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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通典的体例与内容论杜佑的国家治理思想部同类）以“礼”书为首，续以“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书。汉书“志”部以“律历志”为首，后续“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和“艺文”等志。后汉书“志”部与汉书一般，起于“律历志”，后续序列与汉书有所不同，列有“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和“舆服”等志。晋书“志”部以“天文志”为首，“地理志”次之，其后依次为“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和“刑法”等志。宋书“志”部的节目排列依次为“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和“百官”等志。南齐书的“志”部序列几
2、乎与宋书相同，分别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和“五行”等志。魏书的“志”部较为特别，首创了记录佛道的宗教志，其排列顺序为“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和“释老”等志。隋书“志”部首发“礼仪”，后续于“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和“經籍”等志。综上所述，通典之前的史籍在“志”部多以“礼”“律历”为首，迥异于通典以“食货”居首的作法，甚至其余诸条次序和内容亦与通典的安排存在着显著差异。另外，前文提到郑鹤声先生认为通典实以刘秩政典为蓝本，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在体例安排上得于验证呢？在旧唐书杜佑传中记载“
3、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8新唐书杜佑传载“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9由此观之，政典的体例安排效法周礼，依“六官”分门别类，同样有别于通典的体例编排。总之，杜佑在通典的门类编排上表现出与前代史书明显的不同。为何杜佑在这个方面要标新立异呢？或者说，在体例安排上表现出如此显著的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反映杜佑编纂通典意图的直接文献大致有四篇：通典自序（写于公元771年）、进通典表（801年）、理道要决自序（803年）、进理道要决表（803年）。理道要决共十卷，是由杜佑亲自编撰的针对通典的导读性著作，明代以后即已失传。10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写道：
4、“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序，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
5、，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1由是可知，通典看似不同往常的体例设置是基于杜佑对治理国家的深刻思考。在杜佑看来，治理国家的核心在于教化民众，而百姓得于教化的前提就必须使其“衣食足”，这既有经典依据，如易洪范，也是古贤遗志的延续，如管子、孔子。保障和满足民众的食货需求是推行教化的首要任务，那么其次又当如何呢？在杜佑的理解中，教化并非一般意义上有知识者对无知者的教育和改造，而似乎是中国古典意义上的“以吏为师”，官员对民众的教育和改造，故而才有“教化在乎设职官”。获得优质职官的前提就在于通过一套程序和手段辨明并选拔出既符合职官要求，又优秀的、能干的、有德行的官吏，即所谓透过“精
6、选举”而“审官才”。职是之故，在保障民众基本的或较好的物质生活，也就是国家的经济生产得到有效的组织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改造民众的品行，使其精神生活也能得到提高。这一系列措施就是选拔出色的管理者（也是教育者），让这些管理者在其职权范围内推行优良的礼俗和文化，达到改良民众风俗和抚慰民众情绪的效果。美好的治理愿望与现实有限的治理手段总是会存在落差的，也就是任何优质的职官也无法杜绝违法犯罪的现象。因此，教化之余亦需要辅之于刑法，防非止恶，进而保障国家安全和民众的正常生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杜佑在“食货”之后，就编列了“选举”“职官”“礼”“乐”“刑”部类。以上皆基于对内改造，即国民改造。由内至外，便剩下
7、国家的区域设置和边疆布防。因此，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自然要包含“州郡”和“边防”两块。前文分析了通典的“九门”体例，接下来再考察食货典编排方式。食货典包含了“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赋税”“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轻重”等项。这里首推“田制”（包括“水利田”“屯田”），再论“乡党”，是由于田地的授予、分配、整理等均需由地方性的威权人物“乡党”（类似于周代的“牧民之官”）来协助地方政府管理田制通典不仅在体例安排上如此严密，而且充实这些节目的内容也极富针对性。这反映了杜佑国家治理思想另一个特色：务实可用。杜佑曾在进表中批评过古
8、代经典在国家治理方面上“理深行浅”的缺陷：“夫孝经、尚书、诗、礼、易、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岂达精深，辄肆荒唐，试为臆度。”13诸如孝经尚书诗礼易传等经典在论述治理国家的根本理论上表现得极为优秀，甚至可以百世遵奉，但是任何治国的理念或理论都需要落实在实际的治理行为和方式中。在杜佑看来，古代经典中的治国理念大多停留在动听的言辞上，很少论述到具体的操作流程和运行方法，即所谓“罕存法制”。倘若徒有精妙的治国之理，而无切实可用的“法制”操作流程和运行方法，那么安邦治国之理也只能憾成空言。综上所述，杜佑在通典的
9、体例编排上的精心筹谋，不仅具体地反映了其重视提升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而且还表达出十分重视治国理政理念的现实可操作性。当然就目前引用的文献来看，得出这两个观点显得十分轻率，所以下文需要深入到通典的具体内容中给出足够的证据。三、通典食货典重视民众物质生活的内容为了提高和保障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通典首列“食货”门，而“食货”门以“田制”为首。在农业社会，民众物质生活的保障和提高尽在农业，也就是老百姓得有田种，有粮收。因此，“田制”开篇就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14民众能否生存取决于粮食有无多寡，
10、而粮食有无多寡取决于田地有无多寡。因此，国家治理根本之处在于保障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这就取决于分配给民众田地的数量。民众得到足够的田地，不仅保障自身口粮，还能够上缴充足的税粮和完成足量的徭役。如果田地开辟足够、分配合适，就会出现如下理想境况：“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15当然，分配民众于田地，并非无条件的赐赠，而是要按照政府要求来交税。但是有鉴于过往税收之法的弊病，杜佑提出“以随其受田，税其所植”的缴税方式，认为如果“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强制命令百姓上缴“货币”，那么就出现“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
11、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往复受弊，无有已时”16民众难安其业的局面。因此，田制的设置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经济生活，而且间接影响到国家税收和国力的强盛。杜佑曾分析过商鞅变革周代田制而使秦国富强的道理，他说：“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伙，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17满足民众初获田产的愿望并不意味民众能够长期持有曾经属于自己的田产，因为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杜佑在通典中回顾历史上两次重大的田制变迁：“夫地
12、载而不弃也，一着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踰僭兴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又为隐核，隐核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18第一次变迁来自于由商鞅主导的变法，废除井界，鼓励开垦荒田，实现了一定程度上土地私有。第二次变迁是秦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得政府无法精确掌握土地私有的情况，为了方便征税派役，进而催生出土地登记制度和实施此制度的吏员队伍。但杜佑对吏员执行土地登记制度以及征税派役的行政工作表示出极大的怀疑。因此
13、，杜佑详考周秦以至唐中期以来的田制沿革，说明土地兼并对国家治理的危害，进而通过积极有效的田制来遏制土地兼并，实现所谓的“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若使豪人占田过制，富等公侯，是专封也;卖买由己，是专地也。欲无流窜，不亦难乎！”19除田制之外，杜佑还对户籍管理、基层组织和行政、水利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如何保障民众的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杜佑借用徐干（字伟长，公元170217年）中论论户口户籍之语来阐述户籍管理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
14、唯审人数乎！”20户籍管理能够为政府分配土地、征缴役税、补充兵力和财政等工作奠定了基础。杜佑又云：“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21这里剖析了上古时代政府通过“设井制亩”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的效用和意义。在杜
15、佑的分析中，“井”（八家八宅为一井）这种基层组织能够表现出十种效用：一是不浪费土地;二是不损害百姓;三是风俗同化;四是巧拙相齐;五是财货互通;六是同存共亡;七是出入相互督促;八是嫁娶无碍;九是互通有无;十是患难互助。由此来看，在杜佑的设想中，基层组织的存在能够从住宅、风俗、社交成本、居住安全、社会救助等诸多方面大大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杜佑在食货水利田中详论水利建设对国家强大和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影响，如引用史起“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22的故事说明水利建设改善民众生活的作用。杜佑不僅能够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佐证水利工程对农民农业的重要性，其实他的具体行政也深受这一观念的支配。据新唐书杜佑传记
16、载，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时，“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23不难发现，通典开篇就通过各个方面强调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以及改善民众生活对国家治理的意义。因此，杜佑透过编撰通典所要表达的治国理念就是以民众的经济生活作为理（治）道先导的民本主义。注释：1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古代经典）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则肆荒虚，诚为臆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又在理道要决自序（理道要决是杜佑亲自编撰的通典精简版）表露同样的心迹：“隋季文博理（治）道集，多主于规谏
17、，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玉海卷五一艺文典故，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简言之，杜佑自认对国家治理（理道或治道）颇有心得，亦有发明，所以通典能够弥补前人“仅记言无法制”“多规谏少体会”等短处，正如其在通典自序所言“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3清代王鸣盛曾批评杜佑作通典多“取自他人”，“攘为己有”，以“政典为兰本，乃自序中只字不及”。杜佑年谱的作者郑鹤声先生也认为“通典之作，实以刘秩政典为兰本，佑不过略加损益而已，大体无甚出入”（杜佑年谱，第43页）。傅振伦先生亦指出
18、“刘秩政典为杜佑通典所本”（刘知几年谱，第14页）。王树民先生认为通典完全承袭了政典（中国史学史纲要，第115页）。4陈光崇：刘秩事辑考，史学史研究，1983（2）。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2-84页。6李之勤：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3）。7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过：“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道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宦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翫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辍废。”不难看出，杜佑修通典无疑是想立言存世，
19、用于治理国家。8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923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89，5088页。10有人認为理道要决仅是通典的极简版，在文献价值上无存在的必要。但是又有学者指出理道要决至少还应该有以下几种价值：一、补充了通典在理论概括上的短板;二、相较通典，部分文字更为精当;三、由于与通典存在文字歧异，可以作为互校互勘之用;四、保有若干通典未载之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参见岳珍：杜佑理道要决辑考，文献，2004（3）。11131415161819202122（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3，296，295-296，3，3，56，54，33页。12杨晓宜：杜佑理想社会之建构以通典食货典为中心，早期中国史研究，2015（6）：第48页。1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5-60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