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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奉献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奉献蔡振雄摘要:曹植是建安文学中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诗歌创作意义,在于使汉魏五言诗歌从民间状态、半文人化半民间状态逐步向文人化过渡,突出诗歌的心灵化、个性化及艺术特性,进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文人诗的诞生。关键词:曹植;建安文学;诗歌文人化;比兴;心灵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3)01-187-03作者: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广东,潮州,521041汉魏诗歌以五言诗为主,呈现出逐步文人化的趋势。所谓诗歌的文人化,是相对于民歌而言的。民间的创作,在魏晋以前一直是非主流的存在,在创作上“感于哀乐,缘事
2、而发,体现出民间“即兴歌唱的特点。东汉中后期,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诗呈现出既有文人特点又兼民间风格的状态,成为民歌与文人化诗歌的一个过度。进入建安时代之后,随着两汉经学的崩溃,历史进入一个重大变化的时期,诗歌的文人化逐步成为可能。宗白华先生曾讲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极自由,极解放人的觉悟,对内在价值、风神、才性的重视、确认,直接推动了“文的自觉进程,使作家们对“文学的价值产生新的体认,表现了高度的“文学自觉精神。这样,文学创作十分是五言诗歌
3、创作终于在建安之后真正走上文人化道路,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摆脱了民歌里闾歌谣之质,且在表现范围、表现手法,抒写作家个人性命,情、理相融,表达严肃正统主题等方面渐渐扩大深化。这其中,曹植的诗歌创作对诗歌的文人化作出了重要的奉献。一曹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邺下和黄初太和时期,这两个时期诗风虽截然不同,但“词采华茂则是一样的,其诗歌既保持了乐府民歌“清新流丽的特点,又改变了汉乐府古朴明朗的语言风格,开场讲究词藻的华美,如（美女篇）:“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顾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辞藻特别华美。另外,他的诗又工于起调、结句。起句给人以强烈印象,往往撼动读者心弦。如“高树
4、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其一),“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等等,这些起句均气势非凡,奠定全诗磅礴基调,正如谢榛所言:“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曹诗的结句,往往余韵深远,以画龙点睛之笔突出全篇中心,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再次,曹植诗歌还精于炼字、炼句,如（白马篇）“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左“破、右“摧、仰“接、俯“散用语精工,形象生动,表现出游侠少年高超精妙的弓箭技艺。其它如:“惊风飘白天,光景驰西流(（箜篌引）)、“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丁
5、仪）)等都是人们激赏的警句。字、句之外,曹诗还注重诗歌的章法、布局、声律,突出构造及音律之美。（赠白马王彪）中,曹植将乐府古辞中常见的“顶真格的修辞手法由句与句之间的“顶真发展为章与章之间的“顶真,这样全诗的音节不仅合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层层深化,使长诗在各章节之间上递下接,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诗中还有不少句子,平仄调谐,仿佛律句,“故谓作文始于声律,实当推原于陈王也。总之,“词采华茂在当时是文学创作追求的时髦,曹植以本身的创作实践,直接体现了“华美好看的“文的自觉特征。使五言诗逐步蜕去里闾歌谣之质,充分体现了由于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的创作经营,诗歌语言的逐步雅化,并由文体的独立而走上本
6、身审美发展的道路。二汉魏时期,玄学家以为情是自然之道的体现,必须“以道畅情,所谓:“物情顺畅,故大道无为(嵇康（释私论）),情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扬,士人注重流露性情,崇尚尊重个性,精神自由。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诗歌创作常以悯时伤乱、咏叹个人命运为主题,与以往民歌相比,情感求索/2003/1187DOI:10.16059/:/doczj/doc/68a185dd580216fc710afd0d.html:/doczj/doc/68a185dd580216fc710afd0d.html43-1008/c.2003.01.058更为浓郁。但浓郁并非直露,而是深入蕴藉。民歌
7、的情感抒发往往直抒胸臆,言浅意近。文人的情感抒发,往往凭借物象,情和景成为抒情诗内容上的两大成分。古代诗歌从（诗经）开场,就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作者基本是民间歌手或是一些不知名的士人,因此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显得质朴而粗糙。作为文人独立创作的比兴传统是由屈原开场,集中体如今（离骚）中,“香草美人这一比兴传统成为后代文人抒情诗,十分是有关于政治的抒情诗所遵循的固定形式,可在屈原之后,建安之前,这一比兴传统一直未被重视并发展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中,曹植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继承比兴的传统,突出了文人创作的特色。曹植被曹丕放逐及幽禁之后,已完全失去了介入政治的可能,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中心之外,因
8、此内心充斥种种不满和抑郁。这使得曹植极容易沿袭屈原那种“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由于这两者的情形与本质是类似的。（美女篇）、（吁嗟篇）、（种葛篇）等作品中都表现了“美人香草的形象,甚至采用以女性自比的手法,让人感觉到屈原影子的存在。曹植诗作与屈原的类似性,当然和他学习屈原的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原因还在于相互都是政治上的失意文人,在遭遇及情感体验上存在着类似性,民歌的作者较难从中会引起共鸣而创作中沿用类似的表现手法。由于与屈原类似的心态,曹植有些诗歌作品构造甚至表现出与屈原作品类似的特征。（浮萍篇）:“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悲风来入帏,泪下如垂露,散箧造
9、新衣,裁缝纨与素。全诗以夫妇为喻,写昔日之和乐,今日之摧颓,有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最后归于虽悲戚而又力求自遣的复杂情绪,这中间的每一种情绪和诸种情绪之间的组合都让我们想到屈原,并非民歌那样单纯直露。汉魏思想演变的结果,是思想中心由社会环境转向个人内心,由形质转向精神,使人们由对形而下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形而上的思考。文学因受此思想演变的影响,相应地由注重对形的摹写转向对神的传达,这一经过正体现出文人化的特征。在曹植后期创作的诗歌中,有涉及到景物的描写,但不是细致的描绘,即便是景色出现,往往只是概括性的,是在于营造社会的环境气氛,衬托作者内心的痛苦思绪,能够讲是作者情绪化的产物,因此这些景物往往亦是
10、想象的,是诗人处境的象征,是抒情的铺垫,是留给读者思考的媒介。如（赠白马王彪）中:“秋风发微凉,塞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天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这首诗实际上仍采用比兴的表现手法,但并非“香草美人之类,体现曹植了创作艺术的逐步成熟。赵沛霖在（兴的起源）中指出:“从兴出现后开场的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并与想象和理解相融合,来塑造主客观统一的诗歌艺术形象的经过,正是逐步体现诗歌艺术本质的经过,也是逐步到达诗歌艺术最高审美范畴的经过。抒情是诗歌的本质,诗是强烈感情的展示。文人化的诗歌创作,更在于体现一种深厚、固执、复杂的情感。曹植诗歌就充满着一种忠厚热烈的情感,
11、一种积极牺牲的精神,其作品由此更多带上了“自己之色彩,表现为有我之境。但光有复杂的情感还不够,成熟的诗歌还应时隐时现无所不在地体现人生或生活的哲理,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讲:“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情与理在作品中的对立统一是诗歌走向成熟的重要特征,这只要文人的诗歌才有可能做到。民歌的作品“感于哀乐,关键还是在于情的直接体现。曹植留下的诗文不仅是他一生内心情感变化的轨迹,亦是他的人生考虑的体现,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价值。曹植特殊的生活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他看到了很多人所看不到的问题。如（野田黄雀行）的“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诗句不仅所表达的感情是深厚沉痛的,而且表现的
12、思想亦是很深邃,他以本人一生的惨痛,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他的认识实已超越了一我的天地,直指封建皇权的本质。三曹植是一位有着文人自觉生命意识及政治理想的诗人,其生命后期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发展的时机,且又完全脱离了群体,除了心灵上对生活的悲剧性体验外,生活上已没有其他实践,诗歌创作不但没有直接的赠答对象,亦不可能拥有对生活的直接、感性的反映,基本上以抒怀为主,且这种抒怀不是有针对性的向人倾诉,而是通过书面写作而展开自己心灵的对话,通过自己排遣、自己倾诉以换取心理上的平衡,这种内在的发展,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动力,他以之作为一种价值实现的方式或者一种人生的补偿,进而典型地体现了中古诗人崇尚诗歌的一种内
13、在心理机制。在此之前,如汉代,文人大量写作文章,但由于他们的角色主要还是朝中的御用文人,缺乏独立的人格追求和主体意识,且当时社会中,即兴歌唱的抒情方式(与汉代最高统治者平民出身有关系)被普遍认同并在上层社会一直非常流行,人们以为“诗是经典的专称,只能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研究、学习,忽略“诗的审美意义,这使汉代诗歌创作并没有成为社会风气,没有成为文人文化活动的自觉选择。东汉中后期以后,随着纸笔的发明及普及,诗歌文人化的历程有所发展,文人表达观念,逐步从“即兴歌唱向“书写的方式过渡,伏案书写的经过,实际就是一个咀嚼、回味、反思的经过,作家的文化性格也逐步朝着内敛、蕴藉的方向发展。（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14、无名氏古诗的作者,就是以个人为关注中心,且明显附着受儒学教育所培养出的对社会及人生的忧患心理。钱穆先生曾188讲:“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己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曹植生命后期,创作凝结到心灵需要的层面上,由早期的客观美的展示转化为内心世界的展示,或咏叹个人命运或表现个人理想,大大减少诗歌内容之社交性,创作成为他恢复内心平衡的一个途径,并进而相自信心灵有宏大的气力,能够感应而生灵变,在（自诫令）中他讲:“自信心足于贯于神明,“精诚能够动天地金石,这种心灵的自信心及精神,被曹植转化为艺术创造及想象的原则。我们知道,在艺术创作中,只要通过心灵而且
15、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艺术的创造,离不开艺术家心灵的幻想,且这种幻想最终与情感及生命形式准确无误地相一致,因此,艺术要求由艺术家独特的感悟和“心灵化来创造,艺术中展现的世界,要求不是任何纯客观现实的世界,而应是艺术家个人的心灵再造的世界。曹植后期游仙诗等浪漫主义作品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他后期经常沉浸在美的幻想及想象之中,这构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想象力在他的挚情和激情的引导下,产生了作品宏伟的意象,导致了广阔艺术境界的构成,浪漫主义文学的最终构成正有赖于这一心理特点的成熟。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奉献,还在于他将儒家的文学传统和庄骚的文学精神融合到五言诗的创作之
16、中,用他本人所理解和把握的文学传统对民间诗歌的艺术传统进行不断的革新。曹植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弘道济世的人生观,他的情感世界里,呈现出一种自负、期盼、积极干世的情感心绪,时时体现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的高度自觉性和厚重的社会责任感,体现着奋斗不息的人生观和进取精神。基于这样的理想及信念,曹植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艺术形象来寄寓这种理想,他将儒家的人生境界通过艺术形象作了多侧面、具象化的诗意展示,完成了自己形象的构建与深化,因此,他诗文中便有了猛气四溢的“壮士、杀身成仁的“游侠儿等,他们均有着要奋力于当世的内在精神特质。此外,曹植诗文中对“美女的描写,亦正是这种儒家式完美人生
17、境界的体现,这种人生境界不仅需要流光溢彩的外在形式,更在于有饱满丰厚的内在特质,于是,他把人生追求、人生理想附着在他笔下所描写的美女身上,突出外“妖内“娴的不俗形象,如（美女篇）、（薤露篇）等。儒家的文学传统使曹植的作品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体现出文人心灵的自觉与丰富。与此同时,由于后期生命的异常苦闷,现实的严酷,人格理想由无法实现而向相反方面转化,为此他不由自主地乞求于老庄思想为基础的人生观,表现出解脱痛苦的强烈愿望。钱穆先生曾讲:“故纯文学作品之产生,论其渊源,实当导始于道家。此论能否妥当,另当别论,但钱先生显然是从抒写性灵,歌唱情感方面看待文学作品之产生的,文人化的作品自然亦
18、应包含这方面的内容。道家思想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在于启发艺术家自由、顿悟的心灵,产生幻想浪漫的艺术境界。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等名作或采用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或运用寓言构造形式,来表现本人内在思想情感,这种将动植物拟人化的特色正是（庄子）寓言的重要表现形式,至于曹植后期创作的大量游仙诗,如（升天行）、（仙人篇）等正是借助游仙的形象体现这一境界寄寓道家艺术的精神,在极度苦闷的情况下,曹植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翱翔于神仙妙境,获得了灵魂上的自由。但曹值这些游仙诗,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在创作中,融进屈骚精神,曹植与屈原固然各处异世,但均有着一样的悲剧命运,因而,屈原的悲愤怨嗟之情最能为曹植所理解,最能引起心
19、理上的共鸣,（野田黄雀行）、（杂诗）其六、（赠白马王彪）等诗的不平之鸣,正体现出他的感情与屈骚精神的血魄相承,完全称得上是楚骚遗声。曹植依约（楚辞）,还可见于对其置词、命意的借鉴,因此他的诗既有（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又隐含了政治的忧伤及感慨,突出文人对于社会及生命的忧患心理,这是乐府民歌所不可能具有的。诗歌的文人化,是诗歌走向成熟、典雅,在表现手法、艺术境界上逐步深化的必要条件。曹植诗歌创作的意义,在于使诗歌从民间状态、半文人半民间壮志逐步向文人化过渡,使诗歌不断心灵化、个性化,突出诗歌的艺术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标志着“文人诗的诞生,正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讲
20、:“抒情诗不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伴随着个人的名字,亦即伴随着诗人个性表现的主体性,进而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它的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曹植。“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之后,阮籍等正是沿着曹植的创作道路,进一步发展了浪漫主义诗歌艺术,使诗歌的文人化逐步深化。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文心雕龙注）卷七,转引自钟优民（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266页。赵沛霖:（兴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责任编辑:向志柱)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