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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贤良文学对策对写好公文的启示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27岁的汉武帝下诏向朝中诸儒问策，71岁的公孙弘应诏写下举贤良文学对策（又称贤良策）。在一百余篇对策中，公孙弘的对策本来被主管文化教育的机构太常判为“第居下”（等级为下等）呈给汉武帝，汉武帝阅后却将公孙弘的对策擢为第一，并亲自召见他，后拜他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此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公孙弘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从布衣变为宰相，成为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开创了“以丞相封侯”的先例。观人类文明历史，知西汉乃伟大时代，汉武帝乃伟大人物。汉武帝问策，其中必有奥妙，被汉武帝擢为第一的公孙弘对策，其中也应有玄机。谈“信”谈“和”，切中时弊汉武帝
2、在其诏书中首先列举了一些祥瑞出现、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的治世现象，向诸儒表明了他对上古治世的向往：“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并明确向他们发问：“今何道而臻乎此？”汉武帝在诏书中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复兴上古五帝三王之治。他的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理论层面“至治之世是什么”，技术层面“怎样才能造就至治之世”。汉武帝期待朝中诸儒能圆满作答。“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按正常逻辑，公孙弘应当先
3、从“是什么”谈起，公孙弘对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怎么办”谈起，努力上接“是什么”。公孙弘承接汉武帝的发问，直接表明他的观点：“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认为“上古至治”是“遇民信”的结果。如何“遇民信”？公孙弘在对策中列举八端：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公孙弘认为，行此八端，则能立信，“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公孙弘所主张的“信”，并非我们现在说的信用，而是诚实不欺之意。公孙弘也并非无缘无故借“信”
4、侈言八端，这八端的反面，正是当朝时政之弊端。公孙弘早年曾在基层做过主管刑狱的小吏，还曾因家贫在海边养猪，对下层情况比较了解，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指向。实事求是、顺乎人心才能立“信”。除信之外，公孙弘还向皇帝谏言“和”，倡导“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认为祥瑞出现、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皆是“和之极也”。汉武帝发问的重点在于希望诸儒能告诉他怎么做才能重现“上古至治”。公孙弘显然领会了汉武帝的真正意图，借尧舜言治道八事，明显是针对武帝时期的社会状况而发。汉武帝生为帝胄，当时即位已11年，对西汉王朝的情形已基本掌握，公孙弘所言八端，实事求是，切中要害，汉武帝读后有“抓住把手”的感觉，故而对其青睐有加。立
5、足于“人”，避不谈“天”汉武帝制诏向诸儒询问国计，除了前文所提的一个总问题外，又接连提了五个分问题：“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按正常行文逻辑，回答者应当先从第一个分问题谈起，公孙弘对策，却又不按套路回答，避开前三个问题，直接从第四个问题谈起。因为前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天人感应问题。当时天人感应说笼罩人心，汉武帝也深受影响。尤其是第三个问题大禹治水，商汤祷雨，是著名的显示圣德之举，汉武帝却问：大禹既然有圣德，为何会遇洪水？商汤既然有圣德，因何会遇大旱？是他们的圣德招致的水旱吗？还是另有缘
6、由呢？这些著名而庸俗的话题，自春秋战国以来便受到广泛的讨论，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故而汉武帝发问的潜台词是：天人感应真的可信吗？如果可信，朕应当从哪些地方入手？这些话题，汉武帝以前曾咨询过董仲舒等一批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故而又问计于公孙弘等另一批人。公孙弘没有冲撞天人感应学说，而是从天人感应说陈陈相因、讲也讲不清的“迷魂阵”中穿越而出，清醒地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考察现实，技术性地应对现实。除了前面所言“信”“和”之外，又分析“仁义礼知（智）”四者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而“仁义礼知（智）”皆与人有关，“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并认为“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
7、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顺便还把第五个问题给予了回答：“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只要立足于现实，教导人民崇尚“仁义礼知（智）”，就能将先人开创的功业传之后世。毕竟第三问皇帝较为关心，公孙弘也不可能完全避而不谈，在文末，他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认为坏因是前面种下的，故而才有禹汤的水旱，但水旱与禹汤的圣德无关，其意还是人要发挥作用，“禹汤积德，以王天下”。汉武帝诏问指向“天”，公孙弘对策指向“人”，天道虚渺，难以捉摸，人事笃实，大有可为。公孙弘虽未正面回答皇帝所问天人感应问题，但立足于人事、切中
8、肯綮，却深得武帝诏问之意。巧补遗阙，讳错不言公孙弘开篇专门言“信”，也有拾遗补阙之意。汉武帝在诏书中所问第四个问题是：“仁义礼知（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当时人们将“仁义礼智信”并称为五常，如董仲舒在向汉武帝上的举贤良对策一中就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武帝诏书却于五常中遗漏了“信”，公孙弘知道却不明说，而是在其对策中巧妙地开篇将“信”点出，毫无违和之感。此外，汉武帝在诏书中描述上古治世山川鸟兽人各得其宜的现象时，提到“北发渠搜，南抚交阯”，用于表现上古治世影响远及四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对于诏书中提到的治世现象也都再次一一列举，以表明他对诏问的重视，“故
9、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唯独不提“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而是用“远方之君莫不说（悦）义，奉币而来朝”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清代经史考据大家王先谦认为“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这八个字，乃皇帝诏书用错了典故。“北发渠搜”语出大戴礼记少间：“夷夏同风，海外肃慎、北发、渠捜、氐、羌来服。”渠捜是西域之国，不在北方，北发为北狄地名，而汉武帝诏书却把“北发”与“南抚”对举，明显是误用。公孙弘以贤良文学两次被征为博士，熟知天文地理人事，对于汉武帝在诏
10、书中错用典故心知肚明，但他在对策中却略而不言，这或许与公孙弘的经历有关。公孙弘早年曾为狱吏，因有罪而被免职。从40余岁开始学春秋。60岁时，曾以贤良文学被武帝征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来向武帝汇报工作，因不合上意，惹怒武帝，吓得他以病为由辞官回乡。10年之后，汉武帝复征贤良文学，公孙弘又被郡国推荐至朝廷。这一次，公孙弘有了与汉武帝打交道的经验，老成持重的他知道皇帝诏问意图何在，在对策中不纠结于皇帝诏书的细枝末节，而是突出重点。直面问题，写好对策公孙弘的举贤良文学对策对于我们今天写好对策类的公文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对策文章不同于工作总结，也不同于理论文章。对策文章强调的是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像工作总结那么强调全面系统，也毋需像理论文章那样讲究逻辑严密。对策文章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直面问题。文风体现作风，常言道“功夫在诗外”，写好对策文章需要像公孙弘那样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涵养务实的思想和素质。举贤良文学对策可谓是公孙弘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汉代政论文中的经典。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中给予很高评价：“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并将其与晁错、董仲舒、杜钦、鲁丕等四人的对策誉为“前代之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