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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己和知彼,对话与建构谈“中译外”里中外合作的意义中书外译的历史就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它随着国家与民族 之间的互通、互鉴、互利应运而生。大规模的“中译外”活动可 追溯到16世纪末耶稣会土来华,迄今已400多年。几个世纪来, 通过翻译走向世界的中国文献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科 技、医药、艺术等多个领域,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文 明、文化、思想和理念。历史上知名的“中译外”译者既有以外语为母语的,如外来 传教士、驻华外交官、国外汉学家等,也有以汉语为母语的,如 国内翻译家、华裔学者、中国政府和出版机构人士。尤其是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对外交流与传播的需求上升,国内外语教 育水平提高
2、,留学和归国政策也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内译 者参与到“中译外”的事业中。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熊猫 丛书”、九十年代中期启动的“大中华文库”,到最近十几年来 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书香丝路出版工程”等,各类重要的 “中译外”项目里都活跃着中国译者的身影。但是,熟悉翻译实践的人都知道,这一现象似乎有悖于“译 入母语”的行业惯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内罗毕建 议书(1976)曾提出,译员应尽量译入母语或者与母语相当的 语言。因此,大部分国外学者都赞成由外国人来从事“中译外”。 他们认为,由于语言能力和思维方式等因素,中国译者的译文虽 然没有错误,但显得拘谨生硬。外语和翻译专业的师生也
3、深切体 会到,“中译外”的难度远远超过“外译中”。后者借助词典和 网络能基本胜任,而前者就算翻译出了意思也总觉得“差点意 思”。目前在国外影响力较大的译本多出自外国译者之手,或至 少经过外国专家修订。那么,我们在“借船出海”的同时还要不 要亲自“造船”呢?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中文图书的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流通 尚有阻力。虽然根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中国的图书版权引进输 出比从2000年的11.51比1,缩小到了 2019年的1. 15比1。但 若仅对比中文和英文的版权贸易情况,逆差依然明显。例如,美 国每年只有3%的出版物是翻译著作,其中文学翻译类只占0.7% 左右,译自中文的就更少了。这与中国文
4、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内 涵不匹配,“中译外”仍需要国内的推动力。其次,“中译外”不仅是知彼,也是知己。狭义的翻译是“语 际翻译”,即把一国文字转换为另一国文字。但其实翻译首先涉 及“语内翻译”,尤其是面对古典文献、技术文献和少数民族文 献等,如何将原文转化成晓畅的汉语是第一步。即使中国译者要 理解到位也必须有过硬的背景知识与文化积淀。能够做到这一点 的国外汉学家数量更加有限,单纯依靠他们“译入”母语无法满 足对外传播的预期。就算是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其许多译 著也并非独立翻译,而是与夫人林丽君这样的中文母语者合作, 不断讨论、查证、修订方能成稿。翻译红楼梦的杨宪益、戴 乃迭夫妇也是又一组例证
5、。中外双方发挥各自的母语优势,才能 更好地“知己知彼”。再次,“中译外”不仅是与世界对话,也是建构中国文化形 象。译法无定论,同一部作品可能有多个译本,从不同角度、以 不同方式来诠释原作,以适应特定的语境和读者。一些国外译者 在翻译时会有意无意地截取或改编,其构建的中国形象不够全面 准确。例如,理雅各翻译的诗经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西游记 分别从基督教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哲学和文学,是从“自我”视野 出发对“他者”的投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译者积极参与中 文文献的翻译工作,便可以平衡一些“为易解而曲解”“为悦读 而误读”的声音。相比20世纪时,有能力、有意愿翻译中文作品的外国译者 多了起来,国外出版社引进中国图书版权的意愿也有所上升,中 书外译“借船出海”的模式逐步成熟。即便如此,为了建构和完 善对外话语体系,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人才亲自参 与“造船”仍有必要。在此过程中亦可以与国外译者和编辑交流 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纵观400多年来中书外译的历史,其总体 趋势是从国外译者主导,到国内译者积极发声;从零星偶发的独 立翻译,到有组织的合作化翻译。这一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中外交 流不断深化的见证。(作者:王颖冲,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202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