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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江南嗜用人参，康熙为何不以为然 乾隆时江南医者李文荣在知医必辨的一篇医话，对乾隆年间江南富贵之家好服温补之药的风气有细腻的描写：予近见治疟死者尚少，而治痢死者独多，询其致死之由，大抵由于温补也。吾乡有大富，得血痢症，其为热症无疑，此三黄汤或加生地黄汤症，乃医者泥于景岳专事温补，其家人参甚多，于是人参、附子，屡进不休，不过九日，直至肠胃腐烂，所下如烂鱼肠而死。温补之害为何如？能不以为大忌哉！清代有不少医书都有类似的内容，尤其是江南地区。康熙年间扬州医者史典认为：“人知参能补人，不知亦能害人。贵介之家，平日淫欲，事所时有，一当病发，即疑为虚，重投人参。大寒大热伏在内，始而以参治病，既而用药治参
2、。病可治，参难治，是两病也，虽有扁鹊，莫措其手，慎之慎之。”增补本书的嘉道年间杭州医者俞世贵则注解说：“药之弊，莫甚于参，富贵之人不死于参者鲜矣。”由此可见，人参与清代温补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温补文化大约自乾隆元年开始盛行 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于晚年深感世俗沉溺于补剂，惧怕攻邪，以致影响病者择医及医家救治，所以在乾隆三十二年写下了慎疾当言这本书来矫正民间恶习，希望能使医家及病家都能更谨慎地治病。该书第一篇就是讨论补剂的医论：学问之道，必由浅入深，从未有浅近不知，而专求怪僻者。徐大椿文中所谈论的温补风气的肇始年代，距乾隆三十二年出版的慎疾当言已有三十年。就徐大椿而言，温补文化盛行的时间大约起于乾隆
3、元年前后。他认为医界这种不肯先用清淡之剂，反而专用“性雄力厚”药物的风气，往往会造成病患“害不旋踵”。其次，他提出“风寒暑湿燥火及喜怒忧思悲惊恐”十三病因，其中没有一 种是应当用补药的看法。当邪气一被补住，则永不复出，重者即死，轻则迁延变病，若幸而痊愈，此乃病轻而元气渐复，并非使用补药的功劳。当时医生常以虚脱名义吓唬病人，然后以补药媚人。这些补药包括有浙江地区加了人参及麦冬的六味、八味汤，江南一带则是理中汤中加有附子、桂圆、熟地、鹿茸及脐带等药。在短文的结尾，徐大椿点出了江南病家的服补剂的普遍心态是“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虚死”，以及“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
4、。依徐大椿的观察，当时服用补剂已经成为江南社会的普遍现象，若服用非补剂的药而死，就会受到病患的亲戚及朋友的责难，说病家重财不重命。所以病患在向医生叙述病情时，习惯地表达自己的身体有多么的虚弱，甚至要旁人代为描述病情，其目的是在避免医生开立攻削之剂；而医生在病人的苦苦哀求下，往往会迫于这种危言，战战兢兢地择至补之药。徐大椿并不反对用补药，而是主张要视实际病症来下药，他呼吁医家切勿拘泥于这几种药方，要较为变通地依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开立药方。人参在明末以来的瘟疫中疗效显著，或助长了补药风气 清代医书中，常可见“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的说法，这些病家所服用的补药中，又以人参最为普
5、遍。人参成为温补医疗中的一项重要药 材，虽然不是始于明清，但要成为社会上一般民众都能接受的日常消费性药材，却是清代才有的特殊现象。清代中期江南好用补药的风气不是一时才有的现象，或许与明末以来的瘟疫流行有所关联。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江南淮北一带盛行瘟热病，有相当多民众受 到感染，清初江南医家喻昌遂用“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最后“服者尽效，全无过失”。喻昌所用的药方是“人参败毒散”，其成分是人参、姜活、柴胡、前胡、独活、川芎、柷壳、桔梗、茯苓各一钱，甘草五分。到了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15881589）江南大疫，凡是服用这个药方的人，都得以幸存。虽然这帖药方中包含多种药材，但喻昌却借此
6、例特别强调人参在其中的主要疗效。他的解释是：“饥馑兵荒之余，人已内虚久困，非得人参之力以驱邪，邪必不去。所以服此方者，无不全活。”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16411642）的大疫，“各处医者，发汗和中药内，惟用人参者，多以活人。更有发癍一症最毒，惟用人参入消癍药内，全活者多”。当时医者最主要就是靠人参的药效，救活了许多瘟疫患者。这样的实际案例多少会加深人们对人参可以救急和救命的印象。清代医者吴瑭（17581836）对喻昌的这帖药方的使用时机有进一步看法：“愚谓喻氏之论，皆在兵荒之后，饥馑荐至，民不聊生，饮食不时，脾胃先伤，故用人参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用而辄效。”他认为人参败毒散用在战争饥馑之时较有
7、效，但若用在承平时期，那就要视个案而定，不可一概拘泥于这帖药方。由于明清医家特别强调补药功效，而病家对于温补亦看成是救命的绝招，这种现象看在专精攻法的医者眼里，只不过是医家牟利的借口。当时有所谓：“夫病者，不知医，医曰补则喜，医曰攻则惧。今世之医不言攻而言补者，是顺人心而行其取利之术耳。彼岂不知补之无效哉！”一直到民国初年都有医者反对医家过量使补剂的恶习，例如清末民初江苏医者陈锦燧的景景室医稿杂存记有：“今病家无不自称阴虚，医家无不以二地、二冬、龟胶、阿胶为良药，信手便投，奇极！又今人口中 则称阴虚，药中则用人参，更为奇极。”康熙对南方嗜用人参的习惯相当不以为然 有关温补药方的使用，南方与北方
8、医家对温补疗法亦有不同。道光年间医者李文荣的知医必辨有云：“四方风气不同，南北之分尤甚。今北人服药大黄用至一、二两而无妨，南人则五、七钱而难受。”李文荣在论景岳全书中更举元代名医张子和的例子说：盖子和元人也，元起于极北，北方风气刚劲，人之体质壮实异常，试观宋当日者，燕云六州为辽所据，在宋之北，而宋人畏辽，金起于辽之北，而辽又畏金，元起于金之北，而金又畏元，卒之元灭金灭宋，如摧枯摧朽。其人所食皆牛羊肉，所饮皆牛羊乳，强壮非凡，有病类多热症实症，子和生当其时，鲜有虚寒之症，故用药以补为戒，惟取寒凉攻伐，想多获效，故其书亦传。殆至前明，非复元人气候，体质变更，而庸庸者，狃于故习，仍守戴人之法，焉有不
9、害人者？故王、薛、张、冯皆主温补，景岳尤重温补者，亦补偏救弊之意也。但久之又久，或又狃于景岳之说，则未免有弊耳。这里说明了清代医家习用温补的疗法和宋元以来的 习惯显然不同，这与北人与南人体质的差异有关。因此宋元医家所治疗的对象大多是北人，这些人的体质少有虚寒，所以疗法大多采寒凉攻伐。到了明代，已非北人的气候及体质，所以像名医薛己、王肯堂、张景岳及冯兆张等人，都主张用温补疗法，其中又以张景岳特别重视温补的疗效。清光绪年间行医于京师的辽宁医家徐延祚的医粹精言（1896）有以下看法：“余在京中见同道之有用大剂治病者，每阅其方中至热之姜附亦不过四五钱，至寒之芩连亦不过三四钱，皆以北方之气禀醇厚，虽用药
10、偏重尚不至有伤胃气，近见岭南之行道者，用姜附、吴萸等大辛热之品，硝黄等大苦寒之物，每味用至七八钱，甚至两许，未知何所本也。”从徐延祚的医论中可看出，当时北方医者和南方医者在温补热剂的使用上，有药物分量的差异，可见民间对温补疗法有南北的差异。康熙皇帝更是对这种南人与北人的身体有所不同的看法深信不疑，尤其对人参的用法，康熙皇帝对于南方嗜用人参的习惯相当不以为然，曹寅患疟就是说明康熙皇帝对人参态度的最佳例证。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江宁织造曹寅从江宁来扬州时受到风寒，感染疟疾。李煦探视曹寅时，曹寅表示医生所开药方无效，请求李煦代为向康熙皇帝请赐圣药。康熙皇帝在奏折中则回应说：若没有出现泻痢的病征，尚
11、可吃他所赐的药，若病情恶转后，则不得再服药。康熙常会对臣子扮演起医生与病人的角色，对臣子断言病情，例如有所谓：“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曹寅请求皇帝所赐的药为西洋传入的治疟良药金鸡纳，又称奎宁。康熙起居注亦记有：“大学士王掞奏曰：皇上年高，宜服补血气之药。上曰：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可见，康熙认为曹寅之所以患有疟疾，与他常吃人参有关。康熙甚至常指出对南方医生的不信任，认为南方医生过于好用补剂，这常会造成对病人的伤害，因此使用时须特别小心。康熙虽然不爱服用人参，却常赏赐人参给浙闽、广东、广西及云南等南方的地方官，更加凸显了康熙认为南人与北人无论在身体及用药习惯上都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