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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10-78-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基于全国范围县级问卷调查的分析 于亢亢 朱信凯 王 浩 内容提要：基于全国10 省110 个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的问卷调查，本文分析了传统承包经营户、种植业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变化。通过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各类主体的变化趋势受到当地自然禀赋、经济发展和土地流转情况的影响：传统承包经营户数量明显衰减，与当地耕地资源快速流失、土地转包发生率低且流转期短有关联；种植业大户数量持续增长，既与当地耕地资源急剧缩减直接相关，也与土地转包发生率低而土地入股发生率高相关；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稳步增多，是受到了当地耕地资源
2、缩减、人口膨胀的压力，也是当地经济发展快、土地转包发生率高的结果；龙头企业综合业务快速增长与当地耕地资源充足、土地流转发生率高相关，而龙头企业单一业务增长则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高和土地流转期延长有关。关键词：农业经营主体 变化趋势 权变理论 制度理论 一、引言 按照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和速度，到 2020 年，中国将出现约 1 亿失地农民，传统承包经营户的数量会逐渐减少，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也将由主导地位变成辅助地位。而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不断涌现并逐步成长壮大，“未来谁来种地”，成为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探寻最佳或主流的农业组织形式，他们对农业组织形式选择问
3、题的分析大多数是基于 Coase（1937）的交易费用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信息失灵和不对称会使农户决策出现偏差，从而承担信息失误所带来的巨大的交易损失（鲁振宇，1996；何坪华、杨名远，1999），这促使基于商业契约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形成和发展（胡定寰，1997；杨明洪，2002）。在较早期的国外研究中，如 Staatz（1987）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资产专业性、不确定性、外部性以及科层制对合作社成立产生的影响；Zusman（1992）运用合约理论建立了合作社中集体选择的筛选规则。而针对中国农业产业组织演进中的组织创新，一些学者主张，其主要形式应该是“龙头企业、中介组织、专业农协等+
4、农户”的准市场、准企业形式（孙天琦，2000；池泽新，2003）。事实上，即使在一种组织形式发展最充分的领域，另一种组织形式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林坚、马彦丽，2006）。于是，很多研究对不同农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依据进行了比较研究。例如，罗必良等（2007）借用Williamson（1985）对交易费用的衡量，比较了“公司+农户”与“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各自在节约交易费用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从交易费用与契约选择的角度，研究者可以比较分析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形成的内在机制，但是，每种组织形式适宜存在的领域，以及如何选择适合的组织形式，这些方面的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
5、79-的学者从市场和生产力等角度进行分析。例如，赖景生、王京安（1997）认为，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受到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孙天琦（2000）强调，市场最终选择的组织形式才是最优的；而隆定海（2007）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市场化程度等诸多因素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针对农业经济组织的绩效，也有研究者借鉴权变理论或制度理论来探究其背后经济制度环境的作用机制。例如，李南等（2001）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了农业产业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分析了目前中国农业产业横纵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罗必良（2004）应用结构权变理论，构建了一个“产权结构计量能力环境特性经济绩效”的解释模型，试
6、图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说明，一个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和与之匹配的交易环境的相容程度，是决定其效率高低的关键。还有研究更加全面地分析了影响中国传统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各种因素，既包括微观家庭禀赋，也包括宏观制度变迁（例如李谷成，2008）。但是，现有关于农业组织形式的研究往往是从静态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经营主体的变革趋势。本文研究正是要对比权变理论和制度理论对组织变革的解释，深入分析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潜在的环境驱动力。虽然制度理论和权变理论的出发点不同，甚至在某些假设上有矛盾之处，但是，它们都关注于外部环境对组织变革的驱动作用力，最新的研究也试图寻找两者的契合点（例如Volbe
7、rda，2012）。具体到本文研究中，这些驱动力不仅来自于区域自然、经济和产业环境，还可能来自于当地的制度环境。通过辨识与各类经营主体变革趋势相关的环境因素，本文研究将探索各类主体适宜存在的区域环境，为农业组织形式的选择提供启示。二、组织变革理论基础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是组织管理学中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最初应用于对组织结构和领导行为的研究中。权变理论的观点最早源于自然选择模型，它认为环境因素会选择那些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特征，也就是强调从外部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Aldrich，1971）。很多研究利用早期的权变理论来解释组织为了获得
8、更高的绩效，如何通过调整其结构来达到与环境中的权变因素相适应的目的（例如Burns and Stalker，1961；Chandler，1962；Child，1975）。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权变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市场营销、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等管理学科领域中。Boyd et al.（2012）对19802000 年间发表在战略管理期刊上应用权变理论和方法的实证性分析文献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还不到 1/3 的实证性分析文章会引用权变理论；而2000 年以后，超过半数的实证性分析文章都会涉及权变理论。关于组织结构的权变理论更确切的名称为结构权变理论（struct
9、ural contingency theory）。结构权变理论采用的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视角，因此，它不能很好地解决组织变革及组织适应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权变理论还是预见到了组织适应其变化的环境这一过程，只不过这种组织变革更具体地说是随着时间推移从一种匹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匹配状态。这也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重获匹配的结构适应（structural adaptation to regain fit，SARFIT）（Donaldson，2001）。一种组织形式仅仅是其暂时与环境匹配的状态，一旦权变因素发生变化，原先的状态就会被打破，组织又进入适应再匹配的过程中，而组织形态也会在这种匹
10、配与不匹配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变革。因此，组织变革的过程是受到外部环境控制的，并不一定是向着更加复杂或者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发展，而是向着与环境更加匹配的方向发展（Aldrich and Pfeffer，1976）。基于此，农业经营主体的变革也是受到了区域环境的影响，在由不适应到适应性变革的过程中得到存续和发展。传统的权变理论所涉及的外部环境主要指任务环境（task environment）。以市场交易关系的任务环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0-境为例，任务环境分为主要任务环境、次要任务环境和宏观环境三个层次（Achrol and Stern，1983）。其中，宏观环境由对主要任务环境和次要
11、任务环境中的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政治、科技驱动力等构成。但是，随着组织研究领域中制度理论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重要性（例如North，1990；Scott，1991），并且逐渐形成了关于组织与制度环境关系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不断的，已存在的组织一定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得到认可的，而组织实质上是在实现制度的功能。当组织具备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时，组织可以促进制度变迁过程的发生，反之，组织同样可以阻碍制度变迁。在本文研究中，笔者尝试结合权变理论和制度理论，将农业经营主体所在
12、区域的环境特别是宏观层面的任务环境用自然、经济、产业、制度方面的因素来全面展现，具体包括当地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其中，自然禀赋体现在当地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户均耕地面积等指标上，农业发展状况体现在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粮食单产等指标上，经济状况体现在农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土地流转情况体现在流转面积、流转方式、流转期限等指标上。综上分析，根据SARFIT 模型中的权变理论，本文研究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受到外界自然、经济、产业、制度环境的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革，向着与环境匹配的方向发展。本文研究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传
13、统承包经营户、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这些主体结构的变革趋势进行分析和分类，分别找出与这些趋势相关联的区域环境特征，从而确定各类主体变革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权变因素：自然、经济、产业、制度组织结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匹配绩效：存续发展其他因素不适应适应性变革 图1 基于SARFIT 模型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一）调查样本情况 为全面深入分析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预测各类主体的变化趋势，本文研究根据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区域的划分，筛选出分布在不同区域的10 个有代表性的省（区），包括安徽省、广西自治区、黑龙
14、江省（其中，双鸭山市单列）、湖南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陕西省、云南省、河南省，并由各省（区）各选择有代表性的10 个县（区、旗）（以下统称为“县”），由每个县的农业主管部门针对本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具体情况填写调查问卷，反映各类主体在经营规模、经营效率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自2012 年 8 月 1 日，笔者共发放问卷 110 份，至 2012 年 8 月 21 日回收问卷 105 份，其中，有效问卷 91 份，有效回收率 82.73%。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笔者主要掌握了各样本县（区、旗）在农 为确保能够回收足够的问卷，笔者在粮食主产省黑龙江省联系了双鸭山市农业主管部门，多
15、选择了10个有代表性的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1-业生产与经营方面的总体情况，如表1 所示。表1 样本县总体情况的描述统计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总面积（平方公里）3347 507 18200 耕地面积（万亩）140 12 920 总人口（万人）66.73 183 12 人均耕地面积（亩）3.26 0.33 30 粮食产量（公斤）114310 0 1350000 粮食单产（公斤/亩）545 0.36 6939 农业总产值（亿元）65.78 3.30 773 农民人均收入（元）8582 9 79224 城镇人均收入（元）18027 13 32178 耕地流转面积（亩）1947
16、60 0 2273197 土地流转方式 转包（%）44.68 0 100 出租（%）37.66 0 100 转让（%）7.57 0 96 入股（%）7.90 0 70 土地流转期限 5 年以内（%）51.46 0 100 610 年（%）23.87 0 85 10 年以上（%）25.32 0 100 注：土地流转方式中，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让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
17、包方之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二）主要评价指标 经营规模是指一个经营单位占用一定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或者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量与提供的劳务量，而规模经营效益是指采用适宜的经营规模所获得的超额收益。只有适宜的经营规模，才有利于合理组织生产经营过程，有效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经营管理费用，降低成本。经营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会给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经营管理带来困难，从而降低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研究用反映各经营主体经营规模的指标（例如劳动力数量、生产资料数量、产出量）来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通过计算指定时间段各经营主体经营规模的变化
18、率来衡量其结构的适应性变革。本文研究对经营主体规模的分析，借鉴了杨名远（1985）总结的衡量经营规模通常采用的三类指标。1.劳动力数量。本文研究中，用农户户数来衡量样本县传统承包经营户和种植业大户的劳动力情况；用入社农户户数来衡量专业合作社的劳动力情况；用职工人数来衡量龙头企业的劳动力情况。本文除了通过问卷调查分别获得2011 年和 2007 年（普查数据通常以5 年为跨度）各经营主体的劳动力数量外，还通过以下公式计算这期间的指标变动率：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2-201120072007-LrLrLrLrYYYY （1）（1）式中，LrY代表劳动力数量变化率；2011LrY代表
19、 2011 年劳动力数量；2007LrY代表 2007年劳动力数量。2.主要生产资料数量。本文研究中，主要涉及的生产资料数量指标包括：传统承包经营户的粮食种植面积、种植业大户的种植面积、种植业合作社入社农户的耕地规模以及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经营的耕地面积。同时，本文通过下列公式计算这些指标的变化率：201120072007-PtPtPtPtYYYY （2）（2）式中，PtY代表种植面积变化率；2011PtY代表 2011 年种植面积；2007PtY代表 2007 年种植面积。201120072007-LdLdLdLdYYYY （3）（3）式中，LdY代表耕地面积变化率；2011LdY代表20
20、11 年耕地面积；2007LdY代表2007 年耕地面积。3.产出量。本文研究中，产出量的衡量指标包括：传统承包经营户和种植业大户的粮食总产量或单位面积产量；养殖业大户的户均年纯收益；种植业合作社、养殖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的社员户均年纯收益；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的粮食产量，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畜产品产量。本文分别统计2011 年和2007 年的产出量，并应用以下公式计算这期间的指标变化率：201120072007-PqPqPqPqYYYY （4）（4）式中，PqY为产量变化率；2011PqY为2011 年产出量；2007PqY为2007 年产出量。201120072007-PvPvPvPvY
21、YYY （5）（5）式中，PvY为产值变化率；2011PvY为2011 年产值；2007PvY为2007 年产值。样本县主要评价指标的均值如表2 所示。表2 样本县主要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2011 年平均值 2007 年平均值 传统承包经营户种植面积（万亩）125.65 120.05 传统承包经营户粮食产量（万吨）1456.71 1281.28 种植业大户种植面积（万亩）33.97 22.52 种植业大户粮食产量（万吨）20.61 11.37 种植业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户）17306 5154 种植业合作社社员户均收益（元）23145.69 12462.89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22、 -83-（续表2）养殖业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户）5838 1322 养殖业合作社社员户均纯收益（元）34680.40 14598.97 农机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户）2359 880 农机合作社社员户均纯收益（元）30459.23 10701.04 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数量（家）12 6 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粮食产量（万吨）22.89 7.72 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耕地面积（万亩）15.48 7.27 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数量（家）11 6 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畜产品产量（万吨）3.82 1.67（三）主要统计方法 本文研究首先根据各类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应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然后针对
23、聚类后各类主体别所在区域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多数传统的聚类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种类的变量进行分析，如果数据中同时存在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往往需要对分类变量进行连续性处理。但是，近年来新发展出来的一些智能聚类方法已经可以很好地同时分析这两种变量，两步聚类方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外，该方法是真正地在利用统计量作为距离指标进行聚类，同时又可以根据一定的统计标准“自动地”建议甚至于确定最佳的类别数，其结果的正确性更有保障（张文彤，2004）。因此，本文研究将采用两步聚类方法对各类主体进行分类。两步聚类是分成两个步骤完成聚类的。第一步是预聚类。这一步通过构建
24、和修改聚类特征树（cluster feature tree）完成。聚类特征树包含多层节点，每一个节点包含若干条目，每个条目信息就是聚类特征（cluster feature），包括针对连续变量的均值和方差以及针对分类变量的计数。针对每一个记录，都要从根开始进入聚类特征树，并依据节点中条目信息的指引找到最接近的子节点，直到到达叶子节点为止。第二步是正式聚类。这一步对第一步完成的初步聚类进行再聚类并确定最终的聚类方案，并且在这个步骤中会根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或者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指标的大小以及类间最短
25、距离的变化情况来确定最优的聚类类别数。四、统计分析（一）传统承包经营户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 根据变化率计算公式，20072011 年，传统承包经营户户数变化率的均值为 2.871%，种植面积变化率的均值为6.748%，粮食产量变化率均值为22.655%。根据传统承包经营户户数变化率、种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三项指标，以及主要农作物类别，对样本县进行聚类，结果如表 3所示的两个类别：第一类别县的户数变化率和种植面积变化率都为负值，粮食产量变化率虽为正值，但明显低于第二类别县，此外，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第二类别县的三项变化率指标都为正值，且粮食产量变化率最高，以玉米和小麦为主要农作物。根据以上
26、特征，将第一类别县命名为传统承包经营户衰退型，第二类别县命名为传统承包经营户稳增型，以区分传统承包经营户演变规律有差异的各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4-表3 对传统承包经营户经营规模的聚类分析 类别1 类别2 类别1 类别2 户数变化率（%）-8.815 5.253 主要农作物 水稻 玉米、小麦 种植面积变化率（%）-6.925 11.045 样本县数量 33 49 粮食产量变化率（%）14.317 28.270 样本县百分比（%）36.3 53.8 注：若某条记录在聚类指标上存在缺失值，聚类分析会剔除该条记录。针对聚类后的两个类别，对所属县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
27、土地流转情况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如表4 所列。具体来看，衰退型县相比稳增型县，自然资源禀赋较差，农业发展缓慢，表现为总面积、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和户均经营面积都较小。土地流转当中，衰退型县转包占比明显低于稳增型县，而相反，入股占比却比稳增型县要高，流转期5 年内占比也明显高于稳增型县。由此可以推断，传统承包经营户快速衰退的趋势是与当地耕地资源快速流失以及土地转包发生率低和流转期短相关联的。而衰退型县以入股形式的土地流转发生率高，也说明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会直接导致传统承包经营户快速缩减。表4 对不同类别传统承包经营户地区指标的方差分析 衰退型 稳增型 差值 F 值 总面积
28、（平方公里）2455 3739-1284*3.810 耕地面积（万亩）96 173-77*7.383 人均耕地面积（亩）1.786 3.719-1.933*6.700 户均经营面积（亩）7.090 14.198-7.108*6.257 转包占比（%）35.925 49.405-13.480*4.317 入股占比（%）14.775 3.801 10.974*11.098 流转期5 年内占比（%）58.542 42.903 15.639*5.14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二）种植大户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 20072011 年，种植大户户数变化率的均值为40.98
29、4%，而种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的均值相当大，分别为 331%和 408%，也就是其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为 2007 年的三四倍。根据种植大户户数变化率、种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三项指标，以及主要农作物类别，对样本县进行聚类，结果如表5 所示的两个类别：第一类别县户数变化率、种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明显低于第二类别县，且以玉米、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第二类别县三项指标都较高，特别是种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且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根据以上特征，将第一类别县命名为种植大户稳增型，第二类别县命名为种植大户剧增型，以区分种植大户演变规律有差异的各县。表5 对种植大户经营规模的聚类分析
30、 类别1 类别2 类别1 类别2 户数变化率（%）16.393 75.261 主要农作物 玉米、小麦 水稻 种植面积变化率（%）148.784 585.640 样本县数量 46 33 粮食产量变化率（%）173.997 733.086 样本县百分比（%）50.5 41.8 注：若某条记录在聚类指标上存在缺失值，聚类分析会剔除该条记录。针对聚类后的两个类别，对所属县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等指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5-标进行方差分析，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如表6 所列。具体来看，稳增型县相比剧增型县，自然禀赋较好，农业发展较快，表现为总面积、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
31、积和户均经营面积都较大。土地流转当中，稳增型县转包占比明显高于剧增型县，而相反，入股占比却比剧增型县要低，流转期5 年内占比也明显低于剧增型县。由此说明，种植大户剧增一方面来自于对高生产效率的诉求，表现为它与当地耕地资源急剧缩减，人均耕地面积和户均经营面积缩小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土地制度改革的期望，表现为它与转包发生率低而入股发生率高相关联。表6 对不同类别种植大户地区指标的方差分析 稳增型 剧增型 差值 F 值 总面积（平方公里）3941 2540 1401*3.938 耕地面积（万亩）183 100 83*7.220 人均耕地面积（亩）3.969 1.898 2.071*6.769
32、户均经营面积（亩）15.501 7.389 8.112*6.676 转包占比（%）50.374 38.454 11.920*3.231 入股占比（%）3.863 14.532-10.669*9.738 流转期5 年内占比（%）41.782 59.740-17.958*6.769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三）专业合作社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 1.种植业合作社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20072011 年，种植合作社入社户数变化率的均值非常大，为5942%，即入社农户户数几乎是2007 年的60 倍；而种植合作社收益变化率的均值为146%。根据种植业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变
33、化率、收益变化率两项指标，以及主要农作物类别，对样本县进行聚类，结果如表7 所示的两个类别：第一类别县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和收益变化率大大高于第二类别县，且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第二类别县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和收益变化率都较低，且以玉米为主要农作物。根据以上特征，将第一类别县命名为种植业合作社快速扩张型，第二类别县命名为种植业合作社稳步扩张型，以区分种植业合作社演变规律有差异的各县。表7 对种植业合作社经营规模的聚类分析 类别1 类别2 类别1 类别2 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1861.313 97.220 样本县数量 44 24 收益变化率（%）13893.882 251.771 样本县百分比（%
34、）48.4 26.4 主要农作物 水稻 玉米 注：若某条记录在聚类指标上存在缺失值，聚类分析会剔除该条记录。针对聚类后的两个类别，对所属县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如表8 所列。具体来看，稳步扩张型县相比快速扩张型县，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农业发展较快，表现为总面积、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户均经营面积较大，农民人均收入较高。相反，稳步扩张型县相比快速扩张型县，总人口要少。土地流转当中，稳步扩张型县转包占比也比快速扩张型县明显高。由此说明，种植业合作社快速扩张型县受到了耕地资源缩减、人口膨胀的压力，从而将现代农业经营与建设的主力快速转向了合
35、作社；而另一方面，种植业合作社稳步扩张的趋势主要是当地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较高的耕地转包发生率促成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6-表8 对不同类别种植业合作社地区指标的方差分析 快速扩张型 稳步扩张型 差距 F 值 总面积（平方公里）2735 4199-1464*4.103 耕地面积（万亩）115 224-109*10.150 总人口（万人）79.450 56.924 22.526*4.769 人均耕地面积（亩）2.218 4.695-2.477*7.602 户均经营面积（亩）8.718 18.528-9.810*7.704 农民人均收入（元）7819 11290-3471*2.30
36、5 转包占比（%）37.131 54.426-17.295*6.00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2.养殖业合作社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20072011 年，养殖业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非常高，均值为2841%，即入社农户户数几乎是2007 年的30 倍；收益变化率也很高，均值为229%。根据养殖业合作社农户入社户数变化率、收益变化率两项指标，对样本县进行聚类，结果如表9 所示的两个类别：第一类别县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和收益变化率都明显高于第二类别县；第二类别县两项指标都较低。根据以上特征，将第一类别县命名为养殖业合作社快速扩张型，第二类别县命名为养殖业合作社稳步
37、扩张型，以区分养殖业合作社演变规律有差异的各县。表9 对养殖业合作社经营规模的聚类分析 类别1 类别2 类别1 类别2 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5078.947 1775.615 样本县数量 20 42 收益变化率（%）456.010 127.348 样本县百分比（%）22.0 46.2 注：若某条记录在聚类指标上存在缺失值，聚类分析会剔除该条记录。针对聚类后的两个类别，对所属县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如表10 所列。具体来看，稳步扩张型县相比快速扩张型县，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农业发展较快，表现为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户均经营面积都较大
38、。相反，稳步扩张型县总人口明显少于快速扩张型县。土地流转当中，稳步扩张型县入股占比明显高于快速扩张型县。由此推断，养殖业合作社快速扩张也是当地耕地资源缩减、人口膨胀压力增加下的有效发展路径；但是，土地流转中，入股形式占比小，说明耕地流转发生率低限制了当地种植业发展，使大量资金投入转向了其他产业，特别是养殖业，从而使养殖业合作社得以快速扩张。表10 对不同类别养殖业合作社地区指标的方差分析 快速扩张型 稳步扩张型 差距 F 值 总面积（平方公里）2033 3546-1513*3.940 总人口（万人）91.511 59.980 31.531*9.221 人均耕地面积（亩）1.619 3.638-
39、2.019*4.869 户均经营面积（亩）6.670 14.133-7.463*4.250 入股占比（%）2.236 13.792-11.556*6.39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3.农机合作社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20072011 年，农机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的均值为 847%，而收益变化率的均值为 86%。根据农机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和收益变化率两项指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7-标，对样本县进行聚类，结果如表11 所示的两个类别：第一类别县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明显高于第二类别县，而收益变化率又低于第二类别县；第二类别县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
40、明显低于第一类别县，而收益变化率则明显高于第一类别县。根据以上特征，将第一类别县命名为农机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增长型，第二类别县命名为农机合作社收益增长型，以区分农机合作社演变规律有差异的各县。表11 对农机合作社经营规模的聚类分析 类别1 类别2 类别1 类别2 入社农户户数变化率（%）1235.250 613.474 样本县数量 16 20 收益变化率（%）86.189 568.780 样本县百分比（%）17.6 22.0 注：若某条记录在聚类指标上存在缺失值，聚类分析会剔除该条记录。针对聚类后的两个类别，对所属县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有显著差异
41、的结果如表12 所列。具体来看，入社农户户数增长型县相比收益增长型县，自然资源禀赋较差，农业发展较慢，表现为人均耕地面积和户均耕地面积都较小。土地流转当中，入社农户户数增长型县入股占比明显高于收益增长型县。由此表明，耕地资源稀缺和土地流转中入股占比增加与农机合作社农户入社户数增长有关，而耕地资源充足与农机合作社户均收益增加有关，也说明农机合作社如果仅实现了入社农户户数扩张，有可能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效益增长。表12 对不同类别农机合作社地区指标的方差分析 入社农户户数增长型 收益增长型 差距 F 值 人均耕地面积（亩）1.592 3.640-2.048*4.853 户均经营面积（亩）6.87
42、9 13.865-6.986*3.835 入股占比（%）21.723 5.069 16.754*7.37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四）龙头企业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 1.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根据变化率计算公式，20072011 年，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总数变化率的均值为132%，耕地面积变化率的均值为216%，粮食产量变化率的均值为 200%。根据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的总数变化率、耕地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三项指标，以及主营业务类别，对样本县进行聚类，结果如表13 所示的两个类别：第一类别县三项指标明显高于第二类别县，且以种植、
43、养殖、加工为主营业务；第二类别县三项指标都明显低于第一类别县，且以种植为主营业务。根据以上特征，将第一类别县命名为综合业务剧增型，第二类别县命名为单一业务缓增型，以区分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演变规律有差异的各县。表13 对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经营规模的聚类分析 类别1 类别2 类别1 类别2 总数变化率（%）206.721 69.514 主营业务 种植、养殖、加工 种植 耕地面积变化率（%）361.012 93.156 样本县数量 20 21 粮食产量变化率（%）294.465 100.344 样本县百分比（%）22 23.1 注：若某条记录在聚类指标上存在缺失值，聚类分析会剔除该条记录。针
44、对聚类后的两个类别，对所属县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状况、土地流转情况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8-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如表14 所列。具体来看，综合业务剧增型县相比单一业务缓增型县，自然禀赋较好，农业发展较快，表现为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此外，综合业务剧增型县城镇人均收入偏低。土地流转当中，综合业务剧增型县转让占比比单一业务缓增型县明显高，但是，流转期10 年以上占比明显低。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其综合业务的快速增长与当地耕地资源充足、土地流转发生率高相关，而其单一业务的增长则与城镇人均收入水平高和土地流转期延长有关。表14 对不同类
45、别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地区指标的方差分析 综合业务剧增型 单一业务缓增型 差距 F 值 人均耕地面积（亩）3.939 1.926 2.013*3.864 城镇人均收入（元）16273 20697-4424*6.031 转让占比（%）22.244 4.919 17.325*6.305 流转期10 年以上占比（%）16.432 29.320-12.888*3.08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2.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的变化趋势与动因分析。根据变化率计算公式，20072011 年，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总数变化率的均值为122%，而产量变化率的均值为267%。根据从事养
46、殖业的龙头企业总数变化率和产量变化率两项指标，对样本县进行聚类，结果如表15 所示的两个类别：第一类别县总数变化率明显高于第二类别县，而产量变化率又低于第二类别县；第二类别县总数变化率明显低于第一类别县，而产量变化率则明显高于第一类别县。根据以上特征，将第一类别县命名扩张型，第二类别县命名为增长型，以区分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演变规律有差异的各县。表15 对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经营规模的聚类分析 类别1 类别2 类别1 类别2 总数变化率（%）139.257 96.400 样本县数量 32 25 产量变化率（%）213.448 324.046 样本县百分比（%）35.2 27.5 注：若某条记录
47、在聚类指标上存在缺失值，聚类分析会剔除该条记录。针对聚类后的两个类别，对所属县的自然禀赋、农业发展状况、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情况等指标进行方差分析，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如表16 所列。具体来看，土地流转当中，扩张型县转让占比相比增长型县明显低。由此可以推论，土地流转发生率低抑制了种植业发展，使更多的资金投入转向了养殖业，从而促使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数量增加；相反，土地流转发生率高促进了种植业发展，间接为养殖业提供了饲料来源，从而促使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产量增长。表16 对不同类别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地区指标的方差分析 扩张型 增长型 差距 F 值 转让占比（%）3.810 13.634-9.824*
48、4.794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五、结论 本文研究通过对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了经济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总结了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及其动因。第一，传统承包经营户的衰退情况明显，土地流转发生率低；同时，部分传统承包经营户生产效率提高，有明显向种植大户转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趋势与动因 -89-变的趋势。传统承包经营户的这种衰退趋势与当地耕地资源快速流失、土地转包发生率低、土地流转期短有关联。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也会导致传统承包经营户快速缩减。第二，种植大户持续增长，粮食种植面积明显增加，且粮食总产量显著提高
49、。其中，种植大户剧增的趋势既来自于他们对高生产率的诉求，与当地耕地资源急剧缩减直接相关；也来自于他们对土地制度改革的期望，与土地转包发生率低而入股发生率高相关。第三，专业合作社数量明显增多，呈现出均衡的纺锤形。种植业合作社和养殖业合作社的快速扩张是受到了耕地资源缩减、人口膨胀的压力，而其稳步扩张的趋势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较高的耕地转包发生率促成的。此外，耕地资源稀缺和土地流转中入股占比增加与农机合作社入社农户户数增长有关，而耕地资源充足与农机合作社入社农户户均收益增加有关。第四，农业龙头企业的主营业务仍然围绕种植业，从事粮食生产的龙头企业扩张很快，占用耕地明显增大，同时产量明显提升。从事粮食生产
50、的龙头企业综合业务的快速增长与当地耕地资源充足、土地流转发生率高相关，而单一业务的增长则与当地经济基础好和土地流转期延长有关。另外，从事养殖业的龙头企业整体发展较快，其业务增长的背后是当地土地流转发生率高。参考文献 1.Achrol,R.S.;Reve,T.and Stern,L.W.:The Environment of Marketing Channel Dyads:A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Marketing,47(4):55-67,1983.2.Aldrich,H.E.:Organizational Bound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