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思想与正确财富观的建立.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传统经济思想与正确财富观的建立.doc（6页珍藏版）》请在taowenge.com淘文阁网|工程机械CAD图纸|机械工程制图|CAD装配图下载|SolidWorks_CaTia_CAD_UG_PROE_设计图分享下载上搜索。
1、传统经济思想与正确财富观的建立从三鹿事件谈起武占江河北经贸大学 期刊编辑部；河北 石家庄 摘要：三鹿事件透露出当代经济活动中存在着的“见利忘义”的不良倾向，传统思想中注重责任、道义的内容在当代经济活动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人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应该根据转变了的现实，对传统思想有新的视角和评价。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要注重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在奥运会余温尚存、残奥会圣火正熊熊燃烧的时候，中国乳制品行业像西南地区的龙门山脉一样，从最深处产生了激烈的震荡，“震中”就是石家庄三鹿乳业公司，而且余震不断，波及甚广，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及河北省质监、农牧业部门的有关
2、的省市领导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三鹿集团懂事长被拘留。据新华网2008年9月16日报道，国家质检总局在全国开展了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阶段性检查结果表明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伊利、蒙牛、圣元、雅士利等知名品牌“榜上有名”。 自三鹿事件曝光短短的六七天中，就有这么多的企业被查出问题，这对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表明，并不仅仅是某些奶站、收奶厅、某个生产环节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个别事件，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惯性与潜规则，这些惯性与潜规则如此普遍、强大，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维系的，社会对财富的看法即财富观应该与
3、此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就对此略做分析。一、当代经济活动中“财富观”的偏颇（一）财富获取中的见利忘义 “三鹿事件”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当前经济活动中存在着的“财富观”的偏颇。其实，乳制品行业存在问题已非一日，2004年发现于安徽阜阳的“毒奶粉”事件已经露出冰山一角，但是整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藉此得到根本的解决。时至今日，引起了大面积的“溃坝”。据有关报道称，目前三聚氰胺主要出现在奶源与生产两个环节上，在这两个环节中作到检测、预防应该没有技术上的障碍，行业中人对此问题也应该有所了解，“业界人士”称，中国乳制品行业的脓疮在三鹿被首先挤破了。目前多家企业检测出三聚氰胺就说明问题的存在已非一日，但是在奶源
4、上控制有毒物质（在生产环节是否存在有意识加入三聚氰胺的现象，目前还未见权威报道）要增加人力、物力，进而使成本上升，而且会影响到“蛋白质”含量的问题，导致“产品质量降低”，不利于占领市场，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影响到利润（这才是最终目的），于是在行业中就形成了片面追求虚幻的指标的“带毒运行”机制，利润就是在这样的危险中获取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见利忘义”，最终也根本上损失了自身利益。其实这种在财富获取方面的“见利忘义”并不是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问题，是在整个社会中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就在三鹿奶粉时间曝光前夕，与河北山水相连的山西发生了特大事故，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导致上百人遇难
5、，这也是一起人为的灾难，是矿主勾结地方官员违规、违法生产造成的。而能源、矿产行业事故屡禁不止、黑劳工事件骇人听闻，这背后都折射出唯财是视、天良丧失的不良亚文化：你有了钱就是英雄，就可以获得包括特权在内的各种资源，就会成为社会追捧的明星，而财富是如何得来的、是否正当则往往被悬置不问，这是在义利问题上的严重扭曲。体现、代表、引导社会风气的大众传媒也加入到这种义利扭曲的大合唱当中。媒体宣传的往往是获利的英雄、暴富的神话，仿佛有了钱就遮盖了一切缺点，“经济上去了”，就尽善尽美了，鲜见有对获利正当与否的思考与追问。其实，媒体的这种倾向绝非仅仅出于“跟着感觉走”的“集体无意识”，也有着深刻的利益追求的体制
6、因素。目前在大众传播学界、业界流行着“三次售卖”的理论。一种大众传媒形式第一次售卖的是它的直接产品，如报纸、杂志等，这一次的收入往往不抵资本，甚至有的报纸售价还不如纸张的价格，而且目前的电视节目大多是免费的；第二次售卖的是由此引发的副产品，如“米老鼠”形象等各种媒体节目的衍生物；第三次售卖的实际是受众资源，出售的是它的影响力，谁拥有了广泛的受众谁就能获得高的收入，这主要通过广告实现，你的受众越多，赢得的广告越多，大众媒体的经济收入就是这三次售卖的总和（有政府拨款的除外）。实际上，不少大众传媒往往是通过第三次售卖获得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之间就掀起了广告争夺大战，那么谁还会严格把关、把送上门的
7、钱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呢？而且传媒本身也没有时间与能力对五花八门的广告进行把关。而不少企业（尤其是生产大众消费品的企业）其营销主要是通过有影响大众传媒，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缺乏文化知识的老百姓，他们只能通过大众传媒了解产品，而且对传媒信任得虔诚，企业的这一招实在太奏效了，一根稻草在传媒的包装、轰炸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会变成一根金条。除了媒体，各种为老百姓所熟悉的明星也是企业宣传自己的理解媒介，明星们也把由“名”得来的“利”照单全收。企业、媒体、明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但是往往忽略了利益背后的责任，不少人不能做到“见利思义”。如果公共权利部门在这方面职能缺失，这种畸形的利益洪流必将冲决道义的堤坝。那么普
8、通老百姓那些受害消费者呢？大多数人相信明星，以为他们一方面出色百般皆好，或者就把他们本身看作是戏里的大好人、大英雄，他们的头脑往往被大众媒体所替代，这是一个个性泯灭、独立思考式微、“娱乐致死”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义利观的畸形就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了。（二）财富消费中的空虚、奢华 失去了反思能力和习惯的人是空虚的人，当一个人主要忙碌于追逐利益的时候，人的其他方面的高雅、复杂的需求与属性就会被忽略，奢侈、浮华就成为填补精神空虚的主要手段，在加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各种浪掷千金、大肆挥霍的现象、骄矜斗富的行为、腐化堕落的生活大行其道，许多曾经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企业家、官员，在声色犬马的诱惑下纷纷落马
9、，说明社会上存在着很强的腐蚀力量，不正确的财富消费观就是一种突出的腐蚀力量，这种现象人人可感可触，在此毋庸赘述。 （三）财富再次分配中的迷惘 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巨大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注重财富的二次分配，一个人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以此来抑制过度的贫富分化，而且富人的税后收入还通过各种渠道再次回报社会，慈善捐赠事业在西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而且也在文化层面有着成熟的体现，中国这方面则很不成熟1 前一阵网上流行的所谓“感恩诉求”就是捐赠文化不成熟的典型反映。真正的捐赠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回报，是无私的，真正的捐赠不应该附加什么条件，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交换
10、行为，这种交换包括“名誉”。富人因为受助学生没有感恩的表现而停止捐助，并且在大众媒体上大吵特吵，这种炒作不是不是作秀就是一种“广告”，其背后的动机与理念仍然是一种“交换”的期待。，许多世界巨富往往把财富通过各种渠道再次贡献给社会，如比尔盖茨就正致力于“散财”事业中。而在目前的中国不仅在文化层面财富回馈社会的风气远远没有形成，就是在制度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有时人们想捐钱都找不到合适的渠道，至于钱物捐赠后的去向也不是很好把握的，难以让捐赠者完全放心。二、传统财富观念的再思考 上述种种现象体现了一种浮躁、浅薄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风气，在追逐利益、“经济增长”的驱动之下，眼睛盯着的是“国际经济水平”、
11、“先进的西方管理体系”还有“高科技”等等，这种社会心理、思潮以及价值取向是建立在人的本能基础上的利益追寻，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精神、思想方面的“纵深”，很难看到传统的思想、文化对当代疯狂逐利潮流的合理“制动”作用。按照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的每一次跃进往往从传统思想中汲取营养，这种营养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2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论述“轴心时代”的时候说，世界范围内的“轴心时代”（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希伯来文化中的“先知运动”、印度的佛教创建、中国的百家争鸣）文化进行了重新整合，进行着伟大的创造，斯时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奠定了世界文明的基础，形成了直至近代的文明
12、的基本框架，同时是每一次文化跃进的支点和坚实的基地。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4页。中国是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尤其是在如何对待财富方面有着系统、深入的思考，在显性的思想文化层面，古代中国非常注重抑制人们过度的物质利益追求，特别强调获取财富过程中的合理性。不仅在思想领域，在经济实践中也有许多突出的范例，比如晋商在经济活动中对诚信的恪守与遵循就是显例。但
13、是这种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似乎一时不见了踪影，仿佛传统思想对当代经济活动毫无意义，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一）传统财富观的基本取向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对待利益、财富的资源非常丰富，在中国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为中国先民普遍遵奉，曾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传统的财富观主要通过“义”、“利”这两个范畴来体现。必要的利益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基础，除了出世的宗教思想之外，中国传统思想对人的利益诉求首先进行了肯定，孔子毫不掩饰对于富贵、财富的向往与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同时，孔子以及他所创立的儒家始终强调获取财富手段的合理性，坚决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和利益：“不义
14、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论语述而。孔子及先秦儒家对于“义利”关系表述得很恰当：“义者，利之和也”，君子“利物，足以和义”3 易乾文言，对财富的追求是合理的（利物，足以和义），恰当、合理的获取财富方式就是“义”。后来，作为中国主流思想的儒家越来越强调“义”而压制“利”，“义”逐渐向广义的、超越的方向发展，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总和，“作为调节利益的恰当、合理方式”的内涵逐渐被忽略；相对地“，利”则越来越被解释为狭义的“私利”，不断被压制，甚至赋予负面意义。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利”被认为是“人欲”的表现，而“义”则是“天理”的范畴，二者由协调走向一定程度4实际上理学家也并不是绝对否定人对利益、财富的
15、追求，张恒寿先生在1986年的文章中就对理学以来的各种理欲关进行过系统地分析，提出理学的理欲官是“节欲”，而不是“禁欲”。王俊才编：张恒寿文集（上），45645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的对立，理学家强调“人欲净尽、天理流行”，通过与“理欲”问题的对接，“义利”问题被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层次，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重义轻利”的倾向。与此相应，商业活动受到主流思想的歧视，在法家和儒家两种势力作用下，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农（本）抑商（末）”的经济思想：“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5司马迁：史记 货殖列传。商业活动追求利益为目的非常明显而外在，而农业生产首要的目的是维持
16、人的生存，所以受到推崇。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传统的经济思想面对西方的挑战显示了明显的不适应，鸦片战争尤其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先进人士意识到在物质力量方面赶超西方已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保守派却凭借传统的“义利观”的“重义轻利”倾向反对改革，反对发展工商业，在内外夹击之下，对传统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重农（本）抑商（末）”、“重义轻利”的倾向逐渐被否定。实际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在这方面仍然是沿用这世纪初的思路，主要是强调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对传统经济思想以及财富观中的偏重“义”的倾向进行否定。（二）新形势下应该有新的视角 世界上不存在脱离具体历史环境的思想，当然，产生于当
17、时具体环境下的思想、方案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指导千年之后的现实，中国传统的财富观、义利观也是如此。“重农抑商”思想产生于战争不断的战国时期，当时社会需要的就是战士和军粮，而商人不仅难以被固定特定的区域，还对自耕农（当时主要的兵源）具有很大的解体力量，自耕农很容易被商业的重利盘剥而破产，他们破产成为流民国家的税收和兵源就会减少。法家出于一种狭隘的实用主义，将“重农抑商”付诸实施，并将其制度化。后来历代王朝之所以对此奉行不渝，除了儒家的在“义利观”的影响之外主要出于维护既得统治利益的考虑。因为小农才是专制社会最根本、最稳固的基础，而商业则正具有促使小农经济解体的作用，这就在经济基础上直接威胁到专制王朝
18、的根基，所以专制王朝会积极奉行此政策。至于被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片面化了的“义利观”也应该做历史的分析。儒学本质上是一套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其最深层、最精微的层面指向人的道德层面，强调的是人的超越性，要人们去做超越一般人的“圣人”。在“义利观”、“财富观”方面儒学有一个并没有明确指出的前提：人本能地具有追求利益、财富的内在驱动。在不受外力量的影响下，这种驱动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最终还会使人失去作为人的本质（儒家热衷于讨论人禽之辨，人区别于禽兽而构成自己本质的就是人有节制、利他行为），导致社会的崩溃。这样，追求利益财富就没有必要再提倡，抑制自己的利益追求才是
19、他们应该做的。现在看来，这种思路并没有错，人的私欲如果不加以遏制，人就会成为魔鬼。儒家的这种倾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是束缚了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潜力，忽视了政府在组织、鼓励、保护民众创造财富中的责任，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的命运。至于近代保守派反对发展工商业，提倡所谓的“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观点，其实在思想上、实践上已经被洋务派和维新派所驳倒，之所以在近代社会有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特权的需要，因为像倭仁那样的保守官僚，他们已经不可能在改革、新政方面有所作为，如果他们无条件地承认发展工商业、放弃重农抑商的稻草，他们就会在新的政
20、治格局中无所作为而被淘汰，所以近代以来保守派秉持旧的经济思想以反对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私利。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对传统思想的认识也应该在新的条件下有新的发展。对商业、利益、合理的欲望的提倡是因为社会上有对它们进行压制的力量，需要对这些方面进行解放。但是解放什么时候都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如果压制的力量取消的，解放的力量仍然再加强，那么就超过了必要的限度，由一种极端走向两外一种极端，同样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后，追求财富成为一种光明正大的普遍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心态。现在不是如何告诉人们追求利益的时代，而是利益对人们产生了普遍压力的时代，形成了某种类似资本
21、原始积累的疯狂，人性在利益的面前被摧残、异化。许多社会问题都出在利益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利”已经到了不需提倡而要压制的程度了。“欲”包括生理的欲求以及对功利性东西的追求，后一层意思就相当于“利”，生理的欲求自然无法消灭，但是它必须别限制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限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和形式，也是反文明、反人类的，都会导致人的尊严的丧失。传统的尤其是理学时期的“理欲观”首要的错误是过分压制人的合理需求，其次是在男女之间要求的不平等。通过“五四”以来的解放运动，自然人性已经回到她应有的位置，现在不是如何解放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形式化和节制的问题。“利欲”虽然在历史上，在不同的
22、文化中都受到过不合理的压制，但是这种出于人的本能的东西一旦不合理的过分的压制被取消之后，就不需要意志的努力，会自然地膨胀，逼近、冲破必要界限。而到当下形式上利他的道德必须要经过意志的努力才能达成。儒家不鼓励人在“利欲”方面的追求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之下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也十分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在贯彻到行动中就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复杂的心理、思想力量为支撑，需要一种超越的信条来维系。两千年的儒学在这方面积累的深厚的文化资源，这也是需要我们开发的。张恒寿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明确地提出传统理欲观对于物质发达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越是改革之际，越需要遵守道德（理），克服自私，因为
23、这个时期，最容易当事人造成图谋私利的机会，一切营私舞弊，不正之风，都是不能克服立己欲望而产生的。所以以理节欲这一传统道德，既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今天，也是实际上起指导人的工作态度及其它行为之作用（口头上理论上可以换一句别的话讲）。”“我们因为对第一步的物质生产问题还未解决，所以要积极从事经济改革，补走以前未走的道路，但这只是一种补课性质，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地。我们在补课过程中，仍要有一个远大理想的明灯指引前进，才不至于重现某些西方人所感到的迷惘。”1王俊才编：张恒寿文集（上），45645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由三鹿奶粉事件折射出的当代财富观的偏颇说明了张先生见解的正确和深刻。 三、几
24、点想法当代强调利益获得的正当性、欲望达成的合理性已经没有必要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传统资源合理引导利益的实现、欲望的达成，就传统财富观而言主要的不是对它的性质的判定，不是对它的批判、否定，而是应该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合理引导整个社会建立合理的财富观了。在当代经济生活、企业管理中，已经形成了“言必称西方”的强大惯性，眼睛盯着的是西方的陷阱管理模式、致力于翻天覆地的营销大战，追逐高科技、产品的花样翻新，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有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经济伦理呢？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似乎该阐发的道理已经说尽，该发掘的人物都已发觉殆尽，想有
25、突破实在太难。而且当代的经济管理学科学术体系发轫于西方，中国经济思想史能够贡献于当代经济理论的往往显得“幼稚”、“贫乏”。有关经济史的学科由于缺乏“现实性”、难以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一线而受到青年学生的冷落，那些业界的“弄潮儿”们更是难以有雅兴对此“回眸一顾”了。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其实，越简单的越深刻，越普遍的道理越有用。就经济思想史研究而言，有以下浅见，供大家批评。首先，我们应该根据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对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进行再阐释，转换源自近代的思维模式，为当代经济实践在传统思想中寻找对症之药。如传统财富观中的对道义、手段的强调，让企业家大众回眸传统 在思想意识层面建立自我约束，
26、借此抑制经济活动中与生俱来的疯狂与血腥。其次，转换批评模式，对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同情的理解。不要一味地寻找中国古代经济活动验证了西方哪条原理，中国古人的什么话可以与西方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有关系，要有向传统学习的态度和胸襟，梳理出能够为当代经济建设服务的内容。再次，要注重学理的大众化，把学术问题传播到经济活动中的有关人士的脑中、心中，在学术与事件中搭建桥梁。其实，具体的一线经济活动者对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精华以及当代的适用性了解并不够，他们仍然处于源自五四时期的传统等于落后、西方等于先进的模式中，再加上我们有意无意的对本土文化自虐式的过分批评而使人们对传统不屑一顾，认为古代的就是封建的，就是应该批判的。其实，时至今日，中国社会越是现代化，传统的东西越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之所以传统的东西在当代借尸还魂，产生坏的影响，是因为当代的体制还不够现代化。当然，我们绝不是仅仅指望传统思想解决当代的问题，经济思想与其他思想一样，仅仅是只是一个方向，提供一种价值和精神支持，具体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这种价值观的支持下进行具体的制度建设，构建合理的经济制度，完备的法律制度。说教不能惩治奸商 贪官，政治问责法律惩治则可以摧毁这些黑心的造假体系。武占江：河北经贸大学期刊编辑部副主任，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