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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政治治理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非参数检验雷海民 梁巧转 李家军2013-2-222 115:118:117来源：中国国工业经经济220122年9期期【内容容提要】基于嵌入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和非参数方法，就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选取1999-2010年281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分离、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即所谓“两肩挑”的问题)，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一人担任等治理组合，实证检验其对基于运营周转和现金保障维度的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检验发现：党委书记不兼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董事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
2、营效率。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有益于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一定条件下总经理兼任董事，比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更有效。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合一运营效率最低。从运营效率视角，为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两肩挑”等棘手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证支持，给出相关政策建议。并为非国有政治资源企业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提供经验依据。【关 键 词】企业政治资本 公司政治治理 政治资源企业 运营绩效 非参数检验一、问题提出公司政治治理是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是公司治理与企业政治行为两者的结合，主要研究在既定的企业内外部政治制度环境下，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自19
3、32年提出以来，迄今仍是理论经济、财务金融和组织管理等领域的研究重点(Berle，Means，1932；Fan，Wei，Xu，2011；Okhmatovskiy，2010)。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政治学、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的研究侧重各异(Getz，2002；Peng，Luo，2000；Sheng，Zhou，Li，2011)。多数学者集中于个体层面的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的研究(Sheng，Zhou，Li，2011)；而另外一些学者从事公司层面的企业政治活动的研究(Lux，Crook，Woehr，2011)。公司(企业)绩效因此可划分为一般公司绩效和公司政治绩效，迄今两种绩效研究主
4、要聚焦于公司财务绩效的表现(李维安等，2010)。事实上企业政治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制度转型国家更为盛行。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企业政治行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ux，Grook，Leap，2012；Sawant，2012)。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政治行为已有20多年的学术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缺乏对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有权差异造成企业设立党组织实现政治治理的路径依赖：非国有企业走过了“借红帽子”、“戴红帽子”、“迎取支部”以及“升格党委”等阶段的政治治理道路，建立党组织是非国有企业形成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
5、(高红波，邱观建，2012)；而国有企业的政治治理试图从承包制、股份制到整体上市等途径上实现其政治资源优势，近年来一些中央企业积极探索“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双肩挑”的政治治理机制，但对此做法目前理论界与企业界仍存在支持和置疑的两种观点(陈世瑞，2012)。基于中国企业政治治理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当前开展政治治理管理实践的紧迫性，本文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以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为主体的不同政治治理组合是否显著影响企业运营效率？本研究以设立党组织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资本周转效率和现金保障能力两个运营效率维度，检验上述治理组合对企业运营效率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而检验何种政治治理组合
6、对设立党组织的企业的运营效率最为有效。本研究突破了现有企业政治行为理论研究的二元划分，提出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现象及其政治治理组合机理。在发展经典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范畴，提出政治资源企业的嵌入政治联系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同时，对该类企业政治治理结构与企业运营效率就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给出实证检验结果。基于结果变量指标数据的非正态性，本研究采用均值中值和概率分布特征相互参照的统计量进行非参数计量检验，有效克服参数统计检验方法稳健性和有效性问题，解决了在非Gauss分布条件下传统参数统计检验的局限。本研究发展了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政治资本理论。对其与运营效率的研究，丰富了全球市场经济环境下
7、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政治资源企业的嵌入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问题，突破和发展了经典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范畴。将政治关联和企业政治活动两方面统一于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研究之中，深化了对中国情景下的政治资源企业政治资本的理解。本文对于解决当前中国企业公司政治治理管理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价值。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政治治理，及其在中国情景下是否发挥作用和如何在特定历史情景下发挥作用的理解，推动管理实践的中国化创新。企业运营效率分析，为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双肩挑”等棘手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证支持。并为非国有政治资源企业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提供经验依据，进而对
8、推动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政治治理结构的合理安排。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公司政治治理理论分析随公司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入，侧重内部关系治理的研究转向企业法律制度和国家文化等治理环境方面，其中公司政治治理的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企业个体层面，以社会资本为构架，关注新兴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管理者连带即政治连带(political ties)，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的研究空间。企业通过控股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等关系渠道与政府领导建立个人关联获取收益(如优惠融资、较低的税率和宽松的管制)。企业层面的政治行为，西方国家中主要包括游说、报告调查、合法行动、政治捐款、私人服务和选民培养等类型(Getz，
9、1993)，而在中国，主要有直接参与、代言人、信息咨询、调动社会力量、财务刺激和制度创新等形式(田志龙，贺远琼，2003)。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我国公司政治行为目前仍处于无序、不规范和相对滞后状态(王叶敏，2008)。学者们围绕企业党委权力、企业党建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有限的政治治理探索。Chang and Wong(2004)研究企业党委权力指数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结果表明，党委决策权超过控股大股东时减少大股东侵占对绩效有积极影响，党委决策权超过经理时对绩效有负面影响。高红波和邱观建(2012)从非国有企业视角论证企业党组织是一种企业政治资源；陈世瑞(201
10、2)认为党组织政治优势是国有企业重要的组织资本，但企业党组和法人治理结构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问题尚未解决。目前总体上，该领域研究仍停留在一些规范性的判断，缺乏严格的实证支持。综上分析，现有的企业政治治理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设立执政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政治治理缺乏论证。以组织治理变量为研究手段，提出并界定政治资源企业这一组织现象，以及研究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可以进一步丰富企业政治联系理论；二是对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政治治理与运营效率的关系问题尚不清楚，缺乏实证依据；三是对涉及政治资源企业嵌入党委书记的政治联系的公司治理问题仍然缺乏实证检验。该问题的检验对于当前中国国有企业党建
11、与公司治理协同机制的建立，如对当前国有企业党建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双肩挑”等棘手问题和争议的解决，提供有力的实证研究证据。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建立理论、对理论进行检验或者发展已有的理论。徐淑英和张志学(2005)认为，在组织研究领域，建立中层理论对学者而言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组织现象的高度情景化，很多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会影响组织管理实践中的解决方案。公司政治治理理论的研究目前恰好处于这样一个挑战阶段，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组织制度情景，进行理论碎片的收集和理论雏形的搭建。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分离、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即所谓的“两肩挑”问题)，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一人担
12、任等治理组合，实证检验其对基于运营周转和现金保障维度的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2.公司政治治理假设提出企业高管和董事会关系是现代公司治理中关注的重点(Boyd，Haynes，Zona，2011)，其中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治理准则，以及1992年英国凯德伯瑞报告的董事会和CEO关系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周建等，2011)，迄今学术界对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一直争论不休。经济金融学视角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两职分离”假说(Berle，Means，1932；Fama，1980)，强调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管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管理学和心理学视角的管家理论的“两职合一”假说(Davis，Scho
13、olman，Donaldson，1997)，强调总经理能代表和保护股东利益，并与董事会一起为公司价值服务；社会学视角资源依赖理论则强调资源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权变性，提出“环境不确定性偏好”假说(Davis，Cobb，2010；Preffer，Salaneik，1978)。以上假说都有相应的实证支持(Peng，Li，Xie，Su，2010；Peng，Zhang，Li 2007)，但这些研究没有关注在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合一(即CEO二职合一)是否对其企业运营效率有显著影响。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党委书记与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任职结合，对公司营运绩效(考察资本周转和现金保障
14、二维度，下同)的影响，可分为总体和半关联两类情况，在总体关联情况下，只有党委书记兼任或不兼任同一个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两种任职状态；在半关联情况下，还需增加党委书记兼任副总经理或执行董事这种半分离等三种任职状态。企业政治联系作为企业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设立党组织和党委书记的企业有利于与政府沟通，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有助于企业加强外部政治关联(Chang，Wong，2004)，依据资源依赖理论(Preffer，Salaneik，1978)的观点，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资源，对资源需求构成组织的外部依赖，资源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组织依赖性本质、范围与影响程度。企业作为资源需求的一方会对资源控制的一
15、方政府产生依赖性，进而企业掌握政治资源的多寡会对其运营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徐细雄等，2010)。为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a：企业党委书记任职总体关联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公司与党委书记不兼任的公司在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H1b：企业党委书记任职半关联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公司与党委书记不兼任或兼任副职的公司在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根据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理论(Berle，Means，1932；Fama，1980)的观点，CEO二职分离会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提高董事会重大问题决策和执行效率，更
16、有利于企业提高运营效率。类似于假设一，首先对总经理兼任或不兼任同一个企业董事长两种任职状态进行分析，二职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半分离同样影响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增加总经理兼任同一企业的董事半合一情况下等三种任职状态(即总经理兼董事长、总经理不兼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检验企业运营效率，分别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2a：总经理董事长任职总体分离状态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董事长总经理总体分离的公司与实行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合一的公司在企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H2b：总经理董事长任职半分离状态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总经理兼任同一企业董事与实行董事长总经理完全分离或合一的公司在企
17、业运营效率方面有显著差异。依据资源依赖理论(Davis，Cobb，2010；Preffer，Salaneik，1978)和政治资源优势(Getz，1993；陈世瑞，2012；高红波、邱观建，2012)的观点，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三职合一提高企业资源获取和运用能力，对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管家理论(Davis，Schoolman，Donaldson，1997)理论上支持总经理董事长二职合一情形，将假设一和假设二相结合，考虑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组合情况，党委书记、总经理和董事长三职合一会对企业运营绩效产生差异性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H3：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实行党委书记
18、、总经理与董事长三职合一与其他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组合的公司在企业运营绩效方面有显著差异。CEO二职合一和分离不管使用委托代理理论还是管家理论都是两个理论极端。在市场经济中，虽然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需要赋予总经理为首的高管团队足够的权力，CEO二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层应对市场变化的执行能力，但在中国复杂的制度转型情景下，对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总经理兼任董事长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并不显著(Lei，Liang，2012)，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分离的中间状态作为一种治理平衡，更有权变地适应复杂的制度转型下的情形。进一步考虑假设一和假设二提出的半关联半合一情况，将企业党委书记、
19、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组合情况分成九种组合情况分析，考虑总经理兼同一企业董事的中间状态，提出以下假设：H4：考虑CEO半合一和党委书记任职半关联九种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九种任职组合有显著差异，且实行总经理与董事长二职分离的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比其他任职组合有更好的企业运营绩效。三、非参数检验研究设计1.变量与方法选择(1)前因变量编码。党企联系变量。企业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在半关联分类情况下，定义为1，否则为0，党委书记兼任董事或副总经理时定义为0.5，其他情况为0；两职合一变量。董事长和总经理(CEO)由一人担任定义为1，否则为0；在半合一分类情况下，
20、定义为1，否则为0，总经理兼任董事时定义为0.5，其他情况为0；三职合一变量。指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个任职状态，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定义为1，否则为0；在半合一半关联分类情况下，用党政联系状态p、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状态q组成的二维数据(p，q)表示三职组合复合政治治理强度的九种状态，例如(0，0.5)数组变量值表示党委书记不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职，同时总经理兼任董事。(2)结果变量选择。企业运营指标的选取根据研究的需求而定(舒惠好等，2005)。本研究选择企业资本运转速度、企业现金流量能力为运营效率结果变量。指标选择上以李秉成等(2003)，舒惠好等(2005)
21、研究文献为依据，并参考选取2002年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修订)中的指标。选取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现金满足投资比率、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六个指标分别作为企业资本运转效率、现金保障能力的替代变量(见表1)。(3)假设检检验方法法选择。国国内外实实证研究究表明，大大多数企企业会计计与财务务比率指指标数据据不符合合正态分分布(KKahlle，WWalkklinng，119966；薛跃跃等，220055)。单单因素方方差分析析一般用用来判断断因素分分组后各各组间是是否具有有显著差差异的检检验工具具，但要要求满足足各研究究总体
22、服服从正态态分布和和方差齐齐性，而而且这种种参数检检验对于于不等重重复实验验误差较较大(SScottt，MMarttin，119755)。Coonovver(19999)指指出，当当做出错错误结论论的代价价很高时时要更加加重视非非参数方方法的使使用。非非参数方方法除具具有模型型简约、演演绎严密密等特点点外，其其最大优优势就是是结论的的稳健性性，即参参数模型型的假设设不成立立的情况况下，它它比参数数模型更更有效；当参数数方法不不太适用用的时候候，非参参数方法法比参数数方法更更有效地地利用数数据。CConooverr(19999)进一步步指出，使使用一种种统计方方法时不不仅要问问它稳健健吗？还还要
23、问它它有效吗吗？统计计方法当当然应该该稳健，使使得显著著性水平平接近真真实显著著性水平平，但更更应该是是有效的的，以有有效地利利用和处处理数据据，以及及拒绝错错误的零零假设。如如果数据据显然来来自非正正态分布布，或不不适合用用参数方方法的分分布，那那么这时时应当考考虑非参参数检验验方法。综上分析，本研究使用基于Monte Carlo随机计算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假设检验，并采取以下设计进一步增强假设检验结论的有效性：前因变量采用总体二分、半合一半关联，及其组合三类情况，依次检验前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变量采用多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变量指标使用1999-2010年12年份数
24、据，避免使用单一年份时间维度上敏感性问题；采用置信水平99%的5000次Monte Carlo随机计算，以增大样本容量和增强独立性估计；同时观察结果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采用四种非参数统计量比照检验，并进行结论一致性判断，在小于25%，不小于25%、50%、70%的运营指标通过非参数统计量检验时，认为研究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得到部分支持、总体支持和支持。假设检验步骤为：首先对上述结果变量进行偏度分析和One-Sample Kolmogorov-Smirnov正态性检验，确定非参数检验合理性；后用Mann-Whitney，Kolmogorov-Smirnov均值和概率分布非参数统计量对于二分前因变量
25、的研究命题进行检验，用Median，Kruskal-Wallis中值和概率分布非参数统计量对多于二分的前因变量的研究命题进行检验。上述非参数检验统计量及其数学公式详见Conover(1999)，限于文章篇幅，此处不再赘述。2.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1999-2010年在深沪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企业运营数据源于CSMAR财务报表数据库，政治治理数据来自CSMAR治理数据库、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各年年报，以及样本企业官方网站披露的研究报告和高管简历的手工整理。在样本选择中，首先从CSMAR数据库2010年年底深沪上市的2423家公司中，剔除B股中小板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将其与CS
26、MAR治理数据中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作匹配，并通过年报信息进行手工比对，考虑到使用面板数据，可能存在时间序列相关威胁，剔除序列相关和趋势以保证组内样本点的独立性，最后得到281个上市公司1037个有效观测值(见表2和表3)。由表22可知，1037个样本观察值中，样本观察值来自工业和商业部门，约占整个观察值容量的66.8%，来自华东和华中地区约占整个观察值容量的51%。由表3可知，1037个样本观察值中88.2%为来自国有企业，可见本研究主要基于国有上市企业样本观察值，而且在时间分布上由远期至近期呈增加趋势。由表2、表3比较发现，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自华东、华中地区的工商行业国有企业的
27、政治治理对其运营效率的影响程度。四、实证检验1.结果变量统计描述结果变量除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外其他指标均值都超过中位数(见表4所示)，说明各项比率都呈现非对称分布。在均值与中位数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因此使用中位数判断和基于秩的非参数检验会得到更好的功效。从表5发现，除现金满足投资比率与销售收到现金比率两个指标之间的Spearman相关关系不显著外，其余各项指标之间Spearman相关关系显著，并且本研究企业资本周转效率和现金保障能力两个运营效率维度指标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2.结果变量正态性检验表6所示，所有指标偏度、峰度远远大于2，而且检验显示企业运营效率指标不符合正态分布。如果采用参数统计检
28、验，检验结果可能偏离真实的显著性，造成伪统计检验，所以本研究使用非参数检验各项命题是合理的。3.研研究假设设非参数数检验(11)研究究H1检检验结果果。表77可知，如如果不分分离党委委书记任任职半联联系情况况，政治治资源企企业结果果变量，由由于三组组指标(A111、A112和AA21)均值和和中位数数表现并并不一致致，分离离出半联联系状态态后，党党委书记记不兼任任企业董董事长或或总经理理的运营营指标中中值(除除A211外)优优于其他他情形。由表77、表88，对HH1检验验如下：企业党党委书记记任职总总体关联联情况下下，企业业书记与与董事长长和总经经理任职职分离的的运营指指标在企企业资本本周转效
29、效率(AA12企企业存货货周转率率、A113应付付账款周周转率)与党委委书记与与董事长长(或总总经理)任职合合一有显显著的差差异00.055)，HH1a部部分得到到支持。企企业党委委书记任任职半关关联情况况下，企企业书记记与董事事长(或或总经理理)任职职分离的的运营指指标在企企业资本本周转效效率(AA12企企业存货货周转率率)与党党委书记记与董事事长(或或总经理理)任职职合一有有显著的的差异(A122企业存存货周转转率，AA13应应付账款款周转率率H1bb部分得得到支持持。(2)研究HH2检验验结果。表表9所示示，总经经理和董董事长任任职总体体分离下下，中国国政治资资源企业业各项运运营指标标均
30、值和和中位数数都一致致表明董董事长总总经理二二职分离离优于二二职合一一。在考考虑总经经理兼任任董事的的半合一一状态时时，总经经理兼董董事各项项运营指指标均优优于其他他情形。(3)研究HH3检验验结果。由由表111，考虑虑企业党党委书记记、董事事长和总总经理三三职组合合合一和和分离的的两种情情况，中中国政治治资源企企业各项项运营指指标均值值和中位位数都一一致显示示三职分分离优于于三职合合一，这这个结论论是否显显著须由由表122予以验验证。(4)研究HH4检验验结果。由由表133，基于于党委书书记、董董事长和和总经理理三职九九种组合合情况，党党委书记记、董事事长和总总经理三三职由一一人担任任的企业
31、业的运营营效率最最差，进进一步分分析发现现，党委委书记不不兼任总总经理和和董事长长，同时时总经理理兼任企企业董事事(状态态值为(0，00.5)运营营效率总总体最好好，这个个结论是是否显著著须由表表14予予以验证证。指标检检验结果果表明九九种任职职组合存存在显著著差异，同同时由表表13知知，实行行总经理理与董事事长二职职分离的的同时，除除指标AA21不不显著外外(表114所示示)，其其余指标标显著表表明，总总经理兼兼任企业业董事比比其他组组合有更更好的企企业运营营绩效。故故H4得得到支持持。4.检检验结果果再讨论论虽虽然企业业党委书书记不兼兼董事长长和总经经理，企企业资本本周转效效率方面面(A1
32、12企业业存货周周转率和和A133应付账账款周转转率的均均值)在在p=00.011水平上上，与党党委书记记兼董事事长或总总经理一一职存在在显著差差异，但但基于政政治关联联的资源源依赖理理论，党党委书记记兼任有有利于企企业提高高资本周周转能力力，实证证检验结结果却与与理论分分析方向向预期不不一致。从从中位数数看，党党委书记记兼任降降低了企企业存货货周转(3.55744.600)和应应付账款款周转率率(6.116.558)，由由H1bb检验可可知，考考虑了党党委书记记兼任董董事或副副总经理理等状态态下，其其结论与与H1aa中位数数差异方方向一致致，说明明在政治治资源企企业特别别是国有有企业中中，可
33、能能存在政政治资源源供给过过剩或消消化不良良的情况况。总经理理和董事事长任职职分离情情况下，存存货周转转率、现现金满足足投资比比率在pp=0.01水水平上，盈盈余现金金保障倍倍数在pp=0.05水水平上，与与CEOO二职合合一存在在显著差差异。CCEO二二职总体体分离提提高了企企业A112存货货周转率率(均值值：122.0996.76；中位数数：4.322.775)、AA21盈盈余现金金保障倍倍数(均均值：44.2110.86；中位数数：1.180.662)和和A222现金满满足投资资比率(均值：0.55000.366；中位位数：00.2660.00)，验证证委托代代理理论论的总体体有效性性；
34、同时时，一个个更有趣趣的发现现是，如如果考虑虑CEOO半分离离任职，总总经理兼兼任董事事比总经经理和董董事长职职务分离离更有效效(如AA12存存货周转转率、AA21盈盈余现金金保障倍倍数和AA22现现金满足足投资比比率的中中位数：4.33544.122；1.211.000；00.2990.11)，在国国有企业业中，总总经理适适当兼任任董事，对对提高企企业存货货周转率率、现金金满足投投资比率率和盈余余现金保保障倍数数是有益益处的。那么，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什么样的政治治理组合对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最有效呢？考虑CEO半分离和党委书记半关联任职情况，(0，0.5)组合存货周转率在p=0.001水平、
35、总资产周转率在p=0.01水平、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在p=0.05水平上，应付账款周转率在p=0.1水平上，比其他组合有显著差异，其中企业书记不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组合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而党委书记、总经理和董事长三职“一担挑”由H3和H4检验可知，最不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五、结论与建议1.研究结论基于嵌入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对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运营效率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实行书记总经理董事长三职“一担挑”最不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在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现金满足投资比率、销售
36、收到现金比率显著低于三职组合平均水平。党委书记不兼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董事组合，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在存货周转率、在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到现金比率、应付账款周转率方面上比其他组合有显著差异。CEO二职总体分离，提高了企业存货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和现金满足投资比率。考虑CEO二职任职的半分离情况，总经理兼任董事，在存货周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和现金满足投资比率方面比总经理和董事长完全分离更有效。2.政策建议在中国制度环境下，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如何结合才有利于提高政治资源企业生产力水平，是当前各级国资委和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设立党组织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政治治理
37、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发现，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配置形成的公司政治治理与制度安排，对企业运营效率有显著影响。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第一，为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政治资源企业应避免实行党委书记、总经理与董事长三职“一担挑”。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高度概括了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的外部政治制度情景。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历程表明，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国有企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8、的重要支柱，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在此政治制度情景下，基于企业运营视角的“一担挑”结论，对当前国有企业党建的“交叉任职”“双肩挑”等棘手问题争议解决的建议是，三职合一不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国有企业三职“一担挑”可能会导致国有企业政治资源冗余，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嵌入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问题，会导致许多国有企业政治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对设立党组的非公有制企业来说，挖掘内向型政治资源优势时，尽量避免出现三职合一现象。第二，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企业党委书记不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在中国计划经济和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的制
39、度安排状态，企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当前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公司治理如何结合以提高企业生产力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公司政治治理实践层面的做法带有强烈的经验色彩，更多是凭借党委书记的个人魅力与素养开展工作。本研究采用科学的组织管理实证方法为公司政治治理(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结合)提供了一个实践指导，为中国政治企业管理实践特别是国有企业新旧“三会”的组织机制的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政企分开”有助于提高政治资源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国有企业党建与法人治理结构结合的重大基础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党委书记不兼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任企业董事职位配置对企业实际运营状况和运营效率的影
40、响，整合调整不断优化企业党建与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党政分开的同时，有效加强企业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有效沟通，产生协同作用。第三，探索中国情境下提高企业政治治理机制的非政治治理效率途径。中国国有企业党建是一种硬约束的政治法律制度，明确要求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而企业党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共存于一个公司政治治理机制之内，总经理兼任董事中间状态作为一种治理平衡，更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有利于在“所有权、决策权和执行权”总体分离的同时，建立企业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有效沟通机制。中国目前市场经济转型和价值观转变的经济社会状态复杂性，增加了中国政治资源企业绩效激励行为的复杂性。总经理兼
41、任董事比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分离，适应了复杂制度转型下的情形，更有效地利用各种信息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另外，由于所有制和历史原因，虽然非国有企业积极开展戴“红帽子”和升格党委等政治治理行为，但目前仍处于政治资源供给不足的状态，因此，非国有企业在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合法性的同时，不能忽视非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适应范围组合的把握。通过总经理兼任董事等机制，提高非国有政治资源企业生产运营效率，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第四，在中国情境下，探索提高企业政治治理机制的非政治治理效率途径的原则。在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如果要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需要坚持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总体分离的原则。虽然
42、总经理兼任董事比CEO二职分离更有效地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但这与董事长和总经理总体分离有利于提高政治资源企业的运营效率相比，两者并不矛盾。在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总经理不兼任董事长的情况下，通过兼任企业董事，在公司战略问题等重大决策权和日常经营执行权总体分离的情况下，总经理以董事的身份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通报企业实际运营状况和存在问题，同时，发挥董事会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和专业背景特长，以及政治资源企业的政治优势，有效执行“两下一上”决策程序，提高企业董事会重大问题的决策信息质量，避免开展重复调查等增加管理决策成本的工作；兼顾企业政治治理机制和非政治治理机制并重，避免犯重公司政治治理只发挥公司的政治
43、优势，轻公司非政治治理的错误。注释：“政治资源企业”：一般指获得所在国或地区政治资源禀赋、或具有政治行为表现或政治行为倾向的盈利性组织，目前尚未有一个广为认可的确切定义，因而依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异。【参考文献】1Berle, A. A., and Means, G. C.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32.2Fan, J. P. H., Wei, J. K. C., and Xu, X. 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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