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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在自由贸易理念流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实
2、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发展。（1）贸易保护倾向并没有消除，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公开转向隐蔽，由固定转向灵活，由单个国家自我保护转向区域集团集体保护，由通过贸易政策保护转向寻求国内产业政策保护等。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的生效，使得像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非关税壁垒开始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诸如对反倾销条款的使用、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安全、卫生防疫、技术标准等较之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更加多变和隐蔽，从而更能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还要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纳入世贸组织谈判议题，其目的是打着人权与环境的幌子，借
3、机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保护其传统产业。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出现则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集团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外则形成统一对外的市场机制，对非集团成员实行贸易歧视。其贸易保护手段主要不是关税，而是诸如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等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这给集团外国家向集团内成员出口设置了障碍。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
4、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
5、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
6、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
7、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
8、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
9、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
10、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
11、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
12、，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将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
13、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
14、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
15、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
16、贩卖毒药。有害的外商投资左大培 在许多情况下，外商投资对一个国家的居民是有害的。但是，有些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最怕的是外商不来投资，总觉得外资越多越好。这种心态中隐含的前提是认为外商投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些人为这种观点提出的最貌似有理的论据是：外商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外资企业比本国企业更有效率。似乎只要满足这两点，外商投资就是大大的好事。 实际上，这种心态和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增加生产，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更有效率。更有效率、能增加生产的外商投资也可能是有害的。 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就是增加
17、了一国的生产，也不见得能增加一国的收入。外商投资在增加一国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商的利润，而外商的利润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商投资就是有害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所增加的利润一定高于其增加的产量。简单地说，如果外商投资增加的产量少于它增加的利润，这样的外商投资即使增加了生产，它也是有害的。 为什么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因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生产，而是为了取得收入。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增加了，而他的收入（工资）却下降了，他一定会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对一个国家也同样是如此。99的民
18、众真正重视的都不会是他们生产了多少，而是他们收入了多少。他们增加生产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站在本国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千亿元，其后逐年上升，1998年达到1,3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个数额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所获利润大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利润的差额。这个数字表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
19、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谈生产是否增加而不问本国的收入怎样，就完全是忘掉本国人民利益的自欺欺人了。 谈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增加了一国的产量，不能光看外资企业本身的产量是否增加，还要看外资企业产量增加时挤掉了多少本国企业的生产。今日的中国早已进入了“买方市场”时代，企业的产量主要受市场销售量限制，而市场的总的容量又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外资企业增加产量靠的是挤占中国企业的市
20、场，那么这样的外商投资虽然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产量，却没有增加中国的总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增加了多少，中国企业的产量就减少了多少。而这样的外商投资对中国人民是有害的，因为它在增加外资企业产量的同时必定增加了外资的利润，而它又没有增加中国的生产，其结果必定是中国人民收入的减少。 当然，外资企业能够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一般说来应当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说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可能对中国居民是极其有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会用一个中国员工生产出中国企业三个员工的产量。这个外资企业可以将他的这一个中国员工的产量分成3份，其中的1.5份作为他的工资，另外半份作为产品降价“
21、让利”给中国的消费者，而把剩下的那一份产品作为利润收归己有。这样一来，这个外资企业既可得到足够的员工、也可得到足够的市场，但是却夺走了中国企业3个员工的产品市场，通过使他们失业而夺走了中国居民那3份产量的收入。当然外资企业本身也给了中国居民以收入，但是这种收入只相当于两份产量半份通过产品降价让利给中国居民，一份半是外资企业的那个中国员工的工资。总的结果是这个有效率的外资企业使中国人民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个例子不但说明，效率高的外资企业也会有害于中国人民，而且说明了，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必然是有害于中国人民的。 这样一来，严格的推理让我们得
22、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使外资企业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即使外资企业更有效率，它也完全可能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外资企业所增加的一个国家的产量少于它自己利润的增加，这种外资企业就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一个国家的外资企业靠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而增加自己的产量，它就有害于这个国家，而且外资企业越有效率就越有害！这样的结论我见了也害怕，但是这就是事物本身的逻辑！ 从这个分析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政策结论？结论很简单：应当禁止那些与国内现有企业争夺市场的外资企业进入，也应当阻止那些明显妨碍本国企业扩大市场销售的外资企业进入。当然，这意味着在总需求不足时，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应当主要是用于出口或顶替原来的进口品的。怎样能
23、保证作到这一点，那就是政府部门应当动脑筋解决的了。一个比较实际的解决办法是，让国家经贸委掌握外资企业经营范围的审批权，因为这个部门比较清楚国内各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您好！我国实行的是自由贸易、保护贸易“双轨制”政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将近3年，面对着世界市场的竞争与挑战，我国各产业所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怎样选择好适合本国特点、符合本国利益的贸易政策是一项复杂而谨慎的工作。按照前面的结论，在制定我国最优贸易政策时，可依据各产业不同的关税水平分别决定该产业的开放程度。若某一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接近该产业的世界平均关税水平(即0.52倍之间)，则对该产业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更有利于其发展壮大。若
24、这一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2 倍，则应考虑采取保护贸易的策略。 目前，我国的纺织、家电、轻工业等行业的关税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较接近，处于自由贸易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些行业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带给它们更多的贸易收益，同时将有利于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而汽车、农业、化学制药等重要产业或幼稚产业，其关税水平目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因此不适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应注意的是，保护不是永久的、消极的。一国产业是否发展成熟，是否能领先于世界，必须拿到世界市场上去检验。因此可以说，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行自由贸易。我国产业必须抓紧保护贸易政策实行的有限期，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自身发展，提高产品的国际竞
25、争力。 我国国际贸易政策的战略调整需要政府的推动力量，以经济与法律手段为主导，引导和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与国家优势，并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改革多年来经济总量有了奇迹般的增长，但在国家竞争优势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产业发展需要适度贸易保护，这种保护是在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下进行，以免与其他国家产生贸易争端，同时通过开放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国内产业发展和走上国际化道路。 对外贸易政策有自由与保护之分，纵观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基本上都经历了由保护到自由再到保护的过程。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始自保护贸易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对
26、外贸易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理论依据也在不断地更新，具体的贸易措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区域政策开始逐渐得到重视。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1)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3)1992-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入世前具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4)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渐与wto规则相适应的规范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一、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统
27、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1949-1978年）1949年9月通过的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保护倾向。同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选择了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对外贸易成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换取进口必要机器设备所必须的外汇，基本上忽略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原则。在这个阶段，中国执行的是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具体而言，在对外贸易体制上建立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独
28、家经营、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来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计划为主，主要靠计划和数量限制来直接干预进出口，不参与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很少进行双边经济贸易合作（除了早期与苏东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同时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创汇，为满足必须的进口对外汇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币币值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的汇率政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来分析，人民币币值高估实际上鼓励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导致建国后20年中出现进口赢利，出口亏损的局面）。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中国此时基本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在1960年之前选择的进口替代行业基本上是重工业，这与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是相辅相
29、成的，随后才开始有计划地引进部分基础工业。但是，与拉美国家的经历相同，完全的进口替代政策也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外汇收不抵支；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不良；企业缺乏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一段时间后，又成为落后。在此阶段，政府也采取进行进出口管制、征收关税、海关监管和商品检验等具体的贸易措施。制订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生产”和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家生产就是用较高的关税税率加重进口商品的成本，以保护中国已有一定基础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其它新兴工业产品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不致遭受外来商品的竞争。二、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78-1
30、992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由于经济体制从严格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商品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变化。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1982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它为对外经济工作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计划的公开发表，为对外贸易战略设计了明确的蓝图。此外，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根据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这一阶段区分为1978-1987年、1988-1992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
31、是改革初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简化对外贸易计划的内容，并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后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重点则体现在外汇管制制度的放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的建立、开始鼓励发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政策着重体现在奖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并进口相应的技术设备，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建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外汇留成和复汇率制度；限制外资企业商品的内销；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建立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等一系列措施。(2)实施较严格的传统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进口商
32、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3)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比较优势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和进出口的商品结构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称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三、入世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1992-2001年）1992年10月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外贸易
33、政策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中国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其后进行多次的关税下调，到1996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下降到23%。(2)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的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配额的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和规范化分配制度。(3)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在出口促进方面的改革包括：(1)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2)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扶
34、持企业的对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4)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5)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目的尽管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奉行“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的“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地从事赔本出口创汇。这种观点应该说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观念。但是，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放心”，也为中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这10年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指导理论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而且
35、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向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移。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是外生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有数字表明，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大约为1371美元，是美国劳动力年均工资的2.2%。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鼓励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取代了传统的纺织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表面上看中国已经走出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个圈子。但是，因为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的一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主要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里所说的廉价劳动力不等同于简单劳动力，它包括
36、跨国公司廉价地在中国雇佣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人员。这一点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代工贸易为主，二是三资企业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四、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履行入世的承诺，以及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已经成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由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国别结构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自1996年开始，机电产品的出口就已经
37、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贸易，而且三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倾向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或者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韩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例如，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提出质疑和责难之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可能从其他的对外贸易措施上进行协调。另外，针对国际社会中区域集团化的倾向，中国在近年也开始逐渐通过双边和多边
38、磋商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环境。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意向协定，积极开展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等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固然能够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是获得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的承诺。从现有的资料和两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议定书中有三方面的内容将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一是特别产品保障措施条款，印度和美国已经对中国使用过此条款；第二，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程序时，在中国入世15年内wto成员依然可以将中国等同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内每年对中国的贸易政
39、策进行审议。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会出现大幅度调整。例如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政策，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中国应该执行中国货物减让和承诺表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中具体谈到的农产品的那些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不得保持或采取对农产品的任何出口补贴。中国应按过渡期内审议机制规定将农业部门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与农业部门用作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其他企业之间，或者上述各企业相互之间的财务或其他转移，做出通知。”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已经无法使用，根据wto农业协定，中国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只能从国内支持上出发，或者说只能采取“绿箱措施”和“黄箱措施”。对于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已经
40、约定关税税率和关税配额，但是，根据wto的若干例外条款如国家安全例外、环境例外和国际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规定。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本国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考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纳入了全球生产链、资本链、产品链的环节，中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不能维持长久的优势，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极容易为它国取代，或被机器节约。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出发，中国对外贸易
41、政策的指导理论应该从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转移到内生比较优势，从静态比较优势转移到动态比较优势。简而言之就是：首先，认识到比较优势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扶持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其次，比较优势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整个的生命周期中，产品和技术会从知识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所以一国在某种产品和技术的生产上是不可能永远具备比较优势的。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与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级、专业，其带来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越持久，企业自身管理和竞争情况也可以带来强大的
42、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就应该围绕培养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始从自由贸易或贸易自由化倾向逐渐转向“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行。所谓“公平贸易”主要是指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要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恢复市场的可竞争性。wto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欧的这些做法，因此，中国在入世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加强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进与完善，防止本国产业和企业或产品在遭受类似的损害之时无法可依，在遭遇贸易对象国的指责时无以回应，当然首要的还是反垄断法出台。综合来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趋向应该是依据wto的基本原则以及例外条款，以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为基础，在兼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利益上进行完善，倾向于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