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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没有理由忘记国家:忘记打卡理由 我是北京理工高校老师，1978年高校毕业，1983年12月在英国利兹高校获物理化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教。我和祖国是“同代人”，祖国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我也走过了一条崎岖不平的路。在国庆40周年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人生，无时无刻不是同祖国联系在一起的。忘不了老师的订正我诞生在远近著名的江南南古都浙江绍兴。小学阶段颇为“飞黄腾达”，当过跳班生、三好生，差不多年年是学习委员。据我妈妈说，从小我没有因为分东西而与弟弟哭鼻子，但可以为做不出作业掉下眼泪。后来不景气了，我上的初中是半工半读学习班，上午由收音机上课，下午劳动。一年后，“文化革命”起先，学习中断。17岁下
2、乡插队，还当过电话员、广播员、邮递员，在农村一干三年半。后来又到杭州一家工厂当热处理检验学徒工，又是两年半。我是1975年上高校的。我心里明白，我的文化基础只相当半个初中生，英文只识ABC，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也不会求。除了一口浓浓的南方腔调，就剩下一股学习文化的渴望。那时候，人们都说读书无用。事实上，很多人都把上高校看成“跳板”，并不真在功课上下功夫。但我知道，像我这样一般家庭的孩子能上高校实在不简单，如不珍惜这个机会，既对不起国家父母，自己也会懊悔一辈子。经过3年刻苦学习，1978年高校毕业时，我以当时较好的成果通过了10年动乱后的第一次探讨生入学考试。当然，在成果后面凝聚着的是培育我的老师的
3、大量心血和殷切希望。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表示要甘当“铺路石”，这样的话当时大家都在说，但是一位老师却非常仔细地订正道：“小冯呀，你是高校生，要争取做国家的栋梁。”事后，我反复思索，觉得这话语重心长，很有重量，老师在教我如何树立远大志向，更好地报效祖国。我爱说：“待儿学成归”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学校支配我参与第一次全国出国人员英语统一考试。经过一个月仔细的打算，我通过了出国考试。1979年10月，我踏上了出国学习之路。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我来到英国利兹高校。根据最初的支配，我应在燃烧与能源系学习，但我发觉该系的专业内容与国内单位的急需有肯定差距，于是就主动向该系主管教授提出
4、转到物理化学系学习。老教授对我的要求并不理解，因为这个系学术水平很高，也有国际声望。我说明说，我们国家大，农业和工业中须要用到炸药和炸药理论的地方许多，国家须要这方面的人才，我应当学习国家急需的学问。教授听我这么说，便主动帮我联系，使我成为两个系共有的探讨生，他也成为我的导师之一。一寸光阴一寸金，在国外学习，时间更显得珍贵。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中午随意在试验室吃点什么，或在计算机旁啃一点面包，晚上经常在试验室或计算机房干到11、12点，甚至更晚。当别人晚上围坐在电视机旁的时候，我仍在工作，但我从不缺憾。有时，夜深人静，我走出试验室，虽非常疲乏，但内心往往充溢喜悦。当缓缓的冷风吹在脸上，路灯垂头
5、迎送于两旁，一种甜甜的华蜜感就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我是在为祖国而学习。我常常想到的一句话是：“祖国建设需人材，待儿学成归。”一个圣诞节前夜，导师和妻子上街经过学校，看到我试验室的灯光，其次天我应邀到他家过圣诞节时他幽默地对我说，你昨天都在工作，使我们深感惭愧。1982年他在给国内一位科学家的信中赞扬我“是一位聪慧、刻苦的学生”。人们钦佩中国留学生刻苦治学的精神。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最终两年中，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彼得格雷教授几乎每天都要与我就学术问题探讨一个小时左右，实在忙的时候也要谈十几分钟到几分钟，这在他指导的学生中是不多见的。在探讨中，他经常提出一些新想法，我就循着他的思路思索、探讨，往往其次天就
6、有一个初步的结果给他。这使他特别兴奋。当时，格雷教授还亲自指导着另一名英国博士生，比我高一年级，很用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我暗下决心，以他为标准，多出成果为祖国争光。这样，当我获得博士学位时，我已数次出席英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3次离英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发表成果4次，和导师一起发表论文14次，这些论文受到国外学者好评，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写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我在英国一呆4年，深切体会了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惯乃至教化科研制度方面的差异，全部这些使我产生了一个信念用我学到的学问把我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妙、更先进。有些外国同学喜爱在博士论文上写一句诸如“本论文献给我的妻子”之类
7、的言辞，这可能是他们的真心话。我心里想说的却不是这些话，所以我就工工整整地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在博士论文扉页上写道：“本论文献给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4年当中，始终有一个准则指导着我，这就是“充分发挥优势，加速成才”。我常常想，上高校的人，受正规教化的人，事实上是从国家政府那里取得了一种成才优势，这种优势是政府和国家通过财政投资创建出来的。从现象上说，上高校的人是通过统一考试“考”上的；从本质上说，我们取得的这种优势，具有社会性，是任何一个个体所无能为力的。我们青年人受到党和国家的培育，即使由于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这一优势，也没有理由遗忘国家。我能到英国深造不是因为我家里有钱，也不是因为外国高
8、校开了恩，而是我们国家开放政策带来的结果。即使人家给了奖学金，事实上，小学 、中学、高校这一系列前期优势也是国家给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用学问报效祖国是天经地义的。1983年12月，在博士论文答辩后没几天，我便打算回国。我安排启程的日期距学校博士学位授予典礼只差两三天。这是英国高等学府最隆重的仪式，也是人生难忘的时刻。作为年轻人，我也很想参与，但我更急迫惦记着早日回国起先我的探讨工作，确定仍按原安排启程。12月中下旬之交，我回到了北京。1984年初，我的博士论文获英国利兹高校1982/1983年度JBCohen Prize（最佳物理化学博士论文奖）。回国前，一些留学生和外国挚友都曾向我表示
9、过一种忧虑：很多中国人在国外探讨中有所成就，但回国后，一年过去了还没有找到科研经费，两年过去后才有课题，而探讨条件又不全然具备。有的博士不能独立进行课题探讨，仍旧是原来导师的助手。其他一些博士，不能带探讨生，又没有助手，孤军作战，效率很低，遇到重大课题就孤掌难鸣。我承认这种担忧并非毫无依据，中国现在的探讨条件的确不如一些发达国家，但假如等到国内条件赶上外国再回国，国家派我们这些人出国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缩小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其中也包括科研方面的差别。回国后，我并没有因为我有了学问而向组织要这要那。报到后，组织上给我一个月假，但我稍事休息便上班了。院、系两级领导多次找我谈
10、话，激励我主动工作，帮助我熟识国内状况，为我争取探讨课题。不久，我申请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当年就得到了批准。学校也特地为回国人员设立了探讨基金。回国不到一年，我就接受了3个探讨题目。1984年是我回国的第一年，当年我开了3门课，还为中青年老师辅导英语口语。每周上五六次课，十几节，同时还编写教材。一位中年老师在讲授专业课时，遇到一个脱产进修英语的机会，考虑到这位老师的困难，我接过了这门课的理论部分。一位老教授原来给探讨生讲授“热爆炸理论”，因患病停课一年多。我稍经打算就为探讨生开出了这门课。我的主要探讨方向是热自燃理论，其中涉及十几个专题。自从1982年我和导师一起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至今
11、已发表论文40余篇。这些成果在燃烧、爆炸、化工、传热和平安工程中有广泛的应用意义。我还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热爆炸理论，另外还有两本书正待出版。英国人的庆贺1985年，我获得北京工业学院当年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1986年荣获首届北京“青年科技奖”。喜讯传到英国利兹，具有百年历史的利兹高校以此引为学校的荣誉，消息登上了校刊，校方还为我发表庆贺的信。1987年2月，我又因科研成果显著，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青年嘉奖探讨基金。1988年，我又获得了霍英东教化基金会首届“全国高等院校青年老师奖”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首届“青年科技奖”。198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我又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我的导师格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来信说：“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好消息中国科学的将来，在你们这一代青年手上。假如你们的国家能给你们供应必要的机会，那么更加令人难忘的时刻就在前头。”今年我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还被中国青年杂志和团中心、全国青联分别评比为“青年十杰”之一。我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使我更加坚信我的路走对了，我的探讨专业是热爆炸理论，今后，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释放出我全部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