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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与户的空间联结与村庄治理：以村民组长为主体的分析摘要在当前的农村治理结构中，村民小组处在行政 村与农户的中间阶段，最近的政策与研究掀起了开发 村民小组功能的新热潮。以往对村民小组（及村民组 长）的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村民小组的历史变迁与村民 小组如何调适以适应基层治理结构的变化两个层面的 内容。为了准确厘清村民小组的功能，我们可以将村 民小组的代表者一一村民组长放在村与户的空间治理 结构中考察，引入社会联结的动态观。通过个案研究 发现，村民组长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内向家户和外向村 庄扩展的二维特性，它这两种特性的交织与互构统构 着村组户三者的关系。总的来说，从村民组长的空间 联结特性中探索一条重构村
2、庄与农民的社会联结路径, 从而使农民在日益社会化和在村内日益敛聚的状况下 实现农村民主治理的发挥和发展。关键词村户；空间联结；村民组长；村庄治理、问题缘起及研究检视 小组有100多户，人数最少的小组只有十几户。各村 民小组不论人数多少，均设有一名村民组长。根据对现任村民组长的分析，可从职业或收入来源上 稍作区分：一类是年富力强，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务 工的组长。如下皈组组长朱纯义，45岁，是阳新县铁 路局卸货员；下魏组组长魏辉，30多岁，在附近村镇 干泥工活；下梁组刚卸任的组长梁谦才，47岁，在镇 矿井上班;大屋组组长朱纯高，在外务工。第二类年龄 较大，退休在家或在家务农的组长。如新屋组组长魏
3、绍龙，64岁，2011年当选，在家务农，平时到附近农 村收点破烂、拉点货以补贴家用；城口组组长石教前, 62岁，原为镇林场场长；樟山组组长石教学原在水利 局任职，现退休在家。做这种区分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但可以进一步从 经济收入上对村民组长的职务性收入与主要经济收入 做一个对比。樟村村民组长的职务性收入构成有：组 内村民每人每年补贴5元、村委会每年补贴100元， 以及村委会每年的一些福利（如毛巾、肥皂等）。取村 内组长职务性收入的最大值，约2600元，最小值约 200300元。组长们对职务性收入的评价是“这年头, 谁还差这几百块钱呐，补贴如此之低，有人愿意干才 怪二不仅补贴低，甚至有时候还难
4、以拿到补贴，即组 里如果没有积累，则需要组长向农户收取自己的补贴。 在农村市场化、社会化的情境下，农民的行为与动机 是“货币收入的最大化货币伦理是这一阶段的基 本行为准则”12。樟村年富力强的村民组长基本上 是在外务工，即是“社会化小农”的行为选择。但同 时，村民组长职务所获得的经济收入与其务工的经济 收入是无法相比的，如新屋组组长魏绍龙，由于年龄 大，在家务农，平时靠走街串巷收废品，一年能挣一 万多元。而他所在的新屋组，共有60多人，每年补贴 约400元。不过，对于在家务农的魏绍龙来说，职务 性的补贴为贴补家计提供了有益补充。探寻村民组长的职务性担任需要着眼于非经济的因素, 主要有两个方面：
5、一是历史习惯使然。如上魏组组长 魏先发，从1963年开始在生产队担任会计、组长职务， 分田到户之后自然成为村民小组的组长，并一直担任 到现在。二是无奈的选择，前提是村民小组内没有人 愿意担任组长。不过这种无奈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 无奈的自愿。如龙口组组长石教前说，“说实在的，我 们组没有组长，大家都不愿意当队长。我是老党员， 又是林场的经理。书记说负责管一下，传达一下精神 我就干着了。“(ZCSJQ, 20120812)第二种是无奈 下的选举结果。樟村村民组长职务一般是有人愿意担 任就行，当有人不愿意干的时候才选举，按照选举的 规定是两年一选。如太屋组组长妻子邓兰芳说，“(我 实际干组长工作)
6、两年了，老公是组长，有事我就替 他搞一下。他经常在外做泥工，我们(担任组长)是 每家每户出男劳力选举的，选举的时候村主任也来了 J (zc-DLF, 20120810)这是否说明村民组长职务无足轻重呢？村民都将主要 精力放在家庭经济收入上，而担任村民组长则更多的 是出于无奈，出现选出家户内的男劳动力担任组长却 由妻子理事这种状况并不稀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组长职务只是村民家户经济追求的一个附属品，或者 说是不致影响家庭的经济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也 只有诸如退休在家的干部是个例外。如龙口组组长石 教前说，“钱有就要，没有也无所谓。一年林场工资 8000元，村里队长一年有100元补贴。(ZCS
7、JQ, 20120812)2.村民组长的组内功能分析是否担任村民组长一职对于村民来说显得似乎无足轻 重，可有可无，那么，设置村民组长一职是纯粹政治 性的考虑还是有其必要性呢？村民组长到底在村民小 组内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呢？第一，村民组内集体收入的管理者。如龙口组“队里 给（租）了一亩地给别人，每年租金360元，两个水 塘承包每年共200元，湾里有20亩山场由镇里种杉树, 2008年卖了一次（杉树），湾里得到5000元。退耕还 林费湾里有5亩，每年1700元（ZCSJQ,20120812） 新屋下组的收入中包含了 “退耕还林费5700元，是种 油茶承包的地；（有）10亩流转给金银花公司，每年 40
8、0元；湾里农户在地里盖房子的给组里交400元。” 有集体性收入的存在，不论是作为组级留存，还是分 到各个农户手中，都需要一个掌管者和分配者。第二，村民小组内的平衡力量。樟村各个村民小组虽 然自成一个小范围的地域共同体，其内部也存在宗族 上的异质性，如上魏组是由魏姓和马姓两族构成。在 这个意义上，村民小组的自然聚落是超越于宗族的， 这就存在宗族上的竞争。如城口组主要是马姓和石姓, 但现任组长石教前虽然姓石，却是外迁来的独户，在 组内不占任何“房头”，村民觉得他做事公正，组里有 什么事情就都请他去评论，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就自 然成为了村民小组长。第三，村内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如上魏组2010年的公
9、屋修建是组长召集同宗组民开会，商议按照男丁每人 1000元出资建成的。龙口组在2012年也讨论了修公 屋的事情，但由于看日子的先生说日子不好，暂时搁 置。组长石教前说他家共有7个男丁，一个男丁要出 1500元，共一万多元，但他表示：大家都愿意修，他 也愿意。龙口组组内的水塘建设，由于组内收入较多， 从组内收入中支取了 3000元，村里出资3000元，其 他都是组里通过关系找一些老板筹来的。如村内的低 保评定工作，一般是村内将指标分到村民小组，村民 组长再根据村民的提议和评议确定名额上报给村委会。 总起来说，首先，从村民组长在村民小组的角色来看， 隔场组组长是这样说的，“工资少，干事多，耽误时间
10、，(大家)都推辞，都不愿意干二(ZCLQG, 20120806) 这就说明村民组长职务不仅不是无足轻重的，还是至 关重要的。不过，村民组长的功能空间首先是在“熟 人社会”的自然聚落范围内，乡土 “熟人社会”的权 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然而社会化使得农民“不再迷 信传统和权威” 13 (P46),被市场负载的自然聚落 也越来越难以生成新的权威，这种相反的逻辑背离必 然在村民组长的角色上呈现出来。其次，从村民组长的自身状况来看，村民组长职务是 其家户经济追求的附属品。村民组长缺乏统合村民的 权威，更类似于村民小组内农户的“守夜人组内公 共事务的决定权越来越集中于农民手中，在小组范围 内，只要有农民不
11、愿意，事情就很难办成。如前组长 梁谦才说，“去年我当队长，想把组里一些村民摞荒的 土地承包出去，但有人不愿意，他们宁愿荒着也不愿 意包给人家，(我)感觉有村民思想跟不上，想想就不 干队长了 J (ZCLQC, 20120808)总之，在内向家户 的空间格局中，村民组长有其必要性，但在对组内公 共事务的处理上，村民组长只是组民直接民主行使下 的注脚。四、外向扩展：村民组长的村级影响力 樟村下辖15个村民小组，726户，3476人，由于村民 居住分散和人口众多，樟村作为行政村，只能为村民 提供相互脸熟的机会，却未能为村民相互之间提供充 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间14。村民在村内的生活和 主要交往空间仍
12、局限在所在的自然村落，这是他们的“熟人社会”空间，而对于行政村范围，则属于“半 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 是为了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民 主目标，但农民具有“熟人社会”关注的惰性，在这 个意义上，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要实现组织农 民，实现在行政村空间内的勾连是存在困难的。而且 在对村民自治的认知上，村委会更注重政治性和稳定 性，农民则注重个人利益性和自身发展性15 (P189)。作为在村民小组空间内整合村民意愿的村民组长，在理论意义上，将能够向外推向村民自治的行政村空间。 那么，村民组长在向村庄扩展的空间内，其影响力如 何，是如何表现的呢？1.村庄政治
13、范畴内的村民组长村民组长是在村民自治框架下为了便于村庄公共事务 的开展而设置的，这就注定了村民组长的产生具有协 助村委会工作的功能。对于合作医疗、社会保险、计 划生育等政策性工作，村民组长则是村委会干部的重 要帮手。一般来说，村民组长是政策性工作到户的先 行者。在这个意义上，村委会工作的开展很大程度上 依赖村民组长的积极配合。不仅如此，村民组长在村支两委班子的产生，包括村 民组长在内的联席会议中有很大的决定权。2011年樟 村进行了村民选举，据上魏组组长说，”选举前曾召开 组长会议，我是9个选举委员会成员之一，成员是由 党员组长干部会议推选的。当时村支书没有选，他是 党员选举的，村委会干部是通
14、过群众选举的，一个组 在一个教室里选，不过候选人没有通过群众，是党员 组长选的。(ZCWSL, 20120804)即村委会成员的提 名权在各个党员组长手中，选举也是由组长组成的选 举委员会实施的。相比较来说，村民参加村民选举则 需要一定的物质激励。”去年选的时候一人发一袋洗衣 粉，他们(指村民)怕耽误时间，不发他们都不愿意 参加，奖励一下J (zcWXF, 20120810)此外，在村 级事务的决策上，“村里有什么事情，都跟我们组长及 时沟通。路加宽，修文化广场都有开党员加队长会， 村委会加高(指村委大楼加高一层)，开了队长会J (zc-SJQ, 20120812)可见，在樟村的政治范畴内，
15、村民组长和党员是村委会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充分 调动村民组长和党员的积极性的治理思路是对党员组 长的一种激励，也获得了组长对村里工作的支持与认 可。不过，虽然村组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在村 组关系中也会产生竞争性的紧张。如村庄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建设安排问题。据村主任说，“2008至2009年 由市里扶助搞新农村建设，村里选择先在上梁组和龙 口组进行，两个组地理位置好，没有特殊照顾的因素J (zc-ZCL, 20120813)而上梁组前组长梁谦才说，“当 时搞新农村建设，我们湾子比较小，是试点，费用比 较低而且工作好做，比如当时修路，我家就拆了老房 子，人多工作就难做了 J (ZCLQC,
16、 20120808)村民 小组越小越有利于推进，上魏组组长谈到了这点,“(我 们)湾子大，新农村建设就没搞，费用太高J (ZC WXF, 20120810)不过，有国家的投入，搞新农村建设， 能减轻村民的负担，但这种资助力度是有限的，部分 村民将这归结为“我们没有从村里得到什么好处，是 村干部没有出在我们组”，也有积极向村里争取的，如 太庄组组长说，“三池一改我给书记说了好几次，他也 是拖，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搞。“(ZCZZF, 20120809) 2.村庄经济发展上的村民组长随着樟村村庄产业的发展，政策性工作在村内的分量 相对下降，经济发展任务加重。近十年来，樟村先后 有养殖场的发展，电子加工
17、车间的引入，紫甘薯和金 银花的种植。这一系列的产业发展需要借助于村庄的 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剩余劳动力资源，精干团结的工作 班子将是促成村庄发展的关键。樟村生态农业合作社 是村庄经济发展的平台和基地，合作社实行村民资源 入股的方式，每股1000元，基本上所有的村干部(除 村主任之外，是为了保持其在处理村务上的独立性) 和大部分村民组长都有出资入股，也正是通过合作社 的整合，村委会干部与村民组长在村庄经济发展上“拧 成了 一股绳工以下就金银花种植引入的土地流转与用 工问题对村民组长的功能进行分析。金银花在樟村的种植面积有一千多亩，虽然这一千多 亩土地都是荒山荒坡荒地，但樟村村委会能在数天之 内完成千
18、亩土地的流转，除了村里干部的群众基础好 之外，精干的村组工作队伍也是重要的因素。如上魏 组内共有170亩地流转给金银花公司，组长说是“先 将农户的地收为组里所有，再承包给公司，承包费发 给农户，每人口是70元，然后重新分地，租金是每亩 每年100元，当时也有农户不愿意，做群众工作解决。”(zc-WXF, 20120810) “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群众 的工作是好做的J (ZCSJQ, 20120812)村书记说，“通过村组干部宣传动员同意的占80%,之后是挨家 挨户做工作J (ZCSGS, 20120815)而首先宣传动员 的核心力量是村民组长、党员等力量。如果说进行土地流转是将农户分散的资源
19、进行积聚， 那么村内剩余劳动力的用工问题将是对资源的分配。 金银花公司肖副总经理说，“20H年平均每一家可以 拿到3000-4000元，仅田间管理费用公司就投入了 60 多万元，这些都分到农民手里，摘花钱另算，五元一 斤。”(ZCXZC, 20120814)村里所有人的评价是，“老 弱病残都可以就业”，据村民说在花期每人每天可以收 入五六十元。金银花基地在用工上首先照顾的是流转 了土地的小组和农户，但这仍然存在着竞争。太庄组 组长说，“之前金银花承包后无人叫我们组的人去干活, 我觉得不公平，就打电话给书记。之后就有人联系我， 让去干活了说实话，那边挣钱不多，我在外面帮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
20、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这种地方性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形成了聚村而居的传 统。1 (P2-6)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聚村而居 的村具有两个向度的意义：一是基于自然或血缘而形 成的自然村落，在地名上一般有如冲、寨、庄等称谓； 二是国家建构的管理和服务范畴的行政建制村和社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在基层行政村实行村民自 治，即让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来自主办理村庄的公共事务。如果从治理结 构角度来说，村民自治主要着眼于如何完善村级治理 的组织制度体系，乃至扩展到整个基层治理结构的改 革上。最近的地方实践、政策指向和研究都在探 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其中以行政建制
21、村以下 的自然村为主体实现自治的“落地”是一个重要的方 向2。也有研究认为，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有效衔接 和良性互动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开展以村民 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探索应当慎重。不论如何，在行政村向下的村级治理结构中，不只是 有农民民主能力的提升一个方面，村民小组的功能也 被重新发掘出来了。学界对村民小组在基层治理结构 中的功效，一般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关注村民小组自身变化的描述性路径。人类最早 人做事，一天100多元，不过就是觉得不公平，自己 组不能被搁在一边J (zcZZF, 20120809)此外，太 屋组代理组长觉得,“金银花流转的土地有我们湾子里 的，但现在金银花的田
22、间管理有三个人，却没有我们 湾子里的，打算明年去找他们(指村里)，争取让湾里 人也能承包上J (ZCDLF, 201208)从太屋组和太庄 组组长的话语中可以发现，村民组长在村级层面的资 源竞争中都在为自己或所在的村民小组尽量挣得一份 利益。而且也正是村组干部相互依赖的工作状况使得 村民小组干部在村级资源分配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 总的来看，对于村民组长与村委会的关系，上魏组组 长是这样形容的，“队长(指组长)与村里关系很好， 一条心，有事情商量”(ZCWSL, 20120804)o龙口组 组长更将组长与村里的关系比喻为“像进娘家一样， 特别听话，上面说的事一般都做” (ZCSJQ, 20120
23、812)。 村组干部之间之所以能呈现出如此亲密的关系，在于 村组干部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体现在政治和经 济两个方面：首先，村支两委班子成员的产生，村民 组长有很大的提名权和影响力，在村庄事务的决策上， 村民组长也有发言权。而在向农户的政策任务完成上， 村民组长则是村委会的先行者。其次，在村庄经济发 展上，村组干部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盟”，这就有利 于促成土地流转和劳务分配的成功，进而在村庄经济 发展上形成联合推动力。不过，应该看到的是，村组 干部的良好合作联盟时刻面临着挑战，这是由村民组 长内向家户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资源分配上表现得最 为明显。五、讨论与结论：建构以村民组长为主体的村户空间
24、 联结村民组长的生成逻辑决定了其所具有的二维特性，即 内向家户和外向村庄。在樟村的个案剖析中，笔者将 村民组长的二维特性分开进行研究，但在实践中，村 民组长的二维特性有着复杂的交织与互构。在村民自 治的框架下研究村民组长，通过樟村的个案可以发现, 村民组长在村户空间中的双层特性表现在：一是在组 户的维度上，村民小组事务的决定权分散在家户农民 手中，村民组长的整合能力是一种“守夜人”般的消 极整合能力；二是在村组的维度上，村民组长与村干部 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在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上， 村民组长都是作为积极的行动者行使着参与功能，有 着对村级事务的积极影响力。不过，村民组长二维特性的交织与互构不
25、时地同构着 村组户三者的关系，如在村组的资源分配上，村民组 长可能会为组内农户的利益而打破资源分配上的既有 格局，也可能为村庄任务(包括村庄内生的经济发展 任务和政策性任务)而在对村民小组内农户的动员中 形成某种程度的损益。在这个意义上，村民组长在村 户治理结构中的功能可能会产生变异，这取决于村民 组长会采取何种工作方式来化解村组户三级之间的矛 盾。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向传统中国社会，费孝通认为传统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 “熟人社会” 1 (P62),主导农民世界的是村庄的教 化性权力。当前的村庄虽然被市场化、社会化快速侵 蚀，但在自然村意义上仍然具有费孝通意义上的乡土
26、社会特性。只不过在自然村意义上缺乏权威的主导， 或者说既有的权威性力量逐渐为市场力量解构，家户 自主性越来越突出。农民家户自主性的崛起，与集体 化时期的国家整合相比较，行政村对于村民虽具有的 意义更加式微，尤其是新世纪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的 乡村合并浪潮。在这个意义上，村民自治制度在行政 建制村意义上整合村民行使民主权利，既有其困难， 也易于让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民主治理是一种凝聚与统合的形式，不过村民自治的 实行伴随的是农村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 是以“分”为特征，这两者形成了一种张力。笔者从村民小组（自然村）在村级治理的空间结构的中间状 态出发，以社会联结的视角切入对村民组长功能的分
27、析，意在于从村民组长的空间联结特性中探索一条重 构村庄与农民的社会联结路径，从而使农民在日益社 会化和在村内日益敛聚的状况下实现农村民主治理的 发挥和发展。个案的研究表明，农民社会化程度的加 深和在村内敛聚特性的发挥以村民组长在村民小组内 的消极整合能力为表现。在行政村的治理框架内，虽 然由于范围和人口的广大而难以关注到所有农民，但 村委会不得不依靠自然村代表者一一村民组长来构建 一种合法性和发展的支持力。也正是村民组长的这种 双向嵌入力成为了勾连农民、自然村和行政村村委会 三者的联结纽带。在这个意义上，开发自然村代表者 村民组长的民主联结功能对于优化基层治理结构, 甚至对于推动村级治理都具有
28、重要的价值。注释：如学界涌现大量考察和讨论村级“两委”关系的研 究，有代表性的如景跃进、郭正林、仝志辉等。扩展 到基层治理结构上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徐勇、 沈延生、于建噪、吴理财等都提出了乡镇体制改革的 思路。具体如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况 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 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可开展以社区、 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学界的研究基 于广东云浮、清远将自治单位下放，组建组级理事会 的探索。徐勇教授的研究将云浮的这种探索称为“组 为基础，三级联动”，并认为这是村民自治得以实现的 长效机制。樟村最为突出的特色是每个自然湾都
29、至少有一棵代 表其历史的樟树，树龄最大的四百多年，故以樟村化 名。公屋在樟村是同宗同族的象征，据课题组成员的调 查，樟村各村民小组内的公屋数量跟组内的宗族数量 和各宗族的人口数量有关。各小组至少有一个公屋， 大组有两到三个公屋，有些人数少的小组只有需要修 缮的老公屋，有些小组只有新建公屋，一些人数多的 大组则是新老并存。公屋按姓氏划分，姓氏单一的组 只有一个公屋，姓氏较多公屋数量则取决于各姓氏人 口比例，人数较多的姓氏都会修建公屋，人数少的姓 氏则会参加同一宗脉其他组公屋的修建。樟村保存下 来最古老的公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而树龄最大的樟 树在朱华祖，长达四百年。公屋和樟树已经成为村庄 历史宗族
30、的象征性记忆。参考文献：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徐勇，周青年.“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 运行的长效机制一一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 J.河北学刊,2011, (5)；徐勇,赵德建.找回自治： 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4).3德马克斯韦伯.儒家和道教M.王荣芬，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徐勇.论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一一国家 整合视角下农民劳动的变化JL山西大学学报，2008, (3).5秦晖.传统十论一一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美巴林
31、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拓 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8田先红.村治改革：组长何去何从调研世界， 2005, (9)；田先红，刘丽芬.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 长制的困境与前瞻J.求实，2006, (1).9秦海燕.农村村民小组功能浅析一一以皖中地区新 林村为个案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10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 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 (8).n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加.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2徐勇
32、，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 视角学术月刊，2006, (7).13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化国.成都：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5.14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 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 (3).15王小军.转型之痛一一赣中南路东村调查M.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的联结纽带是血缘，所谓聚族而居，韦伯将依靠血缘 存续形成的宗族作为中国社会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和 经济合股方式3 (P132),宗族的长老掌握着自然的 “教化性权力” 1 (P82)。“每一个宗族原则上在村 里有自己的宗祠(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除了祭祀器 具外，祠内往往有一块匾，上书宗族承认的
33、德律(家 法、家规)” 3 (P134)O这种因宗族而构成的聚落就 是自然村(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宗族)，这一居住传统仍 是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 中期，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 社会改造活动破坏了宗族传统的功能，农民在形式上 被整合进国家的政治序列中了，以农民“劳动的国家 化” 4和集体、干部与个人的三维整合模式为突出表 现。当然，为了部分契合传统农村的聚居格局和生活 方式，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 分配制度。其中，“队为基础”是指组织劳动的生产小 队，生产大队则负责管理生产、进行核算。这种依靠 国家强制力塑造的“集体”意识表现出了很强的影响
34、 力：从观念上说，现今的村民组长在很多地方仍被村 民称之为“队长”；从实体意义上说，农村土地的所有 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虽然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单位 是行政建制村，但村民小组多建立在自然村的基础上, 范围较小，人口较少，特别是村民间的联系较紧，从 而形成一个小的自治单元。根据村组法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 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的任务包括：依 法经营管理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 财产；办理本村民小组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执行村 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和决定; 依法维护村民小组的合法权益。二是关注村民小组如何与基层治理结构相适应
35、的建构 性路径。在传统社会，由于国家的治理能力有限，在 农村基层社会，一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 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5 (P3)o 基层自治是从自然村的宗族长老和土绅生发开来的， 村长也是由宗族推举出来的，要么就是族长，要么就 是族长辅佐村长，并且有权罢免他。然而，宗族自治 的目的是为了维系宗族的自我存续能力，“村中大部分 成员为一项共同的工作而进行合作的情况很少发生(除祭祀庆典外)，而这类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成 员间休戚与共的习惯和感情” 6 (P165),是一种道 德式共同体的存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是通过“让土地 还家”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并重组基层，表现最为极致 的
36、是“劳动的国家化”，农民被以个体的身份纳入国家 的政治序列中。分散的家户虽然不能直接对抗国家权 力，但却持续存在着“反行为7o生产队长固然必 须服从大队干部的命令，但在估计大队干部的领导和 指示时，生产队长为了生产队的利益也会对大队干部 意志进行修正和抗争，为生产队社员多争取点粮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农民劳动的集体化和国家 化，生产小队长主抓生产和劳动工分的任务不复存在, 家户的自主性取代了生产小队的功效。生发于广西宜 山、罗城一带的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自治组织，为国 家提升到行政建制村开展村民自治，村民小组的功能 就进一步被忽略了。21世纪初，在如何减轻农民负担 的压力下进行的乡村综合
37、改革中，“合乡并村”是一个 基本的政策趋向，关于村民组长的存废问题也一度成 为热门话题。但学界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在当前的制 度环境下，不能盲目实施村民组长的撤销工作。田先 红进一步提出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以“合村庄、裁 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达到“大组长、小村部” 的治理模式8。最近，秦海燕以皖中X村的“土地整 治整村推进”项目为个案，从基层政府、乡土社会和 小组长自身三个层面对村民组长的行动逻辑进行了考 察，认为村民组长在行动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权衡 得失，即“工作肯定要去做，但要量力而行:秦海燕将村民组长的这种角色概括为公益性功能和工具性功 能，并认为村民组长在履行这两种功能时有所选择
38、和 侧重9。总的来说，描述性路径关心的是村民小组的正式状态, 建构性路径关心的则是村民小组或村民小组长的非正 式状态，即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实际效能。最近的以 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 是描述性路径和建构性路径的综合。但对于全国大多 数村庄来说，是否具有推广性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这就要我们回归到当下村治结构中的村民小组或 村民小组长的功能性研究中来。笔者将在村户的空间 结构中研究村民小组长的治理功能。二、研究架构与方法在村户的空间结构中考察村民组长的治理功能，意味 着将村民组长置于村和户的关系形态中来考察。首先, 村民组长是当下村民自治的产物，是行政村村民自治 体系的
39、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行政村的村民自治体 系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村委会、 村民小组和村民构成了三个不同空间层级的结构，而 且相互之间有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再次，村 民组长是村民小组层级的名义代表，他处于村户空间 结构的中间环节，执行着针对村委会和村民的双向角 色。本文采用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着眼点并不是 对村治空间体系的全盘扫描，而是以村民组长为主体 进行村治结构域功能的分析。当然，为了克服结构一 功能分析的静态的不足，笔者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 一是将村民组长的功能置于村委会和村民的互动关系 中考察，发展出社会联结的动态观；二是为了能够体现 社会联结的动态观
40、，笔者采用的是个案叙事。徐勇教授认为，“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传统不同，中国 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或本源性传统则是家户，家户 构成村落社会的内核，是村落社会存在的根基，并且 形成家户制度” 10。虽然如摩尔所言，中国的村庄“缺少凝聚力”，“是许多农家的聚居地”n（pi65）, 虽然家对于农民来说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但从国家 和乡村社会治理来说，村庄社区一直是最为基本的基 层治理单位。有研究指出，维持几千年的中国乡土社 会“基本没有变动过”的基础在于特殊的中国村社共 同体制度，即村户制传统。农民以家户经营为基础， 被相对弹性地联结在一定的村落社会空间内，是村户 制形成的两个面向。当前，农民的家户经营
41、已经不局 限于土地之上，更具有外向于村庄的市场特性，但国 家建构的农村基本治理单位仍然是行政村，也就是说 农民被相对弹性地联结在行政村的空间范围内的基本 状况并没有改变，这是农村基层治理秩序的基本面。在这个意义上，村民小组（或村民组长）就不仅仅是 处在村户的静态空间结构体系中，而是处于村户之间 的互动关系中，并建构着基层治理的空间联结功能（如 图1所示）。为了精细地厘清村民组长在村户空间治理结构中的联 结功能，本文选择了课题组的重点调研地一一湖北省 阳新县的一个村庄一一樟村。这个村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樟村是一个合并村，这是2003年湖北省推行乡 镇综合配套改革的结果。从行政建制变化来说，合并
42、 后的樟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即为一个生产大队，只不过 在1980年公社解体后分为两个村，2003年在乡镇综 合改革的政策下两村又合并成一个村，称樟村。合并 前的两个村以环绕村庄的白浪山和朱华山交界的余脉 为界，紧密相连却又相互独立，宗族关系以及两村财 债的不同一直成为合并后的樟村磨合的焦点。第二， 樟村是一个宗族文化较为浓厚的丘陵村庄。樟村位 于鄂东南阳新县境内，村庄东面紧邻106国道和武九 铁路，白浪山和朱华山环绕村子的三面，形成了口袋 型的村庄地理形态。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村民的居 住格局比较分散，但基本上以小组为单位形成聚居模 式。虽然樟村在行政建制上经历多次变化，但在村民 小组（或自然村）
43、意义上却基本未有所变动。樟村的 村民小组具有共同的特色，即都有至少一棵古樟树和 一座公屋。据村民说，每年清明时节会到江西去祭 祖，也就是说樟村村民是从江西迁居而来。第三，樟 村是一个合并后快速发展的村。村内共有15个村民小 组（当地人称之为“湾子”，本文统一称为村民小组）， 726户，3476人，其中常年外出务工人员400多人。 合并后的村庄得益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对农村的 重视，以及前任书记的强派作风，在村庄整合上和基 础设施改善上快速转型。又经过现任书记推动，产业 得以快速发展，樟村逐渐成为名村。三、内向家户：村民组长的整合能力1.组长群像：经济与政治的考察村民组长（樟村村民称呼村民组长为“队长”，本文统 一使用组长的称呼。）在获得村民组长的职务性内容之 前，是作为所在家户成员而存在的。在讨论村民组长 在村民小组内的功能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村民组长 的个体性特征。樟村共设有15个村民小组（分别是杨 老组、西庄组、太屋组、下魏组、上魏组、隔埴组、 太庄组、杨家阪组、新屋组、下皈组、新屋下组、城 口组、上梁组、下梁组、平原山组），其中人数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