移监护权之后，不但能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更要有利于孩子的精神和心理成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中国一些地方也曾将孩子交给民政部门监护，但民政部门实际很难监护好孩子。对于中国是否适合美国式的监护干预制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指出，除了儿童群体极其庞大之外，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让合适的个人或机构来替代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责任，也没有专门而稳定的财政支出来承担各项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执法部门无法强制性地帮助一些孩子脱离已经深陷其中的生活和心理泥淖。”给定资料5：在与外出打工父母对话的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我们在外面太远顾不上，就只能让老师多费心”的
44、话。在北京做快递员的王全生有时候送完快递已经是晚上9点多，周末也不能休息，“我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哪有空想孩子这事儿那事儿的。在学校就是交给老师了，放学有他爷他奶奶看着。”面对“你关注过孩子的心理状况吗，关注过他的性格、情绪吗”等问题，王全生撂下一句“我小时候也没人管过我啥心理啥情绪，农村孩子，不都是这么胡乱长大的”，骑着电动三轮车奔向下一个送货点。更有年轻人生了孩子就扔回老家，除了偶尔寄钱回去，完全没有想过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打工的时候遇上了我老公就在一起了，有了孩子就生了，没想太多，也没啥计划。”25岁的陈玉妹在河南漯河做美甲师。每天晚上下了班，她都会去公园跳舞，或者约
45、同事逛街。“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孩子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根本不想过那种一天做三顿饭，伺候孩子伺候鸡、猪，三五天也洗不上一次澡，一年在地里也刨不出两万块钱的日子。”毕节四个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的惨剧发生后，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问责：七星关区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另有乡干部、村干部、学校老师受到纪律处分。“据了解孩子的母亲离家不归，外出打工的父亲在事发前一段时间也联系不上，孩子们出了事，相关干部和老师被问责，家长却没有被追责，这会不会鼓励更多的家长对孩子不负责任，完全指望政府？”当地一位不愿意透
46、露姓名的人士道出了疑惑。【答案】：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儿童监护在制度建设和思想意识方面均有较大差距。第一，我国儿童保护工作中缺少对家庭责任的监管制度。美国关于家庭责任的法律较健全，而我国在这方面有欠缺，儿童受到伤害后很少追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对于脱离家庭监护的孩子，我国政府目前很难替代家庭监护。第二，我国家庭监护意识不足。很多家长缺乏监护责任意识，“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对家庭责任的重视不够，留守儿童出现事故后只追究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责任，而忽视监护人责任，不利于家庭监管意识的形成。 9、给定资料：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社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
47、简称意见）。意见对指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须依法“管民”，而“民”（泛指自然人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诉（俗称“民告官”）。政府部门官员的情绪则远逊于“民”，或埋怨，或尴尬，或困惑，或漠视，甚或觉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耻辱”。几年后，态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
48、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门的首长或不愿、不敢出庭应诉，或出庭应诉却不“应声”，一言不发，形同虚设，或指派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到庭应付一下了事。时下行政部门延聘律师当自己的法律顾问，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临头，临时寻找一位律师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师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长的职能。就法律知识、诉讼程序、现场应变、辩论能力而言，律师自然比行政首长厉害，但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本案件的症结所在以及应诉时将作何种“让步”、将有何种结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唯有行政首长心知肚明，律师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长在庭上所摆出的事实、所陈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态度，都不仅仅是一个言语的“分寸感”、法律的“适应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长应诉就显得极为重要。与民事诉讼一样，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绝对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众轻视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来控告政府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红头文件”）的不合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堪为民意、民声的极致，政府强化行政应诉，是一种对民意、民声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则由法院来定夺裁决。人们常说：政府权力是“国之公器”。这是因为它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体、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其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护卫着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