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管理设备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规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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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泓域/热管理设备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规划热管理设备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规划目录一、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3二、 公司治理研究的趋势8三、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14四、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19五、 决策权威21六、 决策者过度自信24七、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28八、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31九、 项目简介35十、 产业环境分析39十一、 热管理方案的升级:新增电池热管理系统,冷却和加热回复更复杂43十二、 必要性分析45十三、 公司简介46十四、 法人治理48发展规划分析62(一)公司发展规划621、公司未来发展战略62公司秉承“不断超越、追求完美、诚信为本、创新为魂”的经营理念,贯

2、彻“安全、现代、可靠、稳定”的核心价值观,为客户提供高性能、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致力于发展成为行业内领先的供应商。62一、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21世纪商业世界中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企业都希望在激烈拼杀的红色海洋中退出,去寻找蓝色的海洋。但无论企业寻找蓝色海洋的目标或愿望能否实现,为了生存和发展,任何企业都必须不断地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大到全球知名的企业IBM,小到任何一个家庭作坊式企业,都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制定对企业未来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虽然每个企业战略决策的规模可能不同,但每个战略决策对该企业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个企业都非常关注战略

3、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质量,因为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企业的业绩。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对战略决策质量和战略决策的实施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中的影响因素,以求提高企业的战略决策的质量。尤其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代理人成了企业的主要决策者,此时如何保护企业股东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成为战略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Dooley&Fryxell(1999)对战略决策的描述中提到,“对一个组织而言,一个战略决策将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并给组织带来相应的资源要求,组织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略决策制定的质量和决策的实施”。其中,战略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

4、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决策承诺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所以决策承诺是影响一个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决策者对已经制定的决策的承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何提高决策者承诺是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战略选择分析方法中,一般假设管理者制定决策的目标是最大化,公司的财务业绩。但是战略管理领域对公司业绩和战略决策质量关系的研究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因为公司的总体业绩表现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战略决策的作用很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掩盖或消除。所以在关注战略决策为企业带来财务业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决策制定的分析框架涉及多个领域

5、,可以从数量分析方法延伸到行为学。管理者是公司主要的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的人或群体,管理者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及决策环境对其的影响是分析决策制定行为的重要因素。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目标可能是不一致的,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目标制定有损于股东的利益的决策。也就是说,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不可回避。特别情况下,企业的股东就是管理者,可以忽略两者间的代理问题对决策制定的影响。但是,Simon(1976)在批判理性人假设时指出,人获取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意味着在制定决策时,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决策者通常只能在几个可替代选择中进行比较之

6、后制定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的决策环境里,管理者对信息的有限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有限认知能力,必然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随着将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统观点的出现,比如Simon认为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是人类有限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造成的。在分析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时,有限理性假设使得决策环境因素显得非常重要。学者们认识到必须把决策置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决策理论中原来对理性假设的研究模式发生了改变。人在与环境的积极相互作用中,其主观能动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不再是被动的环境接受者。战略管理对决策目标的评价在不断调整。最初关注决策制定对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后来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提出,开始考虑

7、组织中代理问题对决策者行为选择的影响。有限理性假设提出之后,战略决策领域越来越多关注决策者在有限理性情况下的决策行为和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机制问题。公司内部进行的决策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称为“战略决策”。战略决策和非战略决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界限,但有一些特点可以对两者进行区分。Mintzberg,Raisinghani&Theoret(1976)将“决策”定义为:“是一个对行动的特别承诺(通常是对资源的承诺)”,战略决策是“与重要性联系在一起的,即执行行动、资源承诺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过程是“一系列行动和动态因素的集合,过程从行为的激发开始,到对行为的特别承诺结束”。Chandler(19

8、62)认为“战略决策关系到企业的长期生存问题,事务性决策更多的是处理日常事务,使企业的日常运转更有效率”。Nutt(1998)将战略决策定义为“对一个组织而言将产生重要后果和资源需要的一个选择”。本书采用Nutt对战略决策的定义,它反映了战略决策的本质,但同时也吸收了Mintzberg等人的观点。在考察战略决策时,“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战略决策必然涉及企业的资源重新配置和新的资源需求。战略决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任何一项战略决策都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组织内各利益团体之间可能的冲突。什么是战略决策质量?字面含义看起来非常简单,却很难给出精确的定义。Korsgaa

9、rd(1995)对决策质量的描述是:“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基于Korsgaard对决策质量的描述,战略决策质量应该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对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贡献,理论上战略决策质量可以用其带来的直接结果来简单衡量。但在战略决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影响战略决策的结果,所以必须有不同的维度来衡量战略决策质量。心理学主要用决策制定过程的相关因素来衡量战略决策质量,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信息处理因素,主要考虑决策方法的选择、信息的共享和决策成员之间的沟通等问题;态度因素,主要考虑成员对决策感知的难度、成员对决策的信心和成员

10、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社会交互作用因素,主要考虑成员对决策的影响、决策成员对群体过程的评价和决策的效率等因素。本书采用Korsgaard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定义,并借鉴心理学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分析,从决策过程的角度来评价和度量战略决策质量。什么是决策承诺?承诺在心理学上是“一种个人对与其有联系的组织的态度或定位”,交易理论认为“承诺”是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形式。休谟对“承诺”的经典论述是,“为了区别两种计较利害的和不计较利害的交往,人们就给前者发明了某种语言形式,借以束缚自己去实践某种行为”。这种语言形式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承诺,在作出承诺时,除了“说出”或者“书面写出”这种行为之外,所承诺的行为

11、都是将来时的行为。在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决策承诺”即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成功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提出,总体的决策成功取决于决策的制定质量和决策者对决策的执行,由于决策制定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决策的信息、决策者的兴趣及决策的被接受程度等。所以,决策者对决策的承诺水平是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二、 公司治理研究的趋势公司治理和战略决策密切相关,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都有一套决策规则,并根据此规则进行战略选择。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代理问题,管理者制定的决策不一定总是产生所有者所期望的结果,所以公司治理关注的

12、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管理者制定决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不断发生的著名公司丑闻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和目标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公司治理的内涵是什么,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认识。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很难用简单的术语来表达。奥利弗哈特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一文中提出公司治理存在的两个条件:代理问题和交易费用。他认为在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目标分歧,而解决目标分歧问题的合同又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产生公司治理问题。哈特指出,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可以看作一个决策机制,影响

13、公司资源的使用。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他的投资者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经理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Zingales在他的公司治理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在一种关系中产生的准租金事后讨价还价的复杂约束集合,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初始性的契约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契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全的。Williamson从合同和交易的角度提出,治理的实质是对不同类型交易的规制。任何交易都是通过合同关系完成的,不同的交易类型就对应着不同的合同类型。公司就是一系列合同的集合,这些合同治理着公司发生的交易,使得这些交

14、易的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场组织时发生的交易成本。从上述不同学者对公司治理的定义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的概念分为狭义的公司治理和广义的公司治理两种。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即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决策对所有者利益的损害。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主要内容包括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激励等。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传统

15、的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钱颖一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出资人(股东和债权人)、管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同时提出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管理人员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吴敬琏教授则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

16、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由董事会领导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要想防止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公司必须设计完善的治理结构,使得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所以,企业内一系列权力的合理配置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早先国内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论文,基本都聚焦于作为传统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的构成问题,以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如杜莹等(2002)研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曲线关系;

17、浦自立等(2004)分析了董事会领导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和公司绩效负相关。然而,“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和公司的绩效没有必然的显性关系,因为影响公司业绩的因素有很多,决策的结果不一定必然和企业业绩相关”。那么,在董事会只能对战略决策质量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直接研究董事会构成和企业业绩的相关关系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公司治理的研究不仅包含治理结构一个层面,还包含范围更广的公司治理机制。追述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献,实际上并没有“治理结构”这一概念,出现更多的是“治理机制”的概念。公司治理机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其含义非常明确。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是促使经营

18、者在守法经营的前提下,还要努力工作,使公司达到高效率的运作并取得高收益的结果。要完成这一功能,必然要有一定的机制来实际运转,如董事会模式、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与控制权的配置等。这一系列与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相关的、能够维护和促进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契约运行的因素都可以成为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包括股东大会制度、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及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在内部治理机制中,目前的研究焦点一般都关注董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的人数、决策权配置等问题。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相关机制。外部治理机制涉及内容广泛,以公司

19、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交往为基础,如管理者声誉、信任和共同愿景等可以影响管理者的行为和决策的社会资本因素也进入了公司治理研究的范围。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实施协同治理,可以更好地保证公司科学决策。但是内外部机制之间应该如何协同,各种约束、激励机制是否存在优先顺序,理论界和实业界都没有定论。不过,法马最早在其代理问题和企业理论中有过相关论述。法马认为,从企业是契约集合的角度看,经营和承担风险是两个分离的生产要素,经营是一种劳动,用来协调投资的活动,贯彻投资中达成的契约,经营的最大特征是“决策”,经营者通过制定决策获得报酬。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对高层管理者的约束问题,但法马

20、认为对管理者的约束首先应该是企业内部或外部的经理市场,然后才是内外监督和提供最终约束的外部监管市场。公司治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绩效,广义的公司治理目标表达为替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狭义的治理目标更多的表达为替公司的出资人创造财富或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等问题,是以实现权力的制衡为目的的。权力制衡能实现好的绩效吗?答案是不确定的。所以,现代公司治理研究思路需要转化,将公司治理研究的目标从权力制衡转到科学决策,研究如何通过制衡实现科学的决策,最终提高企业绩效。为了研究权力配置和制衡问题,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大多停留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层面上,主要关注

21、的是董事会和高层经营者之间制衡关系。从企业决策过程来看,影响企业决策科学性的因素很多,不仅包含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所决定的决策因素,还包括企业各类参与者的个人和社会资本因素,这些因素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远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以科学决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研究需要有第二个转变:研究范畴从关注治理结构转为关注治理机制。从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对科学决策的作用机理,是对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研究的有益补充。拓宽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范畴,考察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机理。在主要由管理者制定决策的情况下,与管理者相关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机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中国的多数企业

22、中,由于所有者的缺位,可能导致委托代理问题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更加严重。所以,在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被认为或有失灵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的战略决策质量,应该是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三、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技术创新的周期长、风险大及投入成本高等特征,使得很多管理者可能迫于当期业绩考核的压力而退缩。决策学派代表人物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只要涉及管理决策,跨期选择问题是避不开的。管理实践中,企业管理者能够实现在公司长期价值和短期业绩之间的合理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管理者在采取措施最大化公司长期价值的同时,也必须为了确保公司生存而实现短期业绩,否则公

23、司可能被接管或者管理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在现实决策环境下,有些关键决策对长期价值创造有利,但不利于短期业绩的实现。管理者可能为了取得短期业绩而“选择”做出损害企业长期价值的决策,这就是“管理短期主义”。虽然短期主义的存在被广泛接受,但关于短期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如何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在公司长期价值和内外短期业绩压力这二者间作出最优的权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针对管理短期主义问题,研究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提高董事会职能的有效性。监督和建议是董事会的两个主要职能,监督职能可以帮助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建议职能可以帮助管理者在卖力工作的同

24、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国内学者针对董事会职能有效发挥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主要聚焦董事会的监督职能研究如何提升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措施,对董事会建议功能的探讨相对较少;二是主要关注董事会结构特征等输入,变量对企业绩效(输出变量)的直接影响,忽略了过程、情境和行为因素的影响。管理短期主义行为不同于管理者短视行为。管理短期主义倾向和管理短视都可能表现为看重短期回报而低估长期结果,但二者的根本成因却是不同的。管理短视是由管理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强调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即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对未来预见的困难性。而短期主义却产生于组织特征,如企业文化、进程、惯例等,强调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意愿,

25、即组织特征对管理者跨期决策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管理者知道什么是最优的选择,但由于一些组织或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也会主动选择次优战略。管理短视是可能导致最优长期结果的短期行为;短期主义是以牺牲长期价值最优为代价的短期行为。管理短期主义问题有多方面的成因。短视制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是由拥有高度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的机构投资者推动的,这些投资机构的管理者在基金持有人和工作晋升的压力下不断将资金投向看涨的股票,被抛售的股票可能处于暂时被低估而面临被兼并的威胁。企业管理者担心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短期业绩下降表现出过度强烈的反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管理者通过减少有效研发投资达到短期业绩目标,其结果则是以牺牲长

26、期获利能力为代价。在股权分散的大公司中,管理者可能比所有者承担更多的风险,管理者的人力资本都专用性地投资在一个公司,转移成本很高,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但是,Merchant等(2007)提出现行的绩效考核方式是管理短期主义产生的主要成因。管理者过度关注短期业绩的行为是建立在当前会计系统基础上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必然产生的结果。会计信息虽然使得绩效可见,但会计信息却尝试在短期内考评绩效,而此时战略性决策的长期结果还没有显现。不确定性使人们不能清晰地看到未来的结果和发展状况,任何推迟的长期决策都是出于结果的不确定性。懒惰管理者假说认为,管理者是厌恶风险且

27、乐于享受安逸生活的,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创新则意味着冒险和挑战,为管理者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专业的投资管理者关注短期绩效而不喜欢长期或风险更高的项目。但是由股东选出,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对高层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奖惩高层管理者及保护股东利益。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是董事会的一项主要职能,但董事会监督作用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理论界一直处于争论中。董事会处于公司层级制的顶点,履行监督与决策功能,在公司治理中起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监督通常可以提高公司战略决策质量。离职风险假说认为,管理者关注董事会对其能力的评价以及可能的辞退,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有效的监督系统,管理者很

28、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决定了公司未来资源的配置问题,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结果的不确定性对管理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信息和数据的处理能力是影响战略决策选择的重要因素。董事会拥有企业战略制定和执行所必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库,董事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能力,所以也会提高公司的决策质量。国内外学者有关董事会战略参与程度与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董事会积极参与企业战略管理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董事会在战略制定上对高层管理者的建议增加了管理者在战略实施中的参与,也可以增加他们对不同战略选择和对

29、公司竞争地位的贡献的评价。另外,外部董事的职责通过公开的讨论、质询和辩论,能促进拥有多元信息的董事会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战略规划中的冲突通过讨论和质询等过程可以产生明显高质量的战略决策选择。注意力理论提出,管理者决定做什么取决于他的注意力聚焦在什么上面,而管理者注意什么问题取决于管理者所处的环境。管理者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环境,取决于内部规则、资源和关系配置及管理者对特殊进程和沟通渠道的关注。企业财务绩效(如利润或投入资本回报率)的评估将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如果董事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短期业绩指标,则管理者倾向于制定有损于长期业绩的决策,企业就更易出现短期主义问题。一个有长期目标导向的

30、企业,倾向于利用组织资源构建未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追求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这会鼓励企业管理者发展长期战略性资源,而不是实现的短期业绩。长期导向的企业,其管理者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更大信息量基础上的,这可以帮助管理者识别更多的潜在机会。拥有长期目标导向的企业通过协调不同股东对利益及目标的不一致,也可以减少管理者在急性战略决策时的干扰。建立长期导向的企业文化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企业需要反思当前企业业绩考核或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构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激励机制。外部投资人也需要反思,对拥有长期导向文化的企业需要有耐心,允许他们犯错,给管理者信心制定有利于长期价值创造的战略决策。四、 董

31、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一直被视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传统创新理论的范式中,学者更多地关注竞争、市场结构、高管团队特征等因素与创新的关系,但是得出了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为了解释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外部环境下的企业会显示出不同的创新活动,学者们不再将公司视为一个在市场上竞争的黑箱,而是从公司治理层面分析公司的创新行为。与之前将公司内部视为相同整体,忽视公司内部结构的研究不同,公司治理的多个方面都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可以从公司层面解释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导致对该领域的文献仍然分散且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董事会是现代公司

32、治理的核心,而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科学决策,提高决策质量。技术创新作为重要决策之一,打开董事会决策过程黑箱,探究其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非常必要。考虑到董事之间知识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特征是最多被提及的两个影响因素。董事会规模指董事会成员数量。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的多样性也随之增加,能够为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各种互补性知识的概率也会增加。这就保证有足够多的观点进行碰撞,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但是,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成本也将超过由其带来的利益,而这些成本的来源一般为决策的低效率、对风险分担的偏离以及搭便车效应等。而规模较小的董事

33、会拥有更灵活的决策机制,对环境的应变能力也更强,因此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在技术创新决策中,独立董事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人数中占比越大,那么该企业有关研发投资的决策就更可能容易得到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和认可。管理层通过提高创新决策的决策承诺,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所以,提升董事会独立性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但是,独立董事的任期越长,他们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共享的团队特定经验水平越高,其功能异质性的水平就越低对公司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34、将有可能越弱。董事会的部分职能对创新具有显著影响。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和任期等认知层面的异质性更有助于激发建设性辩论和创新决策。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不利于权力监督和制约;两职分离有利于职责分工,但是还会产生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董事会直接参与风险监控对整合风险管理与技术产品创新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而董事会利用外部审计进行风险监督会削弱整合风险管理对技术产品创新的正向关系。Yasemin(2006)指出,对外部董事的监控不能作为研发投入战略方面普遍有效的治理机制。Sapra等(2014)则提出,管理者受到的监管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创新水平的提高。资源基础观视角下,董事任期

35、的异质性能促成更多的产品创新。董事性别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也有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关键多数理论,Torchia等(2011)发现当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达到关键人数时,她们便会对董事会会议的过程、动态性与信息交互产生显著影响,当董事会内有至少3名女性时,董事会对企业创新的贡献更高。五、 决策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适度承担风险。风险与收益的均衡原则决定了企业的风险行为选择,即风险承担程度的选择。以往学者们主要从外部环境、管理者薪酬激励以及企业股权结构等方面分析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例如,Eisenmann(2002)研究发现管理者股权以

36、及业务多样化都与企业风险承担呈正相关关系;Simsek(2007)对管理者任期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风险承担在管理者任期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总之,以往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都将管理者看作是理性的。学者们将管理者决策权与包括兼并、债务融资选择、企业绩效在内的多个重要企业结果联系起来,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决策权威对企业的重要影响。例如,Bebchuk等(2011)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决策权威与公司价值、盈利等企业结果负相关;Pornsit等(2011)也支持管理者权威与企业杠杆水平负相关,进而有损于企业的绩效;Adam(2005)的研究支持管理者的决策权威与企

37、业绩效变动正相关;Brown&Sarma(2006)研究发现管理者决策权威与兼并正相关。根据Haleblian&Finklstein(1993)的说法,决策权威是指将个人意志施加于他人的能力,是企业正式授予权威以及管理者自身拥有的非正式权威的整合。因此只有在社会和组织情景中,决策权威才有意义。Sah&Stiglitz(1986)认为群体决策中存在多样化意见效应,企业最终决策是群体内个人意见妥协的结果,团队内部的权威分布影响决策的形成。Hambrick&Finkelstein(1987)也认为管理者对组织成果的影响取决于其实际拥有的决策权威。Finkelstein将管理者的决策权威明确划分为结构

38、权威、所有者权威、专家权威及声望权威。在此基础上,杨继东(2010)提出了在中国情境下管理者决策权威的分类:位置权威、所有者权威、声望权威和地位稳固权威。管理者位置权威以组织赋予管理者的权力为基础,是由其管理者的职位所决定的。位置权威是四种权威中被研究最多的,也是最明显的权威。Adams(2005)以位置权威为对象,发现管理者决策权威与绩效变动正相关。Boyd(1995)发现管理者两职合一与绩效变动负相关。人们对正式权威的更多顺从使得管理者控制了更多的资源,对他人的影响力得到增强。在这种环境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控制幻觉”更加明显,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一切问题,因而其冒险倾向得到强化。管

39、理者所有者权威以管理者能以所有者的身份发挥作用为基础一般由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比例体现。以往研究承认代理人主导的企业可能比所有者主导的企业更保守,规避风险的倾向越明显。Eisenmann(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多,企业风险承担倾向增强,原因在于股东从风险项目中获取的好处比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要多得多,而风险带来的损失对两者都有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一方面,管理者愿意承担的风险越大;另一方面,管理者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中的发言权越大,从而增强了管理者在整个企业的影响力,同样的“控制错觉”得到强化,其冒风险倾向越明显。管理者声望权威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专业知识以及

40、资历相关。管理者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正直的行为等获得大家的认可与尊敬,从而获得并强化了声望权威。声望权威赋予管理者强大的无形影响力(有时可能比正式权威更有力),从而使得管理者意志通过对别人行为的控制在企业决策中得到更多体现。在这种环境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的“控制错觉”同样得到强化,追逐风险倾向更加突出。管理者地位稳固权威,指的是管理者权威的稳固程度。权威的稳固意味着管理者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对企业资源、信息的控制,可以影响其他管理者的长期行为,从而在企业中树立起“权威”的形象。在这种环境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一方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估计更低,另一方面久居高位,自我膨胀式的自满情绪

41、增强。而这些都将导致管理者对企业风险的低估。六、 决策者过度自信风险承担是企业出于获利的目的而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取收益是资本市场和实业运作的基本逻辑。风险承担是企业生存、发展和进行决策制定的基础,对企业绩效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受到不同领域很多学者的关注。行为决策理论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管理者的激励体系和企业的生存环境存在密切关系。管理者作为企业的决策制定者,其特征和能力将影响企业决策行为与绩效。Cyert&March(1963)认为管理者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对企业的业绩进行预期,管理者强烈的主观意愿通常与比预期更差的实际业绩表

42、现相关。Hambrick&Mason提出的“高阶理论”认为管理者在组织中扮演核心角色,管理者背景和特征会对组织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高阶理论主要从认知和价值观角度来考察高管人员的战略选择过程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Hiller&Hambrick(2005)提出,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一定会影响到管理者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不过对于相关作用机理的研究还很少。Simon&Houghton(2003)的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与企业的风险承担存在正相关关系。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将导致管理者高估自己的判断力,影响管理者对环境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决策风险。过度自信是指决策者对自己偏离于客

43、观标准的判断有极大的自信,心理学实验和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或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机遇和外部力量的作用。Hilary&Menzly(2006)发现管理者成功的历史业绩将导致其在以后在分析评价中的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的评价将影响其对未来的正确预测。有的学者将决策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描述为自大,如Lys&Vincent(1995)探讨了企业兼并决策中管理者自大与价值创造的关系,J.T.Li&Tang(2008)探讨了管理者自主权在管理者自大和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其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自主权越高,管理者自大和企业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

44、。过度自信或者自大都反映的是管理者相同的心理偏差特征,本书采用过度自信这个常用的描述方法。过度自信对管理者制定决策的影响,是行为公司理财领域关注的热点,其中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被很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提及其中,Hayward&Hambrick(1997)探讨CEO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决策和绩效关系时提出,在企业并购行为中CEO的过度自信将导致企业支付更高的收购溢价,更容易导致企业的投资扭曲现象。Malmendier&Tate(2006)认为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将导致企业制定更多破坏价值的并购决策。Doukas&Petmezas(2007)则证明了在兼并活动中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将导致更差的投资回报

45、和更差的长期业绩表现。Malmendier&Tate(2005)的研究发现,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过高评价企业的内部能力、忽略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将导致投资策略被扭曲。行为决策理论关注管理者的心理偏差,目前主要有三个视角在探讨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和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管理者过高估计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过低估计资源需求和过高估计企业的资源禀赋;过低估计企业面临的环境的不确定性。具体相关研究如下:首先,如果管理者是过度自信的,那么他们将高估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管理者高估企业战略决策收益的可能性,高估企业对决策的执行能力。其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低估为实施战略而产生的对企业外部资源的

46、需求,同时高估了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Malmendier&Tate(2005)的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融资的时候更倾向于内部融资而不是外部融资,因为他们相信企业的内部融资足够满足企业战略实施的资源需求。这种资源禀赋方面的认知偏差导致企业的管理者高估企业战略实施可能带来的收益。Chatterjee&Hambrick(2007)认为,上述的认知偏差将导致管理者乐观,从而倾向于选择高风险的战略决策。最后,过度自信会导致管理者低估企业运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通常认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实际上并不知道那么多),而且认为自己掌握的信息更有价值。在信息上的认知偏差导致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

47、他们对企业的行动和结果可以控制得很好。Durand(2003)认为,如果管理者认为自己的控制能力越高,那么他低估企业风险的可能性就愈大,同时企业的业绩将表现得越差。上述三种观点都认为,企业的管理者在环境评估时过低估计了风险,导致企业实际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说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企业战略选择和风险承担有重要的影响。七、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触发了群体极化,James(1968)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明确的阐述。群体极化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是所有决策问题都是与人类普遍持有的价值观相互关联。比如管理者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风险态度等会影响他的国际化决策、并购决策或研发决策等。Myer

48、s&David(1976)通过实验发现,决策者对决策问题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如果群体讨论很熟悉的问题,那么群体极化就不容易发生。反之,如果问题对群体成员来说很陌生,那么群体极化就容易发生。另外,社会参照也是影响群体极化的因素。Hogg(1990)等人的实验发现,如果决策群体面临冒险的外部集团,决策群体会向谨慎极化;面临谨慎的外部集团,则决策群体会向冒险极化;而一个处于社会参照中部的,同时面临冒险和谨慎外部集团的群体则不会极化。Shupp&Williams(2008)及Masclet等(2009)的研究表明,群体转移会随着风险的变化而变化:当获利的可能性很高时,群体较个体表现得更厌

49、恶风险(高风险情境),而在获利可能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群体倾向比较冒险的方案(低风险情境)。不同设计的博弈条件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结果。Davis等(1974)通过实验调查了双倍赌局对个体和群体决策的吸引力,他们发现群体转移取决于对打赌的未来期望值。若期望值为负,个人偏好分布呈正偏态,反之,则为负偏态。群体分布服从放大的个体分布。期望价值为零的赌局不能引起任何转移效应。但是,之后的群体决策会围绕选择类别模型聚拢得更为紧密(对称性的)。Asch(1956)用实验证明从众行为是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行为基础,持异见的个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从众行为才会发生。同时,只有群体中持有相同意见的成员达到大多数时,才会发生极化行为。即当群体成员的意见分布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群体极化现象才会发生。决策群体中个体最初的观点差异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并不明确Durham的研究支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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