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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庸考辨关键词中庸；礼记；子思；中庸说一、诸家概说（1）子思作。史记说：“子思作中庸。”北宋前，世人并无疑问，郑玄、沈约、孔颖达、李翱等均主此说，如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二程、朱熹等人说法与此同。这种说法肯定了中庸为子思一人所作。（3）子思及门人作。对上述二者，进行调和的是乃谓中庸是子思学派所作。持该观点的古有叶适，今有武内义雄、徐复观等学者。叶适明确地指出中庸非一人所作。他说：“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武内义雄认为，中庸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为子思作，后半部分为门人作。徐复观先生的观点与此同。（4）孔子所作。此论滥觞于吕
2、大临。吕大临在中庸解中说：“此书，孔子传之于曾子，曾子传之于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虽吕大临仍肯定了该书为子思所撰写，但从逻辑上可以得出中庸的发明权乃是孔子，只不过是说孔子、曾子、子思三者之间的传承方式是口授。杨时高弟罗从彦在吕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孔曾之传非口传，而是以书传之。他说：“即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书相传到子思，却述云所授之言著于篇。”如果说吕氏仍承认子思拥有部分著作权的话，那么罗仲素的说法则完全剥夺了子思的著作权，而归之于孔子。以上诸说，除第四种无任何文献依据外，其余皆有据。既然如此，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哪种分析更符合历史事实？这便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3、。二、中庸、于思与中庸说要证明今本中庸是不是子思所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辨析。1.检讨主张中庸非子思所作的立论根据要弄清楚今本中庸是不是子思所作，我们可以检讨主张“非子思作”的理由是否可靠，若不可靠，则可反证传统说法的可靠性。纵观他们的理由有几个方面：文中所言的“书同文，车同轨”是秦汉以后的现象。文中所言的“华岳”、“河海”不似子思语，因与子思的活动范围不合。文体不类，即有些文体与论语一样属于记言体，而有些则属于议论体。与孔子比较，文中的心性思想与孔子的主张不合。他们的主张是否经得起推敲呢？我看不能。周室衰微，在政治、文化上均趋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实际，由此不少学者疑为秦汉统
4、一的反映。按中庸此句的今字应训为若是假设的口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不能因这段话怀疑中庸的。实际上，“书同文，车同轨”之语能够在先秦的文献中找到。管子君臣上：“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缚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这里的“书同名”实际上就是“书同文”。因为“文”与“名”都有“文字”的意思。对于文字的演变，班固是有研究的，而且也知道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有不同的文字，但他仍然认为“书同文”在古代是存在的。汉志称：“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班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书同文”
5、在春秋以前是存在的，西周时期尤为明显，今天出土的文物便可证明。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西周的文物出土，然而经过研究发现，虽然文物出土的地方不一样，也不属于同一个国家，有些是晋国的，有些是郑国的，但这些文字的形制非常接近，所以不能说“书同文”一定是秦以后才有的。但是随着大一统政权的衰落，尤其到了战国的时候，基本上各国都有了自己的文字，“古制”意义上的“书同文”就不存在了。孔子的时候，虽然周天子仍然是名义上合法的天子，但是政权的旁落必然也会导致各国文字的兴起，所以到孔子、子思之时“书同文”的情况必然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不存在了。孔子、子思欲恢复大一统的局面，进而希望再次出现“书同文”的盛况，这种可能性
6、是不能排除的。按此，李学勤先生所言也有理。总之，以此而否定中庸为子思所作也是经不起检验的。有学者认为管子这句话和中庸的那段话一样也是出自汉人。实际上，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否定中庸整体的真实性。因为古书的形成往往要经过很长的过程，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追加几句话，甚至改动几句，实属正常。如郭店简的老子与传世本的老子某些句子完全不同。传世本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之句，而这几句在简本却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按传世本，很容易发现儒道的对立，然而按简本则发现不了，这说明传世本是经过多次改动的。除此之外，其它大部内容则与今本老子基本相同。正是古书的形成有此特点，所
7、以说以某些有疑问之句而否定全局，是不可取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最后，就思想差异而论。按照清人崔述所论，中庸有“高深广远”之言，与孔、孟不类，故疑为非子思所作。今人劳思光认为中庸具有心性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而形而上学在先秦主要见于道家学说，故而断定非子思所作。事实上，这些立论也是有问题的。第一，今本中庸中不完全是“高深广远”之语，也有很多日用切实之语，如上文所说从第十四章至第二十章与礼有密切的关系，且中庸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乎夫妇”不正是平常切实之语？第二，郭店竹简业已证明子思在讨论心性等“玄远高深”的问题了，五行、性自命出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事实上，孔丛子对子思的风格也有所透露。孔丛子居卫篇载：“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日：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话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意兼复深奥”也就是崔述所说的“晦”。综上所述，这些怀疑中庸非子思所作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传统的说法仍然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