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为何陷入“国家破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斯里兰卡为何陷入“国家破产”.docx（7页珍藏版）》请在taowenge.com淘文阁网|工程机械CAD图纸|机械工程制图|CAD装配图下载|SolidWorks_CaTia_CAD_UG_PROE_设计图分享下载上搜索。
1、斯里兰卡为何陷入“国家破产”自2019年以来,南亚国家斯里兰卡连续遭遇复活节恐怖袭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地缘冲突等一系列内外部冲击。在重重打击之下，斯里兰卡原本脆弱的经济终于走向崩溃：到期债务无法偿付，基本生活物资无力进口，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经济危机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社会动荡，群情激奋的民众走上街头，驱逐了分任总统和总理职位的拉贾帕克萨兄弟。这场危机的根源何在？斯里兰卡这个曾经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的国家是否能重新闪耀？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南亚地区曾经的优等生斯里兰卡是印度半岛南端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国，北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国土面积65610平方公里；全国人口近220
2、0万，其中僧伽罗族占74.9%、泰米尔族占15.3%。由于地处印度洋航道中心点，斯里兰卡有着世界最繁忙的海上贸易航线，区位优势明显。斯里兰卡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丰富，既是世界重要的产茶基地之一，又是盛产宝石的国度。历史上，斯里兰卡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曾是英属殖民地。1948年，斯里兰卡以平和方式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顺利地过渡到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受限于岛屿自身经济规模以及英帝国殖民时期形成的种植园经济结构，斯里兰卡较区内其他国家更依赖国际市场，因而独立后经济上一直保持开放态势。随着1977年贾亚瓦德纳上台，斯里兰卡开始学习“新加坡模式”，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积极发展以成衣制造为主的出口加
3、工业。制造业在斯里兰卡GDP中的占比一度达到22%，直到2021年该占比仍维持在18%，高于印度4个百分点。在印度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前，斯里兰卡GDP的平均增速曾长期名列南亚前茅。2019年，斯里兰卡甚至一度被世界银行列入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4059美元。不仅如此，斯里兰卡还保持着南亚地区最高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2019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189个国家排名中，斯里兰卡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72位，其中人均寿命（77岁）和人均受教育年限（10.6年）这两个指标均高于许多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曾长期执政的斯里兰
4、卡自由党。该党一直奉行“中左政策”，强调社会公平。虽然这个由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创立的政党几经分裂，但它始终坚持国家主导经济发展、重视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高负债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直以来，纺织品制造和出口占据了斯里兰卡经济的重要地位，2000年以来斯里兰卡的成衣出口一直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0%左右。但随着孟加拉国、越南、印度等经济体快速切入国际纺织品加工市场，斯里兰卡出口结构单一、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0052015年，时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将目光转向新加坡，试图学习后者经验推动斯里兰卡经济转型。2006年和2010年，斯里兰卡国家计划部根据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竞选纲领，先
5、后两次制定了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马欣达愿景。在2006年的这份愿景中，斯里兰卡政府提出：未来十年要大幅提高投资率，确保实现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鉴于当时斯里兰卡的国内储蓄率还不到20%、国内资源捉襟见肘，于是政府开始降低对经常账户赤字目标的管控，允许经常账户赤字与GDP的比率从1.8%扩大到3.5%4.5%。为了鼓励外资流入，斯里兰卡加快资本账户开放，鼓励外国投资者大量购买政府或企业发行的卢比债券，放宽国内企业向海外商业银行借款的限制。2010年出台的第二份马欣达愿景提出：作为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的斯里兰卡，能够争取到的低端制造业机会已经不多，因此有必要对标新加坡，“将斯里兰卡打造成
6、为国际海运、空运、商业和知识的中心，发挥连通东西方关键节点的作用”。为实现上述转型愿景，斯里兰卡在国际上大举借债，筹资建设了一批港口、高速路、铁路、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大基建在改善斯里兰卡交通、通信及电力状况的同时，也显著拉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段时期正值次贷危机爆发，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刚刚结束内战的斯里兰卡很容易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资本，从而得以维持较高的对外负债水平。但从2012年开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人口红利减少，加之投资的边际收益开始下降，斯里兰卡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昔日高速增长的经济难以为继，马欣达愿景所寄望的经济转型也付诸东流。然而，
7、为了偿还旧债和维持经济运转，斯里兰卡政府仍然按照过去的套路继续举借外债，导致国际债务与GDP比率居高不下。根据IMF报告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斯里兰卡的外债总额达到546亿美元，其中中央政府的欠债达到341亿美元；而当年斯里兰卡的GDP总量为839亿美元，全年出口创汇额为119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76亿美元。在斯里兰卡中央政府的外债构成中，国际私人投资占到47.5%，其余部分为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以及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的贷款。这样的债务构成使得斯里兰卡经济更易被国际资本市场所左右。面对斯里兰卡不断下滑的经济增速以及日渐枯竭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国际社会开始对其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国
8、际资本闻风而逃势所难免。经济改革举步维艰实际上，斯里兰卡的这场“破产”危机多年前就曾经有过一次预演。2015年1月，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当选新一届总统，政府财政支出较上年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虽然当年经常账户赤字没有明显扩大，但金融账户中流入的资金明显减少，财政支出上升导致外汇储备大幅降低至62亿美元，外债偿付能力几近“归零”。面对迫在眉睫的“国家破产”危机，2016年初，西里塞纳政府不得不向IMF求援，获得了15亿美元的纾困贷款（EFF），暂时渡过了难关。这笔贷款附加的条件是斯里兰卡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包括严格财政约束、加快以扩大税基为目标的税收改革、推进私有化进程等举措。然而，囿于党派利益，西里塞
9、纳总统与来自另一党派的总理维拉勒马辛哈相互拆台，导致经济改革演变成党派之间的一场拉锯战。2019年，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当选总统并于第二年任命自己的哥哥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为总理，斯里兰卡的政治权力再度回到了拉贾帕克萨家族。为了提振2019年科伦坡连环恐怖袭击后斯里兰卡低迷的市场信心，也为了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新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大规模减税以及实施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和刺激消费，新政府开启了政府雇员的新一轮加薪。这些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大都与前政府对IMF承诺的改革相违背。然而，新政府寄望的经济高增长并未如期而至。更不幸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及全球贸易链受阻，以低
10、端制造品出口为支柱的斯里兰卡很快陷入经济萎缩，卢比大幅贬值。据统计，2020年斯里兰卡的经济萎缩了3.6%，而政府巨额的防疫支出又使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扩大到12.8%。尽管2021年斯里兰卡经济开始复苏，GDP增长率达到3.6%，但作为两大外汇收入来源的旅游业和海外劳工汇款都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加之防疫物品进口大幅增加，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相当于GDP的3.8%）。与此同时，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经济体撤出，令斯里兰卡的国际收支形势雪上加霜。随着2022年初俄乌战争的爆发，飞涨的国际粮食、燃油价格成为压垮斯里兰卡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斯里兰卡原油完全依赖进口，每
11、年还要进口一部分粮食作为补充。3月末，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降至10亿美元，已经无力支付日益昂贵的进口必需物资。面对陷入泥潭的斯里兰卡，国际资本市场更是落井下石，纷纷出售卢比资产。卢比大幅贬值。4月12日，斯里兰卡宣布暂时中止偿还全部外债，成为今年首个债务违约的国家。2022年7月13日，新任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对国会表示，斯里兰卡已经遭遇“国家破产”。浴火重生前途坎坷目前，IMF与斯里兰卡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可以预料IMF开出的药方也将与之前相同。斯里兰卡除了接受IMF的条件，已经没有更多选择，但要想短期内浴火重生谈何容易！首先，斯里兰卡的政治格局一如既往。面对一场令国家“破产”的主权债务危机，
12、违背了审慎宏观政策的政府理应负主要责任。然而，在目前的议会中，由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任主席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依然拥有半数以上的席位，而7月21日就任的总统维克勒马辛哈领导的统一国民党（UNP）仅有他一人进入议会。因此，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尚不得而知。另外，斯里兰卡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已培育了体量庞大的私有经济，但左派长期执政仍留下了527家国有企业、近25万名国企雇员。目前仅斯里兰卡航空这一家国企的债务就已相当于全国GDP的3%。对于新执政的弱势政府而言，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可谓鞭长莫及。其次，仍苦于寻找发展定位的斯里兰卡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任重道远。当一个中等收入
13、的经济体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难以在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领域保有竞争力，同时又不能顺利地转向附加值更高的生产领域，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失去动力。纵观全球，无论伦敦、纽约，还是东京，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前它们无一不是从发展制造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开始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跨越式发展”。未来斯里兰卡的发展方向是继续补制造业的短板还是另辟蹊径？这也是斯里兰卡在反思危机、迎接未来时必须回答的问题。从以往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所有的危机在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主动或被动的调整之后都会结束，银行重新贷款，企业恢复投资，居民也将开始消费。斯里兰卡痛失当年曾经拥有的经济光环，但这场危机也将有助于其领导人纠正长期以来通过举债促进增长的偏执，从而更加理性、审慎地执掌经济之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