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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公羊传导读课件提纲v一、一、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传传 v二、二、公羊传公羊传与公羊学与公羊学 v三、三、公羊传公羊传及公羊学的主要观点及公羊学的主要观点 v四、四、公羊传公羊传与公羊学研究的兴盛、传承与公羊学研究的兴盛、传承 与再度复兴与再度复兴v五、五、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的版本的版本 v六、经典章节六、经典章节v七、学习七、学习公羊传公羊传的参考书目的参考书目 一、一、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春秋传传 v（一）（一）春秋春秋 v（二）（二）春秋春秋 v（三）（三）春秋春秋传传（一）春秋（一）春秋 v “春秋”是时代名，因编年体鲁国国史春秋得名。春秋及其三传是了解春秋时代的重
2、要典籍，了解春秋时代又是解读春秋及其三传的法门。然而至今，史学界对春秋时代的认识和见解仍不尽相同。这必然关涉对春秋及其三传的解读。因此，先将我们所认同的对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看法说明一下。春秋时代的断代春秋时代的断代v 春秋始于春秋始于周平王周平王东东迁，其截止年代说法不迁，其截止年代说法不一，目前通用的起迄年一，目前通用的起迄年代为周平王元年（前代为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前四年（前476年年）霸前期霸前期v 霸前期的特点霸前期的特点，首先是王权衰微，无以号令诸侯。周平王崩，鲁隐公竟然不奔丧。周桓王（前719前697年，鲁隐公四年鲁桓公十五年）即位，则极力讨好
3、东部诸侯中与周室最亲、最有地位的鲁国，十三年中竟然五次聘鲁，（此后至春秋末就只有僖公三十年、宣公十年两次）希望得到鲁国的支持。特点之二，诸侯国内乱，郑、鲁、晋、宋、陈、卫等国为夺君位，杀伐争斗此起彼伏，王室毫无控制能力。其三是诸侯灭国兼并连绵不断，华夏诸侯群龙无首，夷狄戎蛮乘机肆意侵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隐公四年），中原大地烽火不断，王室亦无能为力。霸政时期霸政时期 v 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的局面不再。此时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尊王攘夷，扶危救困，取信于天下，从此进入霸政时期霸政时期，周王室大权旁落。霸主在冠冕堂皇的尊王旗帜下，取代了天王号令诸侯
4、的作用。比如，组织同盟国家立盟誓互不侵犯、协同处理国际争端、抑制裁决篡弑谋逆、组织联军平乱攘夷等等。在一百多年的霸政中，参与联盟的国家越来越多，范围逐渐扩大。齐桓公时，主要是东方诸国，齐、鲁、宋、陈、曹、许、卫等。晋文霸政时则发展到了西方诸国，戎狄渐次归附。后来，一直被称为荆蛮、南蛮的楚庄王、吴王阖闾亦成为诸夏霸主。然而尽管霸主有着一定的权威性，无奈诸侯国各怀异志，所以不断结盟也不断毁盟。霸政衰微时期霸政衰微时期v 春秋后期，“诸侯僭王室”又进而发展到“大夫僭诸侯”，各诸侯国内部的“大夫世袭”司空见惯。其后果必然是卿大夫宗族力量渐强，实力膨胀，逐步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权，就是这样，春秋终于进入了大
5、夫以至陪春秋终于进入了大夫以至陪臣执政时期。臣执政时期。春秋时代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初期阶段春秋时代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初期阶段 v 这个变化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这个变化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演进的初期阶段会演进的初期阶段。西周诸侯的土地和奴隶是周天子分封的，受封者仅拥有“食其租税”的权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进入东周以后，王室权力衰弱，封建领主对受封土地“食其租税”的领有权向所有权转化，土地上的劳动者也随土地一起成为领主所有。促进这一形势变化的还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因素，那就是春秋初期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铁制耕具利于开垦荒地，“私
6、田”渐广。这些变化使得天子“受民（劳动力）受疆土（生产资料）”无法维持，土地王有制向私有制过渡。诗经大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左传中多次记载的贵族之间的土地纠纷，充分说明土地王有已解体，私人占有的局面已经是天子无法控制的了。v 伴随各国私有土地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形成，氏族贵族制没落。郑国、晋国郑国、晋国“铸刑书于鼎，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表明自由民增多，新兴地主阶级财产、势力膨胀，制法的必要性突出了。铸刑鼎，打破了贵族原有的特殊地位，正如左传昭公六年所云，“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无论贵族还是新兴地主、平民，都要受这法的约束。封建宗
7、法制下的与生俱来无可改变的身分地位，不再一成不变。战功可以使庶人、工商进为下级军官，从被统治阶级跻身统治阶级行列，战功也可以使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自由。这一切变化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春秋时代是国内战争频繁的时期春秋时代是国内战争频繁的时期 v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国内战争最为频繁的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国内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仅据时期，仅据春秋春秋所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所记载的军事行动，就多达四百八十余次。多达四百八十余次。即使是国家之间的聘问、盟会等行为也多数与战争紧密相连。战争几乎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v 周平王东迁之举不仅不能回避戎狄，反而使他们进一步向中原进逼，深入到了黄河流域
8、，对中原诸侯国造成重大威胁。他们多次侵伐郑、卫、齐、晋、宋、鲁等国，甚至灭邢、温，亡卫。卫国因此而迁都楚丘，再迁至帝丘。齐桓公称霸，联合起诸侯才北败戎狄，南服荆楚。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秦国强大起来，诸夏与戎狄的战事减少，相融多于相伐。春秋时期更多的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的战争。诸侯兼并，西周就已经发生，武王时期的八百诸侯到春秋初期只剩一百三十几个了。v 东迁后，衰弱的周天子更无法控制局面。弱肉强食，大国称霸，齐、晋、楚、秦、吴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小国家趋利避害游走于大国之间以寻求庇护，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国一个一个地吞掉了。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卿大夫宗族实力的膨胀，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国内的阶级矛盾
9、日益深重。于是，春秋中后期，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硝烟不减，诸侯国内各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争夺君权的战争甚嚣尘上。这类夺权的战争多数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属于社会转型的战争。为适应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需要，各国军备暴增，纷纷突破“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周礼之制。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战争的方式也在变化。（二）（二）春秋春秋 v1“春秋春秋”其名其名v2孔子与孔子与春秋春秋1“春秋春秋”其名其名v “春秋春秋”本是春秋时期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史的专名鲁国国史的专名。因鲁史编年必记载四时，不便以四字为书名，乃错落举“春”、“秋”以统括“夏”、“冬”。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
10、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赵岐注：“此三大国史记之异名。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史称鲁春秋。v “春秋”也是当时各国史记的通名当时各国史记的通名，墨子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之说，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国语中所说的春秋也是泛指史书。故此，后代以“春秋”作为“史”的代称，进而被借用来表示岁月、年龄。v 今传世之春秋，是孔子依据当时的鲁国史书修订而成的。公羊传中所说的“不修春秋”指的是鲁国原国史，是史书，今已不存。经孔子笔削而传世的春秋，是以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故实为依托，立
11、经世大法的政治书。二者有质的不同。对春秋的认识v 名为春秋，又非正经史书，历史上就曾有因为不解其中味而诬春秋者，比如王安石蔑之为“断滥朝报”，意思是说春秋是残破不全的诸侯赴告。v 也有深解其中味者，朱熹朱熹近思录就指岀：“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五经之有春秋
12、，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v 孟子和史记还分别阐释了春秋的社会价值，孟子滕文公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
13、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2孔子与孔子与春秋春秋v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历来说法纷纭，主流意见是今传世之春秋是由孔子修订的。相关文献v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v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v 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不在于记史而在于以史实说法，借事以明义，在针砭世事中立治世之法，从而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著于竹帛，传之于弟子，进而传于后世。只看它在不少年份中，春夏秋冬四季之下只有一两个字，如“雨”、“螟”、“宋灾”之类；有多处是“夏，四月”，“
14、冬，十月”之类只记时不记事；桓公十三年春季之后只有“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寥寥数字，桓公七年甚至只有春夏无秋冬，显然，它不是一部按部就班记事的国史。对孔子修春秋的认可v 孟子、春秋繁露、公羊传、史记、汉书等大量典籍，或说孔子“作春秋”，或说“为春秋”，或说“修春秋”，或说“次春秋”，或说“笔削春秋”。可见战国、西汉以来的学者都承认春秋为孔子所作或由他修订的。史记更是多少次反复记述这一史实，此说为历代学者认可。对孔子修春秋的置疑v 有些学者置疑，如唐人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外篇惑经中就提出一些疑问。宋王安石说如“断烂朝报”般的春秋，不会是孔圣人所修。近代疑古派也提出过一些怀疑。今人杨伯峻声称“不怕得
15、罪圣人”，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给予坚决的否定：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孟轲硬说他“作春秋”。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子夏 与春秋v 少于孔子四十四岁的子夏子夏，是孔子晚年的门生。v 子夏子夏，是孔子晚年的门生，他亲聆孔子口授春秋，是传春秋传的祖师，论语中子夏曾出现23次之多，为何不曾提及春秋呢？这只能存疑，有待考证。不过子夏对春秋的诠释很受战国学者推重，并用以作为提出政见的论据。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曰
16、：“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见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可见子夏作为治春秋的大家在当时是颇有名气、颇有影响的。（三）（三）春秋春秋传传 v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春秋曾有五家解经传承。其中邹氏传、夹氏传连班固都未曾见到，早已失传。只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流传至今。班固著录左传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表记载为“鲁君子左丘明”。典籍中常称其为左氏传，成书最早，用先秦古文书写，属于古文经。杨伯峻推
17、论大约成书在鲁哀公之后的6080年间，即公元前403前386年前后。公羊传、穀梁传都是师徒口耳相传授之学，公羊传于汉代景帝时，即公元前156前143年间，才写定成书。因其使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隶书，故称为今文经。穀梁传成书则更在公羊传之后了。班固著录穀梁传作者为“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曰：“名喜。”唐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序云：“穀梁子名（淑）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意杨士勋之说，认为“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三传师承不同，注经侧重点不同，内容不同。今文经、古文经之争v 自壁中古文经出现，今文经、古文经之间争论就开始了。最初
18、最初还只是在文字及其训读上的异文歧义上，后来发展成学派之争。东东汉汉，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渐次激烈起来，“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其弊滋甚”，（四库全书总目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如此，春秋三传成了今古文经学矛盾斗争的焦点。v 公羊传在董仲舒演绎下成就了公羊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但他将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混迹其中，助长了西汉晚期阴阳灾异之说的大肆泛滥，这成为董仲舒公羊学的明显弱点，遗人话柄。此后古文学派渐盛，逐步占据上风。三国时魏人鍾繇竟然比喻左传是“大官厨”，公羊是“卖饼家”。（三国志魏书裴潜引魏略：“司隶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
19、，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太平御览第四百六十四、八百六十、六百一十卷所引，或作“大官”、“太官”，或作“大官厨”。）v 杨伯峻批评得更彻底，认为公羊传的贡献不过是“偶然发现一两点全经体例”而已，说“公羊传、穀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又根据当时各国使用的历法不同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是骗人的鬼话”，公羊家之书“真是越读越糊涂。不是这些学者糊涂，我认为是公羊传、穀梁传本身糊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左传被排斥在西汉官学之外v 左传成书早几百年，为什么却被排斥在西汉官学之外？至汉哀帝时至汉哀帝时刘歆刘歆曾为左传争立官学，为什么今文
20、家一句“左氏不传春秋”，便未得立？其所谓不传春秋，据公羊家言，一方面指左丘明不是孔子弟子，未得孔子口授，故不知孔子作春秋借事明义之旨；另一方面就其内容看，左传是史书，着重从史实方面解释春秋，没有阐明春秋的义理，即不传春秋中蕴涵的微言大义。杨伯峻也说：“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比较少。”汉代统治者将春秋公羊传立为官学，后代统治者一直将它奉为治世经典，因为它是阐释孔子政治学说的政书。他们绝不是将它当作史书看待和利用的，因为记录史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是古文经左传。v 皮锡瑞经学通论曰：“综而论之，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穀梁传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
21、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此言是比较客观的。二、二、公羊传公羊传与公羊学与公羊学 v（一）（一）公羊传公羊传的名称的名称 v（二）（二）撰撰公羊传公羊传的人的人（一）（一）公羊传公羊传的名称的名称 v 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曰：公羊传是“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戴宏所记述公羊传的师承关系或许有脱略而不全，因为自子夏至汉景帝仅只五六代似讲不通。况且公羊传中提到了几位经师，如；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鲁子、曾子并不在师承世系之中。班固著
22、录公羊传作者为“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曰：“名高。”然公羊高只是子夏之后学，公羊传的一代传人而已。四库全书总目亦曰：“旧题周公羊高撰，实高所传述，而其玄孙寿及胡毋子都录为书。”与左丘明所传之春秋左氏传以经解者来命名（这也只是一说而已）不同，春秋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氏。v 西汉尊今文经学，诗则韩、鲁、齐三家，书则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易则施、孟、梁丘、京房四家，礼则大小戴，春秋则公羊传。因此，其间经、传、子、史中所称引之诗、书、易、礼均指今文经，所称引之春秋传，自然是公羊传。无论孟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皆如此。汉人注经称春秋传者也是指公羊传，说文解字所引公羊传内容，也冠名为春秋传，在春秋繁露
23、中则径称传，全不见公羊传之称谓。例如，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郑玄注：“谓见侵伐也，春秋传曰：国灭，君死之，正也。”这段所谓春秋传见于公羊传襄公六年。就是说经学早期无公羊传之称。v 据近代经学家崔适考证，公羊传之名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早期斗争的产物，公羊传之名与公羊氏之籍都出自刘歆的七略。刘歆是西汉末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王莽托古改制，立刘歆为博士，封为国师，贬抑今文和今文经。一时古文广为传播，古文经学大行。刘歆欲黜公羊传使与穀梁氏、邹氏、夹氏等同，因而乘整理宫廷藏书职事之便，更其名为公羊传，著录于七略之中。看来清人廖平在古今学考中说，“盖汉人今古纷争，积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学之士疾之如仇”
24、，也许并不为过。“新莽”覆亡，今文经学重又抬头，然官修书目七略早已编订流行。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编修，（汉书艺文志总序有就刘歆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之语。）公羊传之名遂定矣。况且，班固也是崇古文抑今文的古文经学营垒中的大家，汉书中多用古文古义，甚至马融都“多未能通”，而从班昭受读。v 还有另一说法还有另一说法，公羊传并非一人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云：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
25、尤不出于高之明证。v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亦云：“公羊传内容，绝非成于一人，杂引群贤，即其明证。”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穀梁传注疏又曰：“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皮锡瑞经学通论亦如是说。然“题其亲师”这一推论如果成立，那么自西汉著于竹帛始，就当称为公羊传了，为何西汉的典籍中但称春秋传，不见公羊传之名？东汉班固整理编撰的白虎通义引述公羊传时，多数情况下冠之以春秋传，只有少数几处称春秋公羊传，这是为什么呢？故“题其亲师”说不足信。（二）撰（二）撰公羊传公羊传的人的人 v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
26、秋。”又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借春秋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然其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直书于册，隐而难明，只好将不得明言者，通过“口授”传其旨意于“七十子之徒”。显然，春秋经之外还有孔子口授之言。这口授的内容则是由子夏以往一代代口耳相传，及传至汉景帝时“著于竹帛”的春秋传，即后来称作公羊传者。公羊家认为春秋经中“以史实说法”的微言大义，不是孔子亲自口授，是无人能知晓的。v 今从形式上看，公羊传以设问作答，层层推进的方式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确实像是一位
27、循循善诱的老师在疏通经义，讲解经文如何“设褒贬”、“制义法”，“别嫌疑”、“明是非”。在讲解春秋的褒贬、“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中将春秋治世理想揭示出来。皮锡瑞经学通论说：“春秋为后世立法，唯公羊能发明斯义。”认为公羊传独得孔子真传。v 从内容上看，公羊传没有为春秋充实更多的史实。对个别历史事件经过的补充都与“说法”有关，是以史实解说孔子对该事件的态度，从而立治世之法。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知晓修春秋时寄寓于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者，只能是修春秋的人。“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又有谁人能设传指点？依公羊学家的观点，公羊传为孔子亲传。三、三、公羊传公羊传及公羊学的主要观点及公羊学的主要观点 v（一）（一
28、）“大一统大一统”说说 v（二）（二）“三世三世”说说 v（三）（三）“通三统通三统”说、说、春秋春秋改制说改制说 v（四）（四）寓褒贬说寓褒贬说 v（五）（五）“素王素王”说说 v 在治学的方法路径和目标上，今、古文经学派大相径庭。古文经学始终周旋于文字训诂、史迹钩沉与考证的圈子里，想方设法追本溯源。左传是在广泛搜集资料上下功夫，以完善春秋的史实记述。公羊传及由此而衍生的公羊学，是政治学，重在实践。后代的公羊学家大多遵循并发展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解诂的路径研究公羊传，深入开掘春秋经以至公羊传中蕴涵的隐微内容及深奥意旨，不断发明和推进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公羊学家善于抓住公羊传政治历史哲学的核心问
29、题，精心取证、归纳，在阐释经义中，针对自己面临的社会现实加以大胆发挥，不仅具有富含变革意义的史学理论，而且有丰富例证，形成了中国古代的一门历史哲学。v 应该说公羊学是以圣人经典来解决现实问题，“借古谕今”、“古为今用”的先驱，在古代经学中自成体系，是一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学问。古文学家不理解公羊学说的实质及其门径，不理解何休的公羊解诂，于是，诬蔑何休是公羊的罪人。这似乎是委屈了这位大儒。其实董仲舒、何休，以至后来的公羊家全是以“求圣人之初心”为旨归的。董仲舒声明：“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即以春秋及公羊传为推求圣人之心的文本依据。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后叙曰：“晋唐以来之
30、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门，不升其堂者也。”（一）（一）“大一统大一统”说说 v “大一统大一统”即尊奉王室，维护一统之制的观点。公羊传隐公元年开宗明义阐释的是“王正月”之大义：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这部经世政治著作政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儒家的政治理论纲领。它贯彻于春秋及公羊传始终。v 如：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堂而皇之的“公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阳”，实际上是周王听命于晋文公去出席“践土之会”和“温之会”，公羊传释其褒贬曰：“曷为不言公入京师？天子在是也。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狩不书，此何以
31、书？不与再致天子也。”v 又如，郑国与王室矛盾日深，积怨日重，不再朝觐。桓公五年，周桓王率诸侯伐郑。然而从者只有蔡、卫、陈三国。结果王师大败，郑祝聃射中周桓王肩膀。春秋隐讳的书法是：“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公羊传发其微言为：“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是对蔡、卫、陈遵王命进行褒扬，隐含着对那些不尊王的诸侯的批评。在“不与致天子也”、“从王正也”中寄托着尊王、“大一统”的理念和原则。v 再如，只要是有王室的人参预活动，春秋行文中均给予尊崇的地位。春秋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公羊传解释说：“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贵也。贵则其称人何？系诸人也。曷为系诸人？王人耳。”读春秋、公
32、羊传首先要把握住其中蕴含的这个理念，不然会不知所云，不知其所以然。v 尽管孔子生活的时代以及春秋所记述的时代，是孔子所谓“天下无道”的时代，周王室已丧失了天下共主的尊严，甚至于要听命于诸侯大国，然而，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春秋以维护一统为出发点，对于所记载的事件，凡有碍于王室尊严时一律采用避讳手法隐去真情，寓褒贬扬弃于微言中。每逢这种隐讳不明的经文，公羊传则发传给予解析，揭示其微言所在。v “大一统”是时代的需求，吕氏春秋不二曰：“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其执一篇提出“王者执一”、“天子必执一”的理论。一统之制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体
33、现了人民的愿望。岂止春秋战国、秦汉如此，几千年中华大地上，历经分合治乱，然而分久必合，终归一统是总趋势，是人心所向。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始终的政治追求。直至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念念不忘炎黄子孙同根共祖，念念不忘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二）（二）“三世三世”说说 v “三世”说是公羊学历史哲学的理论核心，是古人朴素的进化观。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公羊传三次交待“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理解这句话，是解读春秋、公羊的又一把钥匙。v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荘王诠释这句话曰：“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
34、、荘、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v 董子“情”的提出，揭示了孔子修春秋心理上的依据。得此一端，三世之划分便不难理解了。意思是说春秋中孔子对于所亲见之世（昭定哀），所听闻之世（文宣成襄），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书法不同，用辞不同。其原因是，因时代远近不同，恩情薄厚不同，自身感受深浅不同。v 何休解诂于隐公元年给予进一步具体的说明：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
35、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将“三世异辞”中蕴含着的历史“变易”观点解释清楚了。董仲舒、何休及后世公羊家一致认为公羊传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时代，即“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体现了孔子“据乱世”至“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与礼记礼运社会进步以至“大同”的思想是一致的。v 孔子对于所亲见之世（昭定哀）与所听闻之世、所传闻之世书法不同，用辞不同，除了以上所言之外，本传还交代了另外一个原因。春秋春秋定公没有正月定公没有正月，公羊传曰：“定
36、何以无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即位何以后？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为未可知？在季氏也。”正月是正规即位的时间，然而昭公被季氏驱逐多年后死在了晋国乾侯，灵柩能不能进入鲁国，决定权仍在于季氏。如此，举行即位大典在正月之后，所以定无正月。“定无正月”的书法，包含着对季氏的强烈谴责，“其义”却实在隐微难明，恐怕连季氏也不会留意。是的，公羊传接着明确指出：“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公、哀公章节中多隐微不明，内含批评的言辞，即使是事主，也不知道经文记录了自己的罪过。为了避免祸及自身，孔子记录当代人的罪恶时不得不更隐晦一些。史记所说“定哀之际
37、”，“当世之文”，“则微”，也是这个意思。v 以借事明义为目的的春秋记事的特点，一是一是，“常事不书”，因其无关宏旨；二是二是，以体现经世原则，治世大法为务，书法“无达例”，“无达辞”。即春秋繁露精华所言之“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天”。把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当作“三世”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进行记述，将历史变易观渗透其中，体现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政治原则，寄托由丧乱世达到王化大行的理想。v 以民族问题上的“三世异辞”为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即天下由乱而治必从近处身边的事做起。在传闻世（据乱世）是“内其国而外诸
38、夏”，以鲁国为本位，以诸夏而外之。于所闻世（升平世）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情况下“实与文不与”地支持、赞许齐桓公率领诸侯救亡济困，扶助诸夏之弱小，伐戎服楚，维护诸夏的生存及天子一统的局面。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所言即是这个意思。至所见世（太平世）夷狄渐至服膺，讲求礼仪走向文明，则进爵为“子”，比如“楚子”、“吴子”、“戎曼子”等夷狄称爵与诸夏无别，天下远近小大若一。v 春秋所界定的内外、夷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进可黜。进黜的原则是“礼”，是善与恶，文明与野蛮。夷狄可进至封爵，诸夏无礼也可黜至夷狄，如昭
39、公二十三年“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我们要从这“三世异辞”的“夷”、“夏”转化中，要从春秋对史事的褒贬中所蕴含着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治见解中，去体会春秋“变易”、“改制”以及进化的理念。这一强调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进化观，无疑是很可贵的。公羊家的“三世说”历来是批判宣扬复古倒退的历史学说的武器，历代倡导改革的政治家都尊崇公羊之学。可以这样说，不理解“三世说”就无法读懂公羊传，也无法读懂春秋。（三）“通三统”说、春秋改制说 v 此二说同是公羊家历史变易的观点“通三统”说v “通三统”即“通三王之统”。“三统”之说源于“三正”。“三正”即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一年之首的三种历法
40、，依次叫做周历、殷历、夏历。“建”指“斗建”，即北斗所指的时辰，由子至亥，每月移动一辰。夏商周三种历法各成一统，成为三统。v 新王朝建立，受命于天，必改正朔，与此同时，对前代政治必有因革损益，既师法前王，取其善者而从之，使今王之统通于前王之统，又必需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实现新王朝的一统天下。为表示尊礼先王，新王立必要封赠前二代王之后人为公，二王后与己为三，称为通天下三王之统。所以“三统”包含了一切礼制，远远超出了“三正”的内容。殷因夏礼，殷之新统通于夏之旧统；周因殷礼，周之新统通于殷之旧统。周王存二王之后，封殷之后于宋，夏之后于杞；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孔子作春秋，以春秋为一代，以春
41、秋为新王，行新王之事，改制立法。或曰以鲁为王，假托新王受命于鲁，改制立法。所以春秋“黜周王鲁”，“新周、故宋、黜夏”，封周、殷为二王后。v 如春秋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解诂曰：“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公羊传曰“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春秋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何休解诂曰：“杞，夏后，不称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即以春秋为一代新王，夏后之杞降格为小国而称伯。v 又如春秋书例“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凡来朝聘鲁国者均给予褒誉：“邾娄仪
42、父”，称邾娄国君之字，是褒誉他首先与鲁国结盟；称滕、薛两小国国君为“侯”，是褒誉他们首先来朝鲁，为其它诸侯作出了表率；对楚由称“荆”改称“荆人”、称介国国君之名“介葛卢”，也是褒誉他们前来朝聘鲁国。在以上诸例中均暗含“王鲁”之义。此后与鲁结盟、来朝聘者日多，则是尊王道、王化日深的表现。公羊学在“以春秋当新王”，或曰“王鲁”中蕴藏着比附性的异姓而王必改制的观念，是公羊学说演绎出的历史发展、变革、进化学说。换句今天的话说，就是新政权建立，其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应与时俱进。v 鉴于此，刘逢禄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很有意思的问题：诗经为何将东周王城（周平王东迁，徙居于此，是为东都）的诗不归入雅而定名王风，
43、归入十五国风，与诸侯无异？又三颂为周颂、鲁颂、商颂，正与春秋“通三统”，“以鲁为王”，“封二王后”之义相合。于此可见，“公羊家三世说不误也”。v 应注意，“通三统”是政治学说，以夏商周异姓为王的三统，来讲朝代更替必有损益的历史规律，带有比附性。“通三统”与“三世说”中变的理念是相通的。“通三统”以变的理念看待更替中的三王的历史，“三世说”以变的理念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是华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政治历史哲学进行探讨的思路和成果。而且这一思想被战国秦汉诸子普遍接受。当我们深入体会公羊学的理论观点之后，则会发现，公羊传所论述的历史变易学，与战国末年兴起的周易天地自然万事万物转换变易的哲学，是相通
44、的。春秋改制说 v 春秋改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可以从春秋书例中挖掘出来，公羊传多所发明。隐公元年何休解诂：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v 这些改变可以说是外在的、形式上的，更深入更带实质性的改革还很多。如鲁隐公薨，而未书葬，公羊传解释曰：“春秋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何休解诂曰：“道春秋通例，与文武异。”明确指岀这与文王、武王之制有所不同，春秋推崇复仇精神，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报杀君父之仇
45、，不堪为臣为子。此说又见于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正义：“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v 再如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传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解诂：“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即春秋三苗制，不同于前代的四苗制。（参见十三经辞典公羊传卷相关辞条。）又解释了改制的原因是“以飞鸟未去巢，走兽未离穴，恐伤害于幼稚”。即夏时田不利于禽兽繁衍。孔子改定的三时田制又见于礼记，曲礼下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麛卵。”提出不在生乳之时重伤其类。王制则明确规定“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郑玄注：三田者，夏不田。）v 又如春秋桓公
46、十一年：“郑忽出奔卫。”公羊传：“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休解诂：“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即将复杂的五等爵改为三等爵，公爵、侯爵之外合伯子男为一个等级。“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是春秋改制的一个大原则。所谓“文”，指文采、文饰，外在形式；所谓“质”，指实质、本质，质朴的内容。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周代重文，春秋重质。春秋礼制中不同于周礼者，“与文武异”者皆为春秋继周而立的一新统之制。（四）寓褒贬说v 皮锡瑞经学通论曰：“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诛讨犯上作乱，即诛
47、戮谴责僭越、篡位窃国、破坏大一统之“乱贼”，是春秋大义，这一点是明白易晓的。但“改立法制以致太平”的微言是隐晦难明的。春秋这些表达政治见解的微言寄寓于笔削之中，寄寓于行文方式的褒贬之中。揭示讲解这些精微之处深藏的微言是公羊传的宗旨。从上文春秋改制的说明和举例中已见一斑。v 笔削之义，确如徐彦疏所言：“春秋之义,常事不书，有善恶者，乃始录而美刺之。”如宗庙祭祀乃常事，无论是时祭、禘、祫一般都不作记录，凡记录者必有其微言在。春秋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均因其非礼，书而贬之。凡是“外逆女不书”、“外取邑不书”、“君弑，贼未讨，不书葬”等等依例不书而书者
48、，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或褒或贬，公羊传均给予解释说明。v 春秋于行文中寓褒贬，比比皆是。春秋“大复仇”，意为褒誉报国仇，雪国耻。先君之荣辱即今君之荣辱，今君应当不忘国仇、君仇，承担起复仇的责任和义务。凡是复国仇之举，春秋均给予褒誉，公羊则不吝文辞发传解经。庄公四年春秋全文为：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飨齐侯于祝丘。三月，纪伯姬卒。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纪侯大去其国。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齐人狩于郜。公羊的三处发传v1.“纪侯大去其国”。表面意思是纪侯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国家，即亡其国而背井离乡。事件背景是：齐襄公之九世祖哀公，因纪侯之谮而被烹于周。荘公四年，齐襄公为复九世祖哀公
49、被害之仇、洗雪国耻而灭掉了纪国。公羊传于此大发其议论以揭示六个字的经文中深藏的大义：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v 这段传文有三层意思。其一，春秋“疾灭国”，但是却讳言齐襄公灭纪，是为了褒赏他的复仇精神。其二，说明褒襄公的原因：君位世袭，子孙相承，“国、君一体”，故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虽为百世可报。其三，为防止误解，传文特别提醒并分析国仇与家仇不同，大夫之
50、家则不可以世代为仇。为什么？这里又关系着另一个春秋大义和治世原则，即卿大夫不得世袭。因为大夫之位不得世袭，那么大夫之责也就止于自身。大夫之子应当报父之仇，然而，其子孙却不可以世世为仇。传文所揭示的复仇的原则里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君来说，将先祖之荣辱当作自身之荣辱，为维护国家的尊严而战，为先君复仇，君臣上下同仇敌忾，有利于君位的稳定和国家的巩固。如果卿大夫世袭，久之，国君之大权必然旁落于大夫之家，这是祸乱之阶，国家政权必然不稳。此处“家亦可乎？曰，不可”，正与公羊传始终强调的“讥世卿”的政治原则是相呼应。v2.在“齐侯葬纪伯姬”下发传：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