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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浙江税收考察报告江苏与浙江同处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两省经济在总量规模、发展速度及经济运行质量诸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形成了“以三资企业为龙头”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风格迥异的区域发展特色。深入比较分析两省税收增长状况，对“富民强省”，提升江苏经济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很有意义。本文依据有关财政税收资料，作以下比较分析。一、江、浙两省财政税收现状比较(一)浙江财政收入增长快于江苏，江苏总量保持优势*年浙江实现财政收入1166.58亿元(不含基金收入，下同)，比上年增长36.3%，江苏财政收入1292.76亿元，增长27.1%，浙江比江苏增速快9.2个百分点，总量少126亿元。纵向看，表
2、一数据显示，*年后的5年，财政收入无论是环比还是平均增速，浙江均要快于江苏，且浙江增速有加速趋势，使得江苏总量优势不再显著。*年江苏财政收入是浙江的1.45倍，*年缩小到1.11倍。横向看，两省财政收入在全国的位置均向前移，但浙江位次提升快于江苏，由*年的第7位跃居第4位，江苏则由第4位移至第3位。(表略)(二)浙江地方税收超常增长，江苏中央、地方收入基本同步*年，浙江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33.6%，比江苏高11.3个百分点，主要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长较快，年均分别增长22.2%、49.4%和40.7%；特别是*年到*年浙江企业所得税增长迅猛，年增速分别达42.5%、70.8
3、%和99.8%，而江苏这3年增速一般。*年浙江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幅比上划中央收入增幅高15.6个百分点，而江苏只高出5.6个百分点。(三)浙江营业税、所得税后来居上，江苏增值税当仁不让*年浙江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计比江苏少10.9亿元，至*年只差3.6亿元，到*年浙江反超江苏55.4亿元。其中，在列入营业税统计的行业中，浙江房地产、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和建筑业等行业收入就超过江苏22.74亿元。*年江苏增值税入库617.66亿元，比浙江高95.19亿元。在列入增值税统计的20个行业中，浙江只有烟草加工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服装制品业4个行业超过江苏，纺织业、化学工业、电子通
4、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均不及江苏。表三数据显示，4个主要税种税收收入江苏与浙江差额逐渐缩小，由*年的87.1亿元缩小至*年的39.8亿元，江苏只有增值税收入优势继续扩大，而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优势不再，浙江后来居上。(四)浙江内资企业税收身手不凡，江苏三资企业税收遥遥领先*年浙江内资企业税收945.19亿元，高出江苏56.24亿元，占税收总量的比重达84.1%，比江苏高8.1个百分点；江苏三资企业税收280.4亿元，比浙江多101.46亿元，遥遥领先。在内资企业上缴税收中，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和个私经济税收492.09亿元，高出125亿元，可见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及个私经济高
5、度发达，其对税收的贡献率较高，而江苏三资企业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五)浙江第三产业税收高于江苏，江苏制造业税收优势较大*年浙江第三产业上缴税金421.76亿元，高于江苏25.28亿元；江苏第三产业税金772.67亿元，高于浙江7044亿元；江苏二、三产业税收比为66.133.9，浙江是62.537.5。从行业内部结构看，江苏采掘业和制造业税收高于浙江88.68亿元，而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税收浙江均大于江苏，5行业合计比江苏多54亿元。(六)浙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江苏上划中央税收比重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前江苏高于浙江。在浙江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后，
6、浙江加强了对地税的征收力度，地税收入超常增长，*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就反超江苏0.17个百分点，至*年高1.99个百分点。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则相反。*年浙江该比重比江苏高1.2个百分点，以后由于江苏增值税稳步增长，*年江苏反比浙江高5.3个百分点。*年财政收入占GDP平均比重，浙江比江苏高0.94个百分点；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平均比重，江苏比浙江高1.8个百分点，江苏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大于浙江。*年两省财政收入弹性系数(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均值均超过2，说明两省财政收入增速都高于经济增速，但浙江每年的系数值都大于江苏，且是在浙江GDP年均增速超过江苏1个百分点基础上取
7、得的，充分体现了浙江财政收入增长快于江苏的特点。二、浙江税收增长快于江苏的因素分析近些年来，江苏税收虽然保持较快增长，总量仍然强于浙江，但相对浙江的迅猛发展，领先优势正在缩小，部分税种浙江已后来居上，优势明显。浙江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富有特色的政府理财和民营经济是浙江成功的支点，而这均是“以人为本”，协调各方利益，求得个人、集体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一)在生产供给领域，浙江三产提速，产业集聚，内资充裕1、三产提速，结构优化。自*年以来，浙江市场竞争优势得到发挥，内生增长机制逐步形成，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1.3%，比江苏高0
8、.5个百分点；三产增加值年均增长12.3%，高出江苏1.1个百分点。*年浙江三次产业比重为8.851.240.0，第三产业比重比*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高于江苏(37.3%)2.7个百分点；*年江苏三次产业比重为10.552.237.3，结构也有所调整，但幅度没有浙江明显。浙江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为地方财政收入超常增长提供了丰富源泉。浙江第三产业特别是房地产、金融业和邮电通信业及建筑业的加快发展，为其营业税高速增长拓宽了税源。从这些行业的计税营业额看，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浙江均好于江苏。2、块状经济，激活产业。尽管就单个企业而言，浙江企业普遍较小，但由众多中小企业构成的专业化产业群却在国际国内
9、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如绍兴的纺织产业群、义乌日用小商品产业群、诸暨大唐的袜业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慈溪的小家电、乐清的低压电器等。*年，浙江拥有超亿元的块状经济达519个，其中1050亿元的区块为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为26个，超100亿元的区块有3个，形成了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在浙江省17个经济强县(市)中，具有相当规模和竞争实力的各类特色产业区块共有33处，涉及近百个行业和几万家企业，逐步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和“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特色产业。特色块状经济占这些县(市)工业经济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目前，浙江有232种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
10、其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的产品有160种。3、民营资本，投资灵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中个人或家庭是企业的主要创办者和投资者，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导性推动力来自民间，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区域内部积累，是一种典型的内源性民间资本推动发展经济的模式。相对来讲，民间资本投资灵活，责任清晰，参与意识强，高度市场化，潜力巨大。*年末浙江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少于江苏456.35亿元，但贷款余额却超过江苏378.23亿元，存贷差比江苏省834.58亿元，银行资金运用效益好于江苏。浙江中长期贷款超过江苏360亿元，固定资
11、产投资中国内贷款占30%，而江苏只有16%。*年浙江金融机构存贷款分别年均增长21.6%和21.3%基本持平，而江苏存款增速要比贷款高2.8个百分点。可见，浙江银行较之江苏更大程度地满足了本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对激活民营经济发挥了更大作用。*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51.4%，比江苏高6.5个百分点，其中个私经济增加值所占比重为43.5%，高于江苏16.8个百分点。企业性质的差异，带来其对税收贡献的不同，*年浙江内资非公有经济提供的税收比江苏多101.67亿元，占整个税收的比重也比江苏高10.9个百分点。(二)在需求领域，投资消费，双轮驱动从GDP支出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
12、是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在省内需求中，受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不断扩张，占GDP的份额也在增大；而居民消费和存货增加在GDP中的份额有减少的趋势。*年间浙江这种变化比江苏更为明显。从增速看，浙江政府消费年均高于江苏8.2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分别年均高2.2个和2个百分点以上，存货增加浙江年均下降16.9%，江苏仍在上升。从比重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政府消费浙江比江苏提升得快，居民消费下降得慢，存货增加降幅大。说明浙江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政府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三)在分配领域，以人为本，效率优先浙江注重“以人为
13、本”，在充分尊重人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关系，兼顾个人、集体和社会三者利益，使得个人、集体和国家实现“三赢”。*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为11716元和4940元，与*年相比年均分别增长9.7%和6%，而江苏居民收入分别只有8178元和3996元，年均增长7.2%和4.1%，江苏不仅绝对额远低于浙江，增幅也不及浙江，差距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两省个人所得税差距呈扩大趋势。浙江个人所得税由*年低于江苏2.12亿元，到*年高于江苏6.32亿元；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35.6%，江苏为28.7%。江苏人口7381万人，浙江4667万人，主要就是江苏人均收入比浙江低，收入差距直接影响个人所得税
14、税基，进而影响整体个人所得税收入。浙江在顾及个人利益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降低企业成本，政府也灵活利用政策加大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加财政贴息支出，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增强企业活力，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不及江苏，但企业盈利却好于江苏。*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只有江苏的63.7%，但其创造的利润却是江苏的11倍，而利润总额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所得税的高低。(四)在政策方面，浙江思想解放，大胆创新。经济是税收的基础，政策是税收增收的保证。浙江不拘泥于国家现行税收管理政策，大胆创新，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浙江税收增长因素中，政策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三
15、次创新，全国领先。创新之一：实行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减少管理级次，市级财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财政，实现了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市县财政与地税合署办公不分家。相对于江苏的省管省辖市、市管县的管理体制和市县财政地税分开办公的模式，浙江的省财政对县财政具有较大的调控能力和调控余地，县也具有更大的理财自主权。创新之二：省集中市、县财力增量的20%。从*年起对市、县财力增量集中“两个20%”，即地方财政收入增收额的20%和税收返还增加额的20%。这样，既保证了市、县财力的综合平衡，又兼顾了省一级的调控能力。相对于其他省份按税种集中的办法(如集中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等税收增量的一半)，此举成功避
16、免了某一企业、某一税种就决定一个市、县的财政命运的状况，可以更好地调动市、县的增收积极性。创新之三：建立了分税制下规范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年开始，浙江对全省65个市、县实施了“抓两头，带中间，分类指导”的财政政策，就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和财政状况，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实施不同的奖励与约束政策，规范制度，分类指导，以点带面，全面推动：“亿元县上台阶”奖励政策。对地方财政收首次上亿元的县一次性奖励30万元且允许奖励给个人，以后每年以3000万元为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一次性奖励20万元。“两保两挂”补助和奖励政策。从*年起对贫困县及经济欠发达市、县，实行“两保两挂”政策，即在“
17、保上交、保平衡”的基础上，地方财政收入每增长1%，省对县的补助增长0.5%；地方财政收入每增收100万元，省财政一次性奖励5万元。“两保两挂”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不仅使贫困县的财政税收脱离了困境，同时也在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变“同床异梦”为“同心同德”；二是变“压力”为“动力”；三是变“柔性预算”为“刚性预算”；四是变“等、靠、要”为“增强造血功能”。三、借鉴浙江经验，促进江苏税收经济发展(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营业税增长。营业税作为流转税的一种，在地方税收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新税制实施，营业税收入规模在地方税收收入中比重一直呈上升态势
18、，地位不断提升。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经济越发达，与营业税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动力越大，发展速度也越快。从浙江经验看，发展第三产业可为营业税带来较大的增长空间。今后江苏应利用沿江、沿海和紧靠上海的优势，运用十分突出的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商贸服务、文体旅游等有利条件，着力建立高科技含量、高信息含量、高附加值含量和高服务含量的新生格局，以促进产业不断升级。加强规划、引导和协调，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以不断巩固和提高第三产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二)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增长率近年来低于经济增长率及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连连下降(*年我省比*年下降2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国民收入的分配
19、结构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最终消费率只有45%，明显偏低。因此在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将居民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支撑点来培育。将我省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和社会投资双拉动型转换，从而实现税收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三)在苏北地区进行适度集中，打造若干个产业带。适度的集中才能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才能造就特定行业的专门人才，并有条件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进而吸引并稳定各方投资者，促进区域经济和税收超常规增长。这一点不仅被浙江实践所证明，而且在我省昆山亦有充分显现。在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地区，遍地
20、开发只会浪费宝贵的资源，应运用一切可运用的优惠政策将原先零星企业吸引到一起来，从而打造若干个在省内外叫得响的产业带。同时，财政要通过加大对苏北地区及贫困落后县的转移支付，解决这些地方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区域间财力横向不平衡，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四)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我省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个私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远低于浙江，今后应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推进公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提高公有经济的素质。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现非公有制经济重大突破。制定鼓励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型企业发展的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经济的战略
21、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重组。积极探索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解决好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建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和多种形式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探索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形式和途径。(五)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首先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需要，充分运用财政贴息手段，扩大银行信贷资金对国家鼓励发展产业的有效投入，引导银行资金流向，吸引企业和民间投资，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其次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配合财政政策，切实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增长。当前我省银行资金来源充裕，存款高达万亿元以上，但“存差”多达3600多亿元，巨额“存差”对宏观经济具有消极影响。应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缩小和消除“存差”，配合财政政策，带动民间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