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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制权下的文阖5山野凹处,汩汩源流。人类文明与河流的关系密不可分。尼罗河旁人类细密的脚印,黄河冲击平原上的家族繁衍, 两河流域芦管上的字字句句,恒河孕育出的神话故事,依水而兴,因水而荣,四大古文明的开展无不有着河流的身影。 潘大明先生近作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以访古之行串联起淮河的地理与文化,借明中都的残骸揭开明王朝 兴衰的逻辑。政治、历史、地理、文学交汇,共同揭示了文明繁盛的奥义。一、淮水史迹:观察与想象的交汇湮没的帝都一书以淮河开篇,以淮河结语,以河流水道为我们勾画了淮河文化媲变的形迹。水波为纹,交错为文,记文为史。观察与记录是人们认识河流最原始也最直观的方法。甲骨文的“淮”字,左半局部
2、 为水,右半局部为鸟形,可以推测,古人正是观察到常在淮河边栖息的短尾翠鸟,所以在造字时,以“水”为形,以“隹” 为声,形象地展现了“隹”这种鸟与淮水的关系。隹鸟掠过大河,这大概就是古人在观察中赋予的“难”之本义。“(禹)导 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尚书禹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系统性地理著作,禹贡不仅描 绘了淮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状况,而且明确指出了桐柏山是淮河的发源之地。在上古落后的科技水平下,人们的测算手段 单一,但通过直观的观察,仍然对河流山川做出了粗糙却真实的记录。从春秋战国起,地理、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的 记录丰富着对淮河痕迹的描绘。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与淮水相关的条目多
3、达14489条。这些记录中,从“江、河、 淮、济为四渎”(尔雅释水)的模糊定位,到水经注中从支流、干流、湖泊等方面对淮河水系做出详细的考察, 伴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观察与记录的丰富度也在不断完善。正是得益于前人不懈地观察与记录,今人才得以 一窥淮河漫长的历史和悠久的文明。以观察为基础,想象是古代人们认知世界的另一重要方法。原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多从感性出发,对于超出认知 范围内的现象,人们往往借助想象来解释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淮河先民依水而居,淮水及河边栖息的水鸟就 成为他们想象世界的首要封象。水是创始者盘古的血脉的倾泻,神秘诡谪的同时,意味着一切作物繁衍的基础。而鸟穿 梭于天地
4、之间,与太阳同步栖息,带来农耕的讯号,这些自由的生灵被看作连接天与地的使者,代表着太阳与上天,为 农业生产提供庇护。化鸟为神、崇鸟敬鸟成为淮河文化的独特底色。淮河流域的早期出土器皿中,鸟形器神秘而精美, 昭示着该地原始的信仰崇拜。初民社会,淮河流域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的低下与生命的短促迫使人们一方面尽力开展 求生的技能,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超自然的神力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面对“麓高水汇为患”的淮河,先民们将未知神化 并予以崇拜:淮水发源的桐柏山,是传说中的开天辟地之处,盘古以血为淮渎;大禹治水三至桐柏,派庚申手拿“定海神 针”打败“形假设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1
5、(P4159)的无支祁,淮河水患始绝,人 们自此平整土地、安然定居。通过想象与崇拜,人们向未知祈求安定,完成了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合理化解释。说文解字释“谁”日:“水。出南阳平氏桐柏大便山,东南入海。从水隹声。”(说文水部)如今,借助现代 科技的力量,人们准确地追溯到淮河发源于今河南桐柏县桐柏山,自西向东流经河南、江苏、安徽、山东诸多地区,流 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这些测算是上古的生产力无法完成的,也是古人的原始观察与想象无法认知到的。但这一切 并不能湮没观察、想象与神话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文明开展的一个必经之点,使人类的认知能力迈向更高的台阶。二、淮河文化:相容与相争的交织湮没的帝都探讨的另一重
6、点,是淮河文化的开展。从淮夷部落的兴衰,到明王朝的兴废,再到当下村夫劳工 的碌碌营生,书中以开放包容和激烈竞争两大文化特性为根骨,展现了淮河流域的文化开展历程。从考古开掘的资料看,旧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就已经有人类居住。考古工作者在淮河上、中、下游都发现了古人类 活动的遗迹,河南许昌的灵井人、安徽的和县猿人以及山东的沂源猿人等,可能就是淮河流域人类的始祖。在文字出现 之前,这些古人类已经能够用器物表达对淮河流域的原始观察了。河南许昌灵井遗址中发现一件用鹿角雕刻而成的鸟, “鸟雕的线条简洁而流畅,翅膀有羽毛状刻线,体态优美,给人一种动静结合、栩栩如生的感觉:2 (P13)淮河流域的文化是淮水两岸劳动
7、人民汗水与智慧的结晶。“淮河文化的形成源自史前时期,农业、手工业、家畜饲 养以及建筑是其物质文化的重要基础,文字、音乐、宗教等那么是当地精神方面的典型表现,这些文化因素不仅起源早, 且开展程度高,为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重要贡献。”3原始时代,淮河水系未被干扰,流域内人民安定自居,相继出土 的农具陶器与祭祀神器展现了淮河流域文化上的包容与繁盛。淮河流域不仅早就有人类定居,而且还产生了人类进入文 明的标志刻划符号。双墩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虽比最早的刻划符号晚1000多年,但在丰富性和复杂性上远远超过 后者,这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罕见的。”4钟灵含秀,人杰地灵。李白诗云:“淮水不绝涛澜高,盛德未泯生英髦
8、。(赠华州王司土)5 (p608)淮水 波涛涌动之间,无数风流人杰不断显现于此。先秦时期,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安宁的地理环境赋予了淮河流域天 然的自由文脉,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多思想家涌现,推动了中华文明、传统学术的开展繁荣俩汉魏晋时期,淮河流域 既诞生了项羽曹操这样的霸王枭雄,又有淮南子文心雕龙这样的文艺著作;唐代那么有杜甫、李商隐这样的顶级诗 人。在这些鸾凤明珠点缀之下,淮河文化更加熠熠生光。宋代以前,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学术、思想,淮河流域都 展现出无比的活力与创造力。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特性造就了先民们在认识世界时的参差,也塑造了不同地区之间迥异的精神文化气质。淮 河文化的开放性
9、、包容性是由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从地理上看,“淮河流域介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 古代就有联通长江、黄河、济水的邢沟、背水、汴渠、京杭运河,发挥着沟通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4 从人文上看,在上古时期,淮河一直游离在正统文化的边缘。商周时期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以东夷、南蛮、西戎、北 狄四方部落为异族的天下观。淮河流域大局部面积正处于天下观中“东夷”部落,因而在早期也被视为蛮夷之族。这对于 淮河文脉本身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它既超脱了固有的“华夏”程式,能够以自然的状态流动;另一方面,又能够不断 与中原中心文化融合借鉴,取其精华保养自身。王权强盛,那么不断出兵征讨东夷,
10、企图将其纳入到中原正统的统治范围 内;王权式微,那么任由淮河流域的民族野蛮生长。淮河文脉就在上古时期的征讨与放任中培养了自由的基因,而到了中古 时期,虽然淮河流域已经被纳入了汉文化的统治范围内,但这种天然自由的习惯也保存了下来。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与未被归化的人文条件,以淮夷文化为基础的淮河文明,既包含了“楚文化的浪漫”,又兼有“中原文化的厚重”(P114), 开放包容成为其一大根骨。因其特殊的地理与气候环境,淮河水系复杂,灾难多发,这导致淮河流域衍生的文化并不总是鸟语花香,也充满 了冲突与争斗,并孕育出淮河文化竞争、抗争的特征。聚集在淮河地区孕育并开展着淮河文明的诸多部落为了获取更多 生
11、存资源,时而各自为战,时而联合对外,文化融合常常迫于战争的强力进行,部落性格也在灾祸和战争中锤炼得更具 有战斗性。诗序言“命召公平淮夷”7 (P41);颜师古注汉书言“淮夷叛,周公作大诰”网(P2446);春秋公羊 传言“楚子、蔡侯淮夷伐吴”9 (P918)等,可见“淮夷”不畏冲突,且时常起战,而“淮夷来服”也成为统治者能顺 利平定各方的重要标志。诗经中“江汉”一篇表达了周宣王元年平定淮夷叛乱以后回师江汉的隆重、荣耀与喜悦: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旗。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江汉之浒,王
12、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日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厘尔圭瓒,柜笆一卤。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在历史上,淮河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北政权对峙时,自北而南,自东徂西有三条防守线:一是守黄河,二 是守秦岭淮河,三是守长江。三条防线中,守黄河已远非强者不能,守长江已近非勇者不能,取均衡之势而处攻守之中 者,是秦岭淮河一线。”4据统计,从中国有历史记载到直到1949年底,发生在淮河流域
13、的战争之数约占全国战争总数 的四分之一。水患与战乱导致黎民流离失所,同时也锤炼了此地不畏强暴、敢于抗争、“好勇斗狠”6 (P91)的民风,“善于治 水,敢于抗争”成了淮河文明的主体特征。4为了获得生存的空间,淮河流域的人们不得不通过起义来进行抗争,“自秦 汉至明清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几乎都首义或响应于淮河流域。”4农民起义是中国王朝变更的主要力量,天然具 有对抗压迫的正义性,但它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乱中轮 转。”10 (P9)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旦借助群体的力量跨越阶层,无不选择了延续压迫的方式来重建新的王朝。朱 元璋正是通过这种方
14、式,从一介寂寂无名的匹夫变成生死予夺的燧赫帝王。对于长期处于天灾与人祸中的淮河流域民众 而言,人们期盼着淮河这片土地能够诞生一位可以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明君,接续淮河文化千年来的辉煌。他们天真 地认为,跟随朱元璋打天下、建立新的王朝就能开辟幸福的乐土。三、帝制极权:压迫和驯化的合谋潘大明此著书题落在“湮没的帝都”上,内容却不局限于此,明中都的湮没只是冰山一角,帝制逻辑真正的荒谬残酷 在于对“人”的淹没。黄宗羲的原君将帝制极权对个体的残酷迫害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 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 天下
15、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那么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11 (P2)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 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12 (P411)历代专制王朝无不使用肉体压迫和精神驯化的双重手段扼杀人的创造性,将其矮 化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元末农民起义的诸多英雄中,朱元璋起初并不出众,但仁爱、明智、包容、坚韧等优点,逐渐让他脱颖而出, 助他充满传奇性的成功人生到达巅峰封王称帝。但巅峰也是转折点,朱元璋性格和形象在称帝后急转直下,变得忌 克少威、疑神疑鬼、杀将诛贤,大兴土木,残暴不
16、仁。这个贫民出身的帝王在夺得江山之后与前代的统治者并无差异, 且专横跋扈的作风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克顿认为,不管是什么权力,只要它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只要它失去了制衡,必 然要成为“绝对的权力”,而成为“绝对的权力”后,就必然会倾向于残暴、腐败和不义。帝制的凶残及其必然性就隐藏在这 一逻辑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13 (P596)朱元璋试图从前朝 灭亡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以节俭笼络人心。国榷中记载,朱元璋曾令宫人把裁布制衣剩下的碎布做成被子,皇明 通纪称,为不忘民间疾苦,朱元璋曾在宫内开辟一块菜地进行种植,还对太子诸王说:“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
17、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14 (P55)然而,这种节俭与同情并没有辐射到其真正的执政 过程中。为了建造朱氏一姓的皇都,朱元璋不惜征举国工匠,运举国木材,费举国税收。潘大明根据当代一些学者的研 究指出,“明中都建设每年动用的劳动力在100至150万之间”,“营造明中都所需的费用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六年税收的 总和”。(P122)这些铺张侈靡之下,是个人对群体正常生产秩序、生存资源的大肆破坏与压迫。明中都的建造所费 岂是数块农田或是数条被毯能弥补的?朱元璋个人勤俭节约的故事与其在兴建明中都时的铺张奢靡形成鲜明的比照,更 显挖苦。明中都的兴废从外表上看是一项豪华工程的决策失误
18、,但实际上标志着帝制的逻辑走到极点,以后整个中国精神 文化活力的缺失。在君权神授的文化背景中,贵为天子的“皇帝”总被塑造成为全知全能的完人,一旦成为皇帝,他们就“以 为自己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说话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 的空间。15在极权主义的逻辑中,真理并不是客观实在,“真理的标准就在于提高权力感二”认识是被当作权力的工具 使用的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的。认识的意志到达什么程度,取决于一类生物的权力意志增长到什么程度:这类 生物狠狠地抓住实在,为的是宰制实在,役使实在。”16 (P15-16)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后,拥有了对臣下生杀予夺的绝 对
19、权力,他遵循着传统“打天下坐天下传天下”的帝制逻辑,把君主应乾纲独断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个人权力 一旦被赋予了绝对正确性,自认为帝王能够掌握绝对真理、无所不能,结果只能走向反理性。明中都的选址就是这种强 权压倒真理的典型表达。凤阳本身的经济政治开展并不十分优越:“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山区,山并不高;中部为倾降平缓的岗丘;背部是 沿淮冲积平原。都城的位置距离淮河缺乏5千米”6 (P45),它虽然是龙兴之地,然而“交通不便,资源贫乏,要成为 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控制全国,存在诸多不利因素”。(P137)在计划修建中都时,深谙风水的刘基以“中 都曼衍,非天子居也”17 (P437)进行劝谏,
20、不少大臣也认为凤阳地势平旷,无险可守,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是, 在君主意志之下,迁都带来的任何风险都无法成为阻碍。为了明王朝的千秋基业,凤阳不适宜作为帝都的客观条件也不 足为虑。这样的逻辑下,合理的劝谏就是“异己”的喧哗,只要清除这些“不臣之心”的声音,帝王的逻辑就会成为全知 逻辑,全知加上全能。朱元璋在夺天下时所具有的明智、包容、虚怀假设谷消失,并走向其反面愚蠢、狭隘、刚愎自 用。朱元璋不像历史上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这些君主那样拥有较多文化知识,他虽然机智聪明,但识字不多,是 个半文盲,从有利于王朝开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他理愿比一般帝王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补齐自己的短板,但 恰恰相
21、反,这位凤阳云游僧反其道而行之,对文臣武将动辄鞭笞肉刑,“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18 (P2151) o他擅 杀无度,广泛株连,“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19 (P664)明初文人上至丞 相徐达、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下至名儒王翰、夏伯启等人都死于非命,鲜有善终。时人感慨道:“古之为土者,以 登仕为荣,以撤职为耻;今之为土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 辱。18 (P2133)同时,朱元璋禁绝一切与君主至上、君权神授相违背的“异端邪说”,以致孟轲一度被逐出了孔庙, 孟子横遭删节,变身成孟子节文,被删掉的内容不
22、得教授,更不允许成为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在这位布衣皇 帝的猜忌与武断下,文字狱大兴,辅之以锦衣卫的血色恐怖,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急剧压缩,“最终打垮知识分子的独立 思考能力和人格特征,从而卑躬屈膝地为极权统治服务”。6 (P224)从朱元璋开始,后世皇帝无不沿用这种摧毁知识 分子人格的利器,加强言论控制,无孔不入地维护帝王的极权统治。易日:“穷那么变、变那么通、通那么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这是治国理政的通那么。朱元璋不仅把自己 神化,而且把自己的主张神圣化,他把自己治国理政的一些心得、体会制成“祖训”、“宝训”、“御制大诰”,要他的子孙世 代遵守,“一字不可改易”,“无作聪明,乱我已
23、成之法20 (P387)潘大明指出:“墨守成规,必无可救药。”(P346) 明初正是西方进入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的时代,但此时的中国,在朱元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统治下,正沿着历代 王朝奉行的重农抑商、崇俭黜奢、无为而治等治国的理念行走,并人为地限制着今后变革的可能。在西方摆脱中世纪步 入科学时代的同时,中华文明却陷入停滞与淤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一个悲剧。在君权神授、君主独尊、独断至极的大背景下,无人敢发出对抗的声音,中都修建与罢停之间如此明显的前后矛 盾,也无人敢提出质疑和非议。“绝对的权力”是帝制的双刃剑,它维护着帝制,又封锁了其变革、进步的可能,一代又 一代,一朝又一
24、朝,形成永远无法走出的莫比乌斯环。四、淤塞:河流与文化的同频衰朽淮河流域介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发挥着沟通南北文化的重要作用。自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起,黄河 长期夺淮,导致淮河出海口淤堵,改在三江营汇入长江。此后,淮河流域水灾频发,两岸民不聊生,巧合的是,几乎与 河道被堵同步发生的那么是淮河文化的萎缩和衰退。淮河流域的开放与包容孕育了朱元璋这样一位布衣皇帝,但他开基立国后,却以前所未有的蛮横驯化他的臣民, 终结了“淮河文化与生俱来的特质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力。”(P179)同济大学王国伟教授在不该被历史风尘 遮蔽的淮河文明一文中用“扭曲的水道”、“骄奢的王道”、“寂静的文道,21形象
25、地概括了淮河文明在明代的遭遇,也 恰到好处地说明了河流与文明的淤堵造成的后果。河流淤堵剥夺的是生命,而文化的淤堵削弱的那么是文明的活力。一旦 帝王之术大行其道鸣噪纷纷,文明自然随之寂静失声。朱元璋这位淮河之子虽然驱除了胡虏,成就了霸业,但这位识字 不多、靠造反起家的帝王却把秦汉以来的“帝王文化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二随之而来的是“帝王文化沉重地压制了淮河 文化,更使它无法喘息”。“明朝时期重要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出生江浙闽赣湘等沿大江大河的 地区,远离了淮河流域。”6 (P179-180)帝都的湮没预演了一代王朝的衰落,留下的只有眼前寥落的农田瓦舍。这是湮没的帝都中最具隐喻性
26、的画面。 随着访古之行的结束,淮河文化从繁盛到湮没的警示也渐渐清晰:开放、包容与自由,是一切文化创新与文明演进的养 分,它的反方向也是帝王极权的历史留给后人的可哀可鉴之处。参考文献1李昉.太平广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5.2金荣权.先秦淮河流域族群演化与文化融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3陆勤毅,朱华东.淮河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J.学术界,2015 (9).4吴海涛.论淮河文化的内涵特质J,学术界,2021 (2).5李白.赠华州王司士M王启兴.校编全唐诗(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6潘大明.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M.上海:中西书局,2020.7卜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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