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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杜甫与唐诗_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验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头，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起先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头中的充溢自信、富于浪漫色调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舞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注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
2、，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伤。这种深化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改变，不仅标记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旧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宏伟壮大之美，也仍旧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动身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一、杜甫的生平和特性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
3、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骄傲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家庭赐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闻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爱好。他曾很傲慢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
4、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打算。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别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起先，他满怀信念，“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5、”，并信任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实行阻碍的看法。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跑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希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到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
6、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很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堵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逼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简单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肃穆的看法，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凄惨图景。这首诗标记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接着对灾难性的开边斗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
7、的情状与民间啼饥号寒的逆境加以尖锐的比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心任职的经验。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悲观，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猛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溢危急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
8、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挚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看。当严武其次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当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的确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四周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爽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
9、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峻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简单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峻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悲观，他后期的诗歌，心情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
10、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也许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原因，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最终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终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旁边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
11、以说是杜诗的其次次高峰。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傲慢。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特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很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特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
12、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闻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依据的。其实，假如没有几分“傲诞”、“褊躁”，唯恐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境况非常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经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苦痛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快乐颜”的表明，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
13、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当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状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挽救的意味。对人生信仰、政治志向的执着，也是杜甫特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看法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许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信任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志向，信任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
14、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变更现实。他的这种执着看法，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忱和志气。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受危急时，他却魂牵梦绕，一再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遗忘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子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剧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干脆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
15、是：杜甫更喜爱、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细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二、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样，充溢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分。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目空一切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概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慢慢深化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概壮阔的特点，仍旧保留着。兵车行的创作标记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
16、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肃穆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赐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怜悯；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厚忧念。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凄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接着写到斗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最终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17、”在唐诗中，如此肃穆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行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惜人民，使之安家立业，而人民则天经地义地应当忠诚和拥护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恳的诗人肃穆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
18、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紧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舍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凄惨情形。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杜甫。首先须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简单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行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肯定关联
19、，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冲突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一般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动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
20、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峻的问题：牺牲到最终的人民有无义务接着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急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照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疼惜士兵，并且好像没有什么危急，这唯恐是杜甫自己都不能信任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劝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接着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伤：“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
21、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肯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子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受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的确充溢怜悯，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冲突中找寻折衷的途径。而这
22、种折衷又是很牵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心情显得特别苦痛。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肃穆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珍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深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缘由的。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赐予赞扬，这和杜诗的看法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更加不行整理，自身的境况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看法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
23、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气。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好像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生气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方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挚友：“众寮宜雪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
24、难的广阔民众的心愿。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视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受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诚恳的、富于正义感和怜悯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特别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漂浮，
25、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样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好像是不行思议的了。杜甫以精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困难心情清楚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怜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经常从自身的遭受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终归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
26、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敬佩的。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当指出：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验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
27、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许多地方，吟咏美妙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许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起先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醉在自然界种种微小的改变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然的诗句。终归，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美丽事物的爱好。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杜甫是一位富有创建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自然涌发、飘逸而不行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
28、风格也富于改变。其缘由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看法比较宽容，主见“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指责，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意地确定和吸取其特长，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杜甫擅长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
29、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殊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闻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争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困难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验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受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心情起伏改变，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困难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改变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
30、明显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气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依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建，干脆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擅长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特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
31、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细心调整，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改变。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到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漂亮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特别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别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城尖径仄旌旆愁，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