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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泓域/汽车电子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手册汽车电子公司法治理与战略决策手册xxx（集团）有限公司目录一、 社会资本理论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4二、 投资人认知差异5三、 实证结果和分析11四、 研究变量的因子分析14五、 治理目标的演化19六、 治理环境的演化22七、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23八、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28九、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30十、 公司治理研究的趋势36十一、 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41十二、 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46十三、 产业环境分析49十四、 汽车电子渗透率与市场规模49十五、 必要性分析50十六、 公司简介50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51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2、51十七、 项目风险分析52十八、 项目风险对策54十九、 SWOT分析说明56二十、 发展规划分析63一、 社会资本理论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公司治理中，应用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的研究不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的关系上。在公司治理的研究中，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被认为是个人层面的正式关系，而不是社会嵌入的，两者关系的低社会性被认为对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但Westphal（1999）认为，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可以在不损害董事会独立性的情况下提高董事会的效率。Huse（1993）综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董事会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他检验了在维持董事会和
3、管理者关系的基础上董事会的独立性问题。Belliveau（1996）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补偿作用，他发现补偿和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资源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在中国企业中，社会关系作用非常明显，往往强度较高且能持续很长时间。中国企业中关系强度受到中国企业的发展背景和中国文化背景的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多重角色更加提高了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例如，国有企业管理者有行政级别，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多为政府委派，公司总经理通常又是董事长等诸多现象均体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拥有多重角色的普遍性。中国崇尚中庸文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企业内部存在大量高强度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董事会
4、机制的效率，提高了研究社会资本机制的必要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成为理解和设计治理机制的一个普遍基本理论架构，当管理者面对可能的交易危险，如专业化资产投资以及不确定性时，他们会为可预知的结果或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设计有针对性的复杂合同或契约。相对于董事会机制而言，信赖及其衍生的行为被看成是一种靠自我约束的，更有效、低成本的机制替代品。将人视为信息加工系统的新观点的出现，使决策理论中对理性人进行研究的模式发生了改变。由于人必须从外界接收信息，所以必须把决策置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决策过程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集中在信任、社会交往和共同愿景等对决策过程评价和决策结果的影响。董事被视为具有综合
5、经验与能力的关键资源提供者，能够为战略制定与董事会任务完成提供重要贡献。董事的功能多样性是一种资产，并能为董事会执行战略性任务提供助力。二、 投资人认知差异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进入增加了企业潜在利益冲突和认知差异，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代理成本和认知成本。新创企业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关系不同于成熟企业，现有的公司治理体系忽视了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与不同类型投资者关系中认知差异及治理的问题。关于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的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通过规则和制度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绩，如以董事会权力为核心的投资者保护问题，基于所有者结构的契约及激励问题。但Graebner&E
6、isenhardt（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在新创企业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支持性战略的合作者，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监控者”投资人及创业者在企业战略制定及业绩实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双方各自的认知背景（如经验、教育、理念、决策制定方法等）及相互影响（如学习、认知过程等）。认知问题在新创企业中至关重要，基于认知视角的创业者与投资者间关系的公司治理研究对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主流公司治理研究提出巨，大的挑战。虽然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创业者及投资者关系的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新创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认知问题的治理可能更为重要。目前，分析投资者与创业者关系的主导理论框架是
7、代理理论。Jensen&Meckling（1976）提出，在一个创业企业中，由于个人，资金的约束，创业者为了持续创造价值，会选择对外销售股票，此时的创业者有动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新的所有者的利益。而外部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四种风险，包括投资前创业者的逆向选择、投资后创业者的道德风险、投资后被创业者“敲竹杠”、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再投资后的冲突等，从而在企业内部产生代理成本。公司治理充当制约的角色，当外部投资者意识到代理风险增加时，他们倾向于强化这些代理机制，恰当的监督及激励机制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在最初的代理模型中，外部股东对构建投资机会本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投资机会是给定的，外部股东的作
8、用局限于提供金融资本和帮助承担剩余风险，同时通过保证信息流的透明化来控制他们的投资用在不偏离其投资目的的领域。在这样的模型中，外部股东的治理行为局限在监督和合同的执行。代理理论关注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利益冲突导致，的成本控制，投资者通过实施适当的监督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激励将创业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连接起来，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但是，Jensen（1993）提出，创业者与投资者关系中代理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对创造价值的机会来源及识别的模糊假设。代理理论认为，战略机遇的来源和识别是外生的，要想实现价值最大化，外部投资者必须激励创业者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好项目的信息。但是，战略管理方面的研究很
9、早就认识到制定一个有竞争力的战略不仅需要信息，决策者的认知和难以模仿的能力同样重要。已有研究显示，企业家独特的受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可能导致其发现不同于常人理念的商业机会，并影响其决策制定过程；Hambrick&Mason（1984）的高阶理论也将公司战略和业绩看作决策者认知基础的反映，任何关于价值创造的信息的解释依赖于决策者接收到相关信息时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创业者的特定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对企业的战略制定及最终的业绩有很大的影响。但企业家也许缺乏必要的管理能力来开拓已经察觉的商业机会，并维持高水平的增长。战略形成过程的认知特征说明，市场机会不是独立存在于特定环境下的，也不是单单依赖于控制利益
10、冲突的能力，而是与发现者密切相关，是在个人和组织的互动与学习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对新创企业战略机会的识别、获取和开发的过程有重要影响。即使外部环境信息对决策团队成员来说是对称分布的，如果创业者与外部投资者对价值创造机遇的认知不一致，投资者的监督和激励等措施并不一定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支持其增长。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投资关系，而是一种要通过相互学习来实现价值创造的社会关系。正如Conner&Prahalad（1996）所说的那样：“真实的人事实上可能会在未来进行的业务活动中存在分歧，分歧通常来源于在意见不一致情况下不能完全传递给别人的个人知识。”他们在判断哪个是最优战略方面
11、存在冲突，因而对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应该基于认知的不对称，而不是单纯的信息不对称。这种认知的不对称可能导致创业者和特定外部股东之间相互误解，进而引起冲突。对新创企业而言，外部投资者的引进不仅导致所有权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差异成为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强调认知差异和代理冲突，具有根本上的不同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代理冲突总是会降低价值，只要监督和激励的边际成本低于剩余损失的边际减少，剩余损失的最小化就会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而认知差异却不是这样，其可能会起到价值提升的作用，因为它开辟了新的战略选择视角，并且使得持续的学习和创新过程得以维持。认知差异不是根植
12、于相互间不一致的利益，无法通过传统的代理理论所提出的单纯的利益联合方法加以解决。真正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初始技能和知识，以及他们学习的意愿和能力。代理理论聚焦于代理矛盾的解决而不是认知冲突的影响，外部投资者主要通过积极的监督和合约条款的设计等治理机制减少代理风险，增强对企业的控制，限制负面风险和激励创业者创造价值。外部投资者的认知特征不同于创业者，这不仅带来了认知成本，也可能为企业带来新的视角和宝贵经验，进而产生认知价值，具体作用取决于他们认知特征与创业者的匹配程度。如果一个特定的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差异很大，严重误解会导致双方关系遭受巨大破坏，而客观信息的缺乏不再是关系破坏的主要原
13、因。具有创业背景的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在认知过程和知识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也是不完全的，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仍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真正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创业者和外部投资者间的团队进程、关系互动及行为整合的意愿和能力。陈闯等（2010）对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信任影响因素的不对称性进行的跨案例研究表明，创业者与投资者之间力量的不对等、风险的不对等及不同角色定位等关系特征对双方合作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投资者与创业者的关系中，信任不仅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可以通过促进互补资源融合，提高团队士气来为企业创造价值。对天使投资者投资过程的研究发现，他们更多依赖自己的判断和可信来源
14、的信息，而不是广泛的尽职调查。天使投资者通常在投资以后与创业者建立信任和积极的关系互动，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事后参与实现积极的结果。天使投资者通过积极深度参与和与创业者的密切互动，能以相对较低的认知成本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提供指导并填补现有决策团队能力上的不足。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互动通过学习可以产生高的认知价值，创业者能从天使投资者以往的创业经验中获得更多的益处。然而，如果新创企业与天使投资者距离很远，与创业者保持密切的互动可能产生非常高的成本。相对而言，因为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知识基础、经验、认知过程不同，在新创企业成长的早期阶段，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认知的差距可能大于天使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
15、差距。在决定投资前的阶段认知差异可能很明显，风险投资者与创业者间的认知成本很高。但风险投资者也能看到合伙投资的主要优势：一是天使投资者在投资后的积极参与；二是其能够填补创业团队可能存在的能力不足。当风险投资者和天使投资者共同投资一家新创企业时，基于两者异质性的认知资源，他们发挥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天使投资者可以在资金募集阶段充当有用的角色，在付出较低的认知成本的条件下，帮助创业者向潜在的风险投资者解释企业项目的内在价值。而风险投资者的认知特征和对业绩的增强作用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后期阶段体现出来，可以促进企业在推动职能专业化方面的努力。三、 实证结果和分析本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中的各变量进
16、行因果关系分析，并画出路径图。分析步骤主要是先对各相关变量进行区分效度的验证性检验，然后分析相关变量的因果关系。主要分析三个模型，董事会机制模型、社会资本机制模型和协同机制模型，协同机制模型是以董事会机制模型和社会资本机制模型的分析为基础，不再进行变量的区分效度的验证性检验。1、基础模型基础模型是完全不考虑决策承诺的作用，仅考虑董事会职能和战略决策质量的关系，两者关系系数是0.53。在基础模型中，增加考虑决策承诺对董事会职能和决策质量关系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发现，董事会职能与战略决策质量的关系系数减小为0.11（t=1.48，p0.1），见图9.2。比较两模型，董事会职能与战略决策质量的关系系
17、数减小了0.42，但T值变化了4.15，从原来的显著，变为了不显著（t2）。因此，决策承诺对董事会职能和战略决策质量关系的中介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基本可以认为是完全中介作用。2、社会资本机制模型本文利用LISREL8.2结构方程的分析软件对社会资本机制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中参数估计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系数和t值。从结构图中的系数来看，声誉、共同愿景和信任对决策承诺的正向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声誉和信任对战略决策质量的直接关系不显著或有待讨论，而共同愿景对战略决策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显著的。3、协同机制模型协同模型中参数估计采用了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的各变量
18、之间的关系系数和t值。从结果方差的拟合优度指标来看，各项指标都符合统计检验的要求，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简约模型是指，在没有考虑社会交往对董事会承诺的影响的模型。从简化模型的拟合指标和最后综合模型的拟合指标的比较可以看出，简化模型不能通过检验假设。因为根据侯杰泰等（2002）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当模型自由度增加1个时，如果x26.63，应该选择拟合更好的简化模型。因此，在x2=60.05时，我们应该拒绝接受简约模型。关于董事会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是补充关系。通过董事会机制模型和协同治理综合模型中，决策承诺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关系系数的数值变化上可以得到证实。在只考虑董事会监督和建议的公司治理机制中，
19、决策承诺对战略决策质量的方差的解释力为0.58，但加入了社会资本机制对决策承诺的影响之后，决策承诺在公司治理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对战略决策质量的方差的解释力变为了0.68，解释效果明显加强，这一实证结果对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机制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对社会资本机制实证分析中，先分别考虑了共同愿景、信任、声誉对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承诺的作用机制，然后分析了共同愿景、信任、声誉对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承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共同愿景、信任、声誉对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承诺的正相关关系成立，但决策承诺在信任、共同愿景与战略决策质量的相关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决策承诺在声誉和战略决策质量的关系中
20、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证实了董事会和管理者之间的契约是社会嵌入的，不能仅仅从典型契约或新典型契约的角度分析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约束和制衡，社会资本的相关因素：声誉、信任和共同愿景等都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发挥激励和约束作用。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可以从关系契约的视角进行分解，分为以董事会为核心的董事会机制和以社会资本因素为核心的社会资本机制。在关系契约理论框架下，社会交往因素对董事会机制也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关系契约视角下的协同公司治理机制是建立在社会交往之上的。董事会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要制定者或参与者，必须树立团队意识。增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董事会成员对整个团队的依附感，提高董事会成员对
21、公司战略决策的承诺。团队的基础是信任，信任来自沟通，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沟通非常重要。董事会成员应该向职业化方向发展，通过职业化市场对董事会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通过职业化市场的竞争强化董事会成员的素质与能力。四、 研究变量的因子分析我们把182个样本企业数据随机地均分成两部分。第一半的91个样本数据用于各概念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二半的91个样本数据用于各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182个样本用于研究假设的验证。在本研究中，问卷中各概念的测量均为17的7点评价刻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本书采用SPSS13.0中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主
22、要是对调整之后的测量量表进行因子分析，测量问卷的结构效度。对结构效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后得到分类因子，将因子负荷值低于0.5的测量条目全部删去。董事会的职能包含监督和建议两个方面，本书主要借鉴Hitt（1996）,Pearce&Zahra（1991）和Westphal（1999）的测量量表。通过对该量表11个条目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初步分析，各条目的MSA均大于0.65，总体的MSA为0.83，总体的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575.83，并且11个条目间均在0.001上显著相关，因此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两因子模型解释总方差的63.41%。1、战略决策质量战略决策质量的量表主
23、要借鉴Dooley&Fryell（1999）的测量量表，决定战略决策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因素和过程因素两方面。根据对该量表7个条目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初步分析，各条目的MSA（取样合适性测度）均大于0.70，总体的MSA为0.78，总体的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250.92，并且7个条目间均在0.001上显著相关，因此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两因子模型解释总方差的65.80%。2、决策承诺决策承诺的量表主要借鉴Dooley&Fryell（1999），Wooldridge&Floyd（1990）和Sapienza&Korsgaard（1996）关于决策承诺的测量量表。对该量表7个条目的相关系数
24、矩阵的初步分析，各条目的MSA（取样合适性测度）均大于0.75，总体的MSA为0.84，总体的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362.86，并且8个条目间均在0.001上显著相关，因此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单因子模型解释总方差的59.93%。3、声誉借鉴Mustakallio对声誉的测量量表，根据对该量表6个条目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初步分析，各条目的MSA（取样合适性测度）均大于0.80，总体的MSA为0.835，总体的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425.884，并且6个条目间均在0.001上显著相关，因此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单因子模型解释总方差的57.283%。根据彼得圣吉对共同愿景的定义和讨
25、论，对共同愿景的测量量表包含5个条目。根据对该量表5个条目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初步分析，各条目的MSA（取样合适性测度）均大于0.79，总体的MSA为0.830，总体的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390.672，并且7个条目间均在0.001上显著相关，因此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两因子模型解释总方差的62.781%。4、信任本书对信任的测量量表包含6个条目，测量条目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来衡量。本书的量表主要包括的6个条目，分解出两个因子。其中反映“单向信任关系的”的有4个条目，反映“相互信任关系”的有2个条目。根据对该量表6个条目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初步分析，各条目的MSA（取样合适性测度）均大于0.6
26、00，总体的MSA为0.738，总体的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344.750，并且7个条目间均在0.001上显著相关，因此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两因子模型解释总方差的67.211%。社会交往5、本书的社会交往测量量表包含3个条目，测量条目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来衡量。根据对该量表3个条目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初步分析，各条目的MSA（取样合适性测度）均大于0.60，总体的MSA为0.647，总体的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105.787，并且3个条目间均在0.001上显著相关，因此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两因子模型解释总方差的63.365%在探测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用另外一半数据对各变量进行
27、验证性因子分析，目标是对各变量的结构效度和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同时为后面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作可行性分析。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主要关注以下评价指数。近似误差指数RMSEA，近似误差指数越小越好，一般要小于0.1，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拟合优度指数GFI，指数值越高，模型拟合越好，一般最好大于0.90。拟合指数CFI和NNFI，一般最好大于0.90。本书按照上述指标对第二份数据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评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职能的两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监督”和“建议”这两个因子的信度分别为：0.733，0.847。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战略决策质量的两因子结构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
28、好，“环境”和“过程”这两个因子的信度分别为：0.718，0.878。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决策承诺的一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程度数据，决策承诺的信度为0.889。声誉的一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因子的信度分别为：0.825。共同愿景的单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因子的信度分别为：0.840。信任的第一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单向“信任关系”因子的信度。“互相信任”两个因子的信度Cronbacha系数只有0.522。所以，本书将关于信任的量表调整为4个条目，去掉探索性因子析出的本书命名为双向信任的因子条目。上述指标值表明，各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各项指标均符合最基本的要求。这说
29、明进行下一步的各概念间的关系分析是可行的。五、 治理目标的演化金融市场理论认为，股东拥有公司，且承担经营风险，所以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利益进行管理，公司治理的目标应该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基于委托代理问题的视角，Hitt（2005）对公司治理的目标有如下描述，“公司治理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便那些公司资金的提供者可以以此保证他们自己能够获得投资收益”，或者说“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是指对股东利益的保护”。根据金融市场理论，当管理者做出有损股东利益的行为时，股东可以通过控制权市场保护自己的利益。相对于股东利益至上的观点，许多学者指出，企业是一系列资产的集合，除了股东对企业进行金融资本的投资以外，企业的其他参
30、与者，如工人、企业经营者、供应商等都对企业进行了专有资产投资，也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就应该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不同于以防止风险为核心的治理理论，Rajan&Zingales提出，新兴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不能简单地追求最优的财产所有权配置，应该聚焦于关键物质或人力资产的使用权如何进行管理。他们认为，在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资源的新型企业中，维护企业的整体性是企业治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任务。此时，最大化股东价值也许不再是一个恰当的目标，因为股东可能不再是企业存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Rajan&Zingales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是在强调企业运作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特别是
31、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衍生出来的权力配置问题，这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根据Zingales（1998）等人的观点，企业是一个包括共同所有的关键资源（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和拥有这些关键资源的人（股东、经理和员工）的集合。如果关键资源是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组合，关键资源的所有者将通过专用性投资控制对关键资源的决策及损益。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结构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一些学者把公司治理结构看作一种制度安排，如Mayer认为，“公司是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还有一些学者认
32、为，公司治理问题是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主要讨论的是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和高级管理者之间的权力配置问题。Monks（1995）认为，“公司治理是影响公司的方向和业绩表现的各类参与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涉及主要参与者的权利、责任和影响”。本书认为，如果将企业看作一系列资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集合，而每一项资产又是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集合，那么企业的正常运作就是这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配置和实施的过程。从权力视角分析企业制度与治理结构，其实质上是研究企业一系列决策权和支付权的组合与配置问题。区别在于企业制度大多是解决可以契约化的权力安排问题，公司治理更多是研究企业运行中非
33、契约化的权力安排与制衡的问题。两者不是对应的，相同的企业制度可以有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虽然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对权力配置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从公司治理理论的演变可以看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古典管家理论到组织行为学的现代管家理论，从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到现代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是认为公司是各契约方共同参与的制衡体系，公司治理需要各方参与，并且权力应该赋予公司契约各方的参与者。借鉴陈传明对企业制度的观点，企业制度演变过程经历了资本逻辑的企业制度到劳动逻辑的企业制度，再到知识逻辑的企业制度及综合逻辑的企业制度，在不同企业制度之间决策权和支付权的配置状况。
3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权力泛化的角度考察公司治理和企业制度的演变，两者有着共同的趋势，都是根据企业的关键资源配置企业的决策权和支付权，由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发展为劳动雇佣资本，再到综合逻辑的协同治理。六、 治理环境的演化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企业与市场是经济组织制度的两极”，企业是以非市场方式一一科层组织对市场进行替代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被认为是两种基本的治理形式。科层治理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原则，属于企业内的制度安排，主要与董事会的功能结构以及股东的权力安排有关。而市场治理则是以节约交易成本为原则。威廉姆森以三重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对不同的交易范式加以界定。科层治理的架构则
35、是以三重维度为基础来试图解决企业的代理成本的问题，通过治理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为其两大重要机制）来保护股东或委托人的权益，并使其利益最大化；监督经营者或代理人的行为，以防止其偏离所有者的利益。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组织，这种中间组织并不是对企业与市场的替代，而是以兼有企业与市场某些特性的杂交形式而存在。社会资本通过企业间的关系或纽带嵌入网络组织，网络组织中的各种交易也不再仅仅依靠科层组织治理的方式进行规制。社会资本因素加入组织网络拓宽了公司治理机制的范畴。治理环境的变化使治理任务所依赖的路径发生改变，引发治理形式由以科层组织为基础，董事会为核心的治理形式向以中间组织状态为基础，社会
36、网络治理形式的方向演化。七、 董事会职能与管理者短期主义倾向技术创新的周期长、风险大及投入成本高等特征，使得很多管理者可能迫于当期业绩考核的压力而退缩。决策学派代表人物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只要涉及管理决策，跨期选择问题是避不开的。管理实践中，企业管理者能够实现在公司长期价值和短期业绩之间的合理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管理者在采取措施最大化公司长期价值的同时，也必须为了确保公司生存而实现短期业绩，否则公司可能被接管或者管理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在现实决策环境下，有些关键决策对长期价值创造有利，但不利于短期业绩的实现。管理者可能为了取得短期业绩而“选择”做出损害企业长期价值的决
37、策，这就是“管理短期主义”。虽然短期主义的存在被广泛接受，但关于短期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如何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在公司长期价值和内外短期业绩压力这二者间作出最优的权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针对管理短期主义问题，研究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提高董事会职能的有效性。监督和建议是董事会的两个主要职能，监督职能可以帮助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建议职能可以帮助管理者在卖力工作的同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国内学者针对董事会职能有效发挥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主要聚焦董事会的监督职能研究如何提升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措施，对董事会建议功能的探讨相对较少；二是主要关注董事
38、会结构特征等输入，变量对企业绩效（输出变量）的直接影响，忽略了过程、情境和行为因素的影响。管理短期主义行为不同于管理者短视行为。管理短期主义倾向和管理短视都可能表现为看重短期回报而低估长期结果，但二者的根本成因却是不同的。管理短视是由管理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强调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即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对未来预见的困难性。而短期主义却产生于组织特征，如企业文化、进程、惯例等，强调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即组织特征对管理者跨期决策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管理者知道什么是最优的选择，但由于一些组织或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也会主动选择次优战略。管理短视是可能导致最优长期结果的短期行为；短期主义是以牺牲长期
39、价值最优为代价的短期行为。管理短期主义问题有多方面的成因。短视制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是由拥有高度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的机构投资者推动的，这些投资机构的管理者在基金持有人和工作晋升的压力下不断将资金投向看涨的股票，被抛售的股票可能处于暂时被低估而面临被兼并的威胁。企业管理者担心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短期业绩下降表现出过度强烈的反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管理者通过减少有效研发投资达到短期业绩目标，其结果则是以牺牲长期获利能力为代价。在股权分散的大公司中，管理者可能比所有者承担更多的风险，管理者的人力资本都专用性地投资在一个公司，转移成本很高，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
40、。但是，Merchant等（2007）提出现行的绩效考核方式是管理短期主义产生的主要成因。管理者过度关注短期业绩的行为是建立在当前会计系统基础上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必然产生的结果。会计信息虽然使得绩效可见，但会计信息却尝试在短期内考评绩效，而此时战略性决策的长期结果还没有显现。不确定性使人们不能清晰地看到未来的结果和发展状况，任何推迟的长期决策都是出于结果的不确定性。懒惰管理者假说认为，管理者是厌恶风险且乐于享受安逸生活的，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创新则意味着冒险和挑战，为管理者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专业的投资管理者关注短期绩效而不喜欢长期或风险更高的项目。但是由股东选出，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拥有广泛的
41、权力，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对高层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奖惩高层管理者及保护股东利益。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是董事会的一项主要职能，但董事会监督作用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理论界一直处于争论中。董事会处于公司层级制的顶点，履行监督与决策功能，在公司治理中起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监督通常可以提高公司战略决策质量。离职风险假说认为，管理者关注董事会对其能力的评价以及可能的辞退，如果没有一个积极有效的监督系统，管理者很容易将公司的资源配置在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决定了公司未来资源的配置问题，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结果的不确定性对管理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信息和数
42、据的处理能力是影响战略决策选择的重要因素。董事会拥有企业战略制定和执行所必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库，董事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能力，所以也会提高公司的决策质量。国内外学者有关董事会战略参与程度与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董事会积极参与企业战略管理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董事会在战略制定上对高层管理者的建议增加了管理者在战略实施中的参与，也可以增加他们对不同战略选择和对公司竞争地位的贡献的评价。另外，外部董事的职责通过公开的讨论、质询和辩论，能促进拥有多元信息的董事会在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战略规划中的冲突通过讨论和质询等过程可以产生明显高质量的战略决策
43、选择。注意力理论提出，管理者决定做什么取决于他的注意力聚焦在什么上面，而管理者注意什么问题取决于管理者所处的环境。管理者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环境，取决于内部规则、资源和关系配置及管理者对特殊进程和沟通渠道的关注。企业财务绩效（如利润或投入资本回报率）的评估将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如果董事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短期业绩指标，则管理者倾向于制定有损于长期业绩的决策，企业就更易出现短期主义问题。一个有长期目标导向的企业，倾向于利用组织资源构建未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追求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这会鼓励企业管理者发展长期战略性资源，而不是实现的短期业绩。长期导向的企业，其管理者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更大信息量基础上的，
44、这可以帮助管理者识别更多的潜在机会。拥有长期目标导向的企业通过协调不同股东对利益及目标的不一致，也可以减少管理者在急性战略决策时的干扰。建立长期导向的企业文化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企业需要反思当前企业业绩考核或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构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激励机制。外部投资人也需要反思，对拥有长期导向文化的企业需要有耐心，允许他们犯错，给管理者信心制定有利于长期价值创造的战略决策。八、 董事会特征与技术创新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一直被视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传统创新理论的范式中，学者更多地关注竞争、市场结构、高管团队特征等因素与创新的关系，但是得出了很多相互
45、矛盾的结论。为了解释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外部环境下的企业会显示出不同的创新活动，学者们不再将公司视为一个在市场上竞争的黑箱，而是从公司治理层面分析公司的创新行为。与之前将公司内部视为相同整体，忽视公司内部结构的研究不同，公司治理的多个方面都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可以从公司层面解释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导致对该领域的文献仍然分散且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而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科学决策，提高决策质量。技术创新作为重要决策之一，打开董事会决策过程黑箱，探究其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非常必要。考虑到董事之间知识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董事会规模
46、和结构特征是最多被提及的两个影响因素。董事会规模指董事会成员数量。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的多样性也随之增加，能够为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各种互补性知识的概率也会增加。这就保证有足够多的观点进行碰撞，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但是，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成本也将超过由其带来的利益，而这些成本的来源一般为决策的低效率、对风险分担的偏离以及搭便车效应等。而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拥有更灵活的决策机制，对环境的应变能力也更强，因此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改善公司
47、治理。在技术创新决策中，独立董事可以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人数中占比越大，那么该企业有关研发投资的决策就更可能容易得到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和认可。管理层通过提高创新决策的决策承诺，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所以，提升董事会独立性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但是，独立董事的任期越长，他们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共享的团队特定经验水平越高，其功能异质性的水平就越低对公司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将有可能越弱。董事会的部分职能对创新具有显著影响。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和任期等认知层面的异质性更有助于激发建设性辩论和创新决策。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不利于权力监督和制约；两
48、职分离有利于职责分工，但是还会产生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董事会直接参与风险监控对整合风险管理与技术产品创新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而董事会利用外部审计进行风险监督会削弱整合风险管理对技术产品创新的正向关系。Yasemin（2006）指出，对外部董事的监控不能作为研发投入战略方面普遍有效的治理机制。Sapra等（2014）则提出，管理者受到的监管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创新水平的提高。资源基础观视角下，董事任期的异质性能促成更多的产品创新。董事性别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也有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关键多数理论，Torchia等（2011）发现当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达到关键人数时，她们便会对董事会会议的过程、动态性与信息交互产生显著影响，当董事会内有至少3名女性时，董事会对企业创新的贡献更高。九、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21世纪商业世界中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企业都希望在激烈拼杀的红色海洋中退出，去寻找蓝色的海洋。但无论企业寻找蓝色海洋的目标或愿望能否实现，为了生存和发展，任何企业都必须不断地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大到全球知名的企业IBM，小到任何一个家庭作坊式企业，都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制定对企业未来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虽然每个企业战略决策的规模可能不同，但每个战略决策对该企业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