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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音乐史学创新史料的出新从史料出发、依据史料获取史学认识，这是史学研究中所应遵循的一个根本原那么。所谓史料的出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史料的依据作用，以保证我们史学认识的进步。显然，对于中国音乐史学创新来说，史料的出新是关键性的。史料的出新既包括新材料的开掘利用，又包括对已有材料的新的解读。对于新材料的开掘利用，本为一般学者所理解并重视；同样作为史料出新的对已有材料的新的解读，那么往往为不少学者所无视。这里所谓“新的解读”，并非无所依准的一味骛新，而是指相对于已有认识，更为符合史实及其本质的、能够促进史学开展的新的正确解读。新材料的出现可以有力地促进人们的认识、推动史学创新，这是显而易见
2、的。1978年曾侯乙墓开掘出土了我国先秦时期大量的乐器，特别是前所未有的成套编钟及其珍贵铭文，真实地反映了先秦音乐文化所到达的高度水平，使我们对先秦音乐“一钟双音”设计、颟曾三度生律，十二律体系下的七声音阶、旋宫转调等，有了一个具体深入的了解，全面刷新了我们对于先秦音乐以至其后中国音乐开展的认识，有力地促进了8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史学的开展。但是，曾侯乙编钟这样的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对其开掘利用也是有条件的，我们的史学创新不可能总是依赖于新材料的出现。相对于新材料的运用，对于已有材料(包括新出现的材料)是否到达和如何予以正确解读，对我们史学开展那么是更为根本性的。对于曾侯乙编钟的铭文，已有学者做
3、过系统研究，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先秦乐律学成就及其规律提供了教益。但是对曾钟铭文的解读并非一切大功告成了，相反，铭文中尚有不少需要探究的问题，已有解读中也还存在一些有待重新思考、甚至是明显错误的地方。譬如曾侯乙编钟下层二组10个钟，其正鼓所标音名由右至左(即由低到高)顺序为商、角、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有学者从其中第三个音的徵算起，认为这里是一个含有纯四级的新音阶，接着又认为“曾侯乙钟铭的乐学体系它的音阶形式是新音阶的体系，不是旧音阶的体系”，进而又推论说曾侯乙钟证实了“新音阶在先秦的音乐实践中早有稳固的地位”。从所作认定的八个音的音程关系看，确实是新音阶形式，但从曾钟
4、实际所标音名看，却又清楚是含有增四级的音阶，只不过从徵音开始，以徵音为最低音罢了。从曾侯乙钟整个标音体系看，其音阶根底不是新音阶，而是古人所认定的古音阶。所谓新音阶的认定，是将原本以徵音为首的音列经过阶名改换(把徵音当作宫音)后所做的判断。这种做法似乎是要否认原来的古音阶，认为古音阶音列实质上表达的是新音阶。从根本上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钟铭所能规定的范围，也远非是外表的阶名改换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真的以为曾钟用的是新音阶，那就必须先答复曾钟铭文何以为古音阶音列，古音阶何以不能成立等复杂的问题。无论如何，仅仅由一个符合新音阶音级关系的古音阶音列来做判断，进而又做出曾钟整个音阶根底以至先秦音乐所用
5、音阶的结论，都显然是来得太简单、太轻松，也太不可能了。再如曾钟铭文“宿于索商之颟”、“宿于索宫之颉”等释文。有学者将其中的“索商”释为182音分的低商，认为这表达了“中国式的纯律”，说是“国外的纯律理论一般不成认182音分的商音。中国纯律理论既成认204的，也成认182的一个普通的商，一个素商”。从曾钟铭文实际看，如下二4钟，其正鼓标音“商”，右鼓标音“羽曾”，释文中将右鼓“羽曾”与某些宫系相当的音做出了对应解释，其中即出现了“宿于索商之颟”一语。显然，释文中的“索商”(“索”通“素”)指的就是正鼓所标的“商”，而不是比正鼓“商”低的另一个182音分的商。“宿于索商之颟”的意思是说：“这里不同
6、宫系中的音，它们的音高都符合本钟商音之颊颟部位的那个羽曾”的高度。由于错误解读“索商”一语，故而由错误解读所支撑的所谓“中国式的纯律”、“中国纯律一个普通的商，一个素商”等论断，也就顿然冰释、化为乌有了。一、努力探求史料原义，了解古人本意，准确把握史料内容的具体真实这里所谓“具体真实”，是对史料本身所传达的具体内容而言，强调的是史料的原义、本意。对于史料本身所传达的内容能否予以准确地领会、把握，这正是正确解读的一个最根本的方面。但由于史料本身、特别是主观理解上诸多因素影响，我们往往不能很好领会史料内容，甚至得出一些违背史料原义、古人本意的错误解释来。下面从史料的不同情况出发，针对一些具体实例做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