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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热点咨询题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广义狭义之说在我国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产质量量法等等的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而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仅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 关于消费者的概念（一）消费者的概念曾经由于王海“知假买假”的行为而在学界引发了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效劳，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该规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争点主要集中在两
2、个咨询题上：第一，何谓消费者？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依然包括法人？第二，如何界定“生活消费”？英国1977年的物资买卖法第12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买卖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从事买卖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置、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效劳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效劳的使用人。因而，其地位有别于消费者、批发商、零售商。”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置、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效劳（包括住房）的人”。能够从以下几点把握消费者的概念1.消费者是指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的人消费者并
3、不能完全等同于买受人，消费者的范围显然比买受人的范围更为广泛。买卖方式上的有偿、无偿不是决定消费者构成要件的标准。2.消费者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时非以盈利为目的3.消费者是指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的个人消费者也不完全限于直截了当的买卖人，也包括最终的消费者或使用者因而即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置的人，只要其购置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买卖，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二）单位是否为消费者（有争议）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置商品或者接受效劳的自然人。然而，我国各地的地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
4、如何界定“生活消费”消费包括消费消费与生活消费两大类一般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是生活消费关系，保护的是生活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产质量量法调整的是消费消费。依照消法第2条前段的规定，消费者只有在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效劳时，其权益才遭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因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范围确实是指因消费者主要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效劳，而与运营者所构成的关系，也能够简称为“生活消费关系”。关于“生活消费”的内涵，学者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凭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历，即所谓的“经历法则”加以推断。（“经历法则”的失灵，比方多买是为了送人）第二
5、种观点认为，只要是购置生活消费品，那么不管其目的是为物质文化生活的直截了当耗费，依然为打假获得物质利益，都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都能够适用消法（生活消费品的难以界定）综上所述，推断是否“生活消费”不应考虑购置者的目的与动机，也不应当完全考虑其购置的产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推断某个人是否是消费者能够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购置、使用商品或接受效劳的主体是个人依然单位；第二，个人购置商品和接受效劳是否为了将商品或者效劳再次转手，是否是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买卖活动；第三，购置某种商品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依然满足消费消费。四、消法第四十九条“运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效劳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6、赔偿其遭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置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效劳的费用的一倍。”该规定确立了惩处性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即“损一赔二”的民事责任，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处性赔偿的立法例。惩处性损害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处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惩处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截了当目的一是使受害消费者获得合理补偿；二是从为社会公共利益着眼，制裁运营者的欺诈行为，以减少欺诈。因惩处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否达成，除了涉及到该制度的构成要件是否完善外，最为重要的是其赔偿金的数额咨
7、询题。而消法第四十九条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效劳的费用作为惩处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根底，便与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无关，而有违民事赔偿责任之补偿性原则，且该法规定商品的价格或者效劳的费用的一倍，亦将使得运营者容易计算出其运营上欺诈行为的支出本钱，无庸考虑其欺诈行为将造成消费者多少的实际损失，即轻易做出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而无法到达惩处性赔偿金制度的惩处与吓阻的作用。参酌美国等国家的立法例，关于惩处性赔偿金的赔偿范围计算方法亦是以实际损害额为计算的根底，而非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效劳的费用为计算之根底。因而，应将惩处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修正为“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为计算的根底。五、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缺乏（一）权利
8、保护范围过窄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法律的方式给予消费者九项权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营销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缺乏以保护消费者，进而言之，消费者遭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的范围，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尽管受民法保护，但是在消费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运营者未经同意，出于营利目的擅自泄露消费者个人隐私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范围已是必定之举。简单地说，确实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平安权，运营者除了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效劳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平安的要求外，还应为消费者提供平安的消费环境和
9、场所，尤其要建立召回制度。二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运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效劳时应尽各种信息披露的义务。三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尽快列入法律保护的范畴。四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特别是运营者进展网上销售、上门推销，应当征得被访咨询消费者的同意。五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尊严权，运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效劳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凌辱、诽谤消费者，不得搜寻消费者的身体或随身物品，更不得进犯消费者人身自由。六是进一步给予消费者的懊悔权，消费者在买受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能够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把商品无条件地退回给运营者，并不承担任何费用。我们还应随着市场消费方式和内容的开展，随时扩展消费者
10、的权利，以更好地习惯现代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二）维权途径虽多，但难以发挥实效。西方有法谚“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维权途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咨询题。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述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照、起诉筋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严峻地妨碍到消费者权益的落实。第一、“与运营者协商和解”。在市场秩序比拟混乱、信誉缺失咨询题突出、政府治理滞后的转轨时期，运营者的自律认识尚待逐步提高，通过“与运营者和解”的方式处理消费纠纷，尚难成为一条主要的途径。第二、“恳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由于消费者协会是社团性质
11、的组织，受职能限制，对运营者与消费者的纠纷只能运用调解手段来处理，缺乏强迫力保证，因而，调解成功率不高。第三、“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述”。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给予行政机关对消费纠纷进展行政裁决的手段，行政机关也只能通过行政调解的方法处理消费纠纷，而且即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假设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也没有强迫执行的力度，因而，行政机关也难以成为消费者依法维权的靠山。第四、“依照与运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关仲裁”。目前，消费者选择仲裁途径处理消费纠纷遭到一定的制约，主要是消费者一般在购置商品、与运营者发生消费纠纷后，才需要考虑选择仲裁途径处理纠纷，而恳求仲裁是以消
12、费者和运营者双方自愿为根底的，但如今特别少有运营者愿意与消费者达成通过仲裁处理消费纠纷的协议。客观上，使得消费纠纷仲裁制度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第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比拟传统，针对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尽管有的审讯机关已经在积极探究、尝试灵敏便捷的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合适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严峻地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三）举证责任成为消费者维权的“拦路虎”。建立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与消费纠纷的顺利处理关系亲密。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的规定，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
13、纠纷范畴的推论，消费纠纷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是消费纠纷中存在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差异性，即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应依照消费纠纷的特点，按照举证责任与举证才能相习惯的合理原则，确立表达保护弱者、倾向于消费者一边的举证责任制度。（四）民事责任难以落到实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50条尽管规定了运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对“成心拖延”、“无理回绝”没有规定详细的处分执行标准，造成行政机关难以操作，不便于消费者追查运营者的法律责任，也大大地减弱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作用。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商品房买卖中的适用咨询题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缺少对房地产消
14、费者权益的保护标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房屋是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商品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处性赔偿也众说纷纭，事实上，大陆法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最初领域恰恰是房地产消费者权益。焦点：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能否适用消法所规定的加倍赔偿呢？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在认识上极不统一。最高法院法释20037号第八、九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属于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获得房屋的五种情形能够适用惩处性赔偿原则即：1、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又称“先卖后抵”)；2、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又称“一
15、房二卖”)；3、成心隐瞒没有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4、成心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又称“先抵后卖”)；5、成心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在此五种情形下，买受人除可恳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并能够恳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所以，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必须是在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前提下，买受人才可恳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法释20037号答记者咨询中指出，这五种情形下的惩处性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消
16、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惩处性赔偿责任原则为依照的，但不是对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截了当适用。关于惩处性赔偿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见诸媒体的全国首例终审生效的商品房消费者双倍赔偿案发生在河南省鹤壁市，该判决系由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5月29日做出。中国房地产导报则报道了据称是深圳首例商品房合同纠纷双倍赔偿案，也是最高法院法释20037号公布后的全国房地产纠纷双倍赔偿第一例的银先生与深圳某花园商品房一房两卖索赔案。作为二审的深圳中院认为，开发商成心隐瞒涉案房产“2栋32 B已售给别人的事实，采纳欺诈手段与银先生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依法属于可撤销合同。最终判决撤销双方当事人于1998年11月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判决开发商双倍退还购房款及全额退还购房款利息、办证费、入伙费、鉴证费、入伙费等合计63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