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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客观正当庄F的九品中正制与反思九品中正制兴起于曹魏时期（220-266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了尚书令陈群的建议，建立了具有法 令效力的选官制度，即九品中正制。该制度于两晋时期（266-420年）日趋完备，但在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日益 呈现衰颓之势，最终被科举制替代。古人云：“师出有名”，即一项制度的建立、政权的更迭、战争的发动等，必须是正 当的。质言之，它在主观与客观上必须是自洽的。九品中正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摒弃察举制的不足、遵循取才用 才的实用主义原则、巩固所属阶级的政治需求、协调寒门与豪族的矛盾，做到了主客观的自洽，顺应了彼时历史发展的 需要。基于此，本文通过
2、分析九品中正制的客观与主观正当性，反思它在历史中的“得与失”。九品中正制的客观正当性分析制度的形成源于社会历史的客观环境。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与历史客观环境有关。（一）摒弃察举制的不足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选官制经历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三个阶段。它们是特殊阶段时期的产 物，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当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之时，旧制度要么与时俱不断调整，要么不再合时宜而被废除。 所以，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意味着察举制已不再适应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魏晋之前的选官制度为察举制。察举，即察廉举孝，是“一定级别的官吏，根据自己的考察，将士人或下级官吏推 荐给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授予一定
3、官职或予以提升的一种制度。”可见，察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经由推荐而选举的 制度，以被推荐者是否清明廉洁、孝敬尊长为价值标准。一定历史时期内，察举制在维系政权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它瓦解了传统的贵族政府，形成了“土人政府”；第二，它协调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平衡；第三，它促进了政府 与社会的有效联系。但“土人政府”的症结在于：当高官显赫逐渐掌握核心行政权力时，便会形成权力垄断的“新贵族” 门阀。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每年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这样中 央逐渐失去了对官吏选拔的控制权，造成政治不稳定。为了有效统治，九品中正制摒弃了察举制的弊端，为
4、官吏的选拔 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一方面，不同职位的“中正官”在选拔人才时会采纳地方群众意见与舆论，再向上级进行审 核（具有察举制中乡里选举的影子，但标准更加严格）；另一方面，九品中正制在技术操作上分为“家世”与“状”。“家世” 即家庭出身，“状”则是对个人道德与才能学识的评定，通过“状”并参考家世，从而将“品”区分为九个等级。基于此，九品 中正制对官吏选拔控制权的加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九品中正制并没有完全脱离察举制，而是进行了相应继承。（二）对人才的实用主义需要九品中正制诞生于群雄割据的曹魏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导致全国总人口数达到了历史新低。根据史料记载，黄 巾之乱前全国的总人口
5、超过五千万，但在赤壁之战后全国人口数仅剩一百多万，直到西晋统一全国也仅有七百多万。“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就是最好的写照。由此可以看出，曹魏时期全国的人口数远不及两汉 鼎盛时期。历代明君为了争夺天下或是治理国家，对人才都是求贤若渴的，没有贤才之辅佐，大事则难成。而人才的获取需 要以人口为基数，所以在人口稀缺的曹魏时期，选官制度不可能再像汉朝一样实行察举制，只注重个人的修养与品行， 因为这种低效的选官制度无法满足在乱世中一统天下的要求。因此，该时期文、武两个领域的能力成了人才选拔的主要 标准，即对人才的实用主义需要，曹操身边没有受过儒家教育的“虎侯”许褚，因立下汗马功
6、劳才得以重用。但对人才的 实用主义需要并不意味着与儒家豪族的对立，如被曹氏三代所倚重的司马懿就是豪族的代表。客观来说，因为战乱导致 人口基数过少，察举制已经不再合乎时宜，被更实用的九品中正制所取代乃是历史大势。（三）为巩固出身阶级的政治需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揭示了阶级性是政治的本质特征。因此，九品中正制的诞生与发 展和阶级斗争是无法脱离联系的。曹魏政权中掌握核心权力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寒族（曹操虽出身于阉宦之家，但史学家陈寅恪等人认为曹操出身 相对低微，因此是寒族利益的代言人）。若想要成就一方霸业，从而掌握政治的核心权力，就必须推翻当时作为统治阶 级的儒家豪族。所以在用人
7、方面，曹操更器重同一阶级出身的寒门子弟，以“曹魏八虎骑”为代表。但曹操的精明之处在 于：他没有企图消灭豪族，而是将其纳入自身的统治系统之中，做到为我所用，从而利用豪族在当地的威望稳固民心。 如曹操消灭袁氏集团后，为了稳固统治，对曾是袁绍势力的儒家豪族采取了怀柔政策，崔琰等人依然在政治上被委以重 任，治理一方。所以为了维护出身阶级的利益与维系统治内部的团结，建立九品中正制乃大势所趋，即寒族为了巩固统 治地位，同时在行政中平衡豪族势力的“形势所致:二、九品中正制的主观正当性制度的形成虽然源于客观环境，但制度本身也是价值意义的凝结。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形成必然也与文化有关。（一）政治文化变迁的需要“社
8、会政治意识即政治文化。”其是一个民族特定时期主流的认知模式、情感取向与政治评价。政治文化是社会存在 的反映，因此具有阶级性，即统治阶级会塑造与本阶级切实相关、且有利于统治的主流政治文化。应当明确，对于一个 新兴的政权来说，塑造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见不争的。但文化需要反馈机制，这个机制要求在政治层面应通过制 度进行输入表达，再进行政策输出，由此达成一个循环。所以，对于曹魏这个新兴的政权来说，亟须解决问题是：建构 符合寒族的主流政治文化以替代传统儒家豪族的政治文化，从而稳固统治以提高政权的合法性。传统儒家豪族的政治文化崇尚礼节、道义、仁德，所以在选官制度上，察举制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察举制在一定
9、 历史时期内促进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但这种文化与用人政策的循环必然造成选官垄断、选官低效的后果，显然不适用 于群雄割据的曹魏时期。而寒族的政治文化崇尚节俭、效率与实用，在选人用人上更重“才”而不是“德”，故在选官制度上 九品中正制成为了必然选择。由于政治制度承载着全社会的文化价值，所以在政治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政治制为了反馈 主流政治文化需要进行调整或重塑。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与发展具有了主观层面上的正当性，做到了文化上的自洽。（二）政治妥协施行的需要政治妥协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行为，是“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 机制。”古今中外，在政治上都不缺乏政治妥协的
10、例子。而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是寒族与豪族之间政治妥协的产物。这是因为，其一，曹魏政权的兴起经过了复杂的过程，期间寒族与豪族对曹氏都有巨大贡献，寒族宗亲中如治理 一方的夏侯惇；豪族世家中如司马懿击退诸葛恪、攻灭公孙渊。由于豪族同样立下过汗马功劳，且拥有相当的权力与极 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曹氏只能将其作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并在选官制度上通过妥协的方式保留了察举制中的乡里评 定机制与道德作为评判标准之一的准则，这是寒族向豪族主动妥协的一面。其二，曹魏政权内部统治结构具有双重性， 即豪族与寒族相互钳制，如曹真、曹休与司马懿、陈群之间的权力制衡。但后来寒族失势，在“高平陵之变”后，权力天 平彻底倾斜于豪族
11、，寒族此时不得不向豪族妥协。由于豪族子弟有诸多家世显赫者，所以在评定品级时，家世同样成了 选拔人才的标准，直至后来曹魏政权被颠覆，这是寒族向豪族被动妥协的一面。其三，重新掌权的豪族为何不再兴察举？ 这里包含了重新掌权的豪族对寒族的妥协：即使重新掌权，但这仅是权力倾斜的表现，寒族势力并没有被消灭，如果强 行复原察举制，很可能招致大规模叛乱。为了政治稳定，豪族必须制定平衡于寒族的政策与制度，因此，九品中正制同 时注重家世、德行与能力，受司马懿提拔的邓艾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是豪族向寒族妥协的一面。所以，通过寒族与豪族之间的相互妥协，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一种更为有效、更具有兼顾性的选官制度，做到了主 观的自
12、洽。三、得与失：对九品中正制的反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朝历代都拥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周期，意味着会出现产生、发展、顶峰、 衰退与消亡的五个阶段。九品中正制印证了生命周期的逻辑，并如同钱穆先生所言，产生了一定的“得与失”。（一）九品中正制的“得”之处第一，九品中正制有利于中央权威的加强。前文已述，察举制长期施行造成后果之一是中央逐渐失去对官吏选拔 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行政权力被察举官所垄断。一统天下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九品中正制通过对本地士人进行的 评级考核，通过层层的等级筛选递进至中央，最终由皇帝所控制，选出门第与道德皆过硬的人才，从而重新建立“土人一 朝廷”的正常关系，重新
13、树立起了中央权威。第二，九品中正制的运作准则相比察举制更科学、有效。科学在于：“中正官”在选拔人才时会采纳地方群众意见， 再向上级进行审核，同时标准要参考“家世”与“状”，从而将“品”区分为九个等级，相比于将“孝廉”为唯一的标准，九品中 正制相比于察举制更加科学化；有效在于：九品中正制确立的九个等级是层层递进的，具有相应分工，这为选定人才与 官员从而遴选进入统治系统提供了快速的途径。战乱时期提升选官效率是尤为重要的，九品中正制正是契合了有利于统 一的历史需要。第三，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制衡统治集团的内部力量。九品中正制通过豪族与寒门两大阶级的妥协，确立了两个主 要标准：其一是才干与家世并重，这为寒
14、门出身或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后代提供了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同时又照顾了 家世显赫的豪族；其二，在评级标准中，道德依然是重要的衡量指标。通过妥协，两大阶级的矛盾暂时被搁置成次要矛 盾，不仅促进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也防止了宗亲势力或豪族拥权自重，有利于平衡内部力量。（二）九品中正制的“失”之处在曹休、曹真相继去世后，曹氏宗亲人才接近凋零，导致权力被豪族逐步蚕食。因此，魏明帝曹睿病逝前拟定的 辅政大臣（曹宇、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都代表了寒门宗亲利益，但被孙资、刘放（二者皆为豪族代表）以阴谋 政变的形式代之为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王永平认为：“司马懿辅政大臣地位的确立是豪族对曹魏皇权的第一次挑战
15、， 这标志着寒门与儒学大族的斗争又到了一个转折关头，预示着儒学世族已踏上了全面复兴之路”。自曹睿病逝，伴随豪族 崛起，九品中正制平衡内部力量的优势逐渐被蚕食殆尽，最终造成内部力量失衡。因此，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九品中 正制在某一时期确有正面作用，但在政权长期发展与内部力量失衡之后的负面作用却显现无遗：一方面，造成公平性的丧失。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起初由寒族制定，但由于政治博弈的失 败导致权力天平倾斜，寒族子弟已经无法通过功绩谋得高官，只能成为九品之中的下品，上品的官职逐渐被豪族所垄断。 在九品中正制之中，品级的高低代表掌握权力的大小，由于掌权的豪族不希望权力流失，因此随着
16、时间的推移，评定等 级的中正官实际上已不再起作用，官职从选拔演变成一种“任命”形式，不再具有公正性，造成阶层固化。另一方面，从长期来说，九品中正制会导致国家结构的不稳定。起初，九品中正制设立的目标就是为了加强中央 集权，曹氏三代通过两大阶级的妥协形成了权力的聚拢，完成了最初目标。随着晋朝建立，寒族逐渐失去了与豪族博弈 的资本。豪族不断垄断权力，家世在两晋及南北朝期间甚至成了唯一的选官标准。同时，豪族也会在能力范围内培植“嫡 系”或“党羽”来巩固势力，这无疑阻碍了寒族晋升的空间，导致社会离心离德，最终难逃短命朝代的宿命。所以，九品中 正制可以解决建立大一统政权的一时之需，但从长远来说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实际上，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政权， 最终瓦解往往都有一个特点，即矛盾总是爆发于内部，这也导致了中国在400年间“短时期大一统、长时期分裂”的局面。 在这之后，隋文帝吸取了教训，开创了科举制。总之，九品中正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得也有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当然，我们在评判一项 历史制度时，不能说它是错的或落后的，合理的解释是：它是否“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