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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危机与银行注资政策政府对银行注资的行为由来已久。不论是在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复兴金融公司（RFC）所扮演的银行救世主角色，还是在2007年至今美联储（FED）扮演的无限量注资救市角色，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无形之手，在权衡利弊之后所作出的对银行注资的决定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下面，我们就从政府注资银行的原因，手段以及影响方面进行探究，最后谈一下我对中国政府注资银行问题的一些思考。在系统探究之前，我们要先明晰几个概念。首先是注资的概念，即对运营实体注入资本金以增加其流动性或达到一定资本要求，注资分为对企业注资和银行注资，国际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注资上，
2、而随着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的出现，金融机构大面积倒闭促使学者们将目光转移向对银行注资的问题上，从而使银行从企业的大框架下分离出来，成为政府、银行、贷款企业三方博弈框架下一个独立的博弈个体。第二个概念是道德风险，即指代理人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将成本转嫁给别人,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在银行注资框架下，道德风险主要存在于银行经理以及企业经理行为之中，银行经理的道德风险主要包括：滥用注资资金进行关系贷款获得个人收益，虚报银行坏账以获得超出额度的救助资金，采用发行新债以帮助企业以新偿旧的掩盖坏账行为；而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主要包括：掩盖公司实际运营情况以套取贷款。我们可以看到，银行经理人作为银
3、行注资问题中的主角之一，其道德风险被更为清晰地勾画出来，而对企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分析相对来说更为笼统概括，因此我们将会在影响中重点分析政府如何应对银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的问题。第三个概念是预算软约束。该概念首先出现在科尔奈对企业注资问题的分析当中，即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就对其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而在银行注资问题框架下，预算软约束表现为一旦银行发生亏损，政府就会对其进行救助。这一现象在大规模银行危机中表现较为突出，而如何令预算软约束硬起来，即令银行承担自己经营出现的任何后果，而不会奢望政府的援助，是现在银行注资理论中较为热门的研究课题。第四个概念是关系型贷款。这个概念的
4、提出主要是针对日本的银行中的贷款类型，即银行与贷款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从而使该贷款企业在贷款额度、偿付时间以及偿付利息等一系列条款中得到比非关系型贷款银行更为优惠的条件，从而增强了拥有关系型贷款银行吸收客户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银行贷款体系中也同样存在。在概念明晰后，我们带着这些概念进入对银行注资的一系列研究。一、 各国政府注资银行措施（1）美国政府的注资银行措施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对银行的注资决策体系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对自由经济最为推崇的美国，早在1929至1932年大萧条时期，就针对大量银行倒闭的现象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ial
5、 Corporation），并由联邦政府拨款5亿美元，对倒闭金融机构予以救助。二战爆发后，复兴金融公司将救助银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转交给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从1950年获准使用注资方式救助银行以来，到上世纪末，FDIC大约为总资产800亿美元以上的13家金融机构提供了资助。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注资政策在经历了“谨慎使用过度使用限制使用”的循环之后，次债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向注资政策的选择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政府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银行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从2007年8月起进行了192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注资银行行动，主要采取四种方法：直接救助濒临清盘的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做
6、出的注资和担保为3140亿美元；针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共同基金面临清算危机、货币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及次按产品仍大幅贬值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回购及担保次贷相关产品的措施，包括美国财政部拟定的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透过美联储贴现窗及其他创新工具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包括短期标售工具（TAF）、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以及定期证券借贷安排（TSLF）；美联储联合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及瑞士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对全球金融市场注资，以此来改善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至2008年9月18日，注资总额已达2470亿美元。表1 次贷危机央行救市注资额度表日期国家/地区注资金额(亿美元)日期国
7、家/地区注资金额(亿美元)2007.8.23美国702008.8.15美国70欧洲5422008.8.14欧洲1032007.8.22美国202008.8.13美国202007.8.21美国37.5欧洲650日本70日本50澳大利亚28.52008.8.10美国3802008.8.20美国35日本85日本87澳大利亚41.92008.8.18俄罗斯0.2欧洲836.42008.8.17美国602008.8.9美国240日本106欧洲13002008.8.16加拿大37美国170日本35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2）经济转型国家政府的注资银行措施实际上，注资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具有不可或缺
8、的作用，对经济转型国家来讲更具有深远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了银行改革。为了剥离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呆坏账，中东欧政府通过三种方式对银行注资：直接增加银行的资本金，或增持银行的股本；购买银行可转换债券，增加银行附属资本；将呆坏账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捷克政府1991年3月建立的整顿银行（Consolidation Bank），承担了捷克四大商业银行高达1220亿克朗的长期坏账；另外，其建立的国家财产基金（National Property Fund）所发行的价值约500亿克朗的五年期债券，其中350亿克朗用于冲销商业银行的坏账，其余以次级债券形式注入商业银行。匈牙利
9、政府投入1000亿福林增加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国有股份比例。波兰从复兴基金中拨付10亿美元用于对银行注资，并在1992年推出的信贷整顿方案中承诺银行可用长期坏账置换20年期的政府债券。（3）中国政府的注资银行措施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样面临银行业的改革。自1984年“拨改贷”以来，面对巨额并呈上升趋势的银行呆坏账，中国政府通过直接财政注资、资产管理公司等方法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以及坏账剥离。1998年，政府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政府将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自2003年末起，国家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
10、司陆续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光大银行注资。获得注资后，建行、交行以及工商银行成功上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建设银行跻身2007年银行家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前25位。注资为银行体制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令国有商业银行得以卸下计划体制下的沉重坏账负担。然而，注资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根除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风险以及不足。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如何把握注资时机，如何判断注资条件，如何安排注资额度，如何防范注资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随着金融系统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性而变得更为棘手。下面将从注资的原因、方式、以及影响三个方面，将注资银行研究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
11、上结合中国的银行注资问题得到了一些启示。二、 政府对银行注资的原因政府对银行注资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积极和消极注资两方面。政府积极注资主要表现在经济转型国家，目的是对银行进行财务重组，消除坏账，或者为了达到上市要求或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商业银行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譬如捷克政府1991年3月建立的整顿银行（Consolidation Bank），承担了捷克四大商业银行高达1220亿克朗的长期坏账；另外，其建立的国家财产基金（National Property Fund）所发行的价值约500亿克朗的五年期债券，其中350亿克朗用于冲销商业银行的坏账，其余以次级债券形式注入商业银
12、行。匈牙利政府投入1000亿福林增加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国有股份比例。波兰从复兴基金中拨付10亿美元用于对银行注资，并在1992年推出的信贷整顿方案中承诺银行可用长期坏账置换20年期的政府债券。而中国政府在1998年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政府将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自2003年末起，国家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陆续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光大银行注资，成为其成功上市的幕后推手。政府消极注资主要表现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早在1929至1932年大萧条时期，就针对大量银行倒闭的现象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司
13、（RFC），并由联邦政府拨款5亿美元，对倒闭金融机构予以救助。此外，在2007年席卷全球金融界的次债危机中，各国央行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为银行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不惜代价的注资银行行动。美联储（FED）在2007年11月26日声明将在必要情况下无限量注资，以防止隔夜货币市场流动性枯竭；欧洲和日本等受次债危机冲击较大的国家也积极利用注资手段干预金融系统，利用回购协议等方式进行大规模注资。而进入2008年，美联储运用短期贷款拍卖、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和定期债券拍卖等金融创新手段，继续为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不仅如此，美联储在2008年5月2日声明，其与欧中央行和瑞士央行的互
14、惠货币协议最高将分别达500亿美元和120亿美元，较原来的200亿美元和60亿美元大幅增加，从而将改善全球对美元融资的需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国家、中国以及其他公有制国家纷纷面临经济转型。由于转型经济体在前一制度下存在银行与政府相关性强，政策性贷款现象普遍，而这些贷款大部分变为坏账滞留在银行账面，对银行资产价值产生恶劣的影响。为了对转型银行的国有资产保值，同时消除坏账障碍，大部分经济转型国家会采取积极的注资方式。而在银行的私有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如坏账清理、道德风险、银行监管以及预算软约束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随着对注资银行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注资太
15、少效果比不注资更差，注资太多又可能被银行浪费。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学者们从探讨是否应该注资银行转向了对注资额度的研究，这从某种程度标志着对注资银行的研究走上了实用主义的道路。实证表明，关系型贷款在日本银行运营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由此引发的对于拥有关系型借款的银行注资选择问题为注资原因的研究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学者通过理论研究发现，由于关系型借款具有替代性低的特点，因此在拥有关系借款并且借款企业可持续经营情况下，如果银行资本不足，则政府注资该银行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而其他情况不应予以注资。然而另一方面，政策的一致性（政府持续注资）会使银行成为资本完全充足银行，从而降低银行保证其流动性的意愿，引
16、发贷款额度最大化问题。这对银行来说是另一种资产浪费。实证表明只有在某些特殊银行（比如国有或者规模大的银行）出现资本不足以及银行业系统性危机爆发时，政府才会采取相应的注资措施。一些学者通过对全球1977年至2002年的33起银行危机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在个别银行倒闭时会采取业内兼并措施，然而在银行业系统性危机爆发时，政府很少清算银行，而是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通过央行以及财政部门为资本不足银行注入流动性。一些学者认为，由于银行资产具有专业性的管理要求，因此业外投资者购买银行会引起资源的低效配置，从而降低社会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鼓励业内兼并的现象。而当银行业遭受系统性危机时，幸存的银行不可
17、能也没有能力兼并所有倒闭银行，不仅如此，幸存银行还会压低收购价格，以低于倒闭银行实际资产值的价格要求政府出售倒闭银行，从而压缩了政府的收益空间。而另一方面，业外投资者情愿出高价购买倒闭银行以求进入银行业，然而政府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并不看好业外投资者。权衡利弊，这些学者认为银行最优决策是向银行注资，这样既避免政府的利益被幸存银行压榨，又少了资源低效配置的顾虑。同时，由于注资银行可以留任银行经理人，并且保持银行资产价值，从而不会引起更换经理人带来的过渡期效应，这对于银行的持续经营非常重要。此外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注资银行具有其积极意义。实证表明，注资银行的社会成本比任由银行掩盖其坏账的社会
18、成本小。有学者对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政府救助银行经验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如果不清除银行坏账，银行就无法以合理的利率发行新的贷款，银行系统就很难从危机中恢复，因此政府注资银行是恢复银行系统活力的前提。由于银行与政府对坏账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出于持续经营的考虑，通过发行新债偿还旧债或者重新安排债务支付方式的方法掩盖坏账，这不仅掩盖了银行真实的资产状况，更为以后的银行业危机埋下了隐患，最终使国家经济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因此，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政府注资银行成为保证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实证表明，许多国家的银行并不接受政府注资。在对墨西哥、日本以及泰国的实证研究中，学者发现即使政府对金融或货币
19、危机反应相当迅速，并及时向银行提供注资时，许多银行仍不情愿接受。对于解释这一现象，信息粘性模型将银行声誉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2000年一些理论研究吸收了这一观点，并开创性地提出了银行的声誉效应。许多银行考虑到注资之后会对其声誉产生影响，因此一方面对其他银行是否接受注资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继续掩盖坏账，迟迟不肯接受注资。这导致银行业问题恶化，最终引发系统性危机。此时，由于考虑到“法不责众”，银行开始纷纷公布坏账，有的甚至利用政府的顾虑过度上报坏账，导致注资浪费。为了防止这种恶性循环，政府不得不照顾到银行的声誉因素，向许多并不需要融资的银行同时提供注资，以保证坏账严重的银行接受注资。Corbet
20、t and Mitchell（2000）认为缓解该问题的有效政策是对不接受注资但最后坏账暴露的银行予以惩罚。这虽然不失为事后有效的管理措施，但仍无法有效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由此可见，虽然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促使政府对身陷财务困难的银行注资，但由于银行、企业的理性博弈使注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大而不倒”以及“多而不倒”所引发的银行业问题对政府的注资策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学者们在继续探索政府对银行注资额度、对银行业监管以及对注资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遏制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三、 政府对银行注资的方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普遍反应是对身陷危机的银行进行无条件注资，其方式无非两种：通
21、过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以及政府购买银行的优先股或者次级债券。实证表明后者在挪威、墨西哥以及日本等国的金融危机中被政府广为采用，并且注资额度相当大：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第四波）日本政府注资额度达1020亿美元，占当年GDP2.5%；1998年墨西哥总统桑德罗向议会公布的向银行注资总额相当于GDP14.5%。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在研究银行最优救助策略的同时开始关注注资方式的选择。对注资方式的理论探究主要立足于该方式能否从根本上遏制道德风险问题。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博弈模型，在探求政府最优救助政策的过程中，提出了政府最优注资方式是以合理的非线性转移价格剥离坏账，并附之
22、以宽大的救助政策（不解雇接受注资的银行的管理人员），从而达到最好的注资效果的政策建议。由于政府通过购买次级债券对银行注资作为权宜之计，并不能最终消除银行经理人掩盖坏账的动因，因此受到Aghion等人极力反对。而合理的非线性转移价格一方面可以有效抑制项目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防止银行过度公布坏账，并且作为资产管理公司定价方式的有利补充，从而受到该理论的推崇。剥离坏账的定价模式，以及建立银行破产程序监督机构的政策建议，为之后对注资方式的细化研究以及政府对银行危机的防微杜渐铺开了新的道路。尽管资产管理公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较政府购买银行股票债券等注资手段更为釜底抽薪的方式，然而实证表明许多
23、经济转型国家在银行改制过程中更多采用的是直接的财政注资（即注销坏账）。一些理论以及实证认为在坏账转移的过程中，坏账的一些宝贵信息会遗失，从而造成资产管理公司收缴坏账的能力低于银行。许多资产管理公司成为政府财政救助的无底深渊，这对经济转型国家来说可谓不堪重负，因此许多前沿的经济学家提倡对经济转型国家银行采取直接财政注资方式，并认为经济转型国家的银行坏账大都是前一制度遗留下来的，而直接的财政注资不仅可以将这些负担一笔勾销，同时对国有资产价值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然而，随着经济转型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财政注资方式的缺陷日益明显。对坏账的直接核销虽然能够保证国有资产账面价值不损失，但却进一步掩盖了
24、银行的不良经营状况，致使银行没有动力收集坏账企业信息，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并采取彻底的企业清算以及机制改革措施，从而丧失了对企业经理人唯一有效的衡量标准，使企业价值和偿债金额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很难彻底遏制企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资产浪费）。不仅如此，对坏账的直接核销削弱了对银行经理人的考核标准，导致银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加剧，并可能引发银行过度上报坏账以要求更多的注资。从这个层面来说，直接的财政注资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缓解金融体制转型的压力，但长期来看则成为了国家过度注资，延缓彻底金融改革以及加剧道德风险的万恶之源。在2000年，一些学者对政府直接财政注资、坏账转移（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放任自
25、流政策进行了理论分析，更加客观地审视了经济转型国家的最优注资政策，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经济转型国家适用不同注资政策的结论。她认为只有在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能力很强的情况下，直接的财政注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然而一般来说，经济转型国家的政府监管能力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她认为直接的财政注资对转型经济而言百害无利；另一方面，只有当坏账转移过程中内部信息不损失，并且放任自流政策会导致银行掩饰坏账的情况下，坏账转移成为最有注资政策。然而这一条件似乎在现实中很难满足，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国家中，由于机构设置和代理人问题，坏账的信息具有很强的内部性，银行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利用资产
26、管理公司消除坏账的效率很低，有时几乎没有回收坏账的可能。不过相对于直接的财政注资政策来说，坏账转移政策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至少是有继续探索的意义的，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非线性转移价格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在金融改革进程中曾多次将直接的财政注资政策提上日程，受到国际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而事实证明中国自1998年第一次注资银行以来，政府更多地依赖直接动用外汇储备进行财政注资，同时辅以向不良贷款的出售提供补贴，并利用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等方式，这与理论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2007年三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世界银行排名跃居前25位，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直接注资冲销坏账所带来的银行经理人道德风险问题，
27、以及对企业考核标准的丧失还未能暴露出来。然而中国许多学者对于直接动用外汇储备进行的注资仍持保留意见。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这种短期的急救行为并不能标本兼治。“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国有商业银行“输血”之后，更要令其恢复“造血”功能。另一些则认为利用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可谓一石二鸟，既推动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又降低了中国外汇储备存量（张斌）。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对中国银行以及建设银行的注资行动是具有前瞻性的。2004年1月6日政府对上述两家银行的450亿美元注资的目的是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从而推动其股份制改革进程。而中、建二行当时丝毫不存在信用危机，政府先于工商银
28、行而对这两家财务状况较好的银行注资是一项积极的注资行动。而随后的三家银行成功上市以及出色经营表现表明政府直接注资的短期效果是可圈可点的。然而在今后的银行经营过程中，究竟是否会出现Mitchell等人所担心的问题，面对这些负面影响中国注资银行政策将何去何从，还值得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四、 政府对银行注资的影响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政府注资银行的影响正负一直存在争议。注资银行可以保持金融系统以及社会的稳定，避免银行资产的低效配置，防止信用崩溃以及优质项目的过早终止，从而有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注资也可以为银行业复苏以及政策制定赢取宝贵的缓冲时间；然而，由于政府注资并没有从根本上披露不良贷
29、款的存在，因此持续的注资又会引发道德风险以及预算软约束问题，从而引发项目的逆向选择问题。究其根本，政府注资银行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银行以及企业的三方博弈。对注资银行持否认意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贝格豪特(1873),他认为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注资只会妨碍建立优秀银行的进程。许多学者认为注资会引发道德风险，并会促使银行进行风险过大的贷款项目。而在对政府注资银行影响的研究中，最为庞大的理论体系是对预算软约束问题的研究。作为消极影响中最具代表性和复杂性的理论分支，政府注资银行的预算软约束理论与注资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理论相辅相成，其中对注资银行软约束理论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科奈儿（1979，198
30、0）提出的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SBCs）。对于企业来说，政府的温和干预是促成软约束的必要条件，而政府注资银行产生的消极影响突破了这一假说，并在预算软约束的框架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早期的银行预算软约束理论研究着眼于对后果的研究，而对其成因并不注重，因此很难为政府未雨绸缪提供有效的参考。即使探讨原因，许多理论解释也都隔靴搔痒地将其归咎于政治约束，譬如政府为避免失业或社会重置成本过大等。真正将软约束的成因纳入内生变量范畴的是D-M模型。该模型将银行贷款的沉没成本的存在归结为软约束的成因，并抛开政府政策，仅通过对银行以及企业博弈行为的研究得出了规模大的银行倾向于为企业坏项目再融资，这将导致企业的道德
31、风险，从而使预算软约束问题恶化，其解决方法是信贷分权。然而早期的D-M模型仅建立在企业和银行的两方博弈基础上，将问题过于简化，从而忽略了政府对银行或企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此之后涌现出的建立在存在沉没成本假设上的一系列研究，使D-M模型变得更加丰满。通过对中国、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以及保加利亚（Anderson and Kegels,1997）等经济转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经济长期停滞国家的银行注资最优决策的理论研究，学者们在D-M模型的框架下形成了关于预算软约束的宏观经济模型。出于对中国、东欧以及前苏联在经济转型期间企业私有化进程研究，Qian and Rolan
32、d (1994)将D-M模型扩展成为宏观经济模型。与原始D-M模型所不同的是，Q-R宏观经济模型突破了再融资成本一定的假设，认为再融资机会成本会随机构设置以及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改变。在Q-R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有学者在研究中强调了贷款质量对于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在贷款质量普遍较高的情况下，银行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会得到解决；相反，在贷款质量普遍较差的情况下，项目的逆向选择问题会加剧，而银行整体的贷款收益也会随之减少。实证表明经济转型国家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较发达国家更为广泛存在，而贷款质量理论似乎很有效地解释了这个现象：正是由于经济转型国家的企业运营能力不强，其贷款质量不高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普遍。
33、另外，该理论在D-M模型基础上引入了项目的再融资比例，从而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因素更为丰满，但由于B-R模型假设该比例为外生变量，这并不符合银行操作过程的实际。而2005年有学者在B-R模型的基础上将项目的再融资比例内生化，从而使理论向实际迈出了宝贵的一步。该模型通过银行和企业的双方博弈，表明提高银行贷款质量的方法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是规定资本充足率。当银行资本不足时，政府通过注资可以改善贷款质量，从而缓解但并不能根除预算软约束问题。类似地，提出以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来解决转型经济国家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还有Faure and Rochet (1998)，但其作用机制有所不同。F-R模型认为提高准
34、备金率可以增大银行的融资成本，从而遏制银行为低效项目再融资的意愿。不仅如此，F-R模型认为现任银行经理人对贷款的强收缴能力令其更倾向于为低质项目再融资，从而使预算软约束问题恶化，因此更换银行经理人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与Aghion(1998)的观点有所区别。Aghion (1998)认为注资的同时对现任银行经理人有所惩罚将会导致经理人掩盖坏账，从而恶化软约束问题；然而注资的同时不解雇经理人将会导致经理人过度披露坏账，造成注资浪费。解决这种两难境地的方式是通过上文提到的以合理的非线性转移价格剥离坏账，并附之以宽大的救助政策（不解雇接受注资的银行的管理人员）的方法。除贷款质量的影响以及银行
35、经理人行为以外，银行与政府之间的相关性也是引发预算软约束的原因之一。对于国有或者与政府相关性强的银行，政府发布的事后不救助承诺很难产生效力，而理性的银行经理人会通过为企业项目再融资进而利用政府注资的确定性，从而使其放松对贷款项目的监管，甚至同时引发企业和银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通过对政府和银行之间相关性的研究，Berglf and Roland (1995)发现当银行自由选择贷款项目的数量时，对银行事前的注资有助于改善预算软约束问题。这是因为在项目质量普遍较差时，银行不再融资低质项目的承诺会令其付出很大成本，因此足够的储备资金可以促使银行更好地履行这个承诺。可以看出，上述的F-R模型以及Aghi
36、on的模型隶属于与D-M模型所不同的另一个理论框架，即债务人消极行为模型。该模型中导致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已不再是事前的沉没成本，而是银行事后的掩饰坏账行为。这是由于政府与银行关于坏账的信息不对称，同时银行经理人目光短浅或者银行出于名誉或持续经营的考虑，在出现坏账后银行更倾向于通过发行新债偿还旧债或为低效项目再融资来掩盖其经营状况，从而使软约束问题恶化。而由此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危机为所有银行提供了接受注资的契机，正是由于“多而不倒”现象的存在，银行事前会利用政府在金融危机出现时注资的确定性，通过诸如延长贷款期限，以及向无法偿债的企业发放新贷等手段掩饰坏账，尽量拖延时间，以求在银行危机发生时得到
37、救助。信息粘性模型研究了注资促使银行掩盖坏账问题。Mitchell(199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多而不倒”问题，认为注资银行会引发银行的羊群效应，为银行羊群效应理论奠定了基础。作为对银行危机研究中与注资联系最为紧密的框架，银行羊群效应模型开创性地提出了注资对于银行危机形成的事前影响。政府在银行危机出现后注资的确定性，令银行将危机的出现时为获得救助的最佳时机。为了能在银行危机中搭便车，银行在选择贷款项目时趋同，而对小银行来讲影响尤甚。这导致银行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银行业系统性危机发生的几率更大。因此，政府的最优政策具有时间不一致性，事前最优政策是不救助破产银行，而事后最优则相反。银
38、行羊群效应模型标志着对注资银行的影响研究已从对个别银行行为的影响向对整个银行系统的影响领域迈进，而这对于日益严峻的银行业危机蔓延态势来说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同时对于指导政府政策制定也更有宏观价值。五、 启示以及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推进，金融安全问题日趋棘手。中国不仅要面临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业改革，更要时刻警惕诸如次贷危机等一系列金融危机的侵袭。而面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对注资银行政策的把握无疑是制胜的关键之一。从1998年第一次注资银行行动以来，中国政府在摸索中进行试探性地注资，并且更多是从宏观政策层面上对注资的方式、时机以及额度进行把握。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注资行动没有出现
39、不良影响或纰漏，然而由于缺少适宜的理论指导以及深刻有效的实证研究，中国的注资银行政策踏上了一条不确定的旅程。对注资影响的分析的欠缺，使很多学者对注资埋下的隐患心存疑虑。世界上对注资的研究表明，在理性博弈的框架下，注资银行是把双刃剑，如果不能扬长避短，防微杜渐，注资很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银行业危机。而对于注资行动刚刚起步的中国，对各国注资政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使其在加快银行改革进程的同时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首先，中国的银行注资目的大都属于积极的注资，为了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中的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并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融资的进程。相对于
40、消极的注资，即发生金融危机后的政府注资来说，积极的注资社会成本更低，在维持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稳定的同时，银行能够平稳地向新体制过渡；政府可以专注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目标，不会面临诸如次贷危机发生后，银行业、企业的一系列连锁危机而无从下手。然而，积极的注资在监管问题上具有模糊性，政府可能面临银行经理人过度上报坏账的危险；也可能导致银行对注资过于依赖，从而放松对贷款项目质量的监控。由于中国的银行破产机制缺失，导致银行掩盖坏账的成功率大大增加，如果政府强化预算硬约束，拒绝一再为银行注资，可能会导致银行掩盖坏账盛行，加剧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因此，中国注资银行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并强化银行监管体系，
41、减少政府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如何在破产机制缺失的情况下达到预算硬约束，并在两难困境之间找到平衡点。其次，在注资方式的选择上，中国到目前为止仍依赖以外汇储备进行直接财政注资的渠道。虽然在理论上，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方式具有其短期性和潜在危害性，但利用资产管理公司转移坏账、政府购买银行优先股以及次级债券，以及政府发放特别国债等方式是否就对这些危害免疫，是否不具有短期性，这些问题还值得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可以肯定的是，直接的财政注资对于中国银行的发展只具有暂时的缓冲作用。虽然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在美元持续贬值的经济背景下，注资银行似乎是消除中国美元债权损失的绝妙选择。然而从理性博弈的角度分析，银行并
42、没有从直接注资中得到任何改善经营的激励，反而会产生依赖心理甚至道德风险。由于中国银行体制具有计划体制的劣根性，创新动力缺乏，机构冗繁，对企业贷款项目监管不足，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财政注资得到改善。因此，在探索有效的注资方式的道路上，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注资方式的选择，注资代价的制定来有效激励银行，防范道德风险。最后，注资银行所具有的消极影响应该被提上议程。诚然，注资的积极社会作用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及时有效的注资对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贷款项目的逆向选择以及银行经理人的短期目标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项目的普遍质量较低，企业贷款存在投机性，银行代理人问题盛行，人浮于事，这些无疑令注资银行的积极影响大打折扣。而由于政府与银行的密切联系，使政府成为银行损失的最后买单者，而要彻底改变政府这一家长角色的可能性又因为公众反映而变得微乎其微。因此，在维持政府目前角色的同时，如何缩小注资的消极影响，如何放大注资的积极影响将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