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防盗器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方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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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泓域/通用防盗器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方案通用防盗器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方案xxx集团有限公司目录一、 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3二、 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7三、 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10四、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15五、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17六、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20七、 社会资本机制及董事会机制的补充关系24八、 治理目标的演化25九、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28十、 研究变量的界定31十一、 公司简介33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34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35十二、 项目基本情况35十三、 项目风险分析38十四、 项目风险对策40十五、 SWOT分析说明42十六、 发展规划49十七、 法人治理

2、结构52一、 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Eisenhardt(1989)认为,研究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如何提高战略决策质量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团队成员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所投入的情感性反应,因为团队成员对决策过程的反应对所能达到的合作水平具有很大影响。1、决策承诺一个组织是由它的管理者所作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以及他们如何制定这些决策所组成的。由于管理者在制定决策过程中面临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能力,所以管理者往往需要以团队的形式来制定决策。一个团队的决策制定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团队成员之间在信息提供以及对不同观点讨论的合作上。战略决策制定的标准理性模型认为,制定高质量

3、的决策是提高公司业绩的重要途径。一个高质量决策的最终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是否具有互相协作的意愿。但是现存的相关证据显示,为了达到高质量的决策而设计的决策过程,有可能反过来会被管理者对这个过程的情感反应所影响。对那些决策团队成员而言,在他们已经将自己对决策制定的观点充分公开的决策团队中,这种决策过程对团队成员情感反应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成员对决策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是勉强地在未来的工作中保持一种合作的态度。有效的决策过程的一个更完整的设计,应该不仅考虑到决策的质量,还应该考虑到这种决策过程对决策团队成员的情感反应的影响,比如说,对决策的承诺、对团队的共同愿景及对团队领导的信

4、任。管理者对战略决策的承诺水平对组织很重要,因为决策制定团队中的成员有可能会延迟或者破坏最初决策的执行,在高度竞争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即使只是轻微的延迟也可能是很危险的。决策承诺,是决策团队中的成员接受已制定的战略决策以及打算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互相合作的程度。个体对战略决策的承诺保证了合作所需要的共同的、协调的选择,然而承诺的缺乏会给团队领导者可以考虑的选择范围带来很大的约束。团队成员对一项决策的赞同以及合作的程度可以极大地影响领导者执行这项决策的能力。最后,由于战略决策往往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一项决策的承诺的缺乏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远远不止影响到这项决策的成功与否。团队成员对战略决策作出承

5、诺的程度是战略决策成功实施的一个决定因素。提升公平感的程序可能会增强团队成员对决策的承诺。当团队领导者承认团队成员的投入时,他们会更倾向于对已做的决策作出承诺。Guth&McMillan(1986)的研究推测,中层管理者的承诺是与他们的晋升可能以及给予他们职位的正式关注程度相关的。当团队成员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们可能会乐意接受公司所制定的决策,但是如果察觉到决策者根本没有听他们的,那么他们会对这个过程感到失望。因此,对团队成员投入的关注会导致团队成员对战略决策的更强的承诺。 过程公平会影响成员对决策的反应,特别是决策的承诺。因为至少从长远来看,它帮助成员保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当成员对决

6、策有直接控制的时候,成员或许也能在一项特定的决策中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如果决策体现了成员的想法和偏好,那么他们对决策的承诺水平将更高。然而,当成员看到他们对决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达到决策的过程对成员的决策承诺的影响就会更大。因此,当成员对最终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的时候,对成员投入的关注就变得尤其重要。2、共同愿景团队成员互相之间的关系对战略决策的实施,以及团队机能的持续发挥是很重要的。团队具有共同愿景的时候,团队成员可能会在工作中更加紧密地合作,并且会更加坚持不懈地保证团队的目标被实现。相反,成员之间关系的不和睦会限制对决策的一致意见以及接受程度。公平的过程对团队成员具有象征意义:成员对决

7、策具有投入,意味着他们在团队中是被重视的、被尊重的成员。过程公平感与团队冲突负相关。因为投入具有这种意义,所以决策制定者一定要关注它。也就是说,当团队成员的投入被认真对待了,他们会觉得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被肯定了。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共同愿景对一个团队的长期合作以及它最终的成果也有很大的影响。共同愿景带来了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依附感。依附感是指,成员个体认为他们是组织的一部分,以及成员个体期望与别的成员共同合作的程度。来自别的团队成员的孤立可能会阻碍成员在未来决策中分享信息的意愿,从而破坏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依附感的缺乏将会加剧团队成员以牺牲更优的团队决策为代价,而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更进一

8、步,战略决策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能被提前预测,因此成员忍受观念上的差别的意愿和灵活性对团队程序的成功很重要。相较于对团队没有依附感或者不喜欢与别人进行合作的成员,对团队具有依附感的成员可能会更倾向于为了快速制定决策而进行合作。3、信任战略决策不可能总是在一致认同的基础上被制定,同样一个团队领导者的决策也不可能同时讨好所有的团队成员。因此,团队领导者需要得到团队成员的信任,从而可以在决策制定以及实施的过程中保持方向。一些研究证明,过程公平感与对团队领导者或决策制定者的信任感之间是正相关的。团队成员的信任感加强了团队成员对自己被作为团队中正式的、被尊重的成员对待的认知,这

9、会加强他们对决策的投入和承诺。部分研究显示,在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中领导能力是尤其重要的,同时,战略决策团队的领导者必须获得团队成员的信任,信任是一个稳定的合作系统存在的先决条件。根据Ring&vandeVen(1992)的观点,信任用来描绘团队成员相信领导者善意的程度,特别的,信任指团队成员相信他们的领导者在考虑他们的职位时是真诚的以及没有偏见的程度。时间和环境的约束往往要求领导者制定一些并不是团队成员一致同意的决策,由于真实观点的差别以及自身利益的差别同时存在,所以有时候一个领导者必须插手并且进行选择,因为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达成一致的。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差异,战略决策不可能受到所有相关者的欢迎。

10、如果一个团队领导者没有获得团队成员的必要信任,那么将会导致成员对决策的不合作、对信息的隐瞒以及对未来决策过程的破坏。因此,对团队领导者而言,他们的挑战就是引导一个可以加强成员信任的决策。二、 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理性的概念可以有三个层面: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评价理性。认知理性指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能力,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借助于“规律一趋势”的理论模型对未来的实践活动给予设计、评估和预见的能力。实践理性主要指人类特有的一种规范行为的自控能力,人类对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有着协调一致的调控、平衡、组织与指导的能力,同时也有着自主、自决和创造的能力。评价理性主要是主体对自身行为的目

11、的、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能力和评价原则。主体的活动总是被纳入由利益、需要所设定的价值尺度的评判程序中,理性表现为尺度的规范性、有序性和合理性的持有。Simon(1976)在批判理性人假设时指出,人在制定决策时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通常只在比较可替代选择之后才制定决策。人类行为的“主观理性”推广到企业行为问题,企业的决策就能够依据正确的目标而采取某种行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者并不能完全符合传统理性的概念,他们并非是全知全能的,其决策时会存在不完全信息、有限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因此,现实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将是简化支付函数、有限的信息搜集和支付的部分排序。考虑到限制决

12、策者处理信息能力的约束,决策者的理性将是有限的。因为将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统的观点的出现,决策理论中对理性研究的模式发生了改变。由于人必须从外界接收信息,所以必须把决策置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人在与环境的积极相互作用中,其能动性和智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不再是机械的环境接受者。在真实世界中的决策环境里,有限的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必然意味着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而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正是人类有限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Simon认为,与其把决策看成一种行动,不如把它看作一种程序,一种找出问题、分析比较、选择解决途径的程序。他提出了决策程序的四个步骤:找到需要决定的条件和环境;发现、发展

13、和分析可能的行动过程;从那些可选择行动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案;评价过去的选择。以上四步实际上是决策的一般过程。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探讨了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其相关论述认为,人类理性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即理性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一切管理决策都有一个内在约束,即可用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约束“可能就是(生物学定义的)生物自身的生理、心理限度”。决策理论的社会模型又称为决策的社会心理学模型,它认为人的行为大部分是由人的潜意识指导的。按照此观点,人们是没有能力作出理性决策的,社会因素对决策行为有深远的影响,社会的压力和影响甚至会导致决策者作出完全非理性的决策。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观点弥

14、补了传统完全理性观点的不足,但他并没有把情绪纳入决策分析框架。Goleman认为理性和情绪在决策过程中是互补的,两者共同作用于决策结果。虽然情绪对决策分析的影响机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情绪可能对偏好和感知产生影响,间接影响认知、控制思考,从根本上改变决策者的理性,影响最终的决策行为。当决策条件完全不确定时,决策者倾向于进行完全情绪认知的决策分析,此时得到的决策结果处于模糊状态。三、 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Lacetera(2001)、Aghionet等(2013)认为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现为: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本质上即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这些权利的分配决定了企业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控制

15、权,以及这些资源决策者在创新过程中的投资动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减少代理成本,约束管理者行为,从而影响企业创新。但是,当股权过于集中时,大股东的独断专行以及可能的“隧道行为”将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类型尤其是外部投资者两个方面。从资源依赖角度,将外部投资者看作拥有丰富资源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对公司战略施加重大影响;长期战略投资者往往倾向于促进公司创新。技术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明显特征,需要长期性地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来支撑。与成熟企业不同,新创企业的天生劣势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使其在技术创新

16、过程中承担很大的风险。新创企业纯粹依靠自身的知识和技术积累进行技术研发的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当前动荡的环境,因此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的有利资源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风险投资为新创企业带来财务资源的同时,也为其带了各种不同的非财务资源,如渠道、知识、信息、经验等。独立风险投资更多地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虽然某种程度上有效地缓解了新创企业的融资困境,对其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新创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需要财务上的支持,技术、知识、经验等非财务资源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近年来新创企业开始意识到公司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因为风险投资不仅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更能为技术基础薄弱的新创企业提供技术创

17、新所需的非财务资源支持,如专业知识、技术开发经验、用于产品开发的物理设施等,从而更有助于促进其技术创新,提升整体竞争优势。以往关于风险投资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风险投资的目标导向性及专业背景特征对被投资企业绩效的影响。却忽视了不同类型风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不同决策影响的差异性。事实上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拥有的互补性资产存在较大差异,投资企业的目的也差异显著,所以可能会对新创企业的决策及长短期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现有关于公司风险投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投资企业角度,即大公司视角,分析大公司参与公司风险投资活动对其自身创新绩效以及大公司参与公司风险投资的投资动机等,而忽略了从被投资企业视角的研究。在研究影响

18、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时,学者们大多从企业的内部视角出发,如组织学习、公司治理先天能力等,忽视了从企业的外部视角进行相应的理论研究。风险投资者在为企业带来资源的同时也在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决策话语权,进而影响企业决策,特别是高风险性的创新决策。创新是关乎企业存亡和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纯粹依赖内部创新已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自主创新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很少有企业可以维持持续且高强度的创新能力。在天生资源约束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把目光聚焦于外部创新的源泉,如引入公司风险投资。与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建立新商业关系或加强现有关系而进行的权益投资,如技术交换协定、客户/供应关系等,其目的在于寻找与母

19、公司战略技术相匹配或降低成本的投资机会,或寻求自身与初创企业之间的协同性。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限制因素的存在,大公司参与风险投资常常是为了促进技术更新、提高市场地位、寻找潜在的收购机会和实现与公司核心业务的战略协同。对大公司来说,开展公司风险投资活动可以重新注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识,而且通过向新创企业分配研究项目,可以提高自身的研发效率,增加大公司的无形资产价值,提高核心竞争力。对于被投资企业而言,公司风险投资相较于一般的风险投资具有显著优势,不仅能使新创企业获得资金支持,而且大公司能够促进必要的知识向新创企业转移,从而使新创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技术创新已然成为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

20、键驱动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技术创新决策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创企业。但是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规模小、资金匮乏、技术基础薄弱以及知识和社会关系积累少,具有天生资源禀赋劣势。资源短缺成为新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障碍,其必须在匹配内部、外部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利用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创新。通过外部融资获取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成为新创企业维持持续创新能力的主要选择。公司风险投资相较于独立风险投资,寿命不受限制,对失败容忍度高,具有较长的投资视野,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新创企业提供互补性资源,如研发实验室、生产设备、技术支持、与行业内的技术专家进行经常性的互动等

21、,这些对新创企业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因为技术创新需要高昂的成本和知识、经验等互补性资产的积累,然而新创企业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无法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地拥有这些互补性资产,但是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是以有效而及时的方式获得这些互补性资产。大公司拥有许多这些互补性资产,从而帮助新创企业开发和测试有前途的新技术。相对于独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在拥有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互补性资产上具备天然优势,而在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与独立风险投资之间是可替代的。所以相对于独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能更好地满足新创企业的资金和互补性资产需求,进而提升新创企业的创新绩效。环境的不确定性本质上增加了企业决策的

22、风险。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创新成为一项高度复杂的活动,可能需要跨越多个领域,组合各种资源。而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创新以维持甚至提升市场地位,但是企业无法拥有持续创新所需的全部知识、技术和资源等要素,所以必须从外界寻求帮助。拥有公司风险投资的新创企业由于与大公司之间存在股权关联,大公司出于战略意图,有能力而且愿意帮助新创企业。新创企业可以及时且低成本地利用大公司拥有或控制的关键性互补资产,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产生的不利影响。四、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一直被视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传统创新理论的范式中,学者更多地关注竞争、市场结构、高管团队

23、特征等因素与创新的关系,但是得出了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为了解释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外部环境下的企业会显示出不同的创新活动,学者们不再将公司视为一个在市场上竞争的黑箱,而是从公司治理层面分析公司的创新行为。与之前将公司内部视为相同整体,忽视公司内部结构的研究不同,公司治理的多个方面都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可以从公司层面解释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导致对该领域的文献仍然分散且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而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科学决策,提高决策质量。技术创新作为重要决策之一,打开董事会决策过程黑箱,探究其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非常必要。考虑

24、到董事之间知识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董事会规模和结构特征是最多被提及的两个影响因素。董事会规模指董事会成员数量。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的多样性也随之增加,能够为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各种互补性知识的概率也会增加。这就保证有足够多的观点进行碰撞,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但是,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成本也将超过由其带来的利益,而这些成本的来源一般为决策的低效率、对风险分担的偏离以及搭便车效应等。而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拥有更灵活的决策机制,对环境的应变能力也更强,因此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非

25、线性关系。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在技术创新决策中,独立董事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人数中占比越大,那么该企业有关研发投资的决策就更可能容易得到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和认可。管理层通过提高创新决策的决策承诺,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所以,提升董事会独立性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但是,独立董事的任期越长,他们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共享的团队特定经验水平越高,其功能异质性的水平就越低对公司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将有可能越弱。董事会的部分职能对创新具有显著影响。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和任期等认知层面的异质性更有助于激发建设性辩论和创新决策。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利

26、于提高决策效率,但不利于权力监督和制约;两职分离有利于职责分工,但是还会产生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董事会直接参与风险监控对整合风险管理与技术产品创新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而董事会利用外部审计进行风险监督会削弱整合风险管理对技术产品创新的正向关系。Yasemin(2006)指出,对外部董事的监控不能作为研发投入战略方面普遍有效的治理机制。Sapra等(2014)则提出,管理者受到的监管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创新水平的提高。资源基础观视角下,董事任期的异质性能促成更多的产品创新。董事性别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也有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关键多数理论,Torchia

27、等(2011)发现当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达到关键人数时,她们便会对董事会会议的过程、动态性与信息交互产生显著影响,当董事会内有至少3名女性时,董事会对企业创新的贡献更高。五、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触发了群体极化,James(1968)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明确的阐述。群体极化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是所有决策问题都是与人类普遍持有的价值观相互关联。比如管理者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风险态度等会影响他的国际化决策、并购决策或研发决策等。Myers&David(1976)通过实验发现,决策者对决策问题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如果群体讨论很熟悉的问题,那么群体极化就不容易发生。反

28、之,如果问题对群体成员来说很陌生,那么群体极化就容易发生。另外,社会参照也是影响群体极化的因素。Hogg(1990)等人的实验发现,如果决策群体面临冒险的外部集团,决策群体会向谨慎极化;面临谨慎的外部集团,则决策群体会向冒险极化;而一个处于社会参照中部的,同时面临冒险和谨慎外部集团的群体则不会极化。Shupp&Williams(2008)及Masclet等(2009)的研究表明,群体转移会随着风险的变化而变化:当获利的可能性很高时,群体较个体表现得更厌恶风险(高风险情境),而在获利可能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群体倾向比较冒险的方案(低风险情境)。不同设计的博弈条件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结果。Davis等(

29、1974)通过实验调查了双倍赌局对个体和群体决策的吸引力,他们发现群体转移取决于对打赌的未来期望值。若期望值为负,个人偏好分布呈正偏态,反之,则为负偏态。群体分布服从放大的个体分布。期望价值为零的赌局不能引起任何转移效应。但是,之后的群体决策会围绕选择类别模型聚拢得更为紧密(对称性的)。Asch(1956)用实验证明从众行为是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行为基础,持异见的个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从众行为才会发生。同时,只有群体中持有相同意见的成员达到大多数时,才会发生极化行为。即当群体成员的意见分布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群体极化现象才会发生。决策群体中个体最初的观点差异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并不明确Durham的

30、研究支持个体最初的观点差异性越大,讨论之后,群体极化程度越高;而Swol(2009)认为持有独特见解的成员对于团队的讨论贡献更大,但不一定会激发极化现象。社会决策方案模型假设若存在简单的多数人小集体,那么他们基本上可以控制群体的选择或者(缺乏多数人小集体时)这个群体的多数人可以让群体按他们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Zajonc等(1968)进行了不断的事项选择,尝试完成了类似的实验,结论支持规模较大的团队更可能出现风险性转移。Cason&Mul(1997)在一个独裁者博奔的实验中发现,团队决策往往由那些更关心他人的群体成员所主导,使得群体的决策比个人的决策更加利他。而Luhan等(2009)重做了这

31、一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越自私的群体成员对群体决策的影响越大,使得群体的决策比个人的决策更加自私。Ambrus等(2009)通过礼物交换和彩票选择的游戏发现,如果没有审议和表决程序,群体的决策不会出现极化现象。当有审议过程但不制定决策规则时,群体的决策会往更自私的方向偏移。Lee(2007)发现群体极化现象发生,通常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有群体讨论的平台:第二,成员在群体讨论中自由表达意见;第三,群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去个性化成员会导致更强的群体认同,从而提高群体极化程度。群体偏移也取决于群体采用的决策规则的类型。比如,Harrison等(2007)的研究和大多数研究一样,主

32、要考察当群体采用大多数原则而非一致性原则时的群体转移。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乐透的选择实验中,个体和群体的风险态度没有明显差异。六、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群体极化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自从20世纪60年代群体极化的概念被提出,群体极化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法律、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把群体极化理论引入公司治理中,解释董事会或高管团队决策问题的时间则没有那么长。理论研究方面,Westphal&Bednar(2005)提出在团队决策时,持有与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见者通常保留而不是表露自己的意见Lorsch&Maclver(1989)提出这种不同意见因为会对多数成员的意见带来不确定性而被压制。在董事会讨论中,如果大部分

33、成员反对,持不同立场的成员若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会得到负面的评价,且因此变得不自信。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会规范鼓励董事以自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会导致董事会决策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董事会选择沉默,从而导致强化群体极化现象。除此之外,董事长权力越大,对决策的影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团队决策可能演变成董事长个人的决策。兼任CEO的董事长权力会得到强化,对董事会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一言堂”的情况也会导致强化群体极化。董事会决策之外,董事之间交流很少的事实,会导致董事没有机会通过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纠正认知的偏差,也会造成董事会决策的群体极化现象。实证方面,目前涉及群体极化和董事会团队或高管团

34、队决策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由于研究群体极化现象需要研究人员比较群体决策相较于群体讨论前个人决策的倾向,知道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必不可少。换句话说,当小组成员没有明确的预先立场或倾向时,群体极化现象预计就不会发生。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通常会先评估参与者在群体讨论前的个人倾向,或者使用各种刺激材料诱导参与者的倾向。依靠档案数据的研究就需要用非直接的指标来捕获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Zhu(2014)探讨了董事会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当独立董事群体之前在其他不同的董事会经历了比市场较高或者较低的CEO薪酬时,他们会倾向于在现公司作类似

35、决策时支持相对而言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群体极化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在董事会讨论前独立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CEO薪酬时,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此外,独立董事们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和少数董事之前决策情境的相似性(公司规模和行业)会弱化群体极化效应,而独立董事权力和内部董事的相关性会强化群体极化效应。相对于内部董事,人数不多的独立董事之前参与决策的情境如果和现在的决策情境相似,他们会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削弱群体极化效应。而如果独立董事之间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更高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容易得到独立董事群体的支持,从而更愿意提出与内部董事不同的观点或者

36、以沉默来反对大多数人的观点,削弱群体极化效应。但是,如果独立董事的权力和内部董事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有较大影响力时,独立董事在作CEO薪酬决策时表达不同观点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会加剧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利用了19952006年财富500名单上的326家公司和2467条公司CEO的年薪决策数据,证实了董事会决策过程中群体极化现象的存在。站在股东的立场上,过高的CEO薪酬会提高公司经营的成本,而过低的CEO薪酬可能会导致CEO的自我补偿和离职行为,这些都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这篇研究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正确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能够减轻董事会决策中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Zhu(2013)还验

37、证了董事会在收购溢价决策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如果在董事会讨论前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收购溢价,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收购溢价。研究同样验证了董事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的负向调节作用,以及董事会影响的正向调节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方面,李维安等学者(2014)以20042012年实施IPO的762家公司为样本,基于中庸思维和团队极化的逻辑,检验了董事过去IPO定价的经历对本次定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到团队极化影响,董事会整体拥有平均IPO定价溢价较高或较低的经历,会促使本次IPO定价溢价会更高或者更低。虽然团队极化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情境下

38、决策可能受到传统的中庸思维的影响。初始存在冒险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冒险的倾向;而初始存在保守倾向时,团队决策会减少保守的倾向,即中庸思维会削弱团队成员的平均初始立场。在中国情境下,中庸思维的影响大于群体极化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当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时,经过拥有较高平均IPO溢价经历的董事讨论后,本次IPO溢价降低的幅度会缩小。这表明董事会团队决策时,因两职合一权力得到强化的董事长更容易发挥自己的影响而使团队决策演变成个人决策,削弱中庸思维的影响。高管团队或董事会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群体极化现象问题已经被上述研究证实。群体极化将导致企业采取更加保守或冒险的策略,可能使企业失去有利时机或过度承

39、担风险。研究也证实了中庸思想、两职合一等因素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利用中国特有的文化或国有企业特有的股权结构等因素,建立群体极化发生的调节机制,可以提高群体决策的合理性。民营企业创始人或国有企业内拥有高行政级别的管理者的“一言堂”情况很容易诱发群体极化。深化股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控制群体极化,提高决策合理性依然至关重要。七、 社会资本机制及董事会机制的补充关系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机制和正式契约机制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一类治理的出现(社会资本机制)将除去对另一类治理的需要(正式契约机制)。正式契约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对企业业绩上的作用不明确,可能对业

40、绩产生积极的直接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社会资本机制经济模型在长期合作动机方面,强调重复交易规则。在这些模型中,预期的支付模式和短期交易中的支付模式是不同的,短期支付方式将渐渐破坏长期的合作关系。完善的合同由于可以规定特别的承诺和相应的惩罚,有确保长期交易的优势,同时还能限制机会主义的行为。短期获利的减少可以从长期合作关系中得到补偿。相反的,不合适的契约叙述容易诱发短期行为。正式契约的保护可以促进另一个参与方合作行为的选择,进而补充社会资本机制中的信息缺乏问题,合作的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强对将来合作的期待。这种逻辑支持:过去成功交易的合伙人会产生比较高的激励,所以正式契约可以在项目的早期阶段促

41、进交易的成功。长期明确的契约促进交易的长期性,但预料不到的事件可能使交易关系出现相当多的干扰。契约从只叙述可能的结果变化为提供双边的调整架构,促进维持长期高度合作的交易关系。除此之外,长期合同本身可能促进合作双方对与合作有关的社会资本机制的需求。复杂契约的合作需要参与方互相协调,为预料不到的变化协商问题处理程序、处罚机制,强化对连续交易的预期。如果契约逐渐变得复杂,内容需要根据客户需要而修改,管理者将选择社会资本机制,增加继续合作的机会,同时增强对自己专有性投资的保护。所以,社会资本机制变成补充正式契约的一件必需品来解决合作期间可能出现的变化和冲突。八、 治理目标的演化金融市场理论认为,股东拥

42、有公司,且承担经营风险,所以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进行管理,公司治理的目标应该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基于委托代理问题的视角,Hitt(2005)对公司治理的目标有如下描述,“公司治理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便那些公司资金的提供者可以以此保证他们自己能够获得投资收益”,或者说“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是指对股东利益的保护”。根据金融市场理论,当管理者做出有损股东利益的行为时,股东可以通过控制权市场保护自己的利益。相对于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许多学者指出,企业是一系列资产的集合,除了股东对企业进行金融资本的投资以外,企业的其他参与者,如工人、企业经营者、供应商等都对企业进行了专有资产投资,也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因此

43、,公司治理的目标就应该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不同于以防止风险为核心的治理理论,Rajan&Zingales提出,新兴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不能简单地追求最优的财产所有权配置,应该聚焦于关键物质或人力资产的使用权如何进行管理。他们认为,在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资源的新型企业中,维护企业的整体性是企业治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任务。此时,最大化股东价值也许不再是一个恰当的目标,因为股东可能不再是企业存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Rajan&Zingales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是在强调企业运作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特别是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衍生出来的权力配置问题,这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根据Zingales

44、(1998)等人的观点,企业是一个包括共同所有的关键资源(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和拥有这些关键资源的人(股东、经理和员工)的集合。如果关键资源是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组合,关键资源的所有者将通过专用性投资控制对关键资源的决策及损益。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结构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一些学者把公司治理结构看作一种制度安排,如Mayer认为,“公司是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司治理问题是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主要讨论的是公司的董事会、股

45、东和高级管理者之间的权力配置问题。Monks(1995)认为,“公司治理是影响公司的方向和业绩表现的各类参与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涉及主要参与者的权利、责任和影响”。本书认为,如果将企业看作一系列资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集合,而每一项资产又是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集合,那么企业的正常运作就是这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配置和实施的过程。从权力视角分析企业制度与治理结构,其实质上是研究企业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组合与配置问题。区别在于企业制度大多是解决可以契约化的权力安排问题,公司治理更多是研究企业运行中非契约化的权力安排与制衡的问题。两者不是对应的,相同的企业制度可以有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

46、虽然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对权力配置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从公司治理理论的演变可以看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古典管家理论到组织行为学的现代管家理论,从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到现代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是认为公司是各契约方共同参与的制衡体系,公司治理需要各方参与,并且权力应该赋予公司契约各方的参与者。借鉴陈传明对企业制度的观点,企业制度演变过程经历了资本逻辑的企业制度到劳动逻辑的企业制度,再到知识逻辑的企业制度及综合逻辑的企业制度,在不同企业制度之间决策权和支付权的配置状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权力泛化的角度考察公司治理和企业制度的演变,两者有着共同的趋势,都

47、是根据企业的关键资源配置企业的决策权和支付权,由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发展为劳动雇佣资本,再到综合逻辑的协同治理。九、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根据设定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分析,以及问卷回收数据的特点,主要采用SPSS和LISREL等统计软件作为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分析工具,文章中对数据进行统计并画图的工具主要是Excel。分析方法包括被调查企业的基本资料问题、问卷回收情况分析、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每个变量的探测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调查问卷是以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关系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的规模和所在行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要求企业必须要有董事会这一机构,并有过战略决策行为。问卷

48、的主要问题是围绕企业的股东、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展开的,所以要求答题者最好是高层管理者,有机会参与战略决策的中层管理者也可以。研究样本的采集是采用直接发放问卷、邮寄问卷和传真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行业分布涵盖了制造业、电信/信息业、房地产/建筑业、能源/化工业等行业,其中在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能源/化工业和电信/信息业的企业所占的比重相对稍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是实证分析结果准确性的基本保障,因此在进行结构方程的实证分析之前,先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保证后续实证结果的真实和可靠。信度是指测量工具的可靠性或稳定性,反映问卷结果的内部一致性,是反映问卷结构质量的基本指标之一。一个

49、具有良好信度的检验,在对不同的调查对象、不同的时间进行调查所得到的分数应该具有一致性。在用SPSS的量表分析工具进行信度分析时,用Cronbacha系数检查多因子变量中条目之间的信度。Cronbacha系数值越高,反映问卷的信度越高。一般认为,Cronbacha系数的值在0.6以上可以接受,高于0.7则为高信度。本书对调查问卷信度的分析表明,各变量的总体信度值都比较高。其中对战略决策质量的Cronbacha为0.844,决策承诺的Cronbacha为0.893,董事会监督的Cronbacha为0.769,董事会协商的Cronbacha为0.861,社会资本机制层面声誉的Cronbacha为0.823,共同愿景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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