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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寻地域摄影史书写的更多可能2022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摄影经历了巨大演变。期间，作为中国极具地理和文化重要性的地域之一，河南在当代摄影的发展与探索也令人瞩目，其类型的多样、个案的丰富使得河南摄影就是成为当代中国摄影发展的重要样本。2022年11月29日-12月1日，近30位河南籍摄影研究者从北京，浙江，河南焦作、开封、洛阳、平頂山、周口、信阳等地汇聚郑州，参加由中国摄影杂志社和河南省当代摄影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同步河南摄影40年研讨会”。与会者均是河南摄影40年研究项目团队的成员，有的是创作经验丰富的摄影家，有的是全职或业余摄影理论研究者，还有的是高等院校的摄影教师。他们中间，
2、既有不少年过半百并且功成名就的前辈，也有一帮跃跃欲试的后生。这样一场关于地域摄影史梳理的研讨会，对于河南摄影人而言可谓是久违了。不少与会者期盼已久、踌躇满怀，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投身摄影理论研究与写作的李蜀玉，在获悉受邀参加此次研讨会后难掩激动之情，会议报到当天甚至连身份证都忘记拿就急匆匆地赶往高铁站。研讨会由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摄影家于德水主持。河南省当代摄影艺术研究院院长李刚与他一道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研讨会举办期间，本刊编辑团队与河南摄影40年研究项目团队一起就题材类型、地域、代表人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交流与探讨，共同梳理河南摄影40年。具体内容涵盖“河南摄影40年个案
3、讨论：历史与现状、题材类型、地域文化、重点人物、断代分析等”，“史料与史识摄影史书写的几个基本问题”，“历史与影像”等。历时3天的研讨会几乎是连轴转，与会者们恨不得把用餐时间都拿来谈论和解决具体问题。白天的个案研究汇报结束后，晚间的自由讨论气氛较为轻松活跃，众人围桌而坐、饮茶侃谈，席间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午夜时分也不愿散去。不管多晚睡，第二天清晨7时，与会者必须一股脑儿告别枕头，开始全新一天的议程。作为河南摄影40年研究项目团队的核心成员，河南摄影理论家陈晓琦在研讨交流期间率先发言，他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河南摄影发展历程总结为构建新中国摄影艺术的实践（1949-1979）、改革开放中的摄影重
4、构（1980-2000）、“惊蛰再出发”（2001-2022）三个阶段，并在讲述过程中穿插介绍每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个案，加上报纸、照片、来往信件等详实的史料，从整体到局部再到个体在时空架构上予以呈现；将1987年的时代生活摄影艺术展、1995年的95摄影中原摄影展、2022年的“惊蛰”摄影中原再出发三个展览作为河南青年摄影群体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通过分析其中作品风格的转变来诠释河南摄影从断裂到重建再到断裂再到重建这一往复交替的过程。陈晓琦的演讲为此次研讨会主题“河南摄影40年”理清了思路、搭建了框架，更打动和点拨了多位与会者，尤其是在场的年轻人。有同样感受的还有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5、副教授延婧，她拒绝将摄影史料简单堆砌，并一直在试图找到梳理河南摄影40年的有效方法。研讨会对她而言正是一次很好的补课，通过观看与交流，延婧发现无论研究对象是宏观的摄影史，还是微观的摄影师个案，不能只从摄影本体出发，还要挖掘相关的规律性信息，例如摄影的存在与发展与其所依赖的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环境等多重因素是分不开的，跳出摄影去寻找答案，反而更能触碰摄影的本质。同时，研究河南摄影史或者河南摄影人的发展历程，需要放到多重维度去审视，一方面是要结合中国摄影的发展史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去认识河南摄影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认知要寻求“河南”一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本质属性。关于研究方式和方法，浙
6、江传媒学院摄影系任教的石战杰认为关于摄影师个案的研究，应该多让作品说话，然后放在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视野中去考量。而供职于私企、利用业余时间专研摄影理论的孙文恒提出，话语权其实是摆在摄影史研究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往往被回避了，导致研究过程中一些看似“表面问题”的困难不断出现，比如部分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只知一味赞赏，部分研究者则因资历尚浅而无法放开手脚去研究资历较高的被研究对象，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因此，在评判方式与方法上，孙文恒希望尝试用更为开放、多种声音的形式来做结论。郑州轻工业学院助教楚晓辉在听完了其他与会者的个案研究汇报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比如有的研究与评判偏离了摄影本身的论述
7、，原本一幅纪实摄影作品，可以被看作为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符号或是某种想法的表达，但如果简单地从诗歌和书画的角度去过度解读，未必合适。从个案研究汇报到经验交流，与会者们从中发现河南摄影史研究与书写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永城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乡村摄影史研究者王勇认为，纵观河南摄影40年，乡村照相馆的光荣与哀痛是河南摄影史研究视野中不应忽视的话题。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照相馆一直默默服务于农民和乡镇居民，同时也记录了中原乡村政治、经济风貌的最本真的景象。如果忽视这个群体，那些长年奔走在中原大地的乡村摄影师，很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老去，一如凋敝的乡村，从而成为某个时期的口头传说。河南省艺术摄影协会副主席宋聚岭也认
8、为，针对此次研讨会，河南方面在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充分，整个摄影史研究项目的呈现也缺少理论支点。他认为在研讨会上本应该提出一个叫做“河南现象”的概念，可惜却没人提出来。40年来，河南摄影表现出了特有的发展韧性：别的省份“大热”的时候，河南只是“慢热”；别的省份“退热”了，河南“慢热不退”。文化原因？性格原因？团队原因？拟或某种偶然原因？这些都值得思考，如果把这个项目本身也看作是地域摄影的个案研究，或许能够从中得到更多启示。生于1970年代末的李宇宁是河南摄影研究团队里年轻一代的代表。除了提交关于“惊蛰”事件的研究文章，他还指出基于中原乡土的生存经验，关注底层人群的社会纪实摄影依然是河南摄影的主要方
9、向，这也是河南摄影能在中国摄影界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精神支撑。但从作品所呈现的影像风格来看，大多数摄影师的作品依然是一种合并同类项的图像结构方式，图像存有表象化的趋势，有大的轮廓而无纵深和细节；题材也过于集中，从乡土中原到现代城市题材，摄影师作品之间的差异性不够明显。已从事摄影理论研究近40年的李湮，参与摄影史的研讨尚属首次。他认为，河南摄影史乃至中国摄影史的撰修一直是块短板，以至于学习研究中国摄影的史料不是简单单薄，就是残缺破碎。在他看来，中国摄影与省级地域联袂通过研讨会开展“田野式”和理论梳理，是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新风向。不过，在影像的历时性和代表性的结合上、“史”和“论”的体式关系融洽上、观念和价值观的宏观统一把控上、语言风格和叙述范式的一致性上等，都是在后续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摄影杂志始终关注着地域摄影现象和地域摄影发展，“同步河南摄影40年研讨会”中的“40年”对应改革开放40年，也意味着中国各地域的摄影生态在这40年间的同步演变相关摄影史的书写，意义重大。因此，这场讨论只是一个开始。正如研讨成果在本期杂志以专题的形式得以呈现。相信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大型展览、文献式作品集都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