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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碳金融交易不同阶段中与市场的关系,低碳经济论文人类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市场外部性的重要具体表现出。税收、排放权交易以及混合策略是主要的应对举措。当下理论研究及实践检验的结果表示清楚，将排放权交易与安全阀制度相结合的混合策略是成本相对有效的策略。碳交易市场是为了减轻市场在环境、资源维度的负外部性而建立的以市场机制为运作基础的交易体系，其稳定运行需发挥和市场的双重功能，其具体表现出的与市场的关系具有异质性。合理界定二者关系既是当下碳交易市场初建时期的现实问题，也对科学利用市场机制处理市场负外部性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环境窘境在 20 世纪初便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
2、环境污染的市场化控制举措，学者们的争论集中在数量工具、价格工具以及混合策略三个方面。多数学者考虑到污染排放 ( 尤其是二氧化碳) 的累积效应，即边际收益受制于存量而非流量，假定边际收益相对固定，重点分析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Weitman 在这里假定之下，对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的选择进行了创始性的研究，发现了价格 ( 以碳税为代表) 与数量工具 ( permit) 选择的相对斜率理论: 若与边际减排成本相比，边际减排收益的斜率较小，则价格工具更优; 反之，则数量工具更优。1Stavins 打破传统假设，同时考虑成本与收益的不确定性，研究发现若边际减排成本与边际减排收益正相关，则数量工具最优; 反之
3、，则价格工具最优。2除此之外，Stavins 发现综合考虑成本与收益不确定时，Weitman 的研究中价格工具最优的情形有可能转化为数量工具最优，而数量工具最优情形则较少转变。oberts Spence 在成本 ( 社会总成本包括污染损失以及清理成本) 不确定的条件下，构建优化模型，比照排污许可、排污补贴 ( 针对排污权价格过高) 、有限的排污罚金 ( 针对排污量严重超出配给额) 三项举措，探寻求索最优的政策布置。3Pizer 将 Weitman 与 o-berts Spence 的研究引入温室气体减排，分别讨论了单期、多期两类情形之下，单纯价格工具、单纯数量工具的最优值，以及混合策略中最优的
4、初始分配水平与价格限制，发现价格工具的收益高于数量工具，而混合策略的收益高于价格工具。4以上学者在研究中，均将技术进步设定为外生变量。Fischer et al 假定技术创新内生，从定性、定量两个维度，比照分析了排污税、拍卖、免费配给三类方式对技术创新的引致效应以及福利效应，发现三类政策工具并没有之前学者研究所显示的明显的偏好顺序，相对优势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成本、技术模拟 ( 推广) 的难易程度、边际环境收益方程的斜率与水平值以及排污公司的数量。5Fischer et al 假定对所有生产者等量分配排放额，有悖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降低了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中国是有特色的社会国家，与市
5、场的交互关系具有其特殊性。在市场化改革的经过中，既是主体，又是对象，既是动力，也是阻力。6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自 2018 年开场，已经成为全球风能设备容量最大的国家，但近 30%的产能没有能入网，使用效率低。Zhao et al 以供求理论为基础，以我们国家东北电力为样本，分析了风能产能过剩的原因，明晰了市场机制与计划在我们国家能源市场的冲突，建议协调合理规划与市场竞争的功能，借助弹性定价、理性的成本收益分配方案以及优化的市场构造发挥价格信号的功能，推动风能使用效率的提高。7针对碳排放交易，张玓等结合发展经济学理论，以为在碳交易市场中，的功能具体表现出在提升市场主体介入碳交易的能力，而非引进
6、新的机制躲避市场失灵。8支燕在传统的 STIPAT 模型中参加能力的因素，量化分析的结果验证了稳定性、效率、规制质量、法制力度以及腐败控制能力在降低碳排放中的积极作用。9现有的相关研究运用理论推导或实证分析等方式方法，验证了能力或市场机制在控制碳排放经过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碳金融交易市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借鉴国际碳金融交易的经历体验，深切进入分析碳金融交易不同阶段中与市场的关系，期望能够为将来中国碳金融交易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碳金融交易市场生命周期内与市场的功能定位 本文基于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根据碳金融交易市场的特征，将其生命周期划分为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
7、平衡稳定期四个阶段。在碳金融交易的幼稚期，市场基础建设逐步完善，但市场将来的发展态势仍不明朗，排放量的分配仍未构成一致性意见，碳交易更多以基础产品为对象; 在成长期，碳金融产品种类增加，交易量与交易额上升，市场发展逐步趋于稳定; 在成熟期，碳金融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突破区域性边界，逐步构成全球性的交易平台; 在平衡稳定阶段，碳排放逐步接近既定技术水平的有效边界，碳金融交易规模短期内趋于稳定平衡状态，并随着技术更新，逐步过渡到新的平衡。 ( 一) 碳金融交易的幼稚期: 功能为主，市场机制为基础 碳排放额作为一种商品，其价值属性与普通商品相比具有异质性。商品的价值源于使用价值，碳排放额的使用价
8、值产生于对排放目的的设定及排放总量的控制，即碳排放额作为商品的属性依靠于的产权界定以及将市场外部性内部化的行为选择。碳排放的自然属性如存量特征及负面危害的全球性决定了其排放责任的历史可追溯性。从经济收益来看，控制碳排放短期内将给经济主体尤其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对能源密集型行业依靠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从社会收益来看，控制碳排放将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推进人类与环境统筹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控制碳排放成本的内部化以及收益的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介入主体的最优行为选择是不减排或搭便车。为了实当代际平衡以及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只能由从战略规划的视角，赋予碳排放产权，对碳市场展开顶层设计。在
9、碳市场的构建中，功能不仅具体表现出在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上的政治协商，也蕴含在内部各层级的会谈之中。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谈中，应尊重公平原则，综合考虑本身的责任与能力。在现有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的基础之上，明确细化 有区别 责任的内涵。10世界各国因其经济发展途径以及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气候会谈中所持有的立场亦有差异。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其历史排放量在当下存量中所占比重较高，其更倾向于 压缩与趋同 理论，即高排放国与低排放国以当下实际排放为根据，逐步降低或提高人均排放量，最终实现人均排放量的趋同及排放总量的降低。该理论未考虑高收入国家本身的历史排放责任，
10、违犯了公平原则以及排放危害的存量特性。为推动全球减排协定确实立，高收入国家应正视本身的历史责任，发挥当下的技术与资本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 以中国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应关注本身的减排能力。研究显示，人口的生态弹性接近 1%。9中等收入国家普遍人口诸多，在国际协商中，应保障本身的发展权，积极争取以人均额取代总量的目的设定。同时，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一国生产的能源密集型商品将在全球销售，单纯以境内生产排放作为统计指标与分配标准有悖公平原则。以中国为例，每年约有 14% 33% 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其他国家的消费所引致。11然而，单纯以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指标，难以有效调动发展中国家推动
11、技术革新的积极性，增加了气候会谈的难度。因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应从产品终端着眼，将人均生产排放与人均消费排放的合理加权，作为减排责任分担的考察指标。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在气候会谈中应争取让高收入国家就历史排放带来的危害给予补偿，将保障本身发展权置于首要地位，为本国经济增长争取空间，择机参加国际减排协定。 在境内不同层级的会谈中，宜集中用 发动形式 取代 常规形式 ，匹配严格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强相关 条条 ( 纵向层级) 和 块块 ( 横向层级) 的耦合度。在自上而下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宜借鉴印度采取的用民间管理形式推动碳减排的经历体验，调动地方积极构建自下而上的信息反应系统，降低碳交易平台运行经
12、过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在国际协商与国内会谈的经过中，应充分利用市场主体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通过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提供技术研发鼓励等措施，借助市场作用，调动市场主体减排节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同时，应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在减排目的的设定及排放额度的分配经过中，更多采用适度的、渐进的方式，合理躲避盲目冒进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重创。 ( 二) 碳金融交易的成长期: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管理举措为辅 在碳金融交易市场的运行经过中，应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层面的效率优势，明确市场机制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应发挥 保驾护航 的职能，避免交易价格剧烈波动给市场运行带来的冲击。 1 市场机制在交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3、 市场机制在碳金融交易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价格规律来实现，即价格发现、信号功能与资源优化配置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供应与需求的变动能够发现平衡价格。碳排放额的供应取决于减排目的与分配形式的设定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动，碳排放额的需求包括交易动机、投机动机以及预防动机三个方面。根据局部平衡理论，供求相等的平衡点对应的价格为平衡价格。当供应大于需求，即碳排放额超额配给时，碳排放基础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下跌，如 2006 年 5 月德国等颁布实际排放量信息后，过度配给致使价格暴跌，由将近 30 欧元降至 11 欧元; 当需求大于供应，即碳排放配额缺乏时，价格将迅速上升，例如 EU ETS 在第二阶段
14、( 2008 2020 年) 紧缩碳排放的分配额，供应的减少以及预防动机、投机动机驱动的需求上升，使得 2008 年 7 月 25 日的价格高达24 65 欧元。 第二，碳价格的信号功能能够引导供求变动。当价格处于上升阶段时，高排放成本驱动的技术进步将带来供应量的增加，基于预防动机、交易动机的需求将会上升，基于投机动机的需求将会下降，进而在低排放的水平上构成新的平衡价格; 当价格处于下降阶段时，减排技术的进展速度减缓，市场供应相对减少，基于投机动机与预防动机的市场需求增加，基于交易动机的需求减少，进而在相对稳定的排放水平上构成平衡价格。 第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维度具有效率优势。以碳交易市场的
15、金融资源为例，碳价格的高企将增加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此类企业的净利润，导致逐利的金融资本逃离至低排放企业，进而推动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金融行业对产业构造调整的助推。 2 在价格管理层面的举措不可或缺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混合策略中，单边或双边价格安全阀对投资决策以及减排效果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焦点。单边价格安全阀包括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分别在价格超过或低于边际减排成本时触发; 双边安全阀同时设置价格上下限。从理论上分析，价格上限能够减轻价格上升给高碳生产者带来的成本，但同时限定了低碳技术投资的最高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高碳技术的庇护; 价格下限能够维护减排研发投资的收
16、益，确定碳排放的最低成本，引导低碳投资行为。在实证分析层面，鉴于低碳投资不可逆及机会选择的价值，多数学者选用实物期权模型，综合使用蒙特卡洛模拟与动态规划方式方法，分析不同价格管理措施对生产者减排投资的引致效应。 针对价格上限，Szolgayova et al 实证检验的结果表示清楚，碳价格的正常波动能够引导低碳技术投资，价格上限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煤炭型技术的保卫机制，上限数值过低将导致煤炭型设备的重复建设。13Burtraw et al 以为，与单纯的数量工具相比，价格上限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良福利，但增加了排放额，提升了排放量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对低碳技术投资的鼓励。14Brauneis et
17、al 提出价格上限有效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价格上限高于预期减排成本; 第二，价格上限能够控制碳价格短期内的剧烈波动。但在任何情况下，碳价格上限都无法刺激资本密集型的低碳技术投资，若施行不当，反而将阻碍绿色投资。价格上限过低，将阻碍低碳化进行，过高则仅仅有助于消除短期价格的非预期暴涨，对投资决策几乎无影响。15针对价格上限的负面效应，Stocking 以为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可通过策略行为推动碳价格超过价格上限，诱导增加碳市场供应，进而降低整个市场的碳排放成本，不利于减排目的的实现。16Fell et al 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碳市场不存在市场垄断，对 Stocking 的研究结论提出质疑:
18、其一，市场供应由政策制定者决定; 其二，允许存储且存储成本为零，增加了市场垄断的成本; 其三，以拍卖方式出售，市场出清价格一般高于价格上限。17针对价格下限，Wood Jotzo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设定并维持价格下限的详细举措，如设置拍卖底价，对碳排放者征收费用或税收，承诺以价格下限赎回市场多头的排放权，并将研究视角由国内扩展到国际碳市场。18Brauneis et al 以为设定价格波动的下限有助于引导电力部门尽早开展低碳技术投资。19针对双边安全阀，Burtraw et al 以为价格下行至低于预期减排成本的概率及带来的损失高于价格上行，即价格下限是价格上限政策的必要补充，设置双边安全阀具有
19、复原预期排放量、引导低碳技术投资、修复环境管理者与经济学家的联盟等三大优势。14Philibert 采用 ACTC 模型对双边安全阀价值的分析表示清楚，价格上限能够显着降低来源于非预期的经济增长、能源价格变动、排放量的变动趋势以及减排技术的不确定性。无弹性的目的将带来更大的经济风险，且比拟优势较小。设定更为紧缩的目的，匹配以合理的价格上下限政策，能够降低预期的减排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更优的减排结果。20本文将以 2005 2020 年 BlueNext 颁布的 EUA 收盘价为样本，验证价格管理举措的必要性。 由于本文仅仅是阐释价格管理的重要性，故此处仅选择固定价格上下限的简单管理形式，并未
20、讨论线性、指数等众多限制形式。 本文在已有学者关于价格上下限研究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 发动形式 下对减排积极性的有效刺激以及对技术创新等减排活动的鼓励强度，将样本区间 1/4 分位点以内样本价格的平均值设定为价格下限，将 4/5 分位点以上样本价格的平均值设定为价格上限。为消除 EUA 价格构造性变动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 2005 年 6 月至 2008 年 4 月、2008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月两个阶段。 固定价格上下限，即设定双边安全阀之后，价格波动的幅度减小，既有助于躲避价格低于边际减排成本所引发的节能减排动力缺乏，也有利于避免价格过高可能诱发的企业竞争力下降及碳泄
21、露现象。对于市场投资者而言，缩小 EUA 价格波动的范围，降低了收益率的均值与方差( 参见表 1) ，有利于减少投资主体的投机行为及可能由此引发的 羊群效应 ，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 ( 三) 碳金融交易的成熟期: 与市场发挥比拟优势的协同效应 在成熟期，将逐步放宽价格管理等限制性举措，转而积极推动市场决定性功能的发挥以及本土碳金融交易平台的国际化进程。针对该阶段以构建全球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平台为主要目的的特征，本文在张玓等所使用的 钻石 模型8的基础之上，具体分析与市场在碳金融交易成熟期的功能划分。 钻石 模型最早由 Michael E Porter 提出，张玓等结合低碳产业对政策高度依靠的特性
22、，对传统的 钻石 模型进行改良，将定位为主导要素，机遇定位为辅助要素，其余四项为基本要素。本文在张玓等对一国低碳产业发展分析的基础之上，构建碳金融交易市场成熟期的 钻石 理论模型 ( 如此图 1 所示) ，研究怎样充分发挥与市场的功能，推动本国碳金融交易平台的国际化。 结合碳金融交易平台的特殊性质，本文将构建全球统一碳交易平台的四类核心影响因子归纳为国际协商、交易效率、配套政策及溢出效应，将传统 钻石 模型中的机遇设定为纯粹的外生因素，重点讨论与市场的不同功能。国际协商涵盖了减排目的确实定、分配方式的选择、区域性碳市场的衔接等内容; 交易效率，主要是指撮合竞价交易的成交速度，受制于价格信号的传
23、递及资源配置的效率等多种因素; 配套政策，主要包括 发动形式 下所采取的优惠性鼓励政策、金融风险监督管理政策以及中介服务政策; 溢出效应，主要指碳金融交易对产业构造调整、低碳理念浸透、低碳环境构建等维度的助推。 在国际协商、交易效率、配套政策及溢出效应四项影响因子中，重点作用于国际协商及配套政策两个方面。在碳金融交易市场的成熟期，区域性的碳金融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基本具备构建全球统一市场的需求与条件。协商会谈的能力，决定了本国在国际碳市场构建中的话语权; 碳金融交易配套政策能否健全，决定了碳金融交易平台能否安全稳定地持续运行。自 1997年以来，哥本哈根、多哈、华沙等多轮气候会谈，为应对国际协商
24、积累了丰富的经历体验，而碳金融交易开展以来，历经屡次政策试错，在成熟期能够为交易平台的平稳运行及国际竞争提供政策保障。 市场功能集中具体表现出在交易效率与溢出效应两个方面。交易效率是区域性碳金融交易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其大幅提高有助于提升交易平台的国际竞争力; 溢出效应是碳金融交易在经济、文化、生活习惯等多个维度的副产品，即亚当 斯密所阐述的个人在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推动了社会福利的改良。市场在交易效率和溢出效应方面的功能主要通过价格引导机制实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碳金融交易价格在调剂余缺、配置资源方面的速度越快，交易效率越高; 进而，产业构造优化与低碳理念浸透进程越快，溢出效应越显着。 (
25、 四) 碳金融交易的平衡稳定期: 市场作用为主，引导功能为辅 图 2 碳金融交易市场平衡稳定状态的过渡全球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市场构建并投入运行一定时间之后，碳现货及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将进入平衡稳定阶段，并随着技术水平的更新逐步过渡到新的平衡 ( 如此图 2 所示) 。在图2 中，EO与 0、E1与 1分别表示在初始平衡状态、新平衡状态下，碳排放的有效边界与实际排放量。在初始平衡状态，碳交易的空间为 0与 EO之间的部分。假设减排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推动碳排放的有效边界移动至E1，该时点碳排放交易的空间扩大为 0与 E1之间的部分。伴随着技术溢出效应的扩散，实际碳排放量减少并稳定于 1，此时碳排放交
26、易的规模过渡到新的平衡状态，即 1与 E1之间的距离。 在由一个稳定平衡状态向另一个稳定平衡状态过渡的经过中，趋于稳定的速度将遭到碳源、碳汇两个角度众多因素的影响。从碳源层面，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可再生能源的干涸、新能源的开发等都会显着降低碳排放。在该经过中，应充分调动经济主体的逐利动机，主要利用市场规律并适度匹配优惠性政策减少碳源。从碳汇层面，提高森林、草地等植被的覆盖率，能够加强碳排放的吸收，推动实际碳排放向新的平衡点过渡。在该经过中，应由提供简单引导，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对介入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借助成本、收益的权衡扩大碳汇规模。 三、结 论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将行业生命周期理论引入碳
27、金融交易市场，根据交易量、市场规模等特征将碳金融交易市场分为四个阶段 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平衡稳定期。本文归纳了市场构建与培育阶段的需求并比照当下国际协商的多种原则，明确幼稚期以功能为主，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关系格局; 选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验证了成长期宜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并由匹配合理的价格管理举措; 除此之外，本文构建了碳金融交易成熟期的 钻石 理论模型，明确了碳金融交易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在国际协商、政策匹配层面，市场在交易效率、溢出效应层面的功能; 在行业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本文从动态平衡的视角，区分了与市场在碳金融交易由一个平衡过渡至另一平衡中的功能定位。 对于我
28、们国家而言，在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幼稚期，应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协商中，我们国家作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应从产品终端着眼，将人均生产排放与人均消费排放的合理加权，作为减排责任分担的考察指标，积极争取本国的发展权与排放权的公平分配; 在国内会谈中，应更多采用 发动形式 ，构成 自上而下 与 自下而上 的双向信息流，加快市场的构建与培育。在成长期，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发现、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匹配合理的价格双边安全阀，维护碳金融交易的平稳运行。在成熟期，和市场应发挥各自比拟优势的协同效应，侧重负责国际协商与配套政策制定，市场主攻交易效率与溢出效应，共同致力于提升本国碳金融交易市场
29、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全球统一的交易平台的建立。在平衡稳定期，应以市场功能为主、引导为辅，推动碳金融交易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碳源与碳汇的变动，实现平衡状态的过渡。 以下为参考文献 1 Weitzman M L Prices vs quantities 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 ( 4) : 477 491 2 Stavins N Correlated uncertainty and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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