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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吴汝纶与清末学制摘要：通过对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与癸卯学制的比较，试图发觉吴汝纶及其东游丛录原委在哪些方面影响着清末学制改革的。另外，东游丛录不仅是当时日本教化的百科全书，也是清末学制改革的优秀范本，从中折射出清末学制改革的特点。关键词：东游丛录；吴汝纶；清末；学制 吴汝纶（1840-1903），安徽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闻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曾师从曾国藩，成为曾门四子之一，受李鸿章重用，成其幕僚。清史稿称当时清末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之手。”他也任过直隶冀州知州，在其任内“其治以教化为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吴汝纶不仅国学造诣深厚，也颇重西学，曾言：“文者，天地之
2、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好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吴汝纶便是以这样的背景和见识在清末教化改革和学制制订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清末教化的发展方向起了肯定的影响。 一、吴汝纶日本教化考察概况 清末学制是晚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成果，它是在受到吴汝纶深刻影响的状况下制订的。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后，马上着手三件事：选聘人才，派官员出国考察教化和制订全国性的学制章程。首先，选聘当时学界声望颇高的吴汝纶为京师高校堂总教习。吴汝纶因已绝意仕途，对总教习一职“坚持不就”，张百熙“具衣冠诣汝纶，伏拜地下曰：吾为全国生徒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
3、出，如中国何？汝纶感其诚，勉起应诏。” 1902年吴汝纶以清朝五品大员的身份起先他的日本之行。经过对日本教化的翔实考查，吴汝纶写成了教化考察成果和教化见解的东游丛录。东游丛录内容丰富，包括文部听讲、巡游日记、各学校所赠图表、教化家谈录、学士大夫时惠书札，这几乎是记载日本教化的“百科全书”。该书全面介绍了日本的教化制度、教化思想和发展教化的详细方法措施，为清末教化改革供应了翔实而详细的材料，并为以后学制制订供应了可资借鉴的蓝本。此书也受到日本人的推崇，日本东京报纸评论时认为，像这样精详叙述日本教化维新以来教化改革的著作，即使由日本人来写也“莫能逮”。日本朝日新闻也赞扬这部书“于吾学制次第集录极佳
4、，在吾国人亦极有用”。吴汝纶于1902年9月结束了对日本的教化考察回国后，即将这本颇受日本人赞誉的东游丛录交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东游丛录成为清末制订学制的重要参考文献之 一，从而也奠定吴汝纶在教化史上的地位。 二、吴汝纶及其东游丛录对清末学制的影响 壬寅学制是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制订的第一个学制，吴汝纶对它的制订有影响。张百熙在请吴汝纶出任京师高校堂总教习时曾向其许诺“一切章程，待酌就也许，仍由挚公核定”。但在朝廷督促下学制已于吴汝纶考察回国之前上奏了。故吴汝纶没有干脆参加壬寅学制的探讨和制订，也没有成为最终的核定者。张百熙没有实践他的诺言，但这一承诺已足见他对吴汝纶的看重，因此吴
5、汝纶的关于教化方面的看法对张百熙应具有主动的影响。在日本期间，吴汝纶写了很多信函回国，不仅传递回收集到的日本教化方面的情报，也发表着学制制订方面的看法，正是通过寄回的信函影响着张百熙及其高校堂同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汝纶影响了学制制订，但是，由于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无法干脆参加学制的探讨，他通过信函所传回的信息和对学制的观点很少反映在壬寅学制中，能表现出他对壬寅学制内容有明确影响的可能仅在于他代其他高校堂同仁收集教科书、建筑模型、图纸以及各种学校规则上，这对学制中一些规则的制订有参考作用。 吴汝纶虽然不能干脆参与壬寅学制的探讨，有效地影响壬寅学制制订，但他的很多观点却影响了癸卯学制的制订，特殊是他
6、的考察日本教化的重要成果东游丛录更是癸卯学制制订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 吴汝纶对癸卯学制的影响，张百熙是个中介。当时张百熙仍是癸卯学制的制订者之一，他的很多主见仍能看出吴汝纶影响的痕迹，而且，他是东游丛录最早读者之一，对其中的有关教化的见解、建议，应当是非常熟识的。张百熙曾认为，高校堂特地正科，暂还没有合格的生源，依据这一实际，京师高校堂可先从高等学校（高校预科）着手办起，同时设立包括仕学馆、师范馆的速成科，以解决各种人才特殊是师资的急需，故而高等学校（高校预科）、仕学馆、师资馆章程必需先行制订。张百熙这一观点与吴汝纶于东游丛录中记载菊池谈话有类似之处。菊池认为：“今贵国欲兴教化，养成教员，决不
7、行缓一般教化固属必要，然特地教化尤重兴特地教化不在精求学理，在实际应用，高校校造成特地全材，非一朝一夕之事，此可俟他日徐图之今欲造就应用人才，当思速成法宜用速成之法造就应用人材，一面宜用按部就班之法，以造特地全材速成之法，据贵国今日行政区划言之，京师宜立高校校，其下设预备门。”菊池这段话表明白两点：一是办速成师范解决教员问题；二是于高校堂下设预备门即预科，与张百熙主见极其相像。另外，张百熙在一奏章中曾提到：“此次议奏之后如蒙俞允，全部该董等原奏各条，间与钦定章程小异之处，请准从今次所议奏者一律办理。”对张之洞等所奏赐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小异之处予以宽宏的看法，因此，笔者认为：吴汝纶无法变更上奏
8、后的壬寅学制，但他的建议和东游丛录干脆影响了张百熙，而作为学务大臣的张百熙在清末学制改革中还是个重要的人物，张百熙鼎力举荐了张之洞，就有可能影响张之洞对癸卯学制的制订，而事实上张之洞从1903年6月受命主持制订癸卯学制以来，一些重要章程还是会商于张百熙的。“滋翁前数日云进士馆嘉奖诸公皆以为过优，兹已酌减”。另外张之洞还就选教科书，简易科等问题写信会商于张百熙。所以，东游丛录完全有可能通过张百熙这个中介而影响癸卯学制的制订。 癸卯学制是张之洞主持下在短期内完成制订的，清末实行“新政”，在教化上主见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制系统，而东游丛录是考察日本学务的官员所带回的最有影响力的教化考察记，它是癸卯学制
9、制订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学务纲要是癸卯学制的灵魂，统率着其他学堂章程，把它与东游丛录稍作比较，可发觉东游丛录在癸卯学制制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学务纲要大多数条款在东游丛录中能找到相应的说法，据此可以看到东游丛录在清末教化中起到改革指南的作用。若把癸卯学制的各学堂章程与东游丛录的内容作比较，可发觉东游丛录几乎全方位地影响了新学制的制订。我们详细比较一下中学课程，发觉东游丛录中记载的日本学校令规定的课程为：修身、国语及汉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经济、图画、唱歌、体操；而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是：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
10、财（可缺）、图画、体操。除经学课程外，奏定学堂课程中规定的其他课程几乎与日本的相同。若进一步把东游丛录中所记载的东京府立第一学校课程及授业时辰表与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各学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刻表作个比较，也会发觉惊人的相像。东游丛录成了仿照日本学制的最佳中介。虽然我们知道，清末制订癸卯学制可从许多途径去了解日本学制，但如此全面收集了日本各类学制章程，深刻探究日本教化发展沿革，细致探讨了日本教化的成败得失，有着广泛影响的教化考察报告，是应当受到学制制订者留意的，它作为癸卯学制制订的重要参考模本的地位是难有异议的。 三、从东游丛录看清末学制改革特点 东游丛录的内容以及这本书编写体例上的一些特点，能折
11、射出清末学制改革特殊是在仿照日本学制过程中所表现的几个特点。 第一，“急躁”。东游丛录对日本教化记载可谓极尽周详。这种具体、详细、全面的教化考察记本身就反映清末教化官员在学习日本的过程中的急躁心情。其实，日本人也看出这一点并对吴汝纶说：“教化之事宜渐不行以急，急则反坏。”6因此有人还主见在教化方面之考察还要“就制度机关详察周到”，而不仅考察可急于求成的详细措施，并说“我国方今之教化，其源全在采欧米制度，以致今日之美备，而其所以，不惟仿照，兼能容化之”。然而这种善意的规劝，吴汝纶却说：“尊论极是，但事势已迫，不宜迟误。”6这种急躁的心情对于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晚清很多先进中国人急于
12、“教化救国”的思想倾向。东游丛录编写体例简洁明白，对于参考者来说极易查找、仿照、消化汲取，特殊是“函札笔谈”充分体现了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学务纲要”中各种条款几乎都能从这一部分找到对应点，可见这种简短建议在清末学制制订过程中的确起到特别大的作用。这种简短、建议性的信函和报纸摘编正是适应了清末教化急于求成的特点，而受东游丛录干脆影响的清末学制也难免会表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 其次，“保守”。东游丛录所记载的某些建议，得不到当权者认可，体现出清末教化改革的一种顽固保守倾向。东游丛录曾就女子教化重要性有过记载，认为“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须造贤母，养成之道，在教化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大计，在女子教化，无他，是教化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也。”望月兴三郎曾说“欲使女子养爱国之心，不行不待于教化之力也，受教化富爱国之心之女子，他日为人母，于其膝下抚育之子女，受其感化，其爱国必矣，天下养爱国之美，有过于家庭者哉？是故，于女子教化，涵养国家观念之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