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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形而上诗学思想成就其中国新诗哲学精神先驱,文学理论论文从思想的角度考察诗歌能够有多个维度，比方对生活意义的讨论、对民生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考虑、对自然的沉思等等，每一个维度都有自个独特的视角和意义。但是，这些思想形态大多漂浮在时代之流的外表，是短时的、易逝的;诗歌精神中更有恒久存在者在，就是它的哲学精神。哲学作为对世界、人类存在的根本反思，其关注的不是一时一地的精神状况，而是超越时代、地域的普遍性思想，表现了恒久的魅力。哲学家把整幅存在之画挂在自个的眼前， 每一种伟大的哲学所应当讲的话是: 这就是人生之画的全景，从这里来寻求你自个生命的意义吧 。 哲学家假如不能面对全部世代就将一无所有。
2、哲学思考的本质就是忽视眼前的和暂时的东西 。因此，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诗歌精神具体表现出于它的哲学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在长期的发展经过中构成了自个的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典型地具体表现出于晋唐以来构成的意境诗学传统中，这就是自然哲学精神。自然哲学的核心就是 天人合一 思想，这一理想的最高概念是 道 或 天 ， 道 是宇宙的本源， 道 规律地运行。这一规律也为世界万物所遵守，人也应当与 道 或 天 的规律保持一致以获得幸福，这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论。但中国哲学在实际的发展中，对宇宙本体的阐述极为简单，而重在怎样遵循 道 或 天 的规律以获取幸福和安定。因此，中国哲学虽不缺乏宇宙论，但实际上并不关心宇
3、宙论，而主要着眼于人间幸福的创构。与这一哲学状况相一致，中国诗歌内容主要在人事表示出，举凡民生疾苦、人生感怀、人际往来、咏史怀古等题材占据了诗歌史的主要部分，即便是最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山水田园诗，其宇宙论的色彩也极为有限，人间幸福也是这一部分诗歌主要关心的问题。中国古典诗人中没有一个诗人以宇宙真理的表现为诗歌的主要内容，没有一个诗人以宇宙真理的追求为生活的根本目的，没有一个诗人纯以严格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但是，自近当代以来，中国诗歌的这种传统发生了宏大的转变。在近当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中，新诗产生了。伴随着诗歌语言形式革新的，是中国诗歌思想内容的宏大变化。新诗舍弃了传统诗歌意境，表
4、示出当代生活和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这种当代思想最深切进入、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当代哲学精神 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精神，是那种抛弃现世存在而直问彼岸真实的精神。诚然，关心社会、关注人生、关心人间疾苦仍属于新诗的主要内容，但是，新诗中最具有精神性写作的一脉(这一脉也是新诗史上最出色的一部分)却是追问神秘存在，追问真理。他们的代表者是郭沫若、冰心、冯至、穆旦、顾城、海子等。 我们很容易勾画这一诗歌潮流。新诗的当代哲学精神几乎在新诗产生的同时就产生了。五四前后，郭沫若被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人的泛神论思想所吸引。泛神论的核心思想 万物内在的同一性( 一的一切，一切的一 )被反复歌咏;(晨安等诗歌铺排的
5、风格所造成的雄浑汪洋的气势和动乱不安的磅礴精神与惠特曼的诗歌几乎形神俱似;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新生的意象从歌德具有泛神论色彩的 蜕变论 中汲取了营养。冰心倾心泰戈尔，相信 宇宙和个人的心灵中间有一大调和 。她的小诗如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 我的心，孤舟似的，/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 等所具体表现出的形而上的孤单感和和谐的宇宙精神与泰戈尔(飞鸟集类似。对国外诗人和思想家的吸收使郭沫若、冰心诗歌在对现世人生的讨论上带上了超验色彩。但是，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冰心，他们尚没有纯形而上的知识癖好，郭沫若利用泛神论为他的个性自由伸张，冰心以泰戈尔的哲学救治她 天赋的悲感 ，慰藉她
6、寂寞的心灵 。真理究竟是什么?他们还没有深切进入探寻求索的兴趣。 草创期过后的 纯诗 探寻求索者们，由最初对五四诗坛白话新诗创作粗糙的反拨，逐步深切进入到对诗学精神的考虑，向哲学领域挺进: 诗要暗示出内生命的深秘。 象征是对于另一个 永远的 世界的暗示 。尽管这种探寻求索在较早时期(20世纪40年代前)远未到达应有的思想深度，他们虽以西方哲学和诗学为学习对象，但实际上对西方哲学的内核知之不深，甚至他们用西方哲学、西方诗学话语表示出的往往是民族哲学精神，然而他们却传递了新诗形而上思想的精神脉息。 到了40年代初，纯诗探寻求索者们对西方哲学体验不深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变。那时，由于时代的机遇，中国一
7、批优秀诗人和青年才俊相聚昆明，诗歌创作呈一时之盛。尤为难得的是，他们的创作呈现整体性的对哲学考虑的关注和喜好，这是以冯至和穆旦为代表的当代派诗歌。 冯至以泛神论式的宽阔襟怀观照了日常存在的宇宙万物: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织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原野上的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生命在无穷的时空中永在。冯至还从平凡的事物和人物中发展出神圣境界，在他的眼里，由加利树像是 插入晴空的高塔/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 。杜甫的 贫穷在闪铄发光/象一件
8、圣者的烂衣裳 。除此之外，歌德的 蜕变论 思想在诗歌也得到表现。冯至希望自个的诗 像一面风旗 ，能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显示了他的乐观情调和对抽象精神的良好觉悟。 与冯至 沉思的诗 不同，穆旦的诗歌则显示了丰富的张力和紧张的痛苦。穆旦的形而上冲动异常强烈，在他的那些表现现实的诗篇之间，不时冒出非常纯粹的形而上精神诗篇(诗句)，这显示他的精神中有一条常在的形而上暗河，在他的精神深层强劲地暗潮，并时时喷出地表: 稍一沉思会听见失去的生命，/落在时间的激流里，向他呼救。 (智慧的来临) 我们谈话，自然的朦胧的呓语，/美丽的呓语把它自个讲醒，/而将我暴露在密密的人群中，/我知道它醒了正无端地哭泣，
9、/鸟的歌，水的歌，正绵绵地回忆 我是有过蓝色的血，星球的世系 (自然的梦)。生命脱离本体的焦虑以及回归不得的绝望是穆旦形而上抒写的主题。(诗八首竭力从可感的爱情活动中暗示不可感悟的绝对精神，通过最丰富的爱情的幻变暗示绝对精神的不变。穆旦的精神体验尽管混杂，但华而不实不乏形而上的深入和精粹。 穆旦、冯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诗开场有了真正的哲学精神、形而上精神，他们的诗歌显示他们对终极问题产生兴趣，他们要以诗歌为武器努力探寻存在的奥秘，诗歌成为揭示真理的形式。至此，中国新诗的形而上学理想初具规模。 然而，我们在历史逻辑的梳理中不可忽视例外的情况，这就是鲁迅。鲁迅的 例外 在于他的成熟的哲学诗(野草。
10、(野草出现于在20年代中期，新诗刚刚走过自个的草创阶段，穆旦还在自个的童年，冯至也刚刚成年。而(野草却具有深入的虚无和悖论精神:影子于明暗之间无地彷徨，过客走向黑夜和坟墓，毒蛇咬住自个的尾巴 但在这种窘境中诗人意志弥坚，拷问不绝，充分展现了作者对形而上精神开掘的深度。 这是鲁迅受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西方哲学家影响的表现。鲁迅从一个时代中兀然耸起，展示了巨人的风采。 然而，中国新诗在当代具体表现出的形而上哲学精神并不彻底。每一个作家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他们即便有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也不能全心于此。(野草、(十四行集及穆旦的诗集里并不全是形而上的诗篇，里面各有大量现实性的作品。即便在那些形而上
11、的诗篇中也无不浸透着苦涩的现实性因素。它们是 现实的与哲学的 (孙玉石语)。 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 (穆旦(旗)不仅仅仅是穆旦的感悟，也是这一时代有形而上追求的诗人共同的精神写照。因此，纯粹的形而上写作需要等待另一种时代空气。 这个时代在新诗经过长时间的几乎停顿的创作后终于来临。20世纪80年代，人们享受了难得的精神解放空气，而生存危机的压迫也亦解除，这使得一批诗人超越于当时的政治批判和人性批判之上，精神单向突进，心无旁骛，直入形而上世界，他们的代表者是顾城和海子。 这是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才子。在顾城和海子等诗人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新诗最纯粹的哲学精神。在这个时代，社会问题并不是不存在，
12、新旧思想交锋的剧烈有似于五四，但他们对这一切似乎视而不见(顾城只要短暂的社会写作);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被这个时代自由的精神所鼓舞，却超越于这个时代，终生追问天外之思，只问这个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存在究竟是什么。他们的兴趣在这里，进而成就了诗学精神的纯粹与深入，直可与西方某些诗哲相提并论。 据顾城自个讲，他在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忽然明白有一天他会死去，将像白石灰一样涂在墙上，他忽然觉悟到一种世界从他身边陷落的深深恐惧。 这件事连我的母亲也不能帮我 。这种突悟给了他深入的绝望，他终生不能摆脱这种绝望体验，屡次谈到他的童话和哲学只是与死亡深入相关: 我喜欢童话的另一个原因，跟那种
13、空虚的压迫是有关系的，我的自性由于恐惧而收缩，由于童话而解放。 哲学也是在不断受挫受伤而产生的不失本性的一个解 。顾城终生纠缠在深入的精神矛盾里，这种矛盾带给他对生命的深入直觉。他很小就有天外之思的懵懂觉悟，八岁时就写出(杨树: 我失去了一支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 十二岁写出(星月的来历: 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显露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 抽象的遥望中隐隐透露出另一个世界的神秘，诗歌的纯粹和明净到达一个令人惊奇的程度，这出自一个少年儿童之手，不可思议。他后期的(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戚/松林中安顿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
14、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讲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讲树枝在长。 具体表现出了他一生的精粹风格，在对死亡的沉思中表示出出对生命的结论性觉悟。顾城深入的精神体验，纯粹的精神写作，自然的气质，使他的诗歌有一种惊人的魅力。他也许是20世纪新诗写作最纯粹的诗人。 假如顾城是由精神矛盾引领他向生命底层深切进入，那么海子的精神则如一只气球，不可遏止地向天空突升，寻找 实体 : 诗，讲到底，就是寻找对实体的接触。 诗人的任务仅仅仅是用自个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使它裸露于此 。诗和思在这里结为一体，诗即哲学。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更远的地方愈加孤单 (远方)。 在天
15、空深处/高声询问/谁在 。(海子(弥赛亚)海子生命短暂，但其精神到达的遥远境界是惊人的，显示了精神光照一般的宇宙速度。不仅如此，后期的海子甚至不满于对 实体 的追寻(实体是母性的、使人依靠的女性气质)，而骄傲地追求人类精神主体从母性 实体 的挣脱，以求主体精神的昂扬，达成主体与实体的平衡，最终实现他所向往的 高于母本和父本之上，甚至超出审美与创造之上 的 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 。在一段带有总结意义的话中，海子写到: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诗史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人类和民族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16、求真理 的诗学理想在海子这儿到达高度自觉。 在顾城海子那里，形而上学不再是像他们的当代前辈那样是费力地去追寻的陌生事物，形而上精神首先成为他们的生命事实，这正如顾城5岁时的死亡体验一样，海子也一定存在类似的体验。诗人写自个亲身所见，而不是像他们的当代前辈那样主要写学习西方诗学、哲学的体会。在他们写作之前，天外之光的照射已经赋予他们庞大的精神，诗歌只是记录他们精神之光喷发时发出的宏大的耀斑。这能够显示，形而上学在当代已成为凸显的精神实体，这是中国新诗形而上精神成形的标志。当然，中国新诗至此在哲学上的建设远没有成熟完美，中国新诗人还没有建立起自个成熟的观念系统;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流星一般的天才
17、，但没有产生恒星般的壮丽人格。90年代后，新诗的哲学精神迅速淡去。 通过郭沫若、冰心、鲁迅、冯至、穆旦、顾城和海子等一批代表性诗人能够看到，中国新诗到20世纪90年代前，在哲学精神上愈来愈走向纯粹的真理探寻求索，形而上的色彩愈来愈鲜明。不能否认，传统哲学精神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代诗人，但从纯粹哲学的意义上讲，以传统自然哲学精神创作成大器者尚未见其人，新诗史上最具有精神革新的这一批诗人已经走出了传统诗人关心人间生活、人间幸福、心灵和谐的诗歌理想，突破了 天人合一 的哲学形式，这标示着哲学精神已经发生了改变，表现为形而上学 对超越现世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诗歌以表现真理为目的。这种诗歌理想受西方
18、哲学思想影响，它在理论上的建立者是中国近代中，无一语及于形而上学者，其所谓 天 不过用通俗之语。墨子之称 天志 ，亦不过欲稳固道德政治之根柢耳，其 天 与 鬼 之讲，未足精致细密谓之形而上学也。其讲宇宙根本为何物者，始于老子 。 于如今之宇宙外，进而求宇宙之根本，而谓之曰 道 。 是乃孔墨二家之所无，而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 。在儒家思想家中，他推崇子思而对孔子多所非议也是同样的原因:子思 以 诚 为宇宙之根本主义，为人类之本性 今不问其论据之是非，如此飘然而涉宇宙问题，孔子之所梦想不到也。孔子平常之所讲者，社会内耳，人情上耳，诗书执礼耳，与子思之讲，其大小、广狭、精粗之差，果何
19、如乎 。无论王国维的这些阐述能否精准，但其精神内在的形而上核心观念无疑。 王国维由人生问题出发，探寻求索哲学的基本问题，构成其形而上学观念。其思想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这正是当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哲学规定文化的方向，形而上思想确立之后，运用这种哲学确立他的诗学观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二)王国维形而上诗学理想 在诗歌本质问题上，中国传统的讲法是 诗言志 、 诗缘情 。无论是 志 还是 情 ，均是现实人生的表示出。王国维却一反传统，根据他由西方哲学得来的信念，提出诗歌与哲学一样，本质是表现真理: 夫哲学与美术所志者，真理也。 王国维所谓 美术 即是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哲学与诗歌在本质上
20、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哲学 发明其真理 ，而诗人 以记号表之 。诗歌不再是现实人生的表示出，而是终极真理的探寻求索手段，诗歌因而与哲学一样，享有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 的地位。 正如王国维以形而上学的立场批判中国哲学一样，他也以 求真理 的诗学观为立场，批判了传统诗学。 他以为传统诗学的弊端在于依附于政治和道德，没有自个独立的地位，不能有形而上的追求。传统诗人与哲学家一样，无不兼为政治家， 至诗人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讲、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蓄之。所谓 诗外尚有事在 ， 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们国家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
21、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勉，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们国家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而传统诗歌的内容 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漫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讲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诗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 。这种状况即便发展到王国维的时代，也亦然如故: 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个之价值，而唯视为教育政治之手段，与哲学无异。 求真理的诗学观不仅仅仅是王国维的理性考虑，也是他的感性人生体验，是他对 人生问题 觉悟的一部分。 试问何乡堪着我?
22、欲寻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 耳目缺乏凭，何况胸所思 (来日二首之二)。这种对人生和世界的怀疑已经超越了传统带有朦胧终极意识的人生感兴(如像(春江花月夜那样)，而是具有明确的知识论立场 怀疑主义，这就是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考虑人生了。 点滴空阶疏雨，迢递严城更鼓。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无据，无据，斜汉垂垂欲曙 (如梦令)。 万顷蓬壶，梦中昨夜扁舟去，萦回岛屿，中有舟行路。波上楼台，波底层层俯。何人住?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 (点绛唇)。 无据，无据 和 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 同样升华人生感怀到严肃的理性考虑 人生没有根据。怀疑论和人生的无根据这些观点
23、明显遭到西方近代xuwuzhuyi哲学思潮的影响，这些观点的提出由于有明确的知识论立场，具有哲学基础，人生的莫名的痛苦因此在高级文化(哲学)上被赋予意义。中国古代也有少部分诗歌表示出了这种类似的痛苦，如李贺: 今夕岁华落，令人惜平生。 心事如波涛，中坐时时惊。 (申胡子觱篥歌)黄仲则: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 (绮怀(十六首选一)苏曼殊: 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这些人生痛苦均带有莫可名之的性质，来自现实或精神的某一窘境使诗人计无所出，儒、道、禅等传统文化都不能安心抚慰他们，这是一群逸出文
24、化之外的诗人，预示着新的文化的胚芽。但由于他们不能从知识论上来处理他们的痛苦(中国文化缺乏严格的知识论传统)，这些痛苦不能与某种明确的哲学意识关联，不能在永远恒久上打上印记，因此不能在高级文化上获得意义，只能停留在人生感怀阶段。 王国维最得意于自个的诗词 意深于欧 (按: 欧 指欧阳修)，事实上他的这一自评缺乏以表现他的诗词的独特价值:以当代形而上精神作为诗词的核心精神、诗词作为真理表现的工具这一特性使得王国维有别于整个民族传统，而首开当代风气;而新诗以形而上学作为自个的哲学精神时，正暗合了王国维的诗歌理想，王国维因此成为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 三、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一)新诗史上，王
25、国维是最早提出中国诗歌当代哲学精神的学者在王国维提出诗歌哲学精神时期先后，尚有其别人或诗歌派别在讨论诗歌的当代精神，他们是 诗界革命 诸人和鲁迅。稍前于王国维的 诗界革命 时期，梁启超提出诗歌的 新意境 ，明确指向欧洲的 精神思想 。梁启超并没有明确讲明这种精神思想的内涵。从创作上看，无论是梁启超本人还是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都不曾牵涉哲学，他们的诗歌均在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人生层面。就是梁启超所称赞的黄遵宪的(今离别、(吴太夫人寿诗 纯以欧洲意境行之 也只是在语句层面别开生面，毫无 精神思想 的影子。这一点梁启超本人也是知道的: 然以上所举诸家(按:指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皆片鳞只甲，没有能
26、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 稍晚于王国维的真正从哲学上提出当代诗歌精神的学者是鲁迅。在王国维发表他的一系列哲学诗学论文之后不久的1907年，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讲、(破恶声论等诗学著作。鲁迅的这些著作，目的在于破除传统文化和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种种 恶声 ，吸纳西方文化之长，呼唤 精神界之战士 ，一新国民精神，进而到达改变现实，拯救民族危亡的目的。但在这些现实战斗性很强的著作中，鲁迅深切进入考虑人的本质和文化的根本，一直追问到哲学的高度。在这种思路下，鲁迅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诗学的建设问题。 其一，鲁迅用西方哲学思想支撑了他的诗学主张 摩罗诗力，这
27、就是尼采的权利意志学讲。鲁迅所归纳的摩罗诗人的特点是 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 ， 立意在对抗，指归在动作 ， 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 简言之，即具有强大的意志、力的精神、为我的道德。这些特性和品质自然为当时亟待改造的社会所需，鲁迅的主张自然也是这样的功利目的。但是，鲁迅在倡导这种 摩罗 精神时并不仅仅在社会功利层面，摩罗精神同样是鲁迅本体哲学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出:这就是鲁迅对叔本华、尼采尤其是尼采的意志学讲的吸纳 强大的意志、力的精神、为我的道德即是尼采权利意志学讲的核心要素。鲁迅在赞颂他的摩罗诗人时具有这种哲学的自觉。(摩罗诗力讲中评论到: 固如勖宾霍尔(注:指叔本华)所张主
28、，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穿，因曰意力为世之本体也;尼佉之所希翼，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 实际上是夫子自道，暗示权利意志思想对于他具有的本体论意义。(摩罗诗力讲时时评论尼采的观点，显示出他的摩罗诗人与权利意志的联络: 故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 尼佉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 。 尼佉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 。 其二，鲁迅明确提出了 形而上学 : 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 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 这实际上为中国诗学指明了至高的目的 纯哲学。在这方面，鲁迅对中国诗学所起的作用
29、几乎与王国维等同。不但如此，鲁迅在提出形而上学的同时还一起提出具有纯粹形而上意义的关于宗教、神话、天然和生死的意见: 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 。 旷观天然，自感神閟，凡万汇之当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 。 死生之事大矣，而理至閟 。 鲁迅和王国维是当代中国明确提出形而上学的两个诗学学者，他们固然几乎同时，但王国维还是早于鲁迅，王国维重要的诗学著作(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完成于19041905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讲、(破恶声轮等则写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河南杂志)。
30、有的学者根据(摩罗诗力讲在哲学和其他方面具有的创始性意义，因此以为(摩罗诗力讲为 中国诗学当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 ， 是中国当代诗学的真正起点 。这值得商榷。且不讲作为这种开端与标志或曰起点的理由( 世界文学背景与本土文化语境 ， 人类文明视野与文化批判意识 ， 西方近当代哲学高度与理性批判精神 )几乎同样具备于王国维，而且原文提出的论据尚存严重错误，比方讲: 尽管在(摩罗诗力讲之前已有学者用西学来研究中国文学，譬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但是对于诗歌来讲，(摩罗诗力讲是最早的。 (摩罗诗力讲是中国最早在当代哲学的高度上认识并议论诗歌的诗学文献 。这些讲法完全无视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31、(论近年之学术界等论文中以形而上学的思想来批评中国诗歌的事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极大漠视。 (二)新诗史上，王国维提出中国诗歌的当代哲学精神最系统、最明确、最彻底其一，王国维在他的时代最明确地提出诗歌的本质和功能是追求真理。王国维最初固然谈的是文艺美学问题( 夫哲学与美术所志者，真理也 ，这里的 美术 是指 艺术 )，并不是专门针对诗歌发言，但是，他在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批判时，是以诗歌作为代表的(已见上述)，固然他对戏剧也有系统的研究，但作为艺术的形而上理想，他专力于诗歌阐述;而形而上学理想在他自个人生中的艺术实践，不是戏剧等其他艺术，还是诗歌。可见诗歌在他艺术观念中的代表性意义，这几乎就能够讲明
32、王国维明确提出了诗歌的形而上理想。鲁迅固然提出过形而上学问题，但却是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提出的，这固然对诗歌也具有潜在的指导意义，但是很抽象，鲁迅并没有专门阐述 诗歌的形而上问题 。 其二，除诗论家外，王国维还身兼哲学家的身份，其形而上诗歌理论是在严格的哲学知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有坚固的哲学基础。鲁迅只是诗论家的身份，他固然对西方哲学和诗学有精深的研究，但主要是基于诗学立场，对哲学知识论话语没有系统彻底的考虑。 在提出诗歌哲学问题的方式上，二人也有不同:鲁迅的观点夹杂在他的社会学、文化学、实用诗学阐述中，是零星的，鲁迅并没有专门谈形而上哲学和诗学的著作。王国维不但系统地论证了他的哲学观点，并在
33、哲学的基础上又系统地论证了他的诗学思想。 其三，王国维不但在理论上提出形而上诗学问题，还亲身实践创作哲学诗。鲁迅前期并没有哲学诗创作，(野草的创作是在他理论提出的几乎20年后，新诗已经过了它的草创期，(野草因此失去了先行者的意义(此前郭沫若、冰心的创作都牵涉到哲学问题，王国维的诗词更不必讲)。比拟而言，王国维先行者的意义更突出。 (三)王国维的诗学观最切近于新诗的创作实际。 鲁迅的诗学观与中国新诗事实上的关联在何处?正是李震文应该交代而疏于交代的地方。事实上，鲁迅固然在思路和眼界上对诗歌转型提出了有价值的探寻求索，但其核心的诗歌观念( 撄人心 诗学)遭到时代的影响，是时代问题刺激下的峻急反响，
34、打上明显的时代烙印;固然有尼采权利意志学讲的支撑，但由于它的较明显的针对性和详细性进而使它削弱了哲学品质应有的高度抽象性和超越品质。中国新诗越来越明显地超越现世的求真理的哲学精神，与鲁迅的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诗学观渐行渐远，而与王国维的纯形而上诗学观越来越近。王国维感兴趣的固然也仅仅仅是西方的几个哲学家(华而不实与鲁迅一样的就有尼采、叔本华等)，但王国维主要的不是吸收他们某个详细的哲学理念(固然他们的一些详细观念如 人生痛苦 讲、 解脱讲 、 天才论 等对王国维的影响也很大)，而是通过对这些哲学家的体悟，觉悟到哲学的核心问题 形而上学境界和求真理的终极精神。这种哲学的境界和目的不是哪一个哲学家所
35、独有的，而是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因此它超越了哲学史的种种详细观念，而上升到对哲学根本问题的把握。中国新诗在不长的历史中越来越切近的正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十分是郑敏、顾城、海子等人诗学观和诗歌创作，与王国维的求真理的诗学观已经高度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也应当是王国维。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新诗诗人和理论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王国维的诗学思想，没有人有意识地学习、实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王国维的诗学观念与中国新诗事实上没有关联，这是一个很遗憾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改变王国维是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这一事实。由于，作为同属于形而上学的王国维的诗学理想和 新诗 的哲学精神
36、是在同一种时代命运感召下的产物，形而上学是时代的理想!是王国维与后来新诗中的哲学诗人共同的精神归趋，而王国维率先道出了这一时代的机密，新诗的哲学精神事实上是在机密地根据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尽管这一经过是不自觉的。由于王国维观念纯粹精神的先锋性质，以及它产生在新诗诞生之前，这使它至今远离诗人和理论家的目光。 以下为参考文献: 1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尼采哲学与真理 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3冯至冯至全集 第3卷M韩耀成，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4冰心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M/吴重阳冰心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5杨匡汉，刘富春中国当代诗论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6潘颂德中国当代新诗理论批评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7雷文学老庄与当代纯诗思维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