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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育的私人成本及收益经济学家提出的生育理论在生育问题研究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对生育的经 济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下半叶，早期研究以Malthus (1798)为代表， 主要关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研究认为人口在受到生产资料 限制前将保持快速增长，因此主张采取措施抑制人口。进入20世纪后，人口经 济学研究开始逐渐转向微观视角。Leibenstein (1957)在分析人口问题时，首 次引入了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利用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 “边际孩 子合理选择理论”，并逐步建立了用于分析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模型， 认为生育孩子的预期成本和效用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
2、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生育 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家庭生育的预期效用不断降低，而生育成本却不断上涨； Becker (I960)则创造性地将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引入到家庭生育决 策分析之中，深入探讨了家庭在生育过程中是如何在数量以及质量方面进行选择 的，这一开创性的分析使得对生育率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准模型由此得以构建。 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对Becker创造的生育分析模型进行了延伸和拓展。Becker (1976)在对生育率的降低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他认为父母能够通过生育获得私 人效用，这种效用既可以来自于孩子的数量，也可以来自于孩子的质量，而随着 家庭收入的增加，父母往往更偏向于通过提升孩子的
3、质量来获得效用，这种生育 偏好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家庭选择减少自己的生育数量，此即为经典的孩子数量质 量替代论；与此同时，Easterlin (1975)将子女视为一种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的 特殊“商品”，并将供给需求理论引入到生育分析中，从而提出了以整合模型为 代表的生育供给需求理论；Caldwell (1976)则利用代际财富流动理论解释家庭 生育选择的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的经济收益主要由子女流向父母， 而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的财富则主要从父母流向子女，财富流向的变化导致了父 母较低的生育意愿；Bongaarts (1978)在Davis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典 的生育率影响因素模型，主
4、要从婚育行为的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Udiy( 1983) 提出了次序模式生育理论，他认为在“高孩次”研究中，相对于一般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更具解释效力。在对生育成本的分析中，学者们除了关注抚养、教育、住房、医疗等直接生 育成本外，也强调生育的机会成本。Budig (2001)将由于生育产生的机会成本 称之为“生育的收入惩罚”，亦即社会学中所谓的“母职惩罚”现象，一些学者 随后通过经验数据也论证了生育带来的“母职惩罚”，在针对美国、加拿大、德 国等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女性如果选择生育，其工资一般远低于未生育的女性， 生育一个孩子大概能够解释女性收入下降的5%-10%o总而言
5、之，在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中，西方学者基本一致认为生育是家庭基 于自身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行为：一方面，投资生产子女这种特殊的“商品”需 要家庭支付大量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子女作为“耐用消费品”和 “耐用生产品”能够为家庭带来经济效用和情感效用，且相比于生育效用而言， 生育成本一般被视为影响家庭生育数量的决定因素。中国养儿防老以及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都可以归结为经济上的考虑，因 此，国内学者对生育的经济分析也开展了大量本土化研究。田雪原（1989）最早 将“成本-效用”理论应用于中国早期的计划生育研究中，创建了 “社会附加成 本-效益”模型，认为可以通过社会手段提高孩子的生育成本，进
6、而达到控制人 口增长的目的；穆光宗（1993）从中国的生育文化背景出发，进一步系统总结并 修正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孩子“成本-效用”模型，认为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心 理成本是构成中国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内容；吕红平（1998）和罗丽艳（2003） 也认为较之于西方生育的成本效用，中国家庭的生育成本内容更为宽泛，中国父 母在生育上付出的心理成本更大，而且中国父母对生育收益的期望也更高。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家庭生育决策早已进入成本约束驱动阶段，生育成本 和生育收益成为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依据，面对高生育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经 济理性成为家庭生育行为的显著特征（王军，2017）o众多调查研究显示，目前 居高
7、不下的生育成本是造成我国适龄婚育家庭生育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郑真真 （2009）、石智雷（2014）、李孜（2019）、王金营（2019）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 和地区的实地调研后均发现，在“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政策调整期间， 大部分符合政策条件但却不愿意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基本上一致表示，目前高生 育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导致其放弃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在家庭的生育决策中, 生育成本是家庭决定是否生育的主要考虑因素。从对生育状况的实地调查结果可 以看出，高生育成本是造成中国生育政策“遇冷”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伴随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管制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变得十分微弱（田 丰，20
8、17),高昂的生育成本才是塑造低生育率社会的主要力量。一些针对广州、 重庆、武汉等发达城市的调查研究发现(王志章，2017),家庭生育二孩的平均 成本在2015年已经超过70万元，也有学者(刘娜，2020)利用2016年的微 观追踪调查数据估算发现，生育二孩会使家庭实际总支出会因此大约提高1.4 倍，生育并未出现“规模经济”现象，而且家庭育儿成本会随孩子年龄的增大而 不断上升。和西方学者一样，除了考虑生育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外，国内也有一些学者 分析了生育给家庭(尤其是女性)带来的机会成本。张川川(2011)研究发现多 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城镇女性的月工资下降76%；贾男(2013)研究发现，如果女 性选择生育，那么她当年的平均工资将下降18%；肖洁(2017)分析认为生育对 已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平均收入惩罚效应在3. 4%左右；臧微(2020)研究 发现生育会导致家庭当年收入下降38. 7%；刘金菊(2020)分析指出多生育一个 孩子会使城镇女性一生的工作时间减少6到7年,其收入损失折合30万元左右， 巨大的生育代价是造成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在对生育机会成本的测度方面, 虽然学者们针对不同的地区、利用不同的数据及方法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但研究 普遍认为，高昂的生育成本已成为抑制现代家庭生育数量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