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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四大名著”读法揭橥 张永军 言及中国古代小说，必首推“四大名著”。三、四百年来，“四大名著”始终占居着人们重要的阅读空间，对于人们阅读习惯的养成、阅读能力的提升，迄今为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在“四大名著”的阅读过程中，笔者越来越发现：“爱读”者不乏其人，但“会读”者为数不多。谨此，笔者拟结合自己的体会和发见，将“四大名著”的“读法”略述如下，以求有益于读者，并求证于方家。读西游贵“悟”“四大名著”中，西游记似乎争议最多。不少人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欠严肃的作品，其定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重复性的情节设置，甚至其宿命论式的思想取向、道义宣扬，都能使其被拒斥于“四大名著”之
2、外。胡适先生在 西游记考证中的评价“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确实代表了相当数量读者的意见。笔者以为，西游记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中诚有些许缺憾，其思想取向、道义宣扬亦有所偏颇甚或流于愚昧，但这些“硬伤”并不足以抹煞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换言之，除西游记外，其余“三大名著”亦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实不该厚此薄彼、一眚而掩大德；撇开个中不足，西游记绝对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力作。那么，为何还有不少人甚至是巨擘方家都把西游记归入神话故事甚或儿童读物之流呢？笔者以为，无他，全在其“读法”上的偏失；假令读者能够透过其“变幻恍忽之事”而解其“间杂微妙之语”，
3、必能充分享受到解颐之乐、顿悟之喜。简言之，笔者以为：欲读西游记，全在一种“通透”之功，一个“悟”字。西游记写的是神怪世界，包罗的是人间万象，其书中神魔皆有人性，精魅每通世故，八十一难亦多有旨归。仅以孙悟空论，其由魔而成佛的历程，即见证出了人心路成长的必由进程（无性生性、任性收性最高层次的“无性”），2 而其与天庭体制中众神的交往、博弈，则透视出了社会体制、人事纠葛、世态万象。在阅读西游记的过程中，如果只偏执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热闹、九九八十一难的离奇，势必难以体会到其重复式的情节设置中掩寓着的深邃思考、精巧构思，其定型化的形象塑造里见证了的思想成长、人生顿悟。凡此，西游记中，作者通过孙悟空等人物
4、、故事，影射、反映、挖掘出的社会思考、人生问题，充分体现了思想的容量、认知的境界，即便用现代眼光关照，亦每給人以茅塞顿开、眼界大展之感。读西游记，若无此觉悟意识、识见能力，读烂卷帙实枉然。最近，经济学家周方银先生写了一部解码西游记（科学出版社 2008年 10 月版），很受读者的喜爱和推重。在这部书中，作者梳理、研讨、挖掘出了西游记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八十一难中的种种玄机，悟空、八戒等对于人生的启迪等等，都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周方银先生的 解码 西游记 ，让人充分见识了西游记的魅力所在，更让人意识到阅读西游记必须的悟性和投入。笔者以为，在“四大名著”中，惟有读西游记是最需要成长的：不同年
5、龄阶段下、不同人生际遇后，其对西游记的鉴赏、接受，当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有人所执迷的“老不看西游”云者，笔者以为，并非因为年长后不适合看文风略显滑稽、轻松的“儿童读物”西游记，而是因为若此时才忽然意识到西游记中的诸多本应该在儿童时即省悟的启示、教益，却因为自己当时的“未得甚解”而未能好好地用以指导人生、规避踬踣而徒生浩叹，以致不忍再读、不能细读而已。会读西游，也宜“从娃娃抓起”；欲解西游，则最在一个“悟”字。读红楼忌“痴”红楼梦 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红学”至今仍属一门“显学”。正因为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几臻至境，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备受历代读者的爱慕、推崇。而在诸多读者中，沉迷于
6、其中而意欲勉尽心力、别通蹊径以解读红楼、解构红楼者，不可足数。若索引派、考证派、“新 3 红学”等，皆欲为“红楼”解梦、说梦，几近痴迷。是以，由“红楼”而探寻芹溪家事、明相（明珠）沉浮、康雍朝政，甚至雍正之死、（秦）可卿之谜、宝黛归属者，奇论妙解迭出，尽极寻章索句、牵连出奇之能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阅读红楼梦之关键，最忌“痴”“迷”。详言之，红楼梦在作者、主旨、创作、流传等方面诚有诸多谜团、因缘，但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就最大多数读者而言，还是应该从文学欣赏角度切入，在提高读写能力、增长艺术修养方面着力，断不可偏执于文本之外，“舍本逐末”。即便，在阅读过程中能有所“发见”“斩获”，也不应该由
7、此而妄动杂念，萌生涉入“红学”、成为“专家”的冲动甚或自信。恕笔者直言，就“红学”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学养锻炼、思维取式而言，超越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想象能力，亦绝非人们想为而能为、可为。谨此，笔者以为：回归红楼梦文本阅读，走出“痴”“迷”，当是众多读者阅读红楼梦所应取抑或所能取的“读书之法”。据传，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去世前夕，忽然省悟：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原来是误解了红楼梦；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俞平伯先生作为“红学”大家，其发见之力、研习之功，人所共见。俞先生临终前这席话，不排除其一贯的谦逊、自省的长者风范。但俞先生这席话，对于众多读者而言仍不失教益红楼梦 就是一部小说，必须以鉴赏小说的心态、
8、方式、理路来阅读 红楼梦，切忌“痴”“迷”；设若再痴人说“梦”，到头来难免大梦一场，落得个“千红一窟”“落红一片”，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读水浒在“出”水浒传全名忠义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题旨是否属于“表现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学界迄今仍在争议；但对于水浒传中着力摹写、表现的“忠义”，却历来颇受人们的推崇。但笔者以为，读水浒传的关节，却正在走出“忠义”的桎梏。换言之，会读水浒者，必须不执迷于“一百单八将”的“忠义”，能够理性地分析他们的英雄事迹，“走出”将他们视为“英雄”的 4 误区。惟如此，才会不为水浒所误、所惑。为此，笔者拟历数一下“一百单八将”的“不是”，籍以使读者明确“走出”水浒
9、中所标榜的“忠义”“英雄”之必要。概而言之，在笔者看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主要有以下“不足”：一、逞强恃勇，偏斜蛮横。在梁山“一百单八将”心目中，并没有一种高尚的理念、公正的法则，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不是缘于“道义”，而是肆于个人恩怨、集团利益，甚或出于一己私利，难得与“道义”相联。如“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因为曾家扣押了段景柱那匹被他称为是“梁山泊宋公明”的玉狮子马），梁山师出有名，但理有所亏，难涉“道义”。二、嗜杀成性，滥及无辜。梁山“一百单八将”在性起时罕再顾忌道理，他们杀贪除暴固然使人解气，但其殃及无辜，更令人倍感恐怖和可憎。江州劫法场、血溅鸳鸯楼，都体现出了他们的“嗜杀”“滥杀”
10、成性。可以说，缺失了最起码的原则和理性后，梁山“一百单八将”标榜的勇毅果敢，使他们有时更像一群暴徒。三、粗俗野蛮，嚣张放纵。梁山“一百单八将”醉心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纵声笑谈，他们以粗俗为美、以凶蛮为勇的习性，使其与高雅、礼让绝缘。当李逵一次又一次地裸去衣衫叫嚣冲杀，当鲁智深肆意地大快朵颐、袒胸裸睡，当雷横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枷劈死了白秀英，梁山“一百单八将”流露出的粗俗放纵、蛮横嚣张，甚至只能将其归入蛮夫野汉之辈，实难体现英雄成色。四、偏辟乖张，不择手段。梁山“一百单八将”每每将奸诈混淆为灵活，将偏斜标榜为智慧，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不顾他人。诱扈三娘就范、逼卢俊义聚义、“请”徐宁上山
11、，这些行径，貌似求贤若渴，但极尽卑劣、冷酷之能事；虽可使水泊梁山盛极一时，但难掩其骨子里的乖张偏斜甚或无赖卑劣。并上所述，水浒中“一百单八将”身上表现出的诸多性格缺陷、认知惑乱和动机隐晦，委实算不上英雄。读水浒传若不在“出”上有所计较，难免惑乱到人们的视听、知行。要之，江山多娇，代出英雄，我们有埋头苦干的英雄、拼命硬干的英雄、为民请命的英雄、舍身求法的英雄，但梁山“一百单八将”，5 绝难数上英雄尔等本莽汉，奈何称英雄？我们在赏读、借鉴水浒传这部“才子书”的辞章表达、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后，必须对其义理表现、情结追求的思想倾向有所扬弃，保持清醒。笔者有时甚至止不住担心：假如梁山后来没有上当招安，反
12、而最终得以推翻赵宋天下，“一百单八将”皆封侯拜相称王，天下又能是个什么样子?!读三国需“入”三国演义绝不同于三国志，其说史、叙事、论人、待物，都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主观判断、思维取向。是以，欲了解三国历史、评判三国人物，绝不可据三国演义为底本。但是，较之三国志，三国演义在说史、叙事、论人、待物的过程中，因为作者的主观参与、判断取舍，反而呈现出更鲜活、更共性的经验、规则和教益。如官渡之战后曹操的驭人之术、火烧赤壁中的连环计、七擒孟获时的攻心为上、“空城计”里的“逆其道而行之”，都因为作者的加工、挖掘、渲染，而变得更加鲜明、通透，给人以更集中、更深刻的印象和触动。由此，笔者以为，在三国演义的阅读
13、过程中，撇开文本阅读，最理想的阅读状态就是在读透人物、故事本身后而借鉴到其人物、故事以外；一言蔽之，读三国之法，在文本阅读到位后，最贵在“读入”人物、故事，籍以启迪、检验、历炼自己的认知思维、行事能力。可能，笔者上述所论，难免给人以“功利”甚或“诱人弃善”的错觉，更印证出人们讲究的“少不看三国”的顾虑预防孩子读后陡增心计、失却天真。笔者建议的读三国贵在“读入”，绝非教人一味“读入”而不计取舍，笔者的主旨是教人“从善如流”而非“从恶如崩”。换言之，笔者是希望读者通过对三国中人物、故事的判断、参照，更好地反省、觉悟到待人接物处世时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关乎“道义”），如何去做、如何做得更好（关乎“
14、术数”），在实现“道”“术”的“扬弃”后，增进成功的机率。其实，笔者以为，在很多情况下，“智”与“奸”之大限，缘在一念之间：“从善”则智，“为恶”则奸。三国中“智谋”“奸诈”并处，“智士”“奸 6 雄”同存，正可在引导我们提高认知、开拓思维际，帮助我们检验判断、历炼取舍。“读入”三国，在提高读写能力、增长艺术修养后能再具此“二美”，诚为数得。但如此，何来“少不看三国”之虞?!笔者以为，只要读书有方、指导得术，“少看三国”最宜！开卷有益，读书有方。越是经典之作，越需要掌握科学的读书门径。但是，在阅读中，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迷于歧途、惑于偏执者，每每如是。如上，笔者谨结合“四大名著”述及了读书方法之偏重取舍。限于能力，所论难免欠当。惟希望鉴于“四大名著”在中国古代小说、在人们阅读进程中的显要地位，而能由此彰显“读书方法”之重要，在求证于方家际，亦有益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