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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红高粱中的女性形象 以红高粱为背景的女性形象浅析 摘要：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都是男权思想一代一代地毒害着各社会阶层的人民，让女性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的侵害。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针对女性的思想为代表的不公平的社会法则，让广大女性在人格、经济、人权、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遭受不平等的社会待遇。无疑有很多女性是反抗过的，也有很多先进的人士认识到了这一思想就像毒药一样荼毒着中国的女性同胞，但悲哀的是并没有有效的措施和成功的案例能证明这样的反抗取得了成绩。本文以此作为社会背景，简单地分析了著名作家莫言的红高粱里面的女性形象，浅析了文本表现的女性悲凉的命运。 关键词：红高粱；近现代；女性形象；社会地
2、位 红高粱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骄傲地回忆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结合的传奇经历和带领土匪伏击日军汽车队的故事。小说重点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的野性生命力的复杂的形象 “我爷爷”。他是劳动者、杀人犯、通奸者、土匪，而最后他又成为一个抗日英雄。小说对于主人公的描摹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善恶，模糊了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着力于主人公的生命活力。与此对应，小说还塑造了一个反传统的女性主人公形象 “我奶奶”。“我奶奶”本是一个普通妇女，有着一个普通妇女的普通愿望：盼着“一个识字解文，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男人，“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但是命运没有给她
3、那样的机会，父母为了自己的生活将她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这是故事的开始，“我奶奶”这个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普通农村的女孩儿，从这一刻开始了和命运一生的斗争。 “我奶奶”最初的斗争是从反抗这门亲事开始的，但是反抗是徒劳的，当时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具有非常不可思议的约束力，子女几乎没有反抗的权利，更不用说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对于名节看得很重，没有人敢随便站出来挑战这个权威。“我奶奶”是个聪明女人，她认识到这一切无法改变，所以即使知道了单扁郎是个麻风病人，也还是义无反顾地往这个至少在当时看来完全是个火坑的家里嫁了进去。她知道，即使勉强留下来，也未必能过得好到哪里。“树挪死，人挪活”，走出
4、这一步没准儿有新的转机也不一定。 出嫁的那天，因为当地习俗，她被轿夫捉弄，加上想起自己被亲生心里悲苦，哭得昏昏沉沉，将一只小脚露在花轿外面。正是这只小脚，吸引了“我爷爷”余占鳌，使“我奶奶”戴凤莲的注定清苦的命运改变了。她在回门的路上终于和余占鳌私通，致使余占鳌杀了单扁郎，与余占鳌结成夫妻，还和自家的长工罗汉大爷保持着暖昧关系，在伏击日军汽车队的行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来，小说对女性主人公“我奶奶”的生命力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仔细分析文本，就可以看出，这个女性英雄形象与“我爷爷”余占鳌这个英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我爷爷”看到我奶奶的小脚后，和其他轿夫一样，失魂落魄，其他轿夫没有行动，
5、而“我爷爷”不一样，他马上就行动了，“余占鳌走过去，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着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送回轿内。”由此凸现出“我爷爷”的敢作敢为，是一个天生的英雄。而“我奶奶”却不一样，她是遇到了“我爷爷”，她的命运才开始改变。 我奶奶的形象前后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开始她是作为一个欲望对象出现在“我爷爷”面前的，她的小脚(传统文化的具有性别意味的器官)引起了“我爷爷”的欲望。随后，一个劫路人要抢钱劫色，“我爷爷”站了出来，演出了一场“英雄救美”的戏，事实完成了对“我奶奶”这个猎物的争夺，因为“我奶奶”回门的那天，“我爷爷”便实现了那个劫路人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与“我奶奶”在高粱
6、地里野合了。虽然因为“我爷爷”的勇敢，“我奶奶”心里对他是满意的，但事实上，在与“我爷爷”结合之前，“我奶奶”的所有行动都是被动的，除了怀中的那把剪刀，可是历史上多少怀揣剪刀的少女，最终成了贤妻良母。剪刀只能说明她是打算反抗的，但究竟是结束自己还是结束别人却在小说里面成为了一个不了了之的迷。显然，这种没有落到实处的反抗归根到底是不成功的。 如果”我爷爷”没有掳获“我奶奶”，或者他在满足了性欲之后对“我奶奶”不闻不问，那么“我奶奶”以后的光辉形象还存在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可以说，“我奶奶”这个英雄形象是“我爷爷”塑造的，她一开始是为了衬托出“我爷爷”的英雄形象而设立的角色，她成了“我爷爷”
7、英雄行为不遗余力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是“我爷爷”英雄魅力的感染物。即使她后来也成为一个英雄般的存在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残忍地说她还是个衬托！一方面，她变得伟大是受到“我爷爷”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爷爷”的英雄形象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她却是临时形成的，两者自然没有可比性。试想同样的英雄，在作者的安排和刻画下，却非常明显地区别开来了，有了优劣之分。为什么？因为“我奶奶”终究是一个女流之辈罢了。 换句话说，当“我奶奶”成为“我爷爷”那样的英雄的时候，“我奶奶”虽然获得了主动性，但其形象已经完全男性化了。日本兵来了以后，冷支队长找“我爷爷”要求他带领人马加入共产党组织，“我爷爷”却希望保持双方的独立性
8、共同伏击日军汽车队。两人谈僵了，是我奶奶左手“按住冷支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余司令的勃郎宁手枪”，劝说两人有劲对着日本人使去，并将带着罗汉大叔的血的酒倒了三大碗，说：“是男人就喝了。”并首先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从言行到心理，“我奶奶”已经不是一个女性了。故事的叙述者用“巾帼英雄”来标榜她，指出她特殊性，正表明了她已经和历史上那些被男性话语刻板化的“巾帼英雄”穆桂英、花木兰一样，是一个男性形象的投影，已经完全抽去了女性特征。女性的英雄却是以男性的标准来评判的，处于这样的劣势，女性的光芒难免会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女人和男人的竞争起点是不一样的。 故事的最后，“我奶奶”死在了伏击战正式打响之前，这
9、是一个别有意味的情节设置：“我爷爷”叫她给伏兵送饭，儿子豆官看见送饭的她时大叫起来，使她成了战斗中日本兵的第一个射击目标。作者可能是无意的，只是想用这个情节强化“我奶奶”对于抗日义无反顾的英雄形象，但正是这种无意，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潜意识，即对一个男性化女性的潜在恐惧。“我奶奶”虽然死在战场上，但是她的死却只是儿子的对母亲的依恋心理造成的，一种被称为女性的柔情使她死在了真正的战争之前，这种死的结果是她无法享受战争带给她的荣耀，更无法享受战争胜利后的果实。她将从此退出历史，家族的光荣历史将由她的丈夫、儿子、孙子讲述并代代相传。有趣的是，“我”在给家族树碑立传时，他不是从父辈嘴里听到“我奶奶”的英雄
10、事迹，而是从乡村老太太民间快板唱词里听到的，是不是父辈有意在遮蔽着女性的历史?而“我”听到戴凤莲即我奶奶的事迹时，也表示了惊奇：“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这种惊奇里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一个女性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虽然应该，但还是不确定的，即使确定，“抗日先锋”、“民族英雄”的封号也是孙子“我”给的。 红高粱中除了“我奶奶”还有一个容易被遗忘的女性形象玲子。十七岁的姑娘玲子，是当时村子里第一号美女，她喜欢上了余占鳌队伍里的任副官，晚上去找任副官时误入余占鳌叔叔余大牙的房间，被余大牙强奸。从小说对强奸事件的叙事过程来
11、看，叙事者并不关心受害者玲子的感受，她被强奸后就完成了她的结构性功能，从小说中隐匿了。小说关注的只是她的身体对于英雄成长的意义，女性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与毁灭，则不在作者的视野之中。事实上，玲子已经简约成一个符号，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抽象的存在。玲子成为疯子也别有意味，这表明她已经没有能力言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或者说她的话再也不能被人相信这样，叙事者将她的受害永久悬搁了，成为一个真相未明的谜，事实上也就消解了她受害的实质性。 结语 总结前文，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尽管红高粱中的女性被披上了勇于反抗的传统的霞彩，戴上了拥有主动意识的光环，但是她们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获得提高。看似英雄化的戴凤莲实际上和玲子
12、一样，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借以来完成对于男性英雄角色的塑造，她自己并无个体性可言。玲子和戴凤莲代表的并不是她们自己，而是女性这个概念，这个整体。与此同时，以男性为中心的诉说中，作为女性角色的时候是没有发言权的，只在男性化了以后，才有了这样的机会。 参考文献 I1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 2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l992 3 朱育颖精神的田园J小说评论。2O03。(3)：49-56 4 刘禾跨语际实践一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北京：三联书店。2023 5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 6 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红高粱中的女性形象 红高粱中我奶奶形象解析1稿已阅 红高粱中我奶奶形象解析1稿已阅 红高粱 红高粱 红高粱 红高粱 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红高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