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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不确定的世界罗伯特鲁宾 编/译:李晓岗、王荣军、张凡作者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本“借自传形式介绍政策的书籍”。书中以很短的篇幅回忆了童年时代和求学历程，随后描述他人生经历中的华彩篇章（高盛白宫花旗），阐述了他所笃信的“或然性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工作和生活。.366目 录自序第一章 21世纪的首次危机.1第二章 市场教育.33第三章 出入高盛公司.68第四章 政治熏陶.99第五章 白宫生活.120第六章 信心与信誉.142第七章 言谈技巧.163第八章 危机边缘的世界.195第九章 对危机的思考.222第十章 触底.248第十一章 政治和生意.270第十二章 贪婪、恐惧和自满
2、.291第十三章 “鲁宾经济学”.316第十四章 相互依赖宣言.343致谢.360书评： 在不确定的世界 一个赌徒的人生哲学观（许知远）.364自 序 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但在政府任职的6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1999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回顾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工作经历，我发现自己曾身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之中。当更多地思考过去的那些时光时，我认识到，从自己曾经历过的事情中，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书似乎是一种更
3、系统地思考过去经历、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经历和想法或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并对他们有用。 今天，市场的作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更多的人更重要。政府的作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必须全面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与作用。作为曾从商界和市场领域转入政界，又从政界回到商界和市场界的人，我想，或许我适合谈一谈对这两个领域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看法。 我想表达一些事情和观点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一名叫雅各布韦斯伯格的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我们合作写一部书。这一想法部分来自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讨论我的根本观点：
4、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通过与雅各布的交谈，我被这种提议所吸引，我想让人们了解，我对决策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贯穿于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26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6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4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在我们着手写作后，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时期曾面对的那些政策和政治问题，我们俩继续进行辩论。例如，对将来而言，作为经济战略核心的财政手段和减税的作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否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5、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阻止或对周期性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股票投资者感兴趣的问题。 通过对自己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我希望为其他将来要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这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在商界和政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关于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互不隶属的庞大的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和有效地工作问题。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释我的决策方法。或然性的办法并非有多么独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仅仅反映了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
6、，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雅各布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反响，而且从那时起，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受到了这篇文章影响。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我在一家网球场遇到一位财务经理，他告诉我，说他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贴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一位棒球队经理也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该队在全国比赛中的级别和名次）。 对于这次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我和拉里萨默斯在财政部共事时他曾向我提到的一件事：尽管许许多多的人接受或然性决策概念，甚至认为自己是这种概念的实践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或
7、然性思考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我把这种思维想像为一种标准拍纸簿，上面记录着与决策有关的因素以及对它们的评估和汇总。当然，这样描述或然性思维并不是说可以将其贬低为一种数学公式，最佳决策会从便签上自动产生。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 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讨我的决策以及更广泛地说我的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没有任何事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现代科学表明，物理学和化学尤其是这样，在这两门学科中，人们所熟悉的和基本
8、的规律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无法被证明的认识和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我猜想，这一观点是通过我在哈佛大学低年级时上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在耶鲁法学院时与同学在可口可乐茶座讨论以及我在财政部的4年中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共进早餐时的一些讨论逐步形成的。 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
9、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虽然本书的根本意图是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思考未来，但它是以叙述过去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书或学术著作，但我对问题、事件、辩论以及我自己对这些事做出的反应或许对研究克林顿政府和我所经历的其他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有所助益。公职生涯为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关系到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问题，并让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也许通过叙述我自己在政府中的经历，通过反映我对与自己共过事的许许多多政务官和职业文官的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一
10、些认识，本书将会鼓励青年人去思考：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当如何度过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公职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希望促使读者通过支持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的思想和事业，更多地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 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
11、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理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而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我的希望是，我在一生中通过与别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观点，在其他人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个人、职业以及政策挑战时，会有所帮助。 罗伯特E.鲁宾 2003年9月30日 于纽约市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
12、任应由我单独承担。 第一章 21世纪的首次危机1995年1月10日晚，我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印有国玺图案的地毯上，宣誓作为财政部长遵守合众国宪法。我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被任命的，一下午我都在等待着允许我宣誓就职的正式文件。文件从国会一送到，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一群人就聚集在白宫，举行一场匆促的仪式。 正式仪式一结束，我就向我的妻子朱迪和我们的客人道别，留下来和克林顿总统、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拉里萨默斯以及克林顿的一些高级助手，举行一次讨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紧急会议。 我告诉总统，墨西哥政府面临着一场正在迫近的拖欠债务的危险，抱着阻止这种危险的希望，我们建议总统支持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可能会不受欢
13、迎的有风险的干预行动：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接着我要求拉里更具体地解释墨西哥的局势。他用了十分钟时间介绍我们的主要分析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是几个小时前我们在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一起开会时确定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出手相助，不迅速相助，危机对墨西哥直接而长期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面临危险。 我们提出的对大规模干预的替代性方案不太让人看好。拉里和我继续解释，如果墨西哥无法履行其对外义务，拖欠外债，资本将可能会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将会崩溃，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而这将肯定会
14、给美国造成巨大影响。墨西哥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我们所做的估计是，由墨西哥拖欠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会使非法移民增加30%，即每年增加50万难民；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 墨西哥危机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而间接伤害到我们。对墨西哥拖欠债务问题的担心已经在整个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了动荡，这就是有名的“特奎拉效应”。这种连锁反应将会造成投资者在全世界盲目地从发展中市场抽走资本。这进而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40%的商品是销往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的危机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蔓延”，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0.5
15、%到1%。我们建议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墨西哥，尽管我们与墨西哥有着特殊关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的理由，这笔贷款担保是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提出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财政部长，我避免使用诸如“恐慌”和“灾难”之类的字眼，而更愿意用不太生动的词如“蔓延”和“失去信心”。我在白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时了解到，政府官员的措辞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情况更是如此。我必须准确地说明墨西哥所发生的事，而不能有渲染。尽管灾难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而且不仅是因为它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实施，墨西哥被
16、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榜样。这一榜样的公开失败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的打击。 但是也有反对干预的理由，我们把这些观点也向总统做了汇报。我强调说，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的救援计划可能会不起作用。更有甚者，干预几乎肯定会被指责为是在“保释”曾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机的美欧有钱的投资者。使用公共基金做这种事有可能遭到普遍反对，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风险。白宫人事主管利昂帕内特甚至更直率地提醒克林顿注意这种潜在风险。利昂赞成干预，但他告诉克林顿，救援努力的失败会造成他在1996年大选败北。 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内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拉里提出，美国可能需
17、要提供的救援基金总额为250亿美元。总统的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说，我们的意思肯定是说2500万美元。拉里说，不，我们的意思是“250亿”。这一数字比司法部一年的总预算还多，足够购买一支B-2“隐形”轰炸机编队。 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小时，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上，回答着总统的提问，仅仅在一两周前，我一直在向其他人问这样的问题。12月，我当时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拉里给我打电话，让我留意并追踪墨西哥正在恶化的局势。我当时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了解不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切需要对比索贬值进行试探性干预。我当时认为墨西哥是有类似问题的一大批国家之一，而且拉里是国际经济界极其高明的专业人物，他会采取需
18、要采取的措施。但我想做一个干实事的部长，所以很高兴拉里让我参加处理此事，虽然当时我已经被指定为财政部长，但毕竟尚未被正式批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墨西哥发生的事也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克林顿政府。我所观察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援助墨西哥的情况，是公众很少看到的。他严肃的态度和对这一问题所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他为探寻解决墨西哥危机的正确决策而表现出的睿智使我难忘，也使我感到，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遭到人们的误解。 着手处理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要尽可
19、能系统而冷静地思考。在被任命前，通过与拉里交谈，我迅速开始了解墨西哥的局势。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到届的萨利纳斯政府为维持大约3比索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了150亿美元，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新上任的厄内斯托塞迪略政府在1994年12月底屈服于外汇市场的巨大压力，允许墨西哥货币自由浮动。面对只有大约6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数额比这更大的短期债务即将到期，墨西哥束手无策。但当政府不再提供支撑后，比索对美元的比率迅速跌至约5比索对1美元。随着墨西哥货币的持续下滑，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其债务，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而且是和美元挂钩的。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无力还债，投资者抛售墨西哥债券和比索。总之，墨西
20、哥当局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我们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现在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来源实际上已经断绝，几乎肯定无力靠自己的政策解决危机。墨西哥政府的头寸拍卖几乎吸引不到购买者，即使美元利率接近20%。在短期，私人领域几乎不可能提供阻止拖欠债务所需要的大量贷款。 资金需求如此之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无力靠它们的力量组织救援，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世界银行执行行长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尽管有巨大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他。康德苏精通业务而且作风大胆，为缓和世界银行中欧洲持股人的不满，准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墨西哥提供稳定贷款。但所需的数额超出了世行当时的能力。
21、避免灾难的惟一现实可能是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 指导我在商界和政界经历的根本观点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这一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或然性的决策。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我最初是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的怀疑论的环境中形成这种理智建构的，部分原因是几乎导致我主修哲学的长达一年的课程。在高盛公司，我开始把或然性思维应用于实践，在那里我度过了进入政府前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套利交易商，我了解到，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好，但实际没有任何
22、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成功是通过评估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收益和损失而获得的。我在华尔街的生活是建立在我每天做出的或然性决策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我提出我们是否应干预墨西哥问题的背景。面对大量旗鼓相当的各种因素，做出最可能的决定的关键是分析这些因素，并确定每个因素的成功可能性和重要性这就是或然性决策方式。这样做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认识绝不是像我或财政部的其他同事所希望的那样完美。而且，即使是通过最系统和深入的工作，一项根据事实和分析做出的决定也不会自动地出现在我随手做记录的黄色拍纸簿上。决策的最终因素是判断的难以捉摸。我们在墨西哥危机中形成的决策程
23、序而且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将一再使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这是因为我在私营领域的经历。但这次涉及的考虑因素范围更为广泛。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干预失败，美国信用可能会受到的损害；如果我们试图援助墨西哥而没有成功，在将来发生危机时，我们提供支持的效用就会降低。 干预成功也会带来危险。即使我们的努力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局势，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个人们称之为“道德危害”的问题。投资者由于在墨西哥没有受到危险后果的影响，下一次可能对类似的危机就不会予以足够的注意，或者仍然寄希望于官方干预。在墨西哥，投资者可能会变得心满意足，1994年他们在从众心理推动下买进与美国挂钩的股票，而没有充分注意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可能不足
24、以维持他们做出的兑换美元承诺的危险。我们担心，我们阻止墨西哥金融崩溃的计划可能会鼓励投资者在将来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能够与艾伦格林斯潘和拉里萨默斯深入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福分。从个人背景、所受专业训练以及脾气来说，我们三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艾伦是一个保守的、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的人，他是一个注重宏观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着敏锐的实际理解的经济学家。在进入政府前，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且生意兴隆。他做事一丝不苟，有着非常优秀但又低调的才智。拉里的父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叔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拉里是曾获得在哈佛任教资格的最年轻教授之一。他是一个有活力、自信的理论经济学家，
25、对政治和市场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到位的认识。我对经济学有着相当好的概念性理解，曾有在华尔街从事交易业务和管理工作的经历，还参加过民主党政治活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确定的答案，知道我有问问题的习惯。尽管我们三人的个性不同，但配合默契也许对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的分析证明了我们之间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的工作态度也同样重要。虽然我们三人都有自我，但在我们的碰头会上，我们都不去突出自己。我们都努力相互配合，寻找最佳方案，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高明或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辩解。我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形成的相互信任。在4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在一起开会和讨论外，艾伦、拉里和我每周至少一次共进早餐或午餐。1
26、999年我辞职后，拉里和艾伦继续了这一传统。就我所了解，在这些私下场合，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说过的话都没有被泄露过（为了本书的写作，他们允许我提到这些对话）。 我在白宫时曾经常看见格林斯潘，但我在担任财政部长前和他并不熟。在我们一起全力处理比索危机时，我们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他考虑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艾伦强烈信奉市场规则，对道德危害问题非常关注。这就是他在1979年反对政府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原因。尽管艾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是，两害相权，为了阻止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危险，他采取了有道德危害的方法。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总是努力去找出平衡各种相互冲突因素的最佳途径。 艾伦、拉里和我对墨西哥发生
27、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是一致的。墨西哥尽管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在经济景气时期借债过多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导致它在人们情绪发生转变时很脆弱。当市场开始失去信心时，政府为避免面对现实，尽可能地一拖再拖。墨西哥政府借的债越来越多，还贷期限越来越短，为维持与美元有固定汇率的比索币值，发行与美元挂钩的国债，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和外国的债权人及投资者没有留意经济不平衡的出现。他们继续融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紧缩时，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控制。 墨西哥的问题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是贸易赤字、纯利息支付以及其他一些项目迅速扩大。为弥补这一差额，墨西哥需要美元，因此便通过
28、发行政府债券吸引美元。最初，墨西哥出售根据比索计算的资产。但到后来，由于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冒汇率下跌的风险，墨西哥政府又开始大量发行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Tesobonos）。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债券对墨西哥和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与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的巨额账户赤字无法无限地持续下去。让事情更糟的是，墨西哥的金融系统脆弱而拮据。 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1994年初，恰帕斯地区发生的暴力叛乱和两位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惊慌。人们开始感到墨西哥债券风险较大，因此大
29、幅度降价抛售。国内外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把钱存在墨西哥。为满足对美元的需求以维持汇率的不变，中央银行不得不一再抛售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发现，尽管一再提高利率，自己越来越难以通过发行新债券偿还债务。 就像金融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极影响不断自我强化。由于投资者担心汇率可能下跌，他们纷纷兑换美元，造成政府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这进而又加大了比索币值下跌的可能，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无法还款的担心。政府做出的为保护投资者以美元计算的资产不受损失，而用比索偿还政府短期债券的承诺显得越来越不可信。随着外汇储备的耗尽，政府孤注一掷，为维护固定汇率制而采取了部分贬值的办法，但这无济于事。国内资
30、本继续外流，外国市场信心猛跌，政府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市场的注意力转到将在数周和数月内到期的巨额的短期债券。没有人愿意再购买新债券。因此政府将不得不把大量的比索投向市场，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券这又造成汇率进一步下跌。 墨西哥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关键在于，这也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规则的失败关于危机的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将变得非常重要，那时我们在其他地区面对同样一些问题的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受高额回报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和债权人没有充分考虑在向墨西哥贷款时牵扯到的危险。然而，一旦投资者神经紧张，他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原谅的。墨西哥迅速失去了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并且无法为偿还
31、短期债券筹措资金。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从长期来看，墨西哥是能够偿还其债务的。但在短期内，面对仅有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几乎有300亿美元的债券将在1995年到期的情况头三个月有100亿美元墨西哥和外国的投资者希望撤出。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国际法能够使国家在破产法院重组其债务。因此，我们不进行干预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拖欠债务，而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会牵扯到我们的国家。 墨西哥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政策制定者以及私人企业界的人经常会碰到这种局势，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潜在可能，而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管的危险是墨西哥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蔓延
32、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并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采取行动的危险是，如果失败，会潜在地危及对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的偿还而如果我们成功了，则会带来道德损害。艾伦、拉里和我都反对让短期债券的持有人利益无损。但我们最后认为我想这是对的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负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我们也担心墨西哥危机会影响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如果一年后墨西哥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能适当地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出现债务危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改革会是一次打击。拉里在进入克林顿政府前曾担任世界银行的
33、首席经济学家，他尤其关注这一问题。他提出，“听任墨西哥的局势恶化”，将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波兰、巴西和南非发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而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我们轮流扮演魔鬼的辩护人，但艾伦、拉里和我在我宣誓就职的几天前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比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危险更为严重。艾伦总结了我们三人的看法，把一项援助墨西哥的计划称为“最不坏”的选择。 1月10日下午，在等待我的任命书下达的时候，我们三人，加上其他一些人包括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继任者劳拉泰森女士，就确认我们给总统的建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拉里和我赞成艾伦的看法，即我们应当拿出相当
34、一笔资金，其数额要远远超过我们认为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使用了柯林鲍威尔军事干预理论的一个推论。在海湾战争时有名的“鲍威尔理论”提出，只有当美国的利益面临危险时美国才应当进行干预，而且必须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以压倒性的力量解决墨西哥问题需要多大力量。一个参考尺度是墨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总价值，当时大约相当于300亿美元。但考虑到墨西哥政府的其他债务、墨西哥银行的外债以及当墨西哥国内比索持有者把比索转换成美元而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这一参考程度也可能是不够的。在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拿出大笔资金援助墨西哥时，我们建议美国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35、，对我们政府而言这种担保与贷款有同样的财政风险，只是有某些技术上的有利之处。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 ，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
36、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
37、，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
38、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 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 ），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和理查德格普哈特（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都答应支持他提出的提供贷款担保的紧急请求。第二天拉里和我前往国会山去见这些人，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支持。最初，甚至曾经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白水门事件”的阿方斯达马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支持，他是参议员金融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达马托说，我们应当拿出不止250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就不会认为他们会“压倒”我们了。受此鼓舞，我们将我们的提议增加到400亿美元。该
39、提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要求墨西哥承诺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并保证用其石油出口收入作为还贷担保。 尽管我们获得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但当艾伦和我到国会解释这项计划时，议员们的反应极其消极。1月13日，在会见了100多位两党议员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要让国会采取行动有多难。有几位议员要求我们答应不让美国的税钱面临风险。有些问题非常合情合理，但很难回答。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一再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国家不与我们一起负担这个风险。我回答说，我们的盟友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太圆滑的回答将是，我相信我们的盟友本来也应该通过双边形式做出努力，因为墨西哥的危机以及可
40、能产生的蔓延也会波及到它们。但它们不打算增加双边援助，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墨西哥是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
41、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
42、”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 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
43、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
44、，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 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 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
45、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21世纪的首次危机”。 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1995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46、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6倍，从240亿美元上升到1480亿美元。19
47、82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 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