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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泓域/脂质体注射剂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计划脂质体注射剂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计划xxx投资管理公司目录一、 企业风险承担4二、 董事会特征6三、 群体极化的概念与发展9四、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11五、 声誉与决策质量15六、 投资人认知差异19七、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25八、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29九、 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34十、 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38十一、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41十二、 关系契约的普遍存在46十三、 产业环境分析54十四、 脂质体制剂优势及其应用领域57十五、 必要性分析58十六、 公司概况58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59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59十七、
2、 项目基本情况59十八、 发展规划62十九、 项目风险分析69二十、 项目风险对策71二十一、 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73劳动定员一览表74一、 企业风险承担企业风险承担是指当某项风险无法避免或由于可能获利而需要冒险时，必须承担或保留的风险，与企业绩效、管理者的激励体系和企业的生存环境存在密切关系。风险承担分为风险主动承担和风险被动承担，前者是事先知道某种风险的存在而选择主动承担风险及其后果；后者是事先并不知道风险的存在，或已知道，但由于预测不准确或忽视，自己不得不被动地承担后果。风险承担的概念，最早是由Cantillon等人（1734）在探讨企业家精神时提出，他们认为企业家和员工的不同之处就是企
3、业家要承担雇佣风险。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企业风险承担是一种决策行为取向，主要表现为管理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对那些既可以带来预期收益或现金流，同时又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和选择，它是一项高风险行为。Lumpkin&Dess（1996）指出，企业风险承担代表了企业追逐市场高额利润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倾向，可看作衡量企业未来增长前景的综合指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来自投资。因为投资决策与当前资本投入以及未来现金流紧密相关，直接影响企业的长久发展甚至存亡。因此，学者多从投资决策的角度定义企业风险承担。企业在制定战略决策时，两类风险承担都可能存在，但被动风
4、险承担可能发生得更多。在全球竞争加剧，总体经济可能下滑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第一，当代中国企业可能面临少有的经济增长长期放缓的趋势；第二，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在过去30年经济牛市下惯有的决策思维方式可能受到考验。在上述的变化中，企业管理者制定企业战略决策的风险无疑将加剧，而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所以，在未来企业经营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的环境下，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对当今的企业决策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经济周期、产业政策等大环境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和绩效的重要因素，但企业决策者的特征及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果说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氧胺对三
5、鹿而言是违背企业社会伦理与责任的极度冒风险的决策，那么该事件引发学者们对如下基本问题的关注：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三鹿集团的董事长在接受审判时表示，三鹿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欧洲检测标准过于自信，那么决策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是什么？高阶理论提出，企业决策者的心理特征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的决策和绩效有重要影响；行为决策理论也提出，过度自信的决策者往往因为低估风险而导致企业过多的实际风险承担。Sanders&Hambrick（2007）提出，研究决策者的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的传导机制和调节因素非常必要。联想三鹿董事长田文华要在2010年实现功能性食品和酸牛奶产销量全国第
6、一的管理目标，以及涌金集团董事长离职时留下的解释：外部环境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如果决策者感觉领导岗位需求很高，那么对高度自信的决策者而言，其选择高风险决策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导致企业承担更高的风险。在企业内部的团队决策过程中，团队内部成员的权威分布也会影响决策的形成。管理者的决策权威可以帮助管理者更顺利地制定符合自己意愿的决策，但决策制定后的实施和执行依然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主要因素。在做出承诺时，除了“说出”或者“书面写出”这种行为之外，所承诺的行为都是将来时的行为。决策者对已经制定的决策的承诺水平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二、 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是研究企业中权力的来源、分配及运行机制的理
7、论，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通过协调权力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有效减少代理成本，改善代理问题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改善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从代理理论出发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是现有研究的主要视角，公司治理机制主要通过对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协调管理层与股东风险偏好的差异，减弱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一方面可以有效激励和约束企业管理层，促使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减少管理层的自利行为，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咨询功能改善管理层的经营决策，从而促进企业对风险的合理承担。目前，关于董事会规模对企业风险承
8、担水平的影响，学者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有研究发现董事会的规模越小，企业越有可能投资风险高的项目。一方面是因为群体决策的最终结果是对多元意见的妥协，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加，董事意见多元性也随之增加，高风险的项目被拒绝的可能性越大，最终更可能妥协于比较保守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随着规模的增大，集体决策的效率会变低，董事会成员间“搭便车”现象也会弱化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董事会独立性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董事按照其与公司的关系分为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其中内部董事由于利益关系可能会影响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而外部董事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降低董事会与经理人合谋的可能性，减少管理
9、层机会主义行为。其中，董事会成员中的独立董事有更加重要的作用。独立董事可以提高董事会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保证董事会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是影响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因素。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背景也增加了企业决策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有助于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意愿和风险承担能力。两权分离导致管理层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倾向，他们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意味着管理层自己监督自己，削弱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使得管理层缺乏承担风险的动机，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放弃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可能性更大。而现代管家理论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都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的重点不在于监管，而在于提高经理层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两
10、职合一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两职合一也会增加管理者对风险感知的自信和乐观程度，影响风险承担偏好。董事会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主要是指董事会成员不同的认知模式对企业风险承担程度的影响。认知模式决定了个人对公司所处环境的感知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异质性较高的团队整体性较差，在协调和交流方面存在冲突，决策效率更低。所以异质性高的董事会，更有可能提供来自不同视角的观点和经验，意见更为多元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也更保守和谨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发现，如果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较强，则需要董事会分配大量精力处理子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沟通问题，会阻碍董事参与讨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群体决策的相
11、关研究表明，群体内共享目标的达成和决策责任的分散有助于群体作出高风险决策。一方面如果决策群体可以通过信息交换以及群体内部讨论形成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共享目标，那么群体成员更愿意尝试风险较高的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决策失败的责任由决策群体共同承担，群体断裂带较强的董事会面临严重的沟通障碍以及群体间的认知偏见，难以形成可以分散责任的情感纽带。为了避免承担决策失败的责任，董事会最终可能会倾向于风险更小的决策。三、 群体极化的概念与发展在公司治理领域，董事会团队或高管团队的决策结果是经过群体讨论而产生的，但经过群体讨论作出的决策有时不一定是理性的，反而更加极端。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群体极化的概念属于
12、心理学范畴，指的是群体决策往往比个体决策更容易偏向极端。在公司治理领域，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的群体决策中，各种原因导致群体决策结果可能出现极化。理解群体极化的产生机理及极化对决策质量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董事会决策通常是战略性决策，决策结果将影响企业的绩效或生存。群体极化描述的是，在群体决策中，如果个体最初倾向于冒险，那么在群体讨论后可能会更加冒险；相反，如果个体最初倾向于保守，那么在群体讨论后则可能会更加保守。换言之，群体极化是指经过群体讨论后，个体最初的倾向或态度得到强化，变得更加极端的现象。对于群体极化的研究最早开始于Stoner的研究，他设计了一些决策时的两难情境，让参与实验的人在虚拟情景中
13、进行决策，表明自己的风险态度。研究发现，在经过群体讨论后，个体往往比讨论前作出更加冒险的决策，因此提出了风险转移的概念。而这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悖，主流观点认为个体决策相对于群体更加极端，而群体决策最终会落在各成员风险态度的平均值。但是Nordhy提出，在特定的条件下，群体决策的结果并不总是更加冒险，有可能选择更加保守谨慎，并提出了谨慎性转移的概念。基于上述研究，学者们得出结论，群体讨论会加强成员最初的观点，从而使得群体的观点更为极端（保守或冒险），这一现象被Moscovici&Zavalloni（1969）称为群体极化。群体极化领域的研究，主要是检验各个情景下存在的群体极化现象。Myers&L
14、amm在1976年总结了七种情境下群体极化的研究：态度、陪审团判决、道德决策、事实判断、个人感知、谈判行为和风险选择。Moscovici&Zavalloni（1969）发现，通过讨论，法国学生原本对戴高乐的积极态度和对美国的消极态度会得到加强。Myers&Bishop（1970）通过人种偏见的程度将人们分为三类同质化群体：较强种族偏见、中等种族偏见、较弱种族偏见。在讨论后，较强偏见和较弱偏见的群体对人种偏见的差距增大了，在较弱种族偏见的群体中种族偏见变得更弱，在较强种族偏见的群体中种族偏见变得更强。基于联邦法官关于联邦法规或政府政策是否违宪的裁定的研究，表明联邦法官在群体讨论之后更倾向于作出极
15、端的裁决。Ambrus等（2009）通过礼物交换和彩票选择的游戏发现，如果没有审议和表决程序，群体的决策不会出现极化现象；但当有审议过程不制定决策规则时，群体的决策会向更自私的方向偏移。相关研究都证实了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在企业战略决策的情境下，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的决策会不会发生群体极化有待进一步讨论。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群体极化的发生机理。四、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群体极化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自从20世纪60年代群体极化的概念被提出，群体极化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法律、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把群体极化理论引入公司治理中，解释董事会或高管团队决策问题的时间则没有那么长。理论研究方面，Westphal&Be
16、dnar（2005）提出在团队决策时，持有与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见者通常保留而不是表露自己的意见Lorsch&Maclver（1989）提出这种不同意见因为会对多数成员的意见带来不确定性而被压制。在董事会讨论中，如果大部分成员反对，持不同立场的成员若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会得到负面的评价，且因此变得不自信。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会规范鼓励董事以自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会导致董事会决策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董事会选择沉默，从而导致强化群体极化现象。除此之外，董事长权力越大，对决策的影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团队决策可能演变成董事长个人的决策。兼任CEO的董事长权力会得到强化，对董事会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7、，这种“一言堂”的情况也会导致强化群体极化。董事会决策之外，董事之间交流很少的事实，会导致董事没有机会通过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纠正认知的偏差，也会造成董事会决策的群体极化现象。实证方面，目前涉及群体极化和董事会团队或高管团队决策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由于研究群体极化现象需要研究人员比较群体决策相较于群体讨论前个人决策的倾向，知道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必不可少。换句话说，当小组成员没有明确的预先立场或倾向时，群体极化现象预计就不会发生。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通常会先评估参与者在群体讨论前的个人倾向，或者使用各种刺激材料诱导参与者的倾向。依靠档案数据的研究就需要用非直接的指标来捕获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
18、策倾向或立场。Zhu（2014）探讨了董事会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当独立董事群体之前在其他不同的董事会经历了比市场较高或者较低的CEO薪酬时，他们会倾向于在现公司作类似决策时支持相对而言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群体极化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在董事会讨论前独立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CEO薪酬时，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此外，独立董事们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和少数董事之前决策情境的相似性（公司规模和行业）会弱化群体极化效应，而独立董事权力和内部董事的相关性会强化群体极化效应。相对于内部董事，人数不多的独立董事之前参与决策的
19、情境如果和现在的决策情境相似，他们会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削弱群体极化效应。而如果独立董事之间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更高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容易得到独立董事群体的支持，从而更愿意提出与内部董事不同的观点或者以沉默来反对大多数人的观点，削弱群体极化效应。但是，如果独立董事的权力和内部董事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有较大影响力时，独立董事在作CEO薪酬决策时表达不同观点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会加剧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利用了19952006年财富500名单上的326家公司和2467条公司CEO的年薪决策数据，证实了董事会决策过程中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站在股东的立场上，过高的CEO薪酬
20、会提高公司经营的成本，而过低的CEO薪酬可能会导致CEO的自我补偿和离职行为，这些都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这篇研究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正确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能够减轻董事会决策中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Zhu（2013）还验证了董事会在收购溢价决策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如果在董事会讨论前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收购溢价，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收购溢价。研究同样验证了董事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的负向调节作用，以及董事会影响的正向调节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方面，李维安等学者（2014）以20042012年实施IPO的762家公司为样本，基于中庸思维和团队极化的逻辑，检验了董事过去
21、IPO定价的经历对本次定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到团队极化影响，董事会整体拥有平均IPO定价溢价较高或较低的经历，会促使本次IPO定价溢价会更高或者更低。虽然团队极化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情境下决策可能受到传统的中庸思维的影响。初始存在冒险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冒险的倾向；而初始存在保守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保守的倾向，即中庸思维会削弱团队成员的平均初始立场。在中国情境下，中庸思维的影响大于群体极化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当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时，经过拥有较高平均IPO溢价经历的董事讨论后，本次IPO溢价降低的幅度会缩小。这表明董事会团队决策时，因两职合一权力得到强化的
22、董事长更容易发挥自己的影响而使团队决策演变成个人决策，削弱中庸思维的影响。高管团队或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群体极化现象问题已经被上述研究证实。群体极化将导致企业采取更加保守或冒险的策略，可能使企业失去有利时机或过度承担风险。研究也证实了中庸思想、两职合一等因素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利用中国特有的文化或国有企业特有的股权结构等因素，建立群体极化发生的调节机制，可以提高群体决策的合理性。民营企业创始人或国有企业内拥有高行政级别的管理者的“一言堂”情况很容易诱发群体极化。深化股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控制群体极化，提高决策合理性依然至关重要。五、 声誉与决策质量对一个组织而言，战略决策
23、将产生重大影响，并对组织提出相应的资源需求。所以，组织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略决策制定的质量和决策的实施情况。“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决策承诺”是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本篇主要指管理者的决策承诺。决策质量和决策承诺共同反映决策制定的质量。公司治理与战略决策密切相关，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高层管理者都有一套决策规则，并根据此规则进行战略选择。公司治理关注的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管理者制定决策，因为管理者制定的决策不一定总能产生所有者所期望的结果。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管
24、理者和所有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目标制定决策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的缺位可能导致这种现象更加严重，所以如何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从而提高公司的决策质量，仍然是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目前，国内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基本聚焦于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例如，杜莹等（2002）研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曲线关系；浦自立等（2004）分析了董事会领导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和公司绩效负相关。上述这些研究，一方面对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企业以董
25、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经常处于“失灵”状态。如何弥补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实际上已经吸引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战略管理的相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逐渐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以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关注社会交往的相关因素，如声誉、信任等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代理理论认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目标分歧使得管理者可能制定有损于股东价值的决策，这些决策最终将影响公司的资源配置、现金流分布和公司价值。在股权分散的大公司中，管理者和股东在风险承担上存在不一致性，管理者可能比所有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此时的所有者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降低自己的风险，而管
26、理者的人力资本都专用性地投资在一个公司，转移成本很高。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有效的监督系统，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水平。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决定和控制一个组织的战略方向和业绩表现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董事会对管理者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主要是将管理者的报酬和企业的业绩联系在一起，但美国大公司的丑闻、许多公司低迷的业绩和高层管理者的高报酬之间的强烈对比，引起了人们对高层管理者激励机制的思考（希特等，2005）。在中国，企业双重代理问题普遍存在，在董事会监督和激励机制经常失灵的情况下，引入更多的外部社会因素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约束是必然的选择。经济学从理性人
27、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声誉的价值，认为经营者追求良好的声誉是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是长期动态重复博奔的结果。因为市场信息不完全，声誉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并且以信任为前提，而信任需要通过多次的交往才能发生，声誉也就是由在这种长期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彼此诚信所决定的。没有长期化行为，也就没有经营者的职业声誉。而企业声誉是顾客对企业是有能力企业的事先预期，有能力企业通过选择高的努力程度来将自己区别于低能企业。本书认为，这种对企业声誉的分析逻辑也完全适用于属于个人声誉的管理者声誉。管理者的声誉是外界（特别是股东）对管理者是有能力的事先预期，有能力的管理者通过选择高水平的努力将自己区别于低能的管理者。所以，
28、管理者在关注自己在人才市场的声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通过努力提高所在企业的战略决策质量来提高财务业绩。承诺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一种个人对与其有联系的组织的态度或定位”，交易理论认为，承诺是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形式。休谟对承诺作过这样的经典论述：“为了区别那两种计较利害的和不计较利害的交往，人们就给前者发明了某种语言形式，借以束缚自己去实践任何某种行为。”这种语言形式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承诺，在作出承诺时，除了“说出”或者“书面写出”这种行为之外，所承诺的行为都是将来时的行为（周祯祥，1994）。企业管理者对战略决策的承诺，意味着管理者同意已经制定的战略决策，并将为战略决策的实施尽最大努力。企
29、业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决策的承诺非常重要，因为高层管理者是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和决策实施者，决策者所制定的决策的质量和决策实施的效果会影响企业最终的业绩表现。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管理者的决策权是股东授予的，为了降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股东通过董事会对管理者的行为实施监督和约束，目的不仅是要提高决策的质量，也要提高已经制定的决策的实施效果。在董事会监督机制失灵或不利的情况下，寻求外部社会因素，如声誉机制对管理者承诺的补充约束，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选择。Holmstrom（1982）考察了经营者对声誉的关注是如何影响经营者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声誉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能够使经营者努力工作。法
30、马的研究表明，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营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营者也会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善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Holmstrom的代理人市场声誉机制说明，市场上的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因为代理人现期的努力通过对产出的影响，改进了市场对代理人经营管理能力的判断。六、 投资人认知差异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进入增加了企业潜在利益冲突和认知差异，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代理成本和认知成本。新创企业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关系不同于成熟企业，现有的公司治理体系忽视了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与不同类型投资者关系中认知差异及治理的问题。关于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的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基
31、本都是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通过规则和制度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绩，如以董事会权力为核心的投资者保护问题，基于所有者结构的契约及激励问题。但Graebner&Eisenhardt（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在新创企业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支持性战略的合作者，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监控者”投资人及创业者在企业战略制定及业绩实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双方各自的认知背景（如经验、教育、理念、决策制定方法等）及相互影响（如学习、认知过程等）。认知问题在新创企业中至关重要，基于认知视角的创业者与投资者间关系的公司治理研究对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主流公司治理研究提出巨
32、，大的挑战。虽然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创业者及投资者关系的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新创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认知问题的治理可能更为重要。目前，分析投资者与创业者关系的主导理论框架是代理理论。Jensen&Meckling（1976）提出，在一个创业企业中，由于个人，资金的约束，创业者为了持续创造价值，会选择对外销售股票，此时的创业者有动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新的所有者的利益。而外部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四种风险，包括投资前创业者的逆向选择、投资后创业者的道德风险、投资后被创业者“敲竹杠”、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再投资后的冲突等，从而在企业内部产生代理成本。公司治理充当制约的角色，当外部投资者意
33、识到代理风险增加时，他们倾向于强化这些代理机制，恰当的监督及激励机制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在最初的代理模型中，外部股东对构建投资机会本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投资机会是给定的，外部股东的作用局限于提供金融资本和帮助承担剩余风险，同时通过保证信息流的透明化来控制他们的投资用在不偏离其投资目的的领域。在这样的模型中，外部股东的治理行为局限在监督和合同的执行。代理理论关注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利益冲突导致，的成本控制，投资者通过实施适当的监督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激励将创业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连接起来，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但是，Jensen（1993）提出，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中代理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对创
34、造价值的机会来源及识别的模糊假设。代理理论认为，战略机遇的来源和识别是外生的，要想实现价值最大化，外部投资者必须激励创业者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好项目的信息。但是，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很早就认识到制定一个有竞争力的战略不仅需要信息，决策者的认知和难以模仿的能力同样重要。已有研究显示，企业家独特的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可能导致其发现不同于常人理念的商业机会，并影响其决策制定过程；Hambrick&Mason（1984）的高阶理论也将公司战略和业绩看作决策者认知基础的反映，任何关于价值创造的信息的解释依赖于决策者接收到相关信息时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创业者的特定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对企业的战略制定及最终的业
35、绩有很大的影响。但企业家也许缺乏必要的管理能力来开拓已经察觉的商业机会，并维持高水平的增长。战略形成过程的认知特征说明，市场机会不是独立存在于特定环境下的，也不是单单依赖于控制利益冲突的能力，而是与发现者密切相关，是在个人和组织的互动与学习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对新创企业战略机会的识别、获取和开发的过程有重要影响。即使外部环境信息对决策团队成员来说是对称分布的，如果创业者与外部投资者对价值创造机遇的认知不一致，投资者的监督和激励等措施并不一定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支持其增长。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投资关系，而是一种要通过相互学习来实现价值创造的社会关系。正如Conner&Pra
36、halad（1996）所说的那样：“真实的人事实上可能会在未来进行的业务活动中存在分歧，分歧通常来源于在意见不一致情况下不能完全传递给别人的个人知识。”他们在判断哪个是最优战略方面存在冲突，因而对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应该基于认知的不对称，而不是单纯的信息不对称。这种认知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创业者和特定外部股东之间相互误解，进而引起冲突。对新创企业而言，外部投资者的引进不仅导致所有权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差异成为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强调认知差异和代理冲突，具有根本上的不同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代理冲突总是会降低价值，只要监督和激励的边际成本低于剩余损失的边
37、际减少，剩余损失的最小化就会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而认知差异却不是这样，其可能会起到价值提升的作用，因为它开辟了新的战略选择视角，并且使得持续的学习和创新过程得以维持。认知差异不是根植于相互间不一致的利益，无法通过传统的代理理论所提出的单纯的利益联合方法加以解决。真正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初始技能和知识，以及他们学习的意愿和能力。代理理论聚焦于代理矛盾的解决而不是认知冲突的影响，外部投资者主要通过积极的监督和合约条款的设计等治理机制减少代理风险，增强对企业的控制，限制负面风险和激励创业者创造价值。外部投资者的认知特征不同于创业者，这不仅带来了认知成本，也可能为企业带来新的视角和宝贵经验，进而
38、产生认知价值，具体作用取决于他们认知特征与创业者的匹配程度。如果一个特定的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差异很大，严重误解会导致双方关系遭受巨大破坏，而客观信息的缺乏不再是关系破坏的主要原因。具有创业背景的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在认知过程和知识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也是不完全的，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仍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真正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创业者和外部投资者间的团队进程、关系互动及行为整合的意愿和能力。陈闯等（2010）对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信任影响因素的不对称性进行的跨案例研究表明，创业者与投资者之间力量的不对等、风险的不对等及不同角色定位等关系特征对双方合作过程会产生重要影
39、响。在投资者与创业者的关系中，信任不仅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可以通过促进互补资源融合，提高团队士气来为企业创造价值。对天使投资者投资过程的研究发现，他们更多依赖自己的判断和可信来源的信息，而不是广泛的尽职调查。天使投资者通常在投资以后与创业者建立信任和积极的关系互动，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事后参与实现积极的结果。天使投资者通过积极深度参与和与创业者的密切互动，能以相对较低的认知成本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提供指导并填补现有决策团队能力上的不足。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互动通过学习可以产生高的认知价值，创业者能从天使投资者以往的创业经验中获得更多的益处。然而，如果新创企业与天使投资者距离很远，与创业者保持密
40、切的互动可能产生非常高的成本。相对而言，因为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知识基础、经验、认知过程不同，在新创企业成长的早期阶段，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认知的差距可能大于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差距。在决定投资前的阶段认知差异可能很明显，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成本很高。但风险投资者也能看到合伙投资的主要优势：一是天使投资者在投资后的积极参与；二是其能够填补创业团队可能存在的能力不足。当风险投资者和天使投资者共同投资一家新创企业时，基于两者异质性的认知资源，他们发挥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天使投资者可以在资金募集阶段充当有用的角色，在付出较低的认知成本的条件下，帮助创业者向潜在的风险投资者解释企业项目的内在价值
41、。而风险投资者的认知特征和对业绩的增强作用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后期阶段体现出来，可以促进企业在推动职能专业化方面的努力。七、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公司治理研究的初始目的就是如何激励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使其能够按照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决策。但是管理者的短期主义行为或短视，或者管理者可能存在的其他的道德风险，可能促使事情向反方向发展。作为拥有最后剩余索取权的股东，为了激励管理者制定高质量的决策，作为全体股东代表的董事会通常将管理者的报酬和企业的业绩联系在一起。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不同期限的业绩表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技术创新可能更有利于长期绩效提升，而不利于短期业绩表现。许
42、多公司的业绩低迷和高层管理者的高报酬之间的强烈对比引起了人们对高层管理者激励机制的思考。公司对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方式多种多样，但可大致分为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两大类。显性激励主要包括现金激励和股权激励，一些特殊类型的企业还有政治激励；而隐性激励主要是对管理者的声誉激励。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不同类型决策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Jensen&Meckling指出，管理者股权激励有利于其制定与委托人利益一致的决策，促使代理人更关注公司的长期利益，尤其是技术创新投资，一系列实证研究证实，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合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考虑到利益趋同效应与堑壤效应，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不一定是简
43、单的线性关系；控制权激励加大到一定限度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趋向于递减。所以，不能按照直接相关的简单逻辑来考察高管激励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基于权变理论，在考察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时，有必要将动态的情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相关研究显示，行业的研发密集度显著约束了高管激励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契约理论的视角，高管激励是通过订立契约来完成的。不管是显性激励的完全契约，还是隐性激励的关系契约，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多种不同激励契约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长期重复博奔可以帮助管理者获得更大的长期利益，而长期合作是以双方不断修正的行为认知为基础的。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高管激励
44、方案必须能够容忍短期失败，所以，长期激励契约的产生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长期合作，才有可能让合作双方逐渐建立自己的良好声誉，只有拥有良好声誉才可能激发或维持长期合作。企业高管是否愿意进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投资，还取决于其声誉激励的多少，因为管理者出于职业生涯或企业话语权的考虑，会非常看重自己的声誉。另一方面，布伦特认为，声誉本质上是某一社会群体内其他成员主观信念的集合，也就是指别人对你如何评价。管理者关注个人声誉主要是关注企业其他相关者对其能力的现实评价和预期。有能力的管理者通过特定的行为方式（如选择高水平的努力）以提升或保持自己的声誉，这样可以将自己区别于低能力的管理者。通
45、过多期互动才可能让群体内的其他人了解并信任自己，所以，本质上讲管理者声誉是建立在重复博奔的基础上的，是动态的。声誉会因重复博奔中不同的行为选择而有波动，所以管理者建立声誉需要时间，需要不断长期努力才能维持或提升声誉。霍姆斯特姆证实了声誉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能够使经营者努力工作。管理者声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基于Moreland等人于1982年提出的组织社会化的一般模型，组织任期是影响成员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任职初期个体为了证明自己被选任的合理性，一般都积极地进行探索性的试错为导向的学习行为。其间，管理者可能表现出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随着组织任职时间的增长，
46、在组织社会化过程的后期，个体的组织承诺逐渐下降。组织成员对曾经获得高回报的行为变得保守，失去了大量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所以，管理者声誉对技术创新上的影响可能随着管理者任期的变化而变化。任职后期的管理者可能存有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保守或懒政心理，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下降。以委托代理理论和权力理论为基础，相关研究无法比较和解释在不同组织或国家情境下的多样化公司治理安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动态权变观考察了不同情境下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但更多关注股权结构、公司业绩和行业特征等因素。而在外部经理人市场及决策团队互动等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方面鲜有研究，系统整合观研究大多关注现金薪酬、股权等显性激励手
47、段的配置问题，忽略了权力激励、声誉激励等隐性激励举措的作用。如何合理配置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才能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实践，是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的关键。八、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技术创新的周期长、风险大及投入成本高等特征，使得很多管理者可能迫于当期业绩考核的压力而退缩。决策学派代表人物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只要涉及管理决策，跨期选择问题是避不开的。管理实践中，企业管理者能够实现在公司长期价值和短期业绩之间的合理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管理者在采取措施最大化公司长期价值的同时，也必须为了确保公司生存而实现短期业绩，否则公司可能被接管或者管理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可能受
48、到影响。但是，在现实决策环境下，有些关键决策对长期价值创造有利，但不利于短期业绩的实现。管理者可能为了取得短期业绩而“选择”做出损害企业长期价值的决策，这就是“管理短期主义”。虽然短期主义的存在被广泛接受，但关于短期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如何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在公司长期价值和内外短期业绩压力这二者间作出最优的权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针对管理短期主义问题，研究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提高董事会职能的有效性。监督和建议是董事会的两个主要职能，监督职能可以帮助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建议职能可以帮助管理者在卖力工作的同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国内学者针对董事会职能有效
49、发挥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主要聚焦董事会的监督职能研究如何提升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措施，对董事会建议功能的探讨相对较少；二是主要关注董事会结构特征等输入，变量对企业绩效（输出变量）的直接影响，忽略了过程、情境和行为因素的影响。管理短期主义行为不同于管理者短视行为。管理短期主义倾向和管理短视都可能表现为看重短期回报而低估长期结果，但二者的根本成因却是不同的。管理短视是由管理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强调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即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对未来预见的困难性。而短期主义却产生于组织特征，如企业文化、进程、惯例等，强调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即组织特征对管理者跨期决策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管理者知道什么是最优的选择，但由于一些组织或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也会主动选择次优战略。管理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