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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初婚年龄的特点研究,经济社会学论文摘 要： 以婚姻搜索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 采用2020年 西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 讨论了外出务工对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婚前外出务工加强了农民工择偶中的议价能力, 提高了农民工的择偶标准, 使得择偶中的年龄匹配和教育匹配表现出更有利于自个的特征;婚前外出务工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初婚年龄均起到显着的推延作用, 但其通过各渠道变量对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存在显着性别差异, 婚姻搜索理论更适用于男性农民工。 本文关键词语： 外出务工; 农村流动人口; 初婚年龄; 择偶匹配; Abstract： Based on the f
2、ramework of Marital Search Theory, this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igrant worker s first marriage age, and the gender difference by using survey data of Xi an rural migrants in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t-migrating for work before marriage could enhance the bargaining power
3、 of rural migrants in searching potential spouse; Meanwhile improving their criteria for potential spouse, and making better assortative age and education mating in more possible. Migrating out for work before marriage has a significant delaying effect on the first marriage age of both male and fema
4、le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it has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the first marriage age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 variabl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arital Search Theory is more suitable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for male rural migrants.
5、Keyword： migrating out for work; rural migrants; age at first marriage; assortative mating; 一、引言 人口流动迁移活泼踊跃是我们国家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2021年我们国家农民工规模达2.86亿人1。作为重要生命事件, 外出务工势必带来农民工生存、生活、工作环境与方式的改变, 其择偶、恋爱和婚姻观念与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当下, 农民工年轻化趋势明显, 较高比例的农民工正处于婚恋黄金期, 择偶和婚恋是他们面临的重要生计问题, 先流动、后结婚 是他们做出的重要生计布置, 也是他们施行的典型婚恋
6、策略, 讨论 流动 与 结婚 两大生命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揭示流动人口生计问题和婚姻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发生机理。 中国是 普婚 文化盛行的国家, 婚姻缔结是个人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事件, 也是家庭构成和生育行为的开场2; 何时结婚 是人们婚恋经过中的重要决策, 并对家庭生育决策和婚姻关系稳定有重要影响3,4。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而言, 初婚年龄反映了他们在流动中发展和适应的特点5, 并可能在微观层面上影响其生育行为、婚姻稳定、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 继而在宏观层面上影响人口构造、世代更替、人力资源积累、城乡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那么, 农村流动人口的初婚年龄能否受其外出务工的影响?假如是, 外出
7、务工又是通过如何的渠道影响初婚年龄的?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的影响, 并探究外出务工影响初婚年龄的渠道, 对于预测农村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引导其婚姻和生育行为、保障其婚姻和家庭稳定、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多以为流动经历对农民工的初婚年龄有正向影响。如刘玉兰分析了童年期迁移经历对成年后生活的影响, 发现童年期的迁移经历对初婚年龄有推延作用6;曾迪洋的研究发现, 婚前劳动迁移者, 尤其是婚前有屡次流动经历的人, 其初婚年龄明显推延5。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流动经历影响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的性别差异, 但结论存在分歧。如靳小怡等对 80后 农村人口的研
8、究发现, 婚前有流动经历的女性, 其初婚年龄显着推延, 但男性却没有明显的变化7;许琪的研究发现, 婚前流动显着推延了农民工的初婚年龄, 且这种推延效应对男性农民工表现得更为明显8;刘厚莲对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 新生代人口, 无论是乡 城流动者, 还是城 城流动者, 其初婚年龄均比非流动人口更晚, 且该结论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9。也有学者分析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对初婚年龄的作用, 如强巴克雷 (Jampaklay) 采用泰国1984 2000年的追溯性数据, 分析了乡城流动对泰国农村人口初婚年龄的影响, 发现流动确实起到推延初婚年龄的作用, 但流动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
9、龄的影响机制截然不同10。 然而, 关于外出务工怎样影响农民工的初婚年龄, 鲜有研究对此展开讨论。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的婚姻搜索理论 (Marital Search Theory) 着重阐述了单身青年在就业初期的经济状况不确定性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并强调指出 择偶匹配 因素在华而不实发挥渠道作用11。与 何时结婚 一样, 同谁结婚 也是婚恋经过中的重要决策。该类研究往往通过婚姻匹配度进行讨论。婚姻匹配度是指男女双方在年龄、教育、通婚范围、户籍等特征上的匹配程度, 是评估社会构造开放程度的有效指标12,13。已有研究关注了我们国家婚姻匹配的特征、历史变迁及对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的
10、影响4,14,15, 少数研究讨论了外出务工和婚姻匹配的关系, 如靳小怡等研究发现, 婚前有外出务工经历者, 其夫妻间的年龄差拉大, 地理通婚范围进一步扩大7;陈娜以为婚前外出务工只对地理通婚范围有显着影响, 对户口、教育和收入匹配没有影响16。但已有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即用以讨论婚姻匹配度的已婚夫妻的相关特征在本质上是男女双方择偶经过中的挑选标准, 在时序上是先于婚姻缔结行为发生的, 也即婚姻匹配 (1) 可能在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经过中起着渠道的作用。总之, 奥本海默的婚姻搜索理论为分析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指导, 但相关经历体验研究非常薄弱, 也为本研究余留了空
11、间。 综上可见, 近些年来外出务工与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关系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社会热门问题, 并且已有研究呈现出下面特征: (1) 影响因素方面, 固然结婚是男女双方的博弈和选择, 但已有研究多采用事件史分析方式方法, 同时将已婚者和未婚者纳入分析, 这就造成对流动经历、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关注较多, 而对配偶个人特征或夫妻匹配度等因素的关注较少。 (2) 影响机制方面, 已有研究多关注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直接影响, 而在外出务工怎样影响初婚年龄的发生机制、夫妻匹配度在影响经过中能否发挥作用等问题上, 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3) 数据来源方面, 已有研究主要采用CGSS或CFPS等全国性调
12、查数据或东部沿海城市的调查数据, 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学术关注仍然较少, 而中西部农村地区是农民工主要来源地, 且省内流动农民工比重明显增加1。据此本文以为, 选取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为研究对象, 纳入夫妻匹配因素, 探究外出务工对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 对于拓展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缔结行为和择偶匹配程度的变化趋势、预测人口流动背景下家庭生育行为的特点和变动规律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以婚姻搜索理论为指导, 采用2020年西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对外出务工与农村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切进入分析, 旨在考察外出务工能否影响初婚
13、年龄?外出务工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初婚年龄?其影响能否存在性别差异? 二、理论和假设 1. 理论框架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均已引起广泛关注。在相关研究中, 奥本海默的婚姻搜索理论是被广泛应用的经典理论。该理论是在强调择偶匹配的等价交换或互补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强调了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是未婚青年婚姻推延的重要因素。稳定就业和职业发展是反映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 也是决定其将来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未婚青年仍处于寻求就业和发展时机, 并进行相关培训、学习和历练阶段, 因而与长相、性格、种族等非经济特征相比, 其社会经济状况和潜力在一定时间内表
14、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既降低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对异性的经济吸引力, 也制约了他们对于与本身相匹配的潜在配偶的认识。因而, 未婚青年往往会推延择偶, 直到获得稳定的就业和具备相对确定的经济能力。从经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转变的经过所需时间越长, 其结婚的年龄推延得越久11。 婚姻搜索理论还强调就业和经济状况通过影响择偶匹配经过进而影响初婚年龄。首先, 当人们通过就业实现经济独立和经济能力提升时, 其在婚姻市场中便有了更优越的地位和议价的能力。根据择偶的同类匹配及互补原则, 他们将提高择偶标准, 以实现与自个更对等的匹配。为实现更对等的匹配, 他们择偶的经过可能进一步延长, 进而推延了初婚的年龄。其次
15、, 就业或工作本身也具备很强的婚姻市场功能。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提供了人际接触的时机, 拓展了人们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社会交往的空间, 使得个人所处的婚姻市场半径向外延伸, 为适婚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择偶时机, 并使得其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婚姻市场中搜索, 以实现更高层次水平的匹配, 这在客观上推延了结婚的时间11。 综合上述分析, 婚姻搜索理论关于初婚年龄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如此图1所示。 图1 婚姻搜索理论关于初婚年龄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 2. 研究假设 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17。为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部分农村青年在结婚之前流动到城市。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了较多的就业和发展时机, 但在一段时间内
16、也面临着适应城市社会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压力18,19。他们将从事何种工作、收入状况如何、发展前景怎样等在一定时期内是不确定的;只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较稳定就业, 进而降低经济的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婚姻市场中的吸引力, 制约了其对于与自个相匹配的潜在配偶特征的判定, 并推延了婚姻缔结的时间。留守农村的未婚青年则恰恰相反, 由于农村或附近地区可提供的就业时机和类型特别有限, 在具有 熟人社会 或 半熟人社会 性质的传统农村20,21, 熟人关系网络是他们求职的主要途径, 其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水平较低, 实现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转变所需时间也较短。另外, 外出务工使得农村未婚青年从传统的农村
17、迅速地转换到愈加当代化、多元化的城市22, 固然打工挣钱和寻求职业发展的时机是他们步入城市的主要目的, 但工作和生活场域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和重塑着他们的婚姻和家庭观念8;他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方式更趋于当代化, 更愿意主动推延结婚5,23。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婚前外出务工推延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初婚年龄。 教育和年龄是男女择偶的重要标准, 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 大量研究在支持 绝大多数婚姻表现为同质性 观点的基础上, 多强调人们居于首位的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 即男性更关注潜在配偶的生物特征, 倾向于选择年轻、漂亮的女性;而女性更关注潜在配偶的经济状况, 倾向于选择文化水
18、平高、经济状况好的男性24,25,26。对我们国家城市青年和农村流动人口择偶标准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男性较女性而言, 对择偶对象的生理性因素 (如年龄、容貌) 关注更多;而女性较男性而言, 更为看重择偶对象的物质条件 (如学历、住房、收入) 27,28。有研究用 郎才女貌 来概括男女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29, 女性的容貌和男性的经济状况分别成为男女两性择偶的关键标准。这就使得择偶匹配形式经常表现为以 同类婚 为主和在这里基础上的 夫略高于妻 的 向上婚 30。 对于在择偶中男性能否不看重女性的经济潜力, 抑或女性不看重男性的年龄, 上述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结论。少数研究以为, 在工业化和当代化进程中
19、, 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加强, 择偶匹配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 但其形式和特征有所变化, 并促使夫妻之间 同类匹配 的程度进一步提高31。首先, 在年龄匹配方面, 有研究明确否认了女性对年龄较大男性的偏好。如邦克 (Buunk) 对20 60岁人口择偶年龄偏好的研究发现, 男女之间择偶年龄偏好的性别差异突出表现为男性更希望与比自个年轻的女性建立亲密关系, 而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希望与同年龄段的男性建立亲密关系32。周炜丹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夫妻年龄差会随男性结婚年龄的增加而扩大, 随女性结婚年龄的增加而缩小33。据此我们能够推断, 伴随着当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女性的经济独立, 男女双
20、方等待的择偶年龄偏好为:男性仍然偏好与年龄小的女性结婚, 而女性则倾向于选择与年龄相仿的男性结婚。 同样的, 在教育匹配方面,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独立性的提高, 作为衡量女性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 教育特征在择偶经过中日益遭到男性的重视;夫妻的教育匹配形式也因而发生变化, 即男性和女性都追寻具有高收入潜力的配偶11。在该趋势下, 具有类似受教育程度的人更可能结婚。古佐 (Guzzo) 对美国女性结婚风险的研究发现, 受教育程度显着提高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进入婚姻的可能性34。托尔 (Torr) 对1940 2000年间美国女性婚姻行为的比拟研究也发现, 婚姻行为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愈加
21、普遍35。埃斯特韦 (Esteve) 对九个发展中国家夫妻匹配方式的研究发现, 半数以上夫妻的教育水平是一致的, 印度夫妻教育水平一致的比例高达70%36。李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间夫妻教育匹配变迁的研究表示清楚, 改革开放以来夫妻教育匹配的同质性迅速上升;女性的教育 向上婚 主要集中在向上一层, 而实现跨层式 向上婚 的时机越来越小30。据此我们能够进一步推断男女双方等待的教育匹配形式分别为:女性仍然倾向于选择教育程度更高层次的男性, 而男性则倾向于同受教育程度相近的女性结婚。男女在择偶中的性别差异客观上提高了教育匹配的 同质婚 比例。 在我们国家乡城流动背景下, 外出务工显着改善了青年农
22、民工的经济状况, 根据 同类匹配 的原则, 其择偶标准也自然提高。许传新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的研究发现, 随着男性和女性进入就业市场和经济状况的改善, 他们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并促使其择偶标准的提高, 随意找一个凑合 的观念几乎不存在37。根据前面的分析, 他们在年龄和教育方面的择偶偏好应该表如今两方面:一是有益于提升本身收益的择偶偏好得以保存, 即男性仍然偏好与更年轻的女性结婚, 女性则仍然保持对更高层次受教育程度男性的偏好;二是 同类匹配 的偏好得以强化, 即随着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加强和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减弱, 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年龄相仿的男性, 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相近的
23、女性。择偶标准的提升意味着他们可能为了找到更理想的潜在配偶而主动延长择偶的经过, 这在客观上带来了初婚年龄的推延。综合上述分析, 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2:婚前外出务工通过夫妻年龄匹配影响初婚年龄。 假设2.1:婚前外出务工通过夫妻年龄匹配进而影响男性的初婚年龄。婚前外出务工男性的夫妻年龄差更大, 夫妻年龄差越大则初婚年龄越推延。 假设2.2:婚前外出务工通过夫妻年龄匹配进而影响女性的初婚年龄。婚前外出务工女性的夫妻年龄差更小, 夫妻年龄差越小则初婚年龄越推延。 假设3:婚前外出务工通过夫妻受教育匹配影响初婚年龄。 假设3.1:婚前外出务工通过夫妻受教育匹配进而影响男性的初婚年龄。婚前外出务工男
24、性的夫妻受教育时间差更小, 夫妻受教育时间差越小则初婚年龄越推延。 假设3.2:婚前外出务工通过夫妻受教育匹配进而影响女性的初婚年龄。婚前外出务工女性的夫妻受教育时间差更大, 夫妻受教育时间差越大则初婚年龄越推延。 在 先成家后立业 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以 强关系 为支撑的乡土社会的影响下, 农村婚姻长期保持着近距离婚配和早婚并行的特点, 绝大多数的农村婚姻仍集中在同镇或同县范围内38。对于婚前外出务工的单身青年而言, 新的工作地点和工作环境扩大了其社会交往圈, 使其择偶空间突破了以村庄和乡镇为界线的婚姻市场束缚, 在流入地城市也有了范围更广的婚姻市场。强巴克雷分析了乡城流动对泰国青年初婚年龄的影
25、响, 发现乡城流动有利于农村青年获得农村和城市双重婚姻市场, 并有利于提高其结婚时机, 但同时也造成结婚的推延10。胡莹和李树茁对农村流动妇女的研究发现,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通婚范围在迅速扩大39。王磊分析了农村人口地理通婚圏的变动状况, 发现省内和跨省流动是农村人口地理通婚范围扩大的重要因素40。景晓芬对西安市农民工通婚距离的研究发现, 农民工通婚范围表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 外出务工是重要影响因素41。刘厚莲对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 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跨省婚姻的初婚年龄要明显高于省内婚姻9。那么, 对于农民工而言, 伴随通婚范围的扩大, 能否意味着男女双方逐步摆脱了早婚传统的束缚
26、, 其在婚姻市场中搜索潜在配偶的时间将进一步延长, 初婚年龄也将被推延?据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婚前外出务工通过通婚范围影响初婚年龄。婚前外出务工者的通婚范围更大, 通婚范围越大则初婚年龄越推延。 三、数据和方式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流动人口课题组 和国家统计局陕西省调查总队于2020年进行的 西安市农民工调查 。本次调查对象为在西安市生活和工作、年龄在16 59周岁、户籍在西安市九城区以外的农业户籍人口。调查计划抽取1200名农民工样本, 约为2018年西安市流动人口的1%。调查抽样经过如下:首先, 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将九个城区分
27、为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类区域 (每类各包括三个城区) , 每类区域随机抽取两个城区纳入调查;根据各类区域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 根据343进行配额, 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与幅所限, 本表只报告了婚前外出务工对各渠道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标准误, 而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展示和报告;2.*、*、*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着。 表4第一列结果表示清楚, 就全部样本来看, 控制了人口社会学变量之后, 婚前外出务工对各渠道变量均有显着影响, 婚前外出务工扩大了夫妻年龄差、缩小了夫妻受教育时间差、扩大了通婚范围。第二列结果表示清楚, 就男性样本来看, 婚前外出务工起到扩大夫妻年龄差、缩小夫妻受教
28、育时间差的作用。第三列结果显示, 就女性样本来看, 婚前外出务工起到扩大夫妻受教育时间差的作用, 与婚前未外出务工的女性相比, 婚前外出务工的女性与配偶的受教育差异更大。另外, 第二列和第三列结果都显示, 婚前外出务工有利于扩大通婚范围, 这在男性和女性农民工中都得到验证。 上述分析表示清楚, 婚前外出务工对夫妻年龄、教育匹配影响的方向和显着性水平固然在性别间存在差异, 但却反映了同一观点, 即外出务工提升了人们的经济能力和资源水平, 并提高了他们在择偶中的议价能力, 使得其择偶标准进一步提升。对男性而言, 与婚前未外出务工者相比, 婚前曾外出务工者在择偶中同时看重女性的外在吸引力和经济潜力,
29、 不但他们对年轻女性的偏好在择偶实践中得以强化, 而且能够选择受教育水平愈加匹配的女性;对女性而言, 与婚前未外出务工者相比, 婚前外出务工使得女性对男性经济潜力的关注进一步加强, 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更高层次的男性为配偶。 4. 婚前外出务工影响初婚年龄的渠道分析 前面已先后验证了在控制人口社会学特征后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和渠道变量的影响。那么, 这些渠道变量在解释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时又起如何的作用?表5和表6依次以全部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为分析对象, 汇报了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影响的渠道分析 (方程2的估计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婚前外出务工对女性样本的夫妻年
30、龄差没有显着的影响, 表6中夫妻年龄差不纳入回归模型。 表5中, 模型4至模型6分别是在表3模型1基础上依次参加单个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7是在表3模型1基础上同时参加三个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同样的, 表6中, 模型8至模型10分别是在表3模型2的基础上依次参加单个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11则是同时参加三个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12和模型13分别是在表3模型3的基础上依次参加配偶受教育年限和通婚距离两个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14则是同时参加这两个渠道变量的回归结果。如分析模型部分所述, 为参加每个渠道变量后婚前外出务工变量系数的下降幅度, 即渠道变量在解释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
31、影响中所占的比重。 表5分析结果显示, 对全部样本而言, 在控制了人口社会学变量后, 年龄差和通婚范围两个渠道变量均对初婚年龄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即夫妻年龄差的增加和通婚范围的扩大都有利于推延初婚年龄, 假设2和假设4得以验证。夫妻年龄差和通婚范围两个渠道变量分别能够解释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影响的7.5%和11.2%。当三个渠道变量全部参加后, 它们共同占 婚前打工经历对初婚年龄影响 作用的比重为18.8%。 表5 婚前外出务工影响初婚年龄的渠道分析 (全部样本) 注:1.*、*、*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着。2.由于各渠道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所以总解释比重小于三个渠道单独
32、解释比重之和。下同。 表6 婚前外出务工影响初婚年龄的渠道分析 (男性和女性样本)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着。 表6分别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初婚年龄进行了渠道分析, 发现渠道变量的影响和解释力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对男性样本而言, 三个渠道变量在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见模型8至模型11) 。首先, 夫妻年龄差和夫妻受教育时间差对初婚年龄分别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 即夫妻年龄差越大, 则初婚年龄越推延;而夫妻受教育时间差越大, 则初婚年龄反而提早。其次, 通婚范围对初婚年龄有显着的正影响, 与通婚范围为 县内 相比, 通婚范围为 省内
33、和 省外 的初婚年龄均推延了1年以上。上述分析表示清楚, 由于婚前外出务工提高了人们本身的经济能力和人力资本, 其择偶标准也相应地提高, 因而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选择更匹配的潜在配偶;而婚姻市场范围的扩大, 提供了更多择偶时机的同时, 也进一步延长了人们选择配偶所需要的时间。三个渠道变量分别能够解释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影响的29.2%、5.1%和15.7%, 解释力最强的是夫妻年龄差, 其次是通婚范围, 夫妻受教育时间差的解释力最弱。将三个渠道变量同时纳入分析 (如模型11所示) , 三个变量共同对初婚年龄的解释力到达49.6%, 讲明它们是婚前外出务工对男性初婚年龄影响的重要渠道。假设2
34、.1、假设3.1和假设4在男性样本中得到验证。 对女性而言, 夫妻受教育时间差在解释婚前打工经历对初婚年龄影响中具有一定作用, 不过解释力只要5.6%, 婚前外出务工提升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 使得其能够在婚姻市场中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潜在配偶, 这一择偶和匹配经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延初婚年龄的作用, 假设2.2得到验证。通婚范围的渠道作用并不显着, 即固然外出务工扩大了女性的通婚范围, 但并未因而延长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选择时间, 假设4未通过验证。这可能与婚姻市场中存在的人口性别失衡与男性婚姻挤压有关。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 男性婚姻挤压已经出现, 并主要
35、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在大规模农村人口的乡城流动下, 婚姻挤压突破城乡的界线, 部分男性农民工也面临婚姻挤压风险43。农村人口 (含农民工) 所处婚姻市场表现出男性人口相对过剩, 女性处于较优势地位, 面临更多的选择时机。在这种情境下, 对女性而言, 即便婚姻范围的扩大也并未延迟其初婚年龄。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2020年西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系统讨论了婚前外出务工对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及其影响渠道, 得到下面结论。 第一, 在西安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群体适婚年龄区间非常集中, 主要在20 28岁之间, 华而不实22 25岁之间结婚的比例最高。农民工初婚年龄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36、, 女性初婚年龄明显低于男性。 第二, 婚前外出务工对夫妻年龄差、夫妻受教育时间差、通婚范围均有显着影响。总的来讲, 婚前外出务工提升了农民工的择偶标准, 并扩大了其择偶范围。一方面, 作为提升农民工经济能力和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婚前外出务工提高了农民工的择偶标准, 使得择偶时年龄和教育匹配表现出更有利于自个的特征。对男性来讲, 婚前曾外出务工的男性在择偶中同时看重女性的外在吸引力和经济潜力, 他们有更多的时机选择年龄比自个更小的, 且受教育程度与自个更接近的女性。对女性而言, 婚前外出务工提高了其对潜在配偶的经济能力要求, 她们有更多的时机选择受教育程度更高层次的男性。另一方面, 婚前外出
37、务工使得农民工同时处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双重婚姻市场, 其择偶范围得以进一步拓展, 面临更多的择偶时机。 第三, 婚前外出务工确实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初婚年龄均起到显着的推延作用, 但其通过各渠道变量对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讲, 夫妻年龄差、夫妻受教育时间差和通婚范围都是婚前外出务工对其初婚年龄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变量, 这三个渠道变量解释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影响的比重接近50%。对女性农民工来讲, 只要夫妻教育时间差这一渠道变量能够部分解释婚前外出务工对初婚年龄的推延作用, 且其解释能力较弱, 表示清楚婚前外出务工对女性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更多是直接影响, 或受其他渠道
38、变量的影响。可见, 婚前外出务工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渠道并不一样, 奥本海默的婚姻搜索理论更适用于男性农民工群体。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第一, 由于结婚年龄的适度推延以及夫妻匹配度的提高有利于婚姻稳定4, 本文发现婚前外出务工显着推延了农民工的初婚年龄, 同时提升了夫妻的教育和年龄匹配的 同质性 , 这间接讲明人口适度流动不仅有助于改善家庭生计状况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减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的早婚现象, 有利于农民工在心智较成熟时做出更理性的婚姻选择, 进而提高农村人口及农业转移人口的婚姻稳定性和婚姻质量。第二, 女性外出务工有利于提高女性的经济
39、独立性, 减少对男性的经济依靠, 这有助于家庭劳动分工形式更趋于合理, 促进家庭中的性别平等, 进而提高婚姻质量。第三, 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主要形式, 就地就近务工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抉择, 在这里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的初婚年龄固然有所推延, 但仍然处于黄金生育期, 同时祖父母就近提供孙子女照料的可能性得以增加, 这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施行和优生优育都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的奉献在于:第一, 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民工婚姻行为的影响不仅表如今初婚年龄的推延, 而且还包括择偶标准、通婚范围以及择偶经过的改变;第二, 初次将奥本海默的婚姻搜索理论分析框架应用于我们国家农民工婚恋
40、行为研究, 探究了婚前外出务工对农民工初婚年龄的影响渠道, 验证了婚姻搜索理论在解释农民工, 尤其是男性农民工初婚年龄推延机制方面的适用性。 本文存在下面缺乏:首先, 外出务工影响初婚年龄的机制可能更为复杂, 除了本文关注的三个渠道变量, 可能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一些学者提及的外出务工促使流动人口婚姻观念和行为趋于当代化, 进而更愿意主动推延结婚2,23,25。但由于观念类变量属于时变变量, 会随着时间、经历而发生改变。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初婚者, 对他们来讲, 结婚行为已经发生, 其婚后的婚姻观念较婚前会发生改变。因而我们不能将调查时点的有关观念的数据作为对其婚前观念的测量, 也无法将其作为
41、渠道变量在统计模型中予以具体表现出。其次, 受限于数据, 本文没有能对农民工婚前的恋爱、同居、怀孕等变量进行控制, 这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变量。最后,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流出地为中西部省份、工作和生活在西安市的农民工, 研究发现能否在更大范围具有普适性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我们等待在后续研究中, 能够获取信息愈加丰富的、更具代表性的定量数据, 以验证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并将对初婚年龄的关注进一步拓展到生育决策、婚姻稳定等领域。 以下为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 2021 (3) :7-20. 2IKAMARI L. The effec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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