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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TA对FDI的影响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实证研究内容提要：用知识资本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对OECD国家和东盟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北型RTA比南南型RTA能带来更多的FDI。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一体化时，最优选择是和发达国家缔结贸易协定。关键词：FDI RTA 知识资本模型作者：俞顺洪 浙江省委党校在区域一体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寻求和其他国家建立区域贸易协定，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有必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南北型、南南型贸易协定在吸引FDI能力上的差异。本文拟用知识资本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对OECD国家和东盟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分析。RTA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后
2、贸易成本的减少影响着FDI，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贸易成本和FDI之间的联系。此外，南南协定和南北协定的国家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以及区域内国家的技术差异都是不一致的，由此也给RTA吸引FDI的类型、能力带来了影响，本文也会对此进行分析。通过同时考虑贸易成本和在成员国家间的技术差异，知识资本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RTA对不同类型FDI（水平和垂直）影响的框架。一、文献综述Markusen et al.（1996）和Markusen（1997）建立了2*2*2模型（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来分析影响FDI的不同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技术差异、双方国家距离、贸易成本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他们按投
3、资动机把跨国公司分成三种类型，并且做了比较分析。其中，水平投资型公司总部在本国，每个国家有工厂，每个当地工厂服务的都是当地市场；垂直投资型公司总部在本国，在东道国设有工厂，生产的产品再出口回本国；本国公司总部和工厂都在本国。知识资本模型是综合了水平投资和垂直投资的模型。垂直FDI属于资源或效率寻求型，跨国公司分离他们的生产过程（假定此种分离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成本），以利用各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差异。一般而言，垂直投资是想获得当地的非技术工人，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本国拥有熟练技术工人而东道国拥有丰富的非熟练技术工人。有关垂直一体化的模型首见于Helpman（1984）、Helpman & Kru
4、gman （1985）。影响垂直投资的因素有贸易成本和技术差异。随着东道国贸易成本的上升，进行垂直投资的跨国公司必须以较高的成本从东道国进口商品，因此垂直投资会减少。然而，随着东道国和母国技术差异的扩大，低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将会降低。因此，会鼓励跨国公司以更低的生成成本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结果，随着贸易成本下降和技术差异的增加，垂直投资将会上升（Yeyati，stein & Daude，2002；Lesher & Miroudot，2006）。水平FDI属于市场寻求型，目的是为了接近当地消费者，也可能是为了利用跨国公司的基于知识的资产（Markusen，1984；Markusen & Venab
5、les，1998）。影响水平投资的因素是贸易成本和当地的市场规模以及他们的交互作用。如果没有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是指贸易壁垒以及与贸易有关的交易成本，比如运输成本。公司显然会在母国进行生产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然后把产品出口到各国。当东道国贸易成本上升，出口到该国的出口商的边际成本也上升。因此，出口商就会在当地设厂，直接销售产品。如果东道国市场规模扩大，跨国公司将会更有动机在当地设厂，这一战略被称之为“跳过关税”（tariff-jumping）战略。但是，如果贸易成本下降，拥有较高固定成本的跨国公司可能会集中在一国生产，而选择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Yeyati，stein & Daude 2
6、002；Lesher & Miroudot，2006）。与垂直FDI正好相反，水平FDI更容易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发生。因为要素成本不一，会使得在高要素成本国家生产不合算；而且在贸易成本一样的情况下，公司应该会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否则，公司就会在大国生产后出口到小国，以充分利用公司的规模经济。水平和垂直FDI的主要区别是：在垂直FDI下，每个分子公司的生产不仅为当地和本国市场服务，而且也受跨国公司在各国间整合（使之一体化）公司价值链的需要所驱使。RTA的执行，消除了贸易壁垒，因此在扩大市场总体规模的同时，显著地削减了本区域内垂直和水平FDI的交易成本。Carr et al.（200
7、1）首次验证了知识资本模型，分析FDI如何受到以下国家特征的影响：经济规模，相对禀赋差异，贸易和投资成本，以及这些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本文延用Carr et al.（2001）和Egger & Pfaffermayr（2004）的模型来进行有关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对FDI影响的经验分析。主要从区域内跨国公司（insider）、区域外跨国公司（outsider）以及水平投资与垂直投资的角度来对RTA对FDI的影响来进行分析。本文不同于Carr et al.（2001）和Egger & Pfaffermayr（2004）的之处在于：不仅仅考虑RTA在成员国间对FD
8、I的影响，还考虑RTA对于从非成员国到成员国的FDI的影响。其中第一个效应称之为区域内效应；第二个效应为区域外效应。二、模型方法和数据来源方程（1）是本文的模型。因变量是各国家FDI流出量。自变量基本延用Carr et al.（2001）和Egger & Pfaffermayr（2004）的模型，只是把双边投资协定的变量（BIT）用RTA代替；表示东道国和母国相对禀赋差异的中学升学率用人均GDP来代替。（1）其中表示在年国流出到国的FDI。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国家国家的固定效应，是可被能忽视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或文化的变量，表示固定的时间效应，是可能被忽视的随时间变化的效应，这些时间效应以相同
9、的方式影响所有的国家组之间的FDI。，表示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表示母国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相似性；表示东道国和母国间相对技术劳动力差异，其中，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母国和东道双边距离和技术差异的交互作用，其中表示国和国之间的距离；，表示技术差异和市场规模的交互作用；（）是虚拟变量，当东道国和投资国同属NAFTA（）时，其值为1，否则为0；（）也是虚拟变量，当只有东道国属于（）时，其值为1，否则为0。Carr et al.（2001）用东道国子公司的销量来代表FDI，因此并不足以区分垂直投资和水平投资。本文使用的是1991-2000年间包括东盟8国和OECD国家的双边FDI数据，有26
10、26个观测值，454对国家。其中32个东道国，37个投资国；投资国除东盟8国外，其他国都属于OECD国家。具体投资国和东道国名称见附录。东盟国家的FDI数据来源于东盟秘书处网站；GDP和人均GDP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网站；双边距离来源于Rose（2004）；OECD国家组FDI的数据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联合开发的EUGene（Expected Utility Genera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Program）项目。三、回归结果分析表一：回归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整个样本OECD组AFTA组变量系数标准差系数标准差系数标准差1.159* 0.060
11、2.080* 0.136 1.131* 0.133 0.737* 0.044 1.289* 0.114 0.804* 0.065 2.864* 0.644 12.918* 3.795 0.776 0.932 -0.322* 0.042 -0.414* 0.173 -0.532* 0.050 -0.048 0.032 -0.560* 0.188 0.179* 0.049 AFTA-1.230* 0.249 -0.628* 0.271 NAFTA1.157* 0.535 2.285* 0.736 NAFTAOUT1.003* 0.134 0.562* 0.176 AFTAOUT2.048* 0.1
12、93 1.131* 0.265 观测值26261881745R20.321 0.395 0.347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经过Hausman检验，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表一即回归结果，以下就回归结果做一分析。1的系数为正。水平FDI和垂直FDI中，只有水平FDI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因为水平FDI是市场寻求型的，目的是为了接近当地消费者。随着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增大，出口到该国的出口商将会获得更多的消费者，但同时也面临更高的边际贸易成本。因此即使他们必须支付很大的固定成本，也会更有动机在东道国设厂。但是，垂直FDI是资源或效率寻求型的，并不受市场规模的影响。因此，市
13、场规模GDP的系数估计系数为正。而且，从系数大小看，OECD国家组的要比AFTA组的大，整个样本组的也要比AFTA组的大，这和我们的预期相符：OECD国家的市场规模比AFTA国家的大，更能吸引水平投资。2的系数为正。根据知识资本模型，东道国和母国市场规模上一定的差异会鼓励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厂。因此，母国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相似性对水平投资有正的影响。OECD组内和AFTA组内的国家基本上都具有市场规模的相似性：OECD组内的国家一般市场规模大，而AFTA多为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小。因此，他们的SIMI系数都是正的，其中OECD国家组的SIMI系数最大，表明OECD国家间的市场规模最具相似性，最
14、能促进水平投资。垂直型FDI和市场规模不相关，但是整个样本组和AFTA组，水平型投资也还是存在的，所以，其系数也还是正的，只不过其值没有OECD组的大。3 的系数为正。垂直FDI的动机是想利用东道国的非熟练劳动力进行劳密型产品生产，因此东道国和母国间相对技术劳动力差异应该对FDI有正的影响。 的系数为正，且除了AFTA组的之外，都是1统计显著的，这说明三个样本组中都存在垂直FDI。而且在三个样本中，OECD组的垂直FDI最多，因为，在OECD国家组内，还有墨西哥、捷克等发展中国家。4的系数为负。Egger et al.（2004）证明，如果母国和东道国距离遥远，那么技术差异支持垂直FDI的力度
15、就会变小，因为距离带来了运输成本，阻碍了垂直FDI产品从东道国出口到母国。从上述可知，相对禀赋的不同减少了水平FDI，加上距离的交互作用，水平FDI也会变小。因此，系数为负。在三个样本组中，AFTA组的系数绝对值最大，因为投资国多为发达国家，总体而言与东盟国家的距离最远。5的系数为负。代表了技术差异和市场规模的交互作用。Egger et al.（2004）认为，它对水平FDI有负的影响，对垂直FDI有正的影响。这与表一的回归结果一致。在OECD国家组，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水平FDI占主导地位；在AFTA组，符号为正，表明垂直FDI占主导地位。在整体样本中，其系数也为负，说明水平FDI占多数。6
16、AFTA系数值在两个样本组中都是负的，NAFTA的则都是正的；AFTAOUT和NAFTAOUT的系数值在任一组中都为正。以下从水平、垂直FDI角度来分析RTA影响FDI的渠道。虽然，精确的定义水平还是垂直FDI有点困难，但是知识资本模型使我们能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从表一中可以看出，NAFTA的区域内效应比AFTA的大得多。区域内效应取决于FDI的性质，或者说取决于FDI和贸易是互补还是替代的关系。水平FDI和国际贸易是替代的关系。高贸易壁垒增加了通过贸易服务各国市场的成本，因此跨国公司会在各国设立各分支机构服务当地市场。随着东道国贸易成本的上升，水平FDI会上升，而垂直FDI会下降。为了规避
17、东道国上升的贸易成本，母国的出口商可能会在东道国设厂销售。因此，水平FDI增加。是谓 “跳过关税”效应。但是，垂直FDI会减少，因为母国要面临进口成本的增加。垂直FDI和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因为垂直FDI伴随着大量的中间品贸易。贸易壁垒将使垂直投资减少，因为它增加了垂直一体化战略中的交易成本。RTA形成后，贸易壁垒下降，且只针对成员国，所以此效应应该会更大。也就是说，当两国形成RTA时，贸易成本下降，垂直一体化投资将会从中获益，从而进行更多投资。但是，贸易成本下降会使跨国公司减少在东道国拥有高沉没成本的投资。也就是说，贸易成本下降，水平FDI将会从规模经济中得益，而非从规避关税中得益，所以水平型
18、投资会减少。因此，作为南北型协定的NAFTA，成员国间存在大的技术差异时，垂直FDI的增加会超过水平FDI的减少，NAFTA对FDI有正的效果。而在南南型协定的AFTA，技术差异较小，水平FDI的减少可能超过垂直FDI的增加，因此AFTA对FDI有负面的影响。NAFTA成立后，流入墨西哥的FDI翻了一番，达到了每年40亿美元。1994年达到了100亿美元以上，1995年略有下降，达到95亿美元。尽管发生了比索危机，但墨西哥FDI政策的自由化（由NAFTA条款予以规定和加强）、邻近美国市场和有保证的美国市场准入（只要满足当地含量的要求）、低成本的劳动力仍吸引FDI以较高的速度流入墨西哥（B1om
19、stro & Kokk，1997）。考虑到在NAFTA形成前，美国加拿大间已经有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自由贸易，墨西哥和美加间虽然有贸易限制，但是许多限制也已在1989年前也已经废除；而东盟各国间真正大幅削除贸易壁垒，还是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始，因此贸易壁垒的削除对FDI流入的影响应该是南北型的RTA要远大于南南型的RTA。也就是说，对于区域内效应而言，AFTA对FDI有负影响，NAFTA有正的影响。AFTA和NAFTA的区域外效应都为正，但是前者要大于后者。这是由RTA的市场扩大效应以及AFTA各国对外关税的降低造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签订后，区域内市场扩大，跨国公司为利用规模经济，会增加区
20、域内的水平FDI。也就是说南南型的AFTA内的水平FDI也会增加，因此AFTA区域内的总FDI量也会随之增加。但是鉴于AFTA是南南协定，区内各国大多属发展中国家，人均GNP比较低，因此市场扩大效应带来的水平FDI的增加应该有限。FDI的增加很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垂直FDI的增加。由于市场扩大效应，区域外国家对区域内的垂直FDI也会随之增加。而且，这一时期的东盟各国，由于单边、多边贸易自由化，对外的关税一直呈下降趋势，也就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成本下降，这使发达国家对区内的垂直FDI增加。而NAFTA中的墨西哥的对外关税在样本期间比样本中的大多数东盟国家都高，这一点可以从表二中可以看出。东盟8国除泰国
21、和越南外，其余国家1999年和2000年的平均对外MFN关税都低于10，而墨西哥2000年的MFN税率高达18.2。对外开放非常重要，因为开放不仅会增加RTA对FDI量的影响，而且会影响水平FDI和垂直FDI的组成比例。水平FDI有时是由于扭曲的存在造成的（国家的高保护政策），水平FDI和垂直FDI的转变能改善一国得自跨国活动的利益。水平FDI和贸易是替代关系，当关税降低时，扭曲的水平FDI会由贸易所代替，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也会比之前降低。 除了关税降低的原因外，还因为贸易免除了进行水平投资而带来的高沉没成本。因此双方国家都能从中获益。墨西哥由于高MFN关税，接受来自区域外的垂直FDI就会
22、少于东盟国家获得的垂直FDI，而对于东盟各国来说接受的水平FDI应该要比墨西哥接受的少，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市场规模更大。因此东盟各国由于对外MFN关税的下降引起水平FDI减少的量比较小。两方面的作用造成了AFTA的区域外效应大于NAFTA的区域外效应。表二：东盟8国和墨西哥的平均对外MFN关税比较 单位：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文莱3.13.13.13.13.1印尼10.8N/A N/A9.97.8老挝9.5N/AN/A9.59.3马来西亚8.48.9 N/A8.28.0菲律宾14.012.710.49.57.1新加坡0.40.40.00.00.0泰国N/AN/AN
23、/A 16.916.4越南N/A13.013.015.615.1墨西哥12.614.814.716.018.2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四、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有关AFTA的区域外效应被证明比较大，而区域内效应却为负。因此，综合AFTA和NAFTA的区域内、区域外效应看，NAFTA这一南北型的RTA要优于南南型的RTA代表AFTA。南北型协定确实能带来垂直FDI的增加，来自区域内的垂直FDI增加尤其明显。而对于南南协定而言，FDI的增加很大一部分是由对外MFN关税的降低所带来的。另外，与南南RTA相比，南北RTA更能增加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的信誉，从而有助于增加投资，吸引FDI。当发展中国家借以赢得信
24、誉的有关政策在RTA中详细规定，或者北部国家能从南部国家的成功中取得收益，如减少移民压力时，FDI的增加则更容易发生。第三，一般来说，南北协定的区域市场规模要比南南协定的市场规模大，更容易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吸引水平FDI。所以如果剔除其他因素，仅从南南协定、南北协定本身来考虑，在吸引FDI上，南北协定要优于南南协定。因此，如果光就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而言，笔者更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南北型的区域贸易协定。如果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是南南协定，对外就应该实行开放主义（即同时实现与其他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而非保护主义，如此才能吸引FDI，才有可能利用FDI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附：知识资本模型中FD
25、I的东道国和来源国OECD组AFTA组东道国来源国东道国来源国澳大利亚 奥地利澳大利亚 奥地利文莱 印尼澳大利亚 文莱加拿大 捷克、丹麦比利时 加拿大 中国老挝 马来西亚加拿大 中国 丹麦芬兰 法国 德国捷克 丹麦 芬兰 法国菲律宾 新加坡芬兰 法国 德国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德国 希腊 匈牙利泰国 越南墨西哥希腊 印尼 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 墨西哥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意大利 日本 老挝挪威 荷兰 波兰日本 墨西哥 新西兰墨西 马来西亚 新西兰葡萄牙 西班牙挪威 荷兰 葡萄牙荷兰 菲律宾 葡萄牙瑞典 瑞士 土耳其波兰 新加坡 西班牙新加坡 西班牙 瑞典英国 美国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泰国英国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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