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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学尊严”与教育学“失语”教化学的尊严与教化学的失语王雪峰 中华读书报 （ 2012 年 11 月 28 日 23 版） 所谓教化学的尊严问题，就是教化学得不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应有的敬重，处于次等学科（sub discipline）地位的问题。教化学的尊严成为问题，进而导致教化学者的尊严也成为问题，教化学从业者无法获得学术骄傲感，这正是教化学界对此耿耿于怀的缘由。 中国教化学界有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教化学的尊严，或许当中国高校出现了教化系科之后，这个话题就起先出现了。谓予不信，请看小说围城中钱先生的一段妙论：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
2、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化系学生，教化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2 页）教化学者肖川在 2002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教化学不是科学’曾是人们普遍焦虑的问题，成了人们质疑教化学存在合法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理由与依据。尽管今日人们对唯科学主义’有了相当的警觉，在这一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更，但教化学的学术品质因而关涉到教化学的尊严的问题，仍是业内人士萦绕于心的主题。（肖川：教化学的尊严，收入教化的志向与信念，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十年来，教化学者围绕这个
3、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直到今年年初仍有人在中国教化报著文呼吁让教化学成为有尊严的学科（马凤岐：让教化学成为有尊严的学科，中国教化报2012 年 1 月 31 日）。 简言之，所谓教化学的尊严问题，就是教化学得不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应有的敬重，处于次等学科（sub discipline）地位的问题。教化学的尊严成为问题，进而导致教化学者的尊严也成为问题，教化学从业者无法获得学术骄傲感，这正是教化学界对此耿耿于怀的缘由。 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西学基本经典丛书，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影印英文原版经典著作。丛书共分 10 类 100 种，涉及哲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
4、心理学、法学、历史学，教化学未能跻身其中让很多教化学者不能释怀。同年，周国平主编的人生圆桌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想法是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对一些共同的人生话题发表见解，借此向读者展示一幅多元视野中的立体的人生画面。坐在人生圆桌边发言的学者包括：周国平（哲学），李公明（历史），汪丁丁（经济学），何光沪（宗教学），何怀宏（伦理学），赵汀阳（美学），杨东平（社会学），金盛华（心理学），南帆（文学），徐刚（生态学），教化学者未能受到邀请，这让人大惑不解。哲学家康德早就说过，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成为人，从学科角度谈人生问题而将教化学解除在外，只能说明教化学地位的卑微。2010 年，复旦高校出版社
5、策划了丛书三十年集，丛书汇合了当今学界富有影响的学问分子和专家，作者集中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首批出版的 16 册中同样没有出现教化学者的名字。 以上事实好像在示意，教化学在中国人文社会学科中确乎是被人遗忘的角落，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教化学的尊严问题何以被一再提及。然而，当人们对教化学的尊严问题记忆犹新的时候，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教化学正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当下，人文社会学科几乎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的标记性学者，他们基本上已经成为所在学科的形象代言人。当重大社会事务发生时，这些学者从各自的专业出发表达学术性见解，履行着学者作为社会良心的职责。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教化学
6、时，却发觉类似的学者是缺席的。公共事务发生时，教化学者多数状况下都处于失语状态。当其他学者从各自学术立场动身作出评论时，教化学者却难觅踪影。在历年两会期间，教化问题几乎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可以说，面对教化热点、教化事务，教化学者本应有更大的话语权。令人不解的是，即便在这一情形下，教化学者的表现也不能让人满足，他们或者以官员而非学者的身份出现，或者简洁地解读政策，充当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在笔者看来，与教化学相关并具有肯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主要有两位：上世纪末以央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策划人身份进入公众视野的杨东平，以及近十年渐渐引人注目的熊丙奇。这两位其实都不是科班出身的教化学者。杨东平早年毕业于北
7、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高校前身）自动限制系，现供职于北京理工高校高教所；熊丙奇则是地道的工学博士，曾经担当上海交通高校校报编辑，现任上海交通高校教化集团副总裁。北京理工高校和上海交通高校并非教化学术探讨的重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位学者并不能真正代表教化学界，熊丙奇则自谦是一个被套了教化问题探讨专家之名的业余教化探讨者。 教化学的尊严与教化学的失语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失语一方面是尊严问题的表现，另一方也可能是导致尊严问题恶化的缘由，两者共同凸显了教化学在当今学界的尴尬境地。 对于教化学的失语，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教化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甘于孤独，也可以解读为无视鲜活的现实，埋首书斋，醉心于构建理论体
8、系。在教化学领域，这种充溢冲突的现象的确许多。一方面教化学者在公共事务上患了失语症，另一方面教化学又是最不甘孤独的学科。中国人民高校顾海兵教授曾经用官味度这个概念对中国学术教化机构的官本位程度进行了量化。结果发觉，假如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化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其中教化学的官味度最高（沈亮：官味度揭开教化科研官本位面纱南方周末2009 年 1 月 8 日）。其实，早在 1931年，陈寅恪先生就对教化学有过类似的点评。当年，为纪念清华高校成立二十周年，陈先生写下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对当时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探讨逐一做了评论。文中写道：教化学则
9、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化学者庶几近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61 页）。如此看来，教化学的失语并非起因于对现实的疏离，而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教化学者本身的学术功力不够，二是教化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欠缺。说起教化领域充溢冲突的现象，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教化学界一方面对其他学科的闯入者染指教化探讨侧目，另一方面又在回顾教化学术史的时候对大师越界关注教化问题津津乐道。正如一位教化学者所写的： 在历史上，首先提出建立教化科学思想的是苏格拉底，首先在科学分类中把教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来的是培根，首先写
10、成系统的教授学的是夸美纽斯，首先把教化问题作为近现代问题提出的是洛克，通过文学作品把教化问题变成强大的思想体系的是卢梭，把教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里正是讲授的是康德，在卢梭的思想体系和佩斯泰洛奇阅历基础上对教化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探究，即初步建立教化学体系的则是赫尔巴特。（成有信：简论教化学的形成和发展兼论教化阅历、教化思想、教化政策和教化科学的关系，收入教化学文集教化与教化学，人民教化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9 页） 考察近代中国教化史和教化学术史，这一现象同样存在。第一个明确主见兴办师范教化的是梁启超，他指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第一个把教化学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是王
11、国维，他翻译日本人立花铣三郎的教化学被视为中国百年教化学之滥觞。民国第一任教化总长是蔡元培，这位晚清的进士不但自己主动学习西学，还变更了北京高校的学风。回溯中国教化思想的源头，我们可以把几乎全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视作教化家。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儒家都是教化家，儒家哲学是教化家的哲学。（儒家哲学是教化家的哲学，张岱年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64 页）然而，正如西方的教化思想家绝大多数是哲学家一样，中国近代的教化家，为人们所记忆并一再提及的，除陶行知、陈鹤琴外，蔡元培、梅贻琦、梁漱溟、晏阳初，都非专治教化学者。 再比如，教化学者对专业槽（这个概念来自法学家陈兴良先生）过浅
12、，谁都能伸过嘴吃上一口的现象愤愤不平，并认为这是教化学无法获得敬重的缘由之一，所以竭力使教化学科学化。事实上，多年来国外的、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都被不断引入教化学领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令人应接无暇的理论并未使教化学的尊严问题得到缓解，反而使教化学沦为各色理论的试验田。 苦恼即是菩提，悖论蕴含才智。上述的种种冲突好像说明，教化学者假如想成为教化家有必要与教化学保持适当的距离；又好像在示意，教化学应当以开放的胸怀迎接闯入者，因为教化原来就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只有多学科共同探讨才能窥见其堂奥。诚如西方学者所言，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全部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
13、不是那群被称作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全部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探讨总之，我们不信任有什么才智能够被垄断，也不信任有什么学问领域是特地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探讨者的。（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06 页）保持开放性，或许是提升教化学学术品质的可能之径。教化学自从在中国出现就与师范院校有着不解之缘，中国教化学的百年历史与中国师范教化的百年历史相重合。自上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的师范教化体制顺应世界潮流逐步在转型，原来的封闭式、定向型培育模式渐渐转向了开放性模式。很多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生加入了教化学学科训练行列，这在肯定程度上弥合了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冲突，提高了教化学的开放性。进入新世纪，北京高校、清华高校、中山高校、中国人民高校等闻名高校纷纷设立教化学院或教化探讨院，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高校关注教化问题、涉足教化探讨，信任教化学的失语症会不断减轻，教化学的尊严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