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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沉沦诗词叙事的文化心理空间探析摘 要：沉沦中存在借用田园诗意境、引述翻译外文诗和自作旧体诗等三种诗词叙事形式，展示了表达人处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心理空间的复杂状态，也使作品成为兼具小说和诗歌双方面特征的、在体裁上具有创新性的现代小说，这一形式上的变革从侧面反映了处于时代夹缝中的“五四”一代文人的现代转型。【关键词】：p ：诗词 叙事 现代小说 文本 文化空间1921年10月，小说沉沦随着小说集沉沦的出版首次发表时郁达夫已经是个成熟的青年人，但此时无论是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还是文体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都处于成长的“青春期”。因此，沉沦1中留下了不少青涩的印记，一个鲜明标志便是其中
2、有大量的诗词叙事，详细表如今：借用田园诗意境，引述翻译外文诗和自作旧体诗。这些“青涩”的印记记录下了郁达夫最初走上现代小说创作的心灵历程和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特色。别林斯基曾说：“艺术越接近它的某一界限，就会渐次地失掉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限那边的东西的本质，因此，代替界限，却出现了一片交融双方面的领域。”2对早期的现代小说来说，评论界对其关注主要集中于小说的一面，而忽略了其诗的一面。其实，没有哪个个别作品是某种文类小说、戏剧、诗歌，或者其他的完美标本，所有作品在文体特征上都或多或少是混合型。郁达夫的沉沦便是这样一篇兼具小说和诗歌双方面特征的、带有体裁上的不成熟性和创新性的小说。这一形式变革同时
3、也折射出“五四”文人从传统的田园隐逸诗人向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文人转型的过程。现代叙事学理论要求严格区分作者和表达人，但郁达夫是“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文艺理论的忠实信徒，因此他作品中的叙事主人公有更多作者的影子。沉沦中“他”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生活轨迹等有很多是和作者郁达夫重合的，尽管如此，仍然不应该把沉沦中的“他”完全等同于作者。写作沉沦时郁达夫已26岁，而沉沦中的“他”是21岁，即使以自叙传的笔法，26岁的郁达夫在书写21岁的郁达夫时也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心境，这一点在沉沦的诗词叙事中表现鲜明。现结合小说文本来细致梳理一下这一表现所内蕴的不同文化心理空间。一、借用田园诗意境沉沦开篇
4、不久就是一大段外景描写，把读者带入到一幅看似恬淡的自然风光之中：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照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苍黄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分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瓦屋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3这段风景描写虽然以散文的笔法写成，但却
5、有着诗的意境，稍有中国传统文学修养的人很容易就能从中联想到陶渊明归田园居中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样叙事人“他”就以一个热衷山水田园诗的中国传统文人的面目出现。但细读这段田园风景描写又会发现其中不太协调的一点，从类似陶渊明田园诗般风景中走来的“他”手持的却是华兹华斯的诗集，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空间错乱。在无形的文化空间中，把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并置在一起，把公元5世纪的中国田园诗人和19世纪的英国湖畔诗人并置在一起，其实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近现代思想并置在一起。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和华兹华斯的浪漫诗歌虽然都擅长描写大自然，但其抒情主人公的内在思想却有很大的差
6、异，陶渊明的诗产生于挂冠归隐后，诗歌的中心意境是隐逸和逃避，而华兹华斯的诗歌那么于对专制保守的批判，主题是强调个性解放和浪漫精神，整体意象是昂扬进取的。这二者一个内敛，一个外张，正是东西方文化内在素质的不同表现。而当“他”对这二者都热爱拥抱时，那么说明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既被热情激进的浪漫所吸引，又无力摆脱成熟老迈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在这里，传统农业国的田园风光被移植到新兴工业国的城市近郊，外在风景的恬淡悠远跟下文中“他”内心的焦灼不安和对性的极度追求形成强烈比照，由此形成一种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于叙事的张力，决定了沉沦内在的狂乱叙事与不和谐的审美风格，形成对中国传统
7、的静穆圆润、协调完美的美学风格的挑战。之所以形成这种错乱的文化空间皆于叙事人所处的真实空间和由此造成的错乱的心理空间。此时叙事人“他”身处的是19世纪后期因师法西方工业文明而刚刚崛起的军事帝国日本。这个偏置一隅的东方岛国曾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历代中华帝国面前，但经历明治维新强大后，却在十几年前打败了其曾经的师长之邦大清帝国。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到这个岛国上来学习，虽然必须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却无法承受这种师生关系的逆转。这种宏大的心理逆差在置身岛国的生理、心理和文化观念都处在发育期的年轻郁达夫感受起来更是刻骨铭心，以致于在二十年后他回忆
8、起这段经历，仍充满了情绪化：“或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幺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4因此，作为郁达夫代言人的“他”的文化心理空间就呈现出一种错乱的状态，身处的真实空间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法制形成的强权意识，理想中追求的却是西方的浪漫思想，而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那么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之风，这一错乱的文化空间投射到一个敏感脆弱的“他”身上，便形成一种自卑又自恋、自渎又自傲的错综情感，而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所有人的仇视与疑心。沉沦全文有五处写到复仇，而“他”仇恨的对象那么从普通的日本人到日本女人，又从中国同学到自己的亲人，直至最后开展到对祖国的怨怼：“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幺不富强起来，我(第 5 页 共 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