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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的礼器和日用器物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分散物，中国古代的礼器和日用器物，是增加 对中国古代历史 的感知，生疏古代社会生活的具风光貌，以及探求它的进展特点和规律的重要介质之一。古代 礼器和日用器物，尽管是物质形态的一种存在，我们却不能仅仅把它们看作物质文化的东 西，由于它们往往包含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内容。尤其是礼器，和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 以及政治制度有着极其亲热的关系。第一节日用器物和礼器的产生古代礼器是在日用器物的根底上进展形成的。在此，我们首先争辩日用器物的产生问题。一、日用器物的产生人类诞生之后，便摆脱了仅仅利用自然“工具”的那种出于动物本能的“劳动”形式，跃进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
2、劳动阶段。也就是说，人类最初制造的器物，首 先是生产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在最初还谈不上有什么严格意义的日用器物，由于 那时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实在是太低了。只是由于生活的一些起码的需要，有些生产工具兼 具生活用器的功能，因而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经常是同一的。例如一根加过工的木棒，本 用于狩猎，在人们需要时，又可用作手杖或烤肉的支架。又如一把石刀，既可用于剥削兽 皮的生产，又可充作切肉的餐刀。总之，人类要生存，就必需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以 期尽可能地供给自己最低限度而又毫无保障的需要。那时所谓生活日用器物是格外粗糙简 陋的。经过长期困难的劳动，生产有了进展，人类自身的体质、智力也有了提 高。於是
3、生活器用 方面的某些需求日益迫切而且器物的制作也有了可能。从出土实物看，在旧石器时代中、 晚期的很多遗址中，如辽宁海城小孤山、北 京周口店山顶洞、宁夏水洞沟等遗址，都有骨 针、骨锥的觉察。山顶洞的骨 针长82毫米，最大直径3.3毫米。而小孤山的骨针针鼻 仍格外完好，显示了当时人类超群的钻孔技术。这些骨针，针体滑润，针尖圆锐，说明当 时人类已把握了较娴熟的缝纫技术。上述骨针、骨锥既是生产工具，也可作为中国古代 最早的日用器物的代表。山顶洞人及同时期的人类，已经过着渔猎和采 集的生活。他们既 然已能用针缝制兽皮衣服，那么他们完全可能缝制皮囊之类的东西，或缝制树皮器物，以 后那么衰落。汉后变成另一形
4、制，多小而浅腹，质地 也多有不同，并从食器中消逝，成为一 般器皿，如水盂之类。案具俎形似小凳，上横长方形板面，中心微凹，横板下两端有立足。1979年辽宁义县窖藏出 土的商代铜俎，周沿斜侈，立板式的俎足，俎的腹下悬有二枚铜铃，俎身饰有兽面纹。俎是用于切熟肉的砧板。孔子7岁时，就从其母学习“陈 俎豆、设礼容”，可见俎这种礼器的使用也颇有讲究。同时俎也用于日常就餐。俎除铜制 外，还有用漆木制成的。史记项羽本纪中说：“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以俎肉拟人事的一个比方。山东高唐出土的庖厨俑， 呈现了古人使用刀俎的情形。酒器 酒器中又可分为盛酒、温酒、调酒、饮酒诸器种。盛酒器尊一般为侈口，高颈，鼓腹
5、或筒腹，圈足。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在石器时代就消 灭了陶尊，形制那么为大口或兼尖底。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一些为人注目的刻划符号，就 是刻在大口尊上的。这种尊可能是用来酿酒的。商代以后的铜尊，那么为盛酒器。在郑州铭 功路和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的遗址中，出土了我国目前最早的釉陶尊。这种釉陶尊，主要为 敞口、折肩、深腹、凹底的形制，个别已有圈足的。商末周初还有一种特大侈口、筒 状 的尊，学者或称之为“辄形尊”。西周中期的尊，有体卑、短颈、垂腹的特点。此外，有 的尊或有盖，或有鎏（把手），或方形，或圆口方体，不一而足。有名的四羊尊，就是方 尊的优秀代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曾出土 一件尊盘，尊立于盘
6、上，二者合为一体，尊 的口、腹及盘的周身，均有极其繁缗的透雕纹饰，它不仅造型精巧，而且是我国早在公元 前5世纪即把握了熔模技术确实证。还有一种形制更特别的鸟兽形尊，即尊的整体为一 立体的鸟兽外形，有盖、有流，且盖、流处理极奇异。如夔纹象尊的口盖，设於象背，而 盖纽又是一只小象，形成大象驮小象的艺术造形，格外生动。此外，还有鸟尊、鹃尊、驹 尊、犀尊、羊尊、虎尊，不胜枚举。尊又是酒礼器的通名，所以有些礼器，常自铭为“尊 彝”。壶一般为小口，有盖，长颈，圆腹，圈足，贯耳。用于盛酒，或兼盛 水。诗大雅韩奕云：“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指酒），以迎王师。”这些记载都可证明壶是酒器
7、。而仪礼特牲馈食礼：“壶濯及豆透”，又证明它兼或盛水。壶的消灭很早，石器 时代的磁山文化以及与其大致 同时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都已有了陶壶。不过后 者所出的陶壶形体较矮，与罐近似。仰韶时 期的陶壶，那么与瓶近似。以后的陶壶是商代铜壶的雏型。商晚时期还盛行一种椭圆形、宽 口、垂腹的壶，有 的还有提链，形体较大。西周中、晚期又消灭了方壶。使用时，常以一 方壶与一圆壶相配。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形体高大（高约122cm）,壶身饰以蟠曲龙纹, 有两个镂孔龙形大耳，圈足下伏有双兽。壶盖四周有莲瓣两层，盖中心立一振翼长鸣之鹤。 此壶构思精巧，一改商周以来礼器的庄重、静止风格，表达了春秋大变革时代的社会风貌。 春
8、秋战国时期的壶，形态繁多，纹饰亦趋写实。其中有瓠形壶、八棱壶、扁壶等，前二者 当是仿照匏器造形的作品。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圆壶和扁壶中还保存了战国时期的酒。 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嵌宴乐水陆攻战纹壶，描绘了战国时期贵族宴乐和水陆战争的场景。 汉时，壶又有变化，面多平素，圆者专名为锤，而方者那么专名为 钻，成为生活日用器物。 ft有高、扁两类，高者小敞口，短颈，广肩，削腹，圈足。口上有盖，肩有兽耳衔环，下腹前有鼻，鼻多作牛首形。扁者大口，广肩，圆鼓腹，高圈足，口亦有 盖，肩有兽形耳，但常无环。囊为大型盛酒器，也用于盛水。诗周南卷耳说：“我姑酌彼金囊”。又仪礼少牢馈食礼载：“司宫设囊水于洗东。”可以
9、为证。盘多作生活用器，也有时作礼器用。礼记礼器云: “庙堂之上，馨尊在昨，牺尊在西。”爨可能是从陶罐分化出来的一种容器，形体大，容量 多，如使用时，当是礼仪中的第一道酒具，即先要将囊中的酒分注于尊内，然后再用勺、 科挹入爵、觥等酒器。所以诗小雅蓼莪说：“瓶之罄矣，维蜃之耻”。瓶即包举尊 在内。蜃流行于商周，时间较短，战国虽有觉察，数量不多。当蜃衰之时，壶便盛行起来。 除前述圆爨之外，还有少数的方蜃。缶敛口，短颈或无颈，广肩，圆腹，足平底，有盖及环耳或链耳。少数缶或为方形。初 为陶制，后有铜制品，或充作礼器。礼记礼器说：“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 缶也是大型容酒器，兼用盛水。缶主要见于春秋战
10、国时期。有名的“栾书缶”，上有错金 铭文，是晋执政大夫栾书为祭祀其祖先所作之器。1955年蔡侯墓出土的4件缶自铭“盥 缶”，是为水器。而另外2件自铭为“尊缶”，那么为酒器。还有一种自铭为的酒器，形与罐缶相近，水平底。如“国差”，其铭日：“用实旨酒”。再如、甑，多作有用器物，概不备述。此外，尚有 如下一些中等盛酒器。方彝方口，方盖，方腹，或微鼓，方圈足。盖似四周坡的屋顶，盖上有柱钮或屋顶状钮。 还有的方彝，铸有附耳。彝本青铜礼器的通名，因上述形制的酒礼器没有准确的名称，后 人遂以方彝名之。方彝消灭于商代晚期，腹壁较直，商周之际那么腹壁外鼓。殷墟妇好墓曾 出土一件巨型两器联体的彝，名为偶方彝。西周
11、师遽方彝的腹内，有始终隔，将彝腹纵分 为二，一器可盛两种酒。方彝多有繁缗纹饰，与觥及鸟兽形尊都是酒器中的豪华礼器。方 彝自西周中期以后，即不常用。卤一般为小口，有盖，长颈，椭圆鼓腹，圈足，有提梁，挂于两肩。卤的体形近似扁壶。 因卤为中等盛酒器，最高统治者常用盛着酒的卤赏赐给有功的贵族。金文中每见赐品中有“矩曾一卤”的话。卤消灭于商代晚期，初形较圆，商周之际盛行，多为大口，形扁，腹 下垂。卤也有方形、直筒形、鸟兽形等。约在西周末，卤在礼器中即不常见。河南信阳蟒 张乡商代墓葬出土的铜卤中，保存了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酒。湖南湘潭荆州乡出土的量龙 纹 提梁铜卤是目前所见最大的铜卤。觥 椭口带流，有盖，椭
12、圆腹或方腹，圈足或四足，有鎏。盖多作兽形。去盖后，形似后 世带流有把的漱口盂。有的还附带小勺。觥屡见于典籍。诗周 南，卷耳说：“我姑 酌彼兜觥”，可见觥主要为盛酒器，或兼用于饮酒。觥的形制另有作牛角状者。解放后， 山西石楼桃花庄曾出土一件觥，形体近 于龙形，并饰有龙、蛇、蜥蜴等纹样，但整体轮廓 仍似牛角。此觥为商晚期物，说明它保存着觥的原型一一牛角。觥盛行于晚商及西周前期，西 周后期消亡。觥或写作II。温酒器爵口、颈浑一，口侈而狭长，前为流，后为尾。流的根部有两个立柱，柱顶圆帽。也有 的两个立柱向中靠拢，合成单柱，圆腹，凸圜底，三只棱锥 足，腹侧有塞图2）。爵的 形制多样，除上述最常见者，有方
13、腹四足的，带盖的，无柱的，或柱自颈部附出的。爵是 用于温酒的，所以其底或留有烟竟。晚期的爵，底烟少见，说明爵后来转向温酒与饮酒混 用，甚或多用为饮酒器C爵最初可能仿照了雀的外形C春秋时期，有的爵就做成雀形C铜 爵是 从陶爵进展而来的。目前觉察最早的铜爵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它也是 已觉察 的最早的青铜礼器。其形态与二里头的陶爵很近似，但制作规整，壁厚均匀。商代早期的 爵，器身与足明显分段，流短而狭，无柱，腹底平。晚期，凸圜底的爵盛行，流长而宽于 早期制品，多有柱。属于商代晚期的爵最多，到西周晚期，爵渐渐消逝，被有用、便利的杯子所代替。图2商代双柱铜爵角与爵相像，但口上无柱，无流，两端皆如爵尾
14、，呈锐长的角状。腹侧有茎。礼记礼 器云：“宗庙之祭尊者举解，卑者举角”。可见角为饮酒之器，但它主要用于温酒。 现今出土的角不多，它主要流行于商周之际。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谓角，是传统的说法，今 姑沿袭之。有一种酒 器形同一只牛角，角根处为器口，有盖。在30年月的殷墟开掘及 1953年江 苏丹徒西周墓的开掘中，均有这种角出土。容庚先生曾推断：“上述的角或 是 爵的变形，而此角方是真角”。此说是很有道理的。肆与爵相像，但形体大，正圆形，侈口，口上无流无尾，口缘有双柱，体侧有差。其足 或为袋足，或为实足，或为棱锥足。界主要用于温酒，在公元前二、三千年就已消灭了陶 弹，如属于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的遗存中
15、，就觉察了很多。不过陶肆的口沿上一般没有立 柱，而为侈口、大颈，以至有的颈特大，形成所谓束腰鹭。这直接影响了早期铜牛颈、腰 分段的形制。晚商的铜壁那么无明显的分段。商周之际肆的形体短粗，多为蹄足。铜肆中个 别有四足的。古籍中，礼器有所谓“散”，实即肆。调酒器一般为算口（口小腹大，有盖，大腹，管状流，大茎，三或四个 袋状足。四足者那么 为分裆，形体近方。秀的用途原不明白，王国维作说秀，（13）始论证为调酒之器。即用以调兑水与酒的浓淡，然后注入爵等酒器中备用。孤或兼用 以温酒。陶盍消灭得很早，如在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000年晚期遗址中，就有 垂腹式陶态出土。在良渚文化（前3000前2022年
16、）遗存中有了柱足的陶需。最早的 铜五，觉察于二里头早商遗址中。一般来说，较早的正多封顶，后侧开小口，前有仰首管 状流，袋足。殷墟妇好墓中也有溢出土。方溢的外形构造，也大体如此。商代晚期主要流 行圆腹需，流在前腹靠上。西周初还有方需流行，继而有圈足及短足的歪，以后渐衰。饮酒器M大侈口，细腰，高圈足，饮酒之器。在商代以前即有陶伽，如二里 头早期遗存中，有 盍、爵、辄的组合。考古所见商代最简洁或最根本的酒器组合，也是爵与辄。陶牌的外形 为小侈口，腰粗而短、平底，商代早期的铜 狮也大体如此。商代晚期的蒯:变为大侈，腰 细短。觎也有方形的。西周中期以后，牌和相关的某些酒器一起衰落了。解 侈口，短颈，鼓腹
17、，圈足，或有盖，形似尊而小。多为椭圆形或圆形，个别有方形的， 自铭为“饮壶”，或另立一类。解为饮酒器，其用途与期同。相传晋臣杜斐曾以举解罚饮 的方式，规谏平公遵守礼制，平公乃命该解为“杜举”。陶解消灭于公元前3000多年， 铜解盛行于商及周初，在春秋时期罕见，或自铭为端或专，如所谓义楚三专。近代学者王 国维作释解、角目、卮、，谓“此五字同声，亦当为同物。”（14）承尊器禁 长方体，中空，有的上面平素，有的上面有椭圆口三，以承尊、卤之类的礼器，器身 前后及左右均有繁缗纹饰或相应数目的长方孔。又有作正方体者，上承一器，如器铭所自 称的鼎卤、告田觥所附的器座，容庚先生认为“也应名之为禁。（15）禁的
18、用途，已见上 述。又据仪礼土冠礼：“尊于房户之间，两舸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由于酒戒也”。 长方形的禁觉察极少，除外流美国的一件，还有一件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均为西周初年 之器。1979年河南淅川春秋楚墓出土了一件铸造精巧的铜禁，饰有镂空多层云纹，四周攀 附12只虎，又以10只虎作为支足，是件罕见的国宝。水器鉴 大口，圆腹，口沿下有二或四个兽耳，平底。有的鉴作方形。鉴是 盛冰鉴容之器，故 鉴的古文字即为人立冰器之侧，俯首照容之形。巨型的鉴，也用于沐浴。庄子那么阳 说到：“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滥即鉴。鉴又可盛冰，用以防暑降温或冷藏食物， 即周礼天官凌人所谓的“冰 鉴”
19、。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光鉴是吴王光嫁 女儿的陪嫁，为春秋 时期的有名器物。河南汲县山彪镇魏墓出土的一对水陆攻战纹鉴，以 其精巧、生动的水陆两栖战斗的图像而为世人所重.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十一对冰鉴， 鉴呈方形，中心有一方壶，壶与鉴壁之间可以容冰，同出的还有二只长 柄斗。明显，这是 曾侯的一套“冷饮器”。盘大口，直沿，浅腹，双耳或无耳。平底，圈足或三支足。个别的盘也有长方形的，还 有的盘带流。盘是盥器，用时需与国协作。礼记内那么说：“请沃盥。”沃者，水自上 浇之；盥者，手受水而下流于盘。古人吃饭用手抓，食前先要净手，上引内那么所述，即 以地浇水，供洗手之用，而 流下的污水那么用盘承受。在公
20、元前二、三千年的石器时代便有 圈足陶盘，但尚未有画的觉察。商代及周初也仅觉察有铜盘，这时可能已以盍代画，所 以有的学者把秀归为水器类。同时沃盥之制也可能尚未臻于正规化。西周以后，盘、地配 用的礼制才确定下来，而春秋、战国时期尤其盛行，且常有与其功用相关的鱼、龙等纹饰。 盘有特大的，如虢季子白盘，呈长方形，长达150 厘米，除了盛水当可用于沐浴。画 椭圆 形，敞口，长流，龙形鎏，有四足、三足或无足。画为盥手之 注水器，其用法已见前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瓯沃盥”的记载，即说明画之使用情形。瓯消灭较晚，西 周中期始见，春秋、战国时期盛行。春秋时，国的流常做兽首形，注水之时，水出其口。 个别的瓯
21、有盖。还有的将四足做成车轮。以上所介绍的是一些主要的礼器，有些少见或行用时间很短的，一概从略。下面再谈一下 乐器。乐器与礼器的关系。礼器是否包括乐器，历来学者间有不同意见，但都成认某些乐 器是为礼制效劳的。“礼非乐不履”，奴隶主贵族的各种礼仪，需要音乐的协作。例如钟， 除用于军乐及“钟鸣鼎食”的宴乐之外，还有的用于祭祀、铭功、祈福等，足见这局部钟 本身即具有礼器的性质。钟体呈扁圆形，上有柄，钟口两端尖角下垂。钟的正常的放置状 态为口朝下，与在它们之前消灭的同类镜或祉相反，它凭借柄的环悬挂在钟架上。钟架的 专名为糠，钟本身也有一套名称制度。如钟的柄称作甬，钟口两角称为铳等。这种钟称甬 钟。另有以
22、纽代甬的钟，称纽钟，还有一种钟的口是平的，称为傅。前两种钟可依音阶编 列，称为编钟。傅一般独立使用，故称为特钟。钟最早见于西周中期，初为二、三枚一组， 一枚钟一般都能奏出双音。以后渐多起来，战国曾侯乙编钟多至64枚。这套编钟的音域 达五个八度，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音乐的宏大成就。还有一种似钟而比钟小的铃。桥形纽。周礼春官巾车说：“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可 知铃也用于祭礼。金享于，是一种打击乐器，圆筒形，上大下小，头似椎，中空，顶部有纽，以便悬挂。除作 军乐，也用于祭典。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顶部，铸有用人牲祭祀的群雕，其中即 有击奏金享于的形象.即便是如人们生疏的鼓，也有同钟大体一样的用场
23、。古代的鼓有单面、双面之别，又有陶 框（鼓邦、木框及蟒皮、黑皮、牛皮等鼓面的不同。商 代还有通体皆以铜铸的铜鼓，其 形制为双面、横置，上有鸟饰，下有四足，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的铜鼓为矩形足，或称为矩形鼓座。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其 形迥异。单面，束腰、中空，腰间有耳，可以侧悬击奏。至于兵器，自然用于战斗及搏斗，但也有的脱离了实战的意义，而主要 表达权威或效劳于 礼仪。本章第一节已说到玉钺的消灭，武王伐商时那么“左 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16) 黄钺即以黄金为饰的铜钺，为帝王专用。后 世帝王又将它颁赐将帅以主征伐。钺或用为仪 仗，武王灭商后行社祭，“周 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24、17)二、日用器物类举及演化古代日用器物中，有关饮食、盥洗等方面的器物，凡上文已述及者，以及属于居室、家具、 交通等专题的器物，一概从略。灶具人类最早的“灶具”，就是一个火堆，再进一步就是火炕或火塘，实际是无“灶具”可言。 直至人类制造了固化的容器之后，这时才有了用三块或多块石块围拢起来的“灶”。以后 渐渐制造了高出地面的土灶，又有了陶灶、铜铁炉灶、砖灶等，有些灶的形制或构造始终 流传或影响到今日。陶灶消灭于石器时代，河南陕县庙底沟曾出土多件，有的灶上还坐着陶釜。其形制为圆形, 敞口卷沿，有壁，前脸开口以便填柴，有底，下承三支足。这些陶灶的时代为公元前三、 四千年。从晚于上述遗址1000年的龙
25、山文化庙底沟二期遗址中出土的陶灶，已有了显著 的变化。这时的灶呈筒形，上体微鼓、收分，敞口，无底，底部开填柴口，而上端近沿处 开有四个烟火孔。在山西襄汾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釜灶一体的陶灶，在灶的上 端也开有烟火孔。无疑这对加强火力，加速烹饪，是极有利的。在此之前的仰韶文化遗址 中，曾有双联灶炕，即在前炕填柴、进风，后炕烹食，这在当时是相领先进的了。而到了 陶寺遗址的时代，人们对于利用烟火孔道，增加燃料火力的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至于 陶寺出土的陶釜灶的构造之妙，是不言而喻的。原始社会制造的这种炉灶，始终影响到周 代，当时有所谓堪或娃。诗小雅白华：“樵彼桑薪，印烘于煨。尔雅释言：“煨，
26、娃也”。说文：“娃，行灶也”。行灶就是可以移动的灶。所以朱骏声在说文通 训定声“堪”下解释说：“行灶之名，如今之风炉”。陆羽茶经云：“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18）这是用后世器物状喻古器以便于理解。古代之堪， 未必都是铜铁所铸。所以茶经又指出“其炉或炼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唐白居易舟行 诗云：”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19）足见行灶还用于水上，其便利可想而知。砖、土 灶原始社会末期的齐家文化遗址（前2022年左右），消灭有高出地面的土灶。在石家庄 战国村落遗址，曾觉察有台式土灶。春秋、战国时期的灶留意通风、排烟。吕氏春秋谕 大篇有“灶突决，那么火上焚栋”的记载。由于火力强，又为直突，
27、故易失火。汉后台式 砖、土灶极盛行，且 将直突改为曲突，既拔火、又安全。汉代“曲突徙薪”的故事，已成 人们熟知的典故。1956年内蒙古包头出土的东汉时期的黄釉陶灶，开有5个灶眼。1958年山东高唐出土的东汉时期陶灶上，坐有釜、甑,后端斜立着一个弯曲的烟囱。1972年 甘肃嘉峪关出土的画象砖，使我们看到了曹魏时期的厨炊，特别是当时人在有烟突的灶前 烹饪的生动形象。由于古人对灶的重视，产生了灶神崇拜。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世代供奉。又由于古灶的进展，灶的各部位 都有专名。如广雅卷七上释宫云，“其（灶）唇谓之隆，其窗谓之突，突下谓之 甄”。铜、铁炉春秋、战国流行铜
28、炉，秦汉后流行铁炉。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一种铜烹炉， 形似双层盘，上层腹略深，有双环耳提梁，底有4长足与下层炉盘相连，炉盘底有3只 矮蹄足。实际上这是一种炉灶与烹锅相结合的烹炊器。这种构造特点始终影响到后世。出 土时，上层“烹锅”里尚存有鱼骨，下层炉盘内那么有木碳，但盘已烧裂变形。1963年江 苏盐城出土东汉时的铁烹炉，其上层铁盘腹深如釜，宜于煮食。1958年贵州赫章县出土 一件汉代的“武阳传舍铁炉”，上为炉体，下为承灰盘，炉体为圆筒形，周身有12个竖 长方孔，炉底有四个曲尺形算孔，炉口沿有三个撑爪，保障坐锅（釜）不会压火，而使火 力更强。炉体两侧各有一环耳，以便搬动。此炉系驿传为旅客所备之烹饪用
29、炉，至为便利。 镣炉在小型泥炉的四周，框以木架，可自由移动。岳飞之孙岳珂作有程史，书中对此有所记载。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块宋代妇女切脍画像砖，图像中， 在桌案前有一小火炉，火焰旺盛，炉上坐着锅。此炉即是所谓 镣炉。烹饪器釜因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质材，釜的形制有所不同。陕县庙底沟石 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 土的陶釜，呈扁圆形，中心鼓，上面开口，小沿。河姆 渡文化遗址所出的陶釜，形体更 为鼓圆，口更大，卷沿。以后有了铜釜、铁釜，其形态的进展日趋鼓圆，如1956年陕县 后川出土战国时期的配套铁釜陶甑。1973年南昌出土东汉时期的带铁支架的铁釜。汉后 的铜釜和甑多有衔环双耳。釜是古代民间使用最广的烹饪器，以
30、至逃亡避难时也必负携而 行。周 太王亶父初居邠，“狄人攻之，仗策而去，百姓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岐”。（20）釜亦军中必备炊器，所以项羽救铜鹿，“皆沉船，破釜甑”，（21）表示不胜必死的决 心。甑形如罐或盆而底有孔，或箍以甑带，使其紧固。甑是蒸食器，用时需置于釜或鬲上， 燃火后，釜、鬲内的蒸气通过甑底的孔，将甑内的饭蒸熟。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就觉察了甑。属 于龙山文化的河南下王岗遗址出土的陶甑 为双耳陶罐形，而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甑腹壁 下收成直线。商周至秦汉的青铜甑，常是分体颠的上部。甑的使用，连续了数千年。东汉时, 范冉遭党祸，穷至绝粒，而志节不屈。闾里歌日：“甑中生尘范史云（冉字史云），釜中
31、生 鱼范莱芜（冉曾任莱芜长）”。“甑尘釜鱼”遂成形容贫者断炊甚久的成语。迅缶外形似甑，而中心立一中空透底的汽柱，柱上端有花朵形汽孔。通过汽柱的蒸汽将 器内食物蒸熟，实际就是今日的汽锅。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青铜迅缶，双附耳，口沿上 有凹槽，以便加盖。河南信阳楚墓曾出土一件陶质迅缶，因遣册内有“迅缶”之器名，商 承祚先生认为即此空柱器皿，由此取名。婺似釜而圆，圜底，敛口，反唇，双耳。是由釜进展而来的炊具，主要流行于战国、秦 汉的秦人生活地区。四川都出土的五件铜婺（礼器），有3件单耳的，较少见。锅 敞口，凹底，平沿。原始社会石器时代即已消灭。如仰韶文化大 河村四期遗址出土大 陶锅，湖北屈家岭也出土了
32、特大陶锅。这当是氏族大家 庭用的烹饪器具。鬻 高颈，圆口，有流，三袋足，有鎏。说文称之为“三足釜”，是煮粥、煮水之器。 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有的鬻还做成动物外形，如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 狗鬻、猪鬻，颇好玩味。在长江流域的石器文化遗址中也有鬻的觉察，以后渐渐衰落，直 至绝迹。炙子形制多样，主要有算条式、网式、漏孔式等，多有柄。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马 家浜文化遗址中，即出土了一件陶炙子，长方框，中有三条算孔。当是烤鱼、烤肉时所用 的C斗或刁斗一般为圆盘形，有长柄，或有流，有三足，主要用于军队加温熟食。急就篇 黄笺及一切经音义等皆谓樵斗即刁斗，或谓无足 者为刁斗。古人一般每日二餐，其
33、次 餐所食称飨或俊。飨即晚餐，义为早餐 之余。II斗或刁斗即加热飨或俊的炊器。固然在必要 时也可用来煮食。它们的另一用途，是夜晚时用它打更巡夜。杜甫夏夜叹诗云： 为渔猎、采集等生活日用容器。原始人在创 造日用器物方面，常有些“高招”，使在今人 看来格外麻烦的问题迎刃而解。这通过有关古典文献和民族学的材料可以证明。例如：人 们能利用某种树皮制造他们所需的器物，甚至还可以做成“锅”，我国北方的一些古老民 族，就是用桦树皮“锅”煮水、做饭的。而拉布拉多的印第安人的“全部家庭设备，实际 上都是用桦树皮按几何外形缝制成功的。（1）更好玩的是，人们竟然还能把面包树、 无花果树、桑树或杉树的树皮做成“布”。
34、方法是：“（把树皮加以浸泡棒打，变成一 种光滑材料一一树皮布其最重要的分布中心是印度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称为塔帕（tapa）。欧洲和亚洲很多史前民族也知道树皮布。”（2）这使我们知道，原始人在没有 制造麻布以前，并非只会用兽皮做衣服。至于在没有桦树的地方，人们又拿什么做“锅” 呢？假设那里生长着竹子，人们就会用一端带竹节的竹筒做“锅”，把谷物 放在竹筒内， 加水，将另一端堵死，放在火上烧烤。不久，里面的饭就熟了，此法沿用至今。假设某地 连竹子也没有，或者人们还不会用树皮、竹子做“锅”，又如何做饭呢？艺文类聚食物部引古史考说：“神农时，民食谷，释米加烧石上 而食之。”这就是所谓石炙法。同时还有石
35、烹法，即将烧石不断投入盛有水和食物的容器 内，使之煮熟。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记述赫哲人“在用铁锅煮物以 前，没有知道制造陶器，在他们的传奇中用极大的木盆一个，内盛水，将肉放在其中， 以石块烧红，马上浸入大盆水中，如是数次即水沸肉熟。”于省吾先生即结合凌氏等人的 资料，考证甲骨文中的庶字是“从火石、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也即煮之本字”。“庶之本义乃以火燃石而煮，是依据古人实际生活而象意依声以造字的。”（3）由此，我们那么 进而可知我国中原地区的祖先，也和其它民族的祖先一样谙熟石烹法。有人认为陕西蓝田 锡水洞觉察的烧石，即蓝田猿人的石烹遗物。止匕外，动物的胃也是一种常用的“锅”。 约
36、在公元前6000多年，我国进入了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人们制造了磨 制石器、制陶和纺织，尤其是制陶，对于人类日用器物的改善与丰富，具有极其宏大的意 义，它使人类找到了制造日用器物最便当、最宽阔的一种途径。直至当代人类也离不开它。 这个时期，竹木器和牙骨器 的制做，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仰韶文化（前5000至前 3000年）的陶器上见有篮纹、席纹，有的房子的墙是用编篱涂泥的方法修建的。而且在 河姆渡文化（前5000至前3000年）的遗物中，还觉察了苇席残片和瓜棱圆木碗。后者 并饰有朱红生漆，是我国最早的漆器。该文化遗存中的木建筑构件，使用了桦卯构造，技术 已相当进步。钱山漾遗址（
37、前3300至前2600年）所出竹木器尤为有名。其中竹编器达 200多件，品种有篮、篓、簸箕、竹席 等。牙骨器，仅看河姆渡出土的骨匕、骨匙、“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盛食器箪近似后世之竹篮，竹筐，用竹、苇编制。古人饭食，除蒸饭、煮粥外，还常做干粮， 马上米、麦等谷物炒熟，或进而加工成粉，名之为“模”，箪即盛模之器。进食干粮时， 自需就水，或以水调和，所以论语记载孔 子赞许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古人 又常以“箪食壶浆”描与群众 对军队的欢送。餐具碗旧作盥或椀，敞口，深腹，小圈足，个别有平底的。说文说它 是“小盂也”。其用 途除进食、盛汤外，后世又有用茶碗饮茶的。碗在石器时代各类文化遗址中均有
38、觉察，除陶质 的以外，还有石质的，木质的。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觉察了一件瓜棱形木胎漆碗，外景朱红 色生漆，是我国最早的糅漆制品。安徽屯溪西周墓中曾出土过原始瓷碗，在江苏丹徒、句 容、金坛等地也有出土。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碗，有盖，环耳，3足，内附一镂孔金匕, 是先秦罕见的金器珍品。箸即筷子。古人吃饭最初是用手抓。礼记曲礼云：“共饭不泽 手”，疏日：“古之 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干净，不得临食始搂莎手乃食”。但在商周时 已有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不过那时的箸不用于吃饭，而是用于吃菜。因此曲礼又云：“羹之有菜者用荚，无菜不用荚”。郑注：“荚犹箸也。今 人
39、或谓箸为挟 提”。其实荚、箸之别，仅在质地的不同而已。荚为木制，箸为竹制。其后箸渐兴，且用 于吃饭。汉时已有特地盛箸的器具，叫做笛，是 截取带节粗竹制成的。还有一种箸笼，叫 做，是以细竹编成的。筷子之名，约消灭于宋代。推篷瘩语云：“有讳恶字而呼为 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流传之久，至有土大夫直呼箸为筷子者”。幕食器周礼天官幕人云：“掌其巾幕”。即负责用巾幕掩盖食物，以保持食物清洁。民间 也早有以布基掩盖食物的习惯。后有食罩，以纸、布或纱等为之，也有竹制掩盖。唐宋盛行碧纱厨，主要是厨用。后来用于寝卧的纬障也称碧纱厨。食罩那么可用于宴席，每道菜上 罩一个。取火器燧木古代钻木取火，所用钻子及
40、燧木，大小形制无定。后世又有用火刀、燧石击擦取火 之法。疆乌鲁木齐南山矿区的古墓葬中，出土大量的木片，上面还有不少的钻孔，即是战 国至秦汉之际的燧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庞涓中了孙膑诱兵之计，追齐兵至马 陵，见大树上有字迹，“乃 钻火烛之”。其取火之法，当即钻燧木，以易燃之引火物引 燃之。唐代以后，有人制造了 “引火奴”，以杉条染硫磺，一与火遇便引起燃烧。以后渐 渐普及，改名叫“火寸”。阳燧 铜质圆盘形，似镜而小，凹面，可聚阳光成焦。崔豹古今注杂 注说：“照物那么 影倒，向日那么火生，以艾炷之那么得火”。阳燧显系受到铜镜能反射阳光的启发，而渐渐制 造的。因此古人又称之为鉴燧。至迟在公元前5至4
41、世纪，阳燧已经产生了。周礼、淮南子、墨子等典籍里都有记载。王充论衡乱龙：“今伎道之家，铸阳燧 取飞火于日。”阳燧的制造，在科技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从文献及实物考察，阳燧 很少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出土实物不多，黑龙江省阿城曾出土两件，为 宋、金时 物。照明器烛炬 古代最初无蜡烛，燃柴枝束以照明，即所谓烛，也称炬（苣）。周礼秋官有司炬氏，即专司取火、照明之事。据贾公彦疏，古之烛炬“以苇为中心， 以布缠之，饴蜜灌之，假设今蜡烛”。仪礼燕礼疏也说：“古者无麻烛，而用荆燥。”约秦汉后，始以麻浸油为烛。司炬氏所供为“庭 燎”，“庭燎”即立于庭中之大烛。但等 级清楚，天子百燎，公50,侯伯子男30o
42、在室内夜晚待客也有讲究，要能做到“烛不见 跋”，即烛炬燃烧不得现露其根，以示殷勤不懈之意.必要时，仆人还要亲自“执烛抱燥” .至 于侍者执烛那么一律要坐在角落里，即所谓“隅坐”。炬又用于烽燧，夜有敌情那么燃炬报警。 1973年在内蒙古居延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炬，是用芨芨草捆束而成的。蜡烛约消灭于 东汉前后，魏晋时期已很流行。1983年，广州象 冈山南越王墓出土了兽首形三插座烛台, 青铜鎏金。在长沙、满城的汉墓中，曾出土蜡做的烛块。晋书和世说语均记述了周嵩以燃烧的蜡烛投 击其兄周，而照旧神色无忤的故事。此时的蜡烛灯 台也多有出土，如1957年福建建瓯出土的一件烛台，台座上由花盘上分出3支蜡烛座
43、， 座上又由花 瓣拱托，造形甚美，其烛之精好可知。梁简文帝对烛赋云：“绿苣怀翠， 朱蜡含丹”。（22）目前所见最早的蜡烛，是1983年在河南陕县的一座唐墓中出土的，共 2支，圆柱状。较完整的一支，长45厘米，径5.5厘米。外表还 绘有黑、绿两色的梅 花图案，制作相当讲究。灯上部作圆盘形，日盏，盏内有钎，盘下有柱，柱下圈足，有的还带把。统治阶级还使 用各种豪华的连枝灯、连盏灯以及有人物、动物等造型的灯具。尔雅释器：“瓦豆 谓之登”。注：“即膏登也”。最初的灯就是在陶豆中盛膏油燃捻，后来才分别出独立的 灯。东周时期，灯具造型有很大进展，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高达84. 5 厘米，形
44、似大树，分有15枝杈，枝上群猴玩耍，枝端托出15个灯盏，灯座上有2人 抛食 逗猴，在构造上，主干由8节组成，有梯口，拆装便利，是一具组合式的华 灯。与 此灯同出的还有一盏银首人俑铜灯。人俑身穿绣袍，左手提2蛇，盘连2灯盏。右手高 举1蛇，其顶连1灯盏。这枝战国中山国的银首人俑铜灯，人俑两手所捉之蛇，实即西京 杂记所谓之蟠螭。汉代的中山王刘胜妻窦 维墓，出土了一件鎏金长信官灯图3）,以 宫女跪坐持灯，灯盏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以调整光照的方位和亮度。宫女的右臂及 身躯皆中空，燃烧的油烟可由臂进入体内，减轻室内污染，当时，民间的灯具也很普及，不过 简陋得多，或仅为一灯碗而已。人们把对幸福的向往与
45、灯光联系起来，视灯花为喜兆。汉 代民谚日：“灯花今夜开，明朝喜庆来”。随着瓷器的成熟，瓷灯也进展起来。如1958年 南京三国吴墓出土一件青瓷熊灯，上刻“甘露元 年五月造”。其形为熊踞于灯座内，头顶 灯盏，两支前爪扶头，形象极为生动。隋唐时期制瓷业的富强，尤其是白瓷制造技术的精 湛，为灯具品种的丰富和精巧制造了前提，而黑釉，褐釉的消灭，进一步推动了各色瓷灯 在民间的普及。古代的灯笼，多以纸为罩，或以葛，富者以纱。南朝宋武帝尚节省，“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23）约自唐代起，形成了上元灯节，其后历代 灯彩，千姿百态，不一而足。后来又有蜡纸灯笼，透亮度好，而且耐用。特别是至迟在宋 代制
46、造的“马骑灯”，俗称“走马灯”，利用燃气涡轮原理带动各种故事人物在灯内转动, 颇有情趣。如南宋临安今杭州）“灯品极多”，其中的“纱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24）宋代范成大有诗咏之：“映 光鱼隐见（原注：玻璃壶瓶贮水养鱼，以灯映之。）转影骑纵横（原注：马骑灯）”。（25） 至于灯烛所用膏油，初皆动物油脂，后乃用植物油。楚辞招魂云：“三膏明烛，华 灯错些。”“兰膏”即用泽兰炼制的一种灯油。另外汉书地理志记载说：“高奴，有消水，可燃”。宋代沈括，将这种流出地面的可燃液体名之为“石油”。而明代曹昭的格 古要论那么明 确地记载了陕北人民将石油炼成灯油，这是我国人民燃用煤油灯的滥觞。取暖器碳炉犹后世
47、所谓碳火盆。圆盘或方盘，下承三兽足，或为圈底支足。盘两侧有链耳。此类 炉以燃烧木碳供人取暖。出土实物很多，有的还残存着木碳。多为铜制，也有铁铸的。春 秋时期的王子婴次炉，呈方形，炉盘底部残留着底足的断痕，可推知该炉原有斜柱式的圈 足。1981年陕西茂陵无名冢出土 1件铜暖炉，圆体、直壁、深腹、平底、高足。有提梁， 这种炉极罕见。同时还出土 1件铜暖手炉，也是罕见的暖手炉具。能笼于袖中之炉，名为“袖炉”。香笺注：“书斋中熏衣，炙手，对客常谈之具，如唐人所制漏孔 罩盖漆古， 可称清赏，制有罩盖，方圆炉亦佳。”帐具帐构古人设帐，或为游牧，或为军旅，或为帝王行宫，或为郊行宴饮，而且还每于室内张 施于床
48、，但大体有室外用帐及室内用帐两种。周礼天官幕人有：“掌帷、幕、幄、帘、 绶之事”的记载，由此可知，或许两千多年前统治者已有一套用帐的制度。从现存的实物、 壁画、画像砖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古代的各种帐篷。以室外帐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 葬出土 了武帐帐架及撅一套，还有皮帐及其构件一套。（26）其中一种帐顶铜构，形如蘑菇, 圆顶四周有17个环。环上套有独脚钎子，用来固定帐顶皮带，顶足 是一巨釜，可纳大帐 的立杆。室内用帐构也有出土的，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刘 胜墓出土帐构有两套，一套鎏金， 共102件，复原后为四阿顶长方形帐。长2.5米，进深1.5米，此帐是用于床上的。另一套帐构复原为四角攒尖顶的小形方帐， 可在厅堂、露天张设。洛阳也出土过曹魏正始八年（247年）的铁帐构，复原为尖顶方帐。 看到这些实物，便不难想象汉代大儒马融讲经“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的情景 了。（27）固然，不同级别的官吏以至平民百姓施帐，分别有着种种限制。容饰器梳篦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即觉察了骨梳，晚期如山东大汶口文化 遗址中出土过两件象牙 梳，制做玲珑精巧，有17齿。周礼考工记有“（栉）人”文佚）。说文曰：“栉，梳批（篦）总名也。”可见古人对梳篦的重视，故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