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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传教士与十九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福州成为近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与西方列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以及要急于展开对福建的茶叶贸易分不开的。在福州开埠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福州茶市的日益兴盛，传教士与茶叶贸易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触角从单纯传播福音开始延伸至与茶叶相关的经济活动，其身份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本文拟对西方传教士与福州茶港开埠以及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作一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经济活动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视。关键词：福州传教士茶叶贸易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对中国人来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日常用品，对西方人而言却是奢侈品。西方对武夷红茶的需求使福州成为近代五口
2、通商口岸之一，福州又成了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传教士在茶叶贸易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本文拟对西方传教士与福州茶港开埠以及与茶叶贸易及商务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作一探讨，以期为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一传教士是最早把茶叶介绍给西方的来华人士之一。茶叶在西方被称作一种“新奇的中国饮料”，最早见诸于1559年威尼斯人詹巴蒂斯塔拉莫西奥(GiambattitaRamuio)写的维亚吉航海记一书中。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茶叶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仅隔一年，来华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OapardaCruz)在一封信中，就提到中国人喝一种“有益健康”的草药饮
3、料。此后，耶稣会士陆续东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wRicci)。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帝国的富饶及其物产”章节中，对茶叶作了这样的描写：由于清朝此时奉行的是严格的闭关政策，只准许在广州一口进行对外贸易，英国对华贸易的入超现象十分严重。在使用外交手段无法达到目的后，武力解决手段开始酝酿。19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加强对中国沿海一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侦察活动，矛头直指福建的经济资源，范围包括福州、闽江流域及神秘的武夷茶区。进行的主要探险活动有3次，每次传教士都参与其中。第一次也是最为人所知的是1832年“阿美士德号”对福建沿海的侦察，福州临近茶区特有的地
4、理位置给这次航行的指挥官林赛(Hu9hHamiltonLinday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郭士立一见到还是笼罩在黑暗中的福州陆地时，就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现在我们已可到达那个供给欧洲人消费的最大宗的茶叶出产地了”，胡夏米也称：“如能获得许可在此地贸易，对我们国家的重大利益是那么明显，自不必待言。仅就运茶到广州与到福州之间的差别来说，一年就是节省60万两。”因受到“如果我们胆敢往上驶，顽固地不退出闽江，我们将有丢掉性命的危险”的威胁。该船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怀着不能到达“最好的红茶产地武夷山区”的遗憾回程。由于“阿美士德号”的航行未获得武夷茶区的具体情
5、报，1834年11月，英国鸦片商人戈登(GJGordon)与郭士立再次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闽江而上，顺利进入了武夷茶区。在向当地茶农详细了解茶树的种植、茶叶加工、茶叶病虫害、茶叶销售等情况后，他们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茶园：我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茶树的形状各异。一些只比地面高出4556公分那么一截，这种茶树生长十分茂盛，以至于我们用手都不能拨开枝叶，且树枝上的叶片很密但很小，大约只有四分之三英寸长。在同一块地里我们还看到了有4英尺高的茶树，这种茶树树枝不多，叶子大约有二分之三到2英寸长，据说叶子越小产量越高。两颗树中心之间距离大约有45英尺，树的直径一般有2英尺。虽然树林没有形成梯田状，但还是形成了规模相
6、同的一片又一片。这些园子里的茶树被照料的很好，每棵树都用石栅栏围了起来。虽然没有雨蓬，但这种树通常被种在山洞里，有天然的雨蓬，而且有一点轻微的坡度。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参观最高的茶园大约高出平地700英尺，但一般的茶园都在350英尺或更低的地方，戈登还亲自“在3到4个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并带回了茶种，收获颇丰。受到这次探险成功的鼓舞，1835年5月，他们结伴再次前往茶区，这次队伍扩大了，美部会传教士史第芬(EdwinSteven)也加入其中。由于清军的拦截，此次探险刚刚进行一周就匆匆收场。但他们也有很大的收获，即对闽江流域的防务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得出“更加了外国人要深入到中国内部很难。新修的堡垒，旧堡垒的修缮及军事要塞的驻扎，都暗示了到处潜在的危险”的结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卷二中证实，福建当局对此事已有察觉，探明史第芬一伙是乘小船由福州“洪山桥直上水口”。在前往茶区的路上，“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上述三次探险的经历都以所谓探险记的形式，刊登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丛报上或成为向英国外交部递交调查中的内容，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这三次传教士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