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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易卜生对曹禺戏剧观的影响 摘 要：易卜生的戏剧思想及创作风格给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以巨大的启迪，直接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悲剧的创作。易卜生对曹禺戏剧观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真实反映现实，聚焦人性的弱点，展示普通人的家庭悲剧，将戏剧作品的背景放置于观众熟悉的环境中，关注妇女地位与婚姻问题以及运用追溯的手法架构剧本等方面。关键词：易卜生；曹禺；戏剧观；影响 关于西方影响与曹禺戏剧的关系，评论界早有争论。在研究曹禺初始，就有人推论，曹禺的剧作全都是“模仿”西方名剧之作。由于曹禺剧作中浓厚的古希腊悲剧色彩以及与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相似的艺术风格，被有的批评者定论为“将西欧名剧搬来做门面，盖栋中国的房子”
2、。其实，任何民族文学在自我创造过程中的独立性，只能从相对的意义上作出解释，绝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学之间始终处于自我封闭和彼此隔离的状态。在现代文学史上，中西文学交流日益活跃。话剧本不是中国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无论剧本创作和剧场艺术，都是从欧洲移植而来。因此，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作家在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如何过滤、吸收外来文化并将其本土化，无疑又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一 黄曼君先生这样评析曹禺的戏剧观：“曹禺强调戏剧要描写悲剧人物和表现悲剧的精神。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国文学悲剧意识淡薄，向来多的是喜剧，少的是悲剧。这对于振奋国民精神极为不利。尤其当中国
3、处于黑暗与光明搏战的时期，悲剧精神的提倡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曹禺由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从小就经常看戏。中国传统戏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大多反映了一种求全备、求圆满、求完美的民族文化心理。“谈到世界，我们自古就有世界大同、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理想；谈到人类道德修养，则提出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全面标准（对“忠孝不能两全”认为是极大的遗憾）；谈到生活理想，则希望福禄寿喜财样样都能得到；说到家庭，就有夫荣妻贵，父慈子孝之说；谈到文化教养，又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全面要求。”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个共性是一部戏需要“悲、欢、离、合”敷演完全，戏曲结构套用“起、承、转、合”的章法，令生旦当场团
4、圆。如果是悲剧，那悲剧的成因往往是出于无赖小人从中搬弄，从而大大削弱甚至淹没了悲剧精神，因而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更多的是迎合观众趣味、符合观众欣赏习惯的虚假的乐观主义“团圆戏”。曹禺在南开读中学时，开始接触西方戏剧。在清华求学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发展史。“在没有写雷雨之前，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译作。”其中，对他的戏剧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挪威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曹禺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寄于厚望，是易卜生。”“我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我开始时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兴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中学时代，我就读遍了易卜生的
5、剧作。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炼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观与中国传统戏曲美学思想大不相同。中国传统戏曲美学思想的核心不是“摹仿说”，它不认为戏剧的美是对现实生活的摹仿，而认为戏是生活的虚拟，是对生活理想化的再现，以抚慰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易卜生戏剧所倡导的“写实”与东方美学的“写意”形成鲜明对照。曹禺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亲身体会着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在他的戏剧观的形成中，自然而然地趋向易卜生的写实主义。曹禺的悲剧都是他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写照，大多取自“五四”至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与家庭中的人和事。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深
6、刻地感受到现实带来的冲击力：人性的毁灭及由此产生的张力与震撼，普通人在个人与社会、梦幻与现实、本能与理性、情欲与礼教、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冲撞中，荡涤了人性中的粗鄙与丑陋，呈现出一种纯粹与洁净的美，实现了人性的升华。曹禺一反中国戏剧拒绝毁灭、人为地制造虚假、廉价的乐观主义结局的传统，使中国观众体会到古希腊悲剧所具有的怜悯与恐惧，而不仅仅是伤感与忧郁。曹禺认为自己正是用了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冲突，因此，他“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在雷雨序中，他对演员的表演都作出了约定，提示演鲁妈与四凤的演员应该懂得“节制”，“要知道过度的悲痛的刺激会使观众的神经痛苦疲倦
7、，再缺乏气力来怜悯”。受易卜生的影响，曹禺反对一味取悦观众、迎合普通观众趣味以获取票房价值的商业剧，提倡“写一些经得起演的东西”。到了抗战时期，曹禺更是强化他的现实主义悲剧观，倡导写出具有伟大时代意义的剧作来。他对当时那些热爱戏剧的青年们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而流血牺牲，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写戏之前，我们应该决定剧本在抗战时期中的意义，具体地讲，它的主题跟抗战有什么关联。”1943 年 3 月，曹禺发表了著名的讲演“悲剧的精神”，猛烈地抨击庸人的“悲剧”，指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悲剧”，什么样的
8、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他认为，悲剧的人物要有火一样的热情，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不断地为它努力，为这个理想实现，舍开一己的利害，是超出了小我的范围的”，还要有“一种雄伟的气魄”。他还说：“悲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失败者，但失败的人物中不少是伟大胜利的灵魂。”他进一步提出“悲剧的精神”：“悲剧的精神，应该是敢于主动的。我们要有所欲，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说：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种人，才有悲剧的精神。不然，他便是弱者，无能。”曹禺的悲剧观不仅具有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内涵，而且还朝着希腊悲剧中英雄主义的倾向转变。二 作为中国话剧的先驱，曹禺同易卜生一样，认为戏剧应成为提出社会问题、揭
9、露社会矛盾的工具，应该“揭示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曹禺的四部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无一不是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揭露封建社会的血腥罪恶。尽管易卜生和曹禺都没有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和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到他们对女性的同情和崇敬。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抨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揭露这种社会赋予婚姻家庭许多虚假的概念，诸如“责任”、“名声”、“舒适”、“幸福”等，然而，真正“最美好的东西”是远离这类虚假的概念的。受易卜生的影响，曹禺不仅仅关注社会问题，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揭示出人性的种种丑恶，展现人性黑暗的一面。在他的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虚伪，人性的怯懦，人性的贪婪，人性的残暴，人性的阴险与卑劣，人性的扭曲与变异。同易卜生一样，曹禺在处理戏剧冲突时，往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是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心灵的交锋，或是刻画人物自我内在的矛盾。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只有这类冲突，才是真正富有戏剧性的冲突。正是因为对内心冲突的细致刻画，我们在易卜生的娜拉中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娜拉的精神痛苦，在雷雨中感受繁漪的无奈与悲哀，在北京人与家中，透过人物看似平淡的外表感受他们“富于内在的尖锐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