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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高宗与景教徒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原为流行于叙利亚和两河流 域的基督教派别之一。其创立者聂斯托里（约380451 年）因主张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别离说而于431年被判为 异端，其信徒迁入波斯境内活动，以医学、天文等技术 服务于波斯宫廷。贞观九年（635年），景教由中亚进入 长安，受到唐太宗的优礼相待；而入华景教徒亦极力施 展其长技效力皇室，创造对己有利的传教环境，由此而 形成双方的密切互动。刘肃大唐新语曾记载下面一那么史事：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那么天幸灾逞己 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 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假设刺头出少血，那么愈 矣。”那么天帘中怒曰：
2、“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 耶？ ”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 刺之。鸣鹤刺百会及月出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J此事因与皇帝有关，故为正史所载。旧唐书高宗 本纪系于永淳二年，资治通鉴系于弘道元年。永淳、 弘道都是高宗的年号，实为同一年即683年。高宗疾病之治疗涉及两个有意思的问题，一是医者 秦鸣鹤采用的医疗技术的来源，二是秦鸣鹤本人的身份。 秦鸣鹤治疗高宗眼疾采用的似乎是穿颅术。穿颅术在中 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三国志魏志华佗传 记载，三国时代神医华佗曾为曹操实施过穿颅术，“太祖 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
3、而疼二针鬲， 即以针刺横膈膜的穴位。但高宗所患疾病伴有失明症， 不同于曹操的头痛病。秦鸣鹤实施的穿颅术，其目标似 在高宗之眼病即失明症，有别于此前流行的医治头痛之 术。这种治病方法不见于前代典籍，说明它应该是一种 新医术。这种新医术从何而来？新唐书西域传记拂秣 国：“有善医能开脑取虫，以愈目着J新唐书所记取 自通典，通典所记来自杜环。751年唐将高仙芝所 率军队于中亚的怛逻斯与阿拉伯军队发生战争，遭受败 绩，大量唐军士兵被阿拉伯（大食）军队俘虏，杜环亦 在其中。他在地中海东部游历十余年后于762年返回中 国，撰成经行记记载其游历见闻，其中明确记载：“大 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4、“大秦”一 名多见于汉魏史册，指罗马帝国，尤其是其地中海东部 疆域，“拂蕊”多见于隋唐史册，指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 帝国。经行记云“拂林国亦曰大秦。8世纪中叶 以后，唐人“拂薪”与“大秦”实为一国。经行记所记载的“开脑取虫”医术即穿颅术， 是希腊古代医学中的著名医术，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久已 流行。出生于爱琴海科斯岛的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 在西方世界被誉为“医神”，早在公元前5世纪（约前420 年）就在著作论视觉中记载眼睛失明的治疗方法：“当 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 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治疗 方法。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J所谓“目管” 可能是
5、由于脑部肿瘤或血栓所致，而“开脑”所取的“虫” 那么出乎杜环的想象。高宗治疗眼疾所采取的应是来自希 腊罗马的穿颅术。为高宗治病的关键人物秦鸣鹤是否为景教徒？学术 界存在争议。以典籍记载而论，其为景教徒之可能性很 大。除了杜环见闻并记载的“大秦善医”这个事实前提 外，在华景教徒（即大秦医生）善医眼疾并非个例。李 文饶集卷十二记载，大和四年（830年），南诏攻入成 都撤走后，任成都尹的李德裕清点户口，“蛮共掠九千人, 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 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 姓，并非工巧:在南诏所俘工匠中，“医眼大秦僧一人” 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是因为他属于
6、当时罕见的“工巧 景教徒在中国境内常被称为“大秦僧二此例说明从事医 疗职业、精于眼疾治疗应是景教徒群体的专长技艺。大唐新语和新唐书称为高宗医治者为侍医 张文仲、秦鸣鹤二人，而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独 称秦鸣鹤一人，这种记载上的差异显示，秦鸣鹤乃高宗 眼疾治疗的主导、医术非凡的一代名医。但怪异的是， 秦鸣鹤之名除此一处得见外，再不见经传，事迹全无； 而张文仲却是名留青史，与李虔纵、韦慈藏同以医显名, 旧唐书有传。其中原因何在？最大的可能是，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禁绝外夷各教以后，他的景教徒身份 成为禁忌，其名随之归于寂静。另外，秦鸣鹤的“秦”姓也颇含意蕴。虽然历史上 “秦”姓未必都是外族血统，但来自
7、大秦（罗马帝国） 的人员多以“秦”为姓，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孙权黄 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一位商人自交趾（今越南） 来到建康（今南京），在中国文献中留下了 “秦论”的名 字。中国历史上，归化中国的外国人多以其母邦为姓， 这种习惯在唐代尤为盛行。汉魏史册视“大秦”为制度 完备、文章华美的理想国度，甚至称大秦人“皆长大平 正，有类中国”，“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景教徒久居中 国，获知此类对己传教活动有利之信息，必甚重视之， 以其为获得唐朝廷与民众之认同的捷径，以母邦为其姓 而善加利用，进行自我宣传。秦鸣鹤以“秦”为姓，显 有彰示其“大秦”国人身份的意涵，而“鸣鹤” 一名那么 可能转自叙利亚语读
8、法，教徒中以此为名者不乏其人。景教入华之初，以“波斯经教”见称，一个多世纪 后，唐朝廷获悉“波斯经教”乃“出自大秦”，天宝四年 （745年）玄宗诏令全国各郡的“波斯寺” 一律改称“大 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建立。唐朝廷如此优渥景教，景教徒为皇家效劳而赢得 皇室垂青，想必是重要原因。换言之，治疗高宗眼疾是 景教徒在中国从事医疗活动的一次重大实践，是景教徒 在中国境内以医术助力传教的例证，在传教策略上与明 清时代的在华基督教团体可谓如出一辙。而高宗疾病医治过程似还隐匿着更多细节。高宗自 显庆（656660年）以后即罹患疾病。旧唐书称“帝 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
9、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 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二新 唐书记载“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 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资治通鉴记 载更详：显庆五年（660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 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 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高宗之病至显庆五年已很明显, 故由武那么天协助处理政事。此后高宗的头风病未见好转, 有加重之势，遂考虑由武那么天摄政。资治通鉴记上元 元年（674年）：“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J自显庆至上元元年，高宗罹患头风病已有十几载, 此间发生过两起重要事件。一是苏敬等药家撰成药典新 修本草（一名唐本草）
10、。药典对“底野迦”加以详述 云：“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 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 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 新附J二是拜占庭帝国向中国遣使的外交行动。旧唐 书西域传：“乾封二年，（拂蕊国）遣使献底也伽。” 乾封二年即667年。这是继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萩国 遣使后的第二次遣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第一遣使 所贡献的赤玻璃、绿金精等物，第二次遣使带来的是一 种药物（底也伽）。这两个事件中均涉及同一种药物，似 与高宗疾病隐含某种关联。底也伽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传统药方，创造甚早。有 人认为公元前4世纪约旦城的希腊人、医生安德鲁
11、马库 斯，在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印度之际创 制此药，其目的是用于被毒蛇咬伤后的解毒；也有人认 为是公元前1世纪黑海南岸本都国王密特拉达特的御医 加耳透阿斯所创。据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记载，这种药 剂由六百种不同原料混合而成，但其主要成分是鸦片。 罗马名医盖伦改进底也伽配方，此药又被称作“盖伦丸”。 盖伦曾以此药为罗马著名的马可奥勒略皇帝治疗头痛 病。在罗马帝国时代，底也伽被视为“万用药方”，用于 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 嗽等疾病。拂萩使节向唐朝皇帝贡献底也伽，不是寻常 之举，最大的原因应是皇家所需。盖域外使节向皇帝进 献奇珍异宝、稀见方物，乃属正常；假设非皇
12、家所需，贡 献药物实为中国文化传统所忌。由此我们推测，其中隐 秘的真相可能是，高宗患病多年求药医治，景教徒想到 了古希腊的传统药方，认为底也伽可以医治皇帝疾病， 建议高宗服用。高宗长期饱受头痛折磨之苦，在中医治 疗不见效果的情况下，决定试用。这一消息由景教徒传 回拜占庭帝国，遂有拜占庭使节贡献底也伽之事。与此 同时，苏敬等医家奉敕编撰新修本草，对底也伽获得 了更多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写入了新药典。新修本草 所谓“新附”即新加入的知识，应来自景教徒所作的介 绍。底也伽虽然可以减轻高宗的头痛之苦，但在根本上 不能治愈其顽疾，故其病情仍在加重，以致开展到“目 不能视:资治通鉴记高宗弘道元年：“十一月，丙戌， 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 侍医秦鸣鹤诊之J秦鸣鹤的诊断是“风毒上攻二所谓 “风毒上攻”或“风上逆”，乃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说法, 可能是中国史官记载此事时借用的固有之词，其实应是 脑瘤或脑血栓压迫视觉神经造成失明。秦鸣鹤采用希腊 罗马世界流行的针刺法为高宗实施手术治疗，使脑瘤或 血栓暂时消失，病情得以缓解，高宗短时间内产生“吾 眼明矣”的感觉，但脑瘤或血栓病灶不能彻底清除，遂 于十二月驾崩于洛阳贞观殿。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殊方 药物底也伽，以及景教徒实施的医疗，虽没有治愈高宗 的疾病，但显示了景教徒以行医助力传教，竭力接近皇 室，以获取传教方便条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