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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康有为太盲目跃进 假使康有为读过毛选 史海沉浮 2010-11-18 12:31:46 阅读 6238 评论 26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帝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一场极具悲情的戊戌变法。变法的推行，应是时势所造就。甲午战争之败，马关条约之割，使清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场变法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为何却成了短命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失败，当然是多种因素使然，但康有为等维新派的策略实在是重要败因。康有为太想有所作为，尤其是太想短期有所作为了！在颐和园仁寿殿与光绪面谈时，他提出“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持全面出
2、击的构想固然可以，但应作“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系统准备。可叹的是，康有为过于乐观了。他提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亦“政厉雷霆”、“令如流水”，短短百日发布了 180 条新政诏令。急功近利的太跃进心态，一开始就为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假使康有为读过毛选，懂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或许戊戌变法的命运也会有所改变。可是，康有为的个性其实比较偏执，想问题“一根筋”是他的性格缺陷。比如，任何变法都面临着如何对待既得利益阶层的问题。康有为大力推动官制改革，主张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这显然是对慈禧
3、所掌控的原有政权体系的挑战。必要的重新洗牌固然无可非议，但裁减冗官须把握相应的节奏，否则必然过多树敌自然这与光绪的主观姿态也密不可分。由于一并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而且对被裁官员又没有适当的安置，难怪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反对势力的声音，康有为不可能不听到。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该会对局势加以考量，也许可能采取一些怀柔或分化的手段。康有为却有着足够的自信。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问康有为，新政难以推行怎么办？他的语调相当坚决，“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二二人，则新法行矣。”更要命的是，康有为太过忽略慈禧的感受了。慈禧对变
4、法其实并没有天然的反感，甚至表态：庭议可以“专讲西学”。维新党人王照曾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康有为却低估了慈禧或者说高估了光绪的能量。当光绪在仁寿殿嘘睨帘外，因顾虑慈禧阻挠变法而叹:“奈掣肘何!”康有为踌躇满志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把慈禧使劲推向变法的对立面，意味着新政的路子将越走越窄。那么，康有为又团结了哪些同盟力量呢？应该看到，戊戌变法伊始，光绪就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新政
5、。但在变法过程中，实际提拔的维新人士寥若晨星。在总理衙门，只有张荫桓和张元济倾向维新；在都察院，只有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光绪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隐夺军机大臣之权，但这距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当党团同盟的力量十分薄弱时，社会公众舆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更显得万分关键，甚至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康有为推行的经济改革，提倡发展工商业，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强调奖励
6、发明创造，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然而在具体措施方面，又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甚至禁止店铺悬挂幌子，违者重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康有为赞成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由光绪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可上书言事，确实给予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定的言论自由；然而骤然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也被视为断了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虽然此后作了适当的让步，却在相当普遍的层面得罪了传统的读书人。究其原因，在于康有为有太强的精英意识，以中国数千年陋习未改、民智未开，而主要通过高压手段来改变现状。如此维新，焉能不败？当变法仅有若干书生摇旗呐喊，四野应者却寥寥无几，新政的寿期只能以日来计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重新“训政”，幽禁光绪、恢复旧制，变法仅历时 103 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六君子”饮刀。戊戌变法就此画上了句号，可叹的是，康有为似乎并未有太多的反思。毕竟他只是一个思想者，虽然努力成事，但实在不是一个真正能成事的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