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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两汉散文专题教案第一章先秦散文发展历程教学目的：使学生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形成轮廓。重 点：文学的起源，先秦文学的形态；难 点：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一、传说时期的文学：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原始歌谣现在留存的主要有：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传说为尧舜时期的，但现在认为是后人伪托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载于吴越春秋的弹歌；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远古时期
2、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三、诗乐舞紧密结合：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举吕氏春秋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记载（新版教材22页）。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也。”第二节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文史哲不分：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先秦文学并
3、非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二、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由宗教颂赞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南方楚地文化孕育出了“楚辞”。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和南方楚地的“楚辞”是先秦成熟的文学作品。诗经和“楚辞”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
4、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第三节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一、由巫到史：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
5、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二、贵族文学的兴起：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他们掌握了知识文化，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西周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
6、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第四节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先秦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夏商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和夏孔甲的破斧歌可看出夏商时代已有完整的诗歌出现。商代诗
7、歌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也与巫文化有关。巫史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岛，这种地理观念夏人是不可能有的，可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亦是后人追记。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
8、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四、楚地文化与楚辞：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第二章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教学目的：本章是先秦史家之文的开端和重点。教学中要弄清：1、 中国叙事散文的出现、发展和流变；2、 春秋与左传的关系；3、 左传长于记事、国语长于记言、战国策集大成的特点。重 点：左
9、传的精湛的叙事艺术。难 点：语言艺术辞令之美。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事记言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一、文本文献周易、尚书参考书：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古经今注高亨 中华书局。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孔安国伪传，孔颖达正义；尚书今古文注疏（见皇极经解）（汇集今古文，供研究用）清孙星衍。左传参考书：春秋左传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晋杜预参考汉魏间贾逵
10、、许淑、郑众、王肃等家今文观点，作集解三十卷，为现存最早最权威之古注，在全部十三经注疏中也是较好的旧注本）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旧注疏证 清刘文淇及其子刘毓 ，孙刘寿 ，次孙贵 （刘师培之父）三代四人陆续编撰，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先列旧注，次及本人疏证，博采众书，材料极富，为深入研究左传之重要参考书。春秋左传读本 王伯祥选注，选文较多，注释稳妥详细，多用旧注，为了解左传全貌之初读本.左传选注 朱东润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材体例以国别事件为主，侧重文学角度，每段后有评述性说明。左传注译 杨伯峻 有序文介绍左传，有并行的译文。国语 三国吴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战国策参考书：战国策东汉高诱
11、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由于过去文学观念不同，魏晋隋唐没有整理战国策的记载，北宋时，战国策已缺11篇，高注20卷缺12卷，曾巩细心搜求民间藏本，编成33篇，即今本。） 战国策宋鲍彪注，元昊师逆补注，通畅好读，但自作主张改动原文及次序不可取。 战国策选注 原北京师范学院牛洪恩、邱少华、孙悦春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为较好之普及本。二、先秦散文兴盛的原因1、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社会制度的变迁，兼并战争的频繁，促进了散文的兴盛。 2、“士”阶层的形成，文化学术散布到民间，“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成了散文的发展。 3、诗歌篇章短小，不能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于是散文起而代之。 4、竹简和书的发明，
12、书写工具的进步，有利于散文的发展。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就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记事简单，不成系统。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趋繁的发展情况 。铜器铭文有长有短，记事简单，形式一律。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1、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选编。尚书原称书，后被列入儒家所谓“六经”之一，故又称书经。一般认为，“尚”与“上”通，所谓尚书即“上古之书”。其所载不外乎政府的文告，君主的誓言、命令和贵族的诫词。尚书是汇编而成的典籍，至于由何人辑为定本，已难确考。孔子也许是“
13、编次其事”者之一，但未必是最后的编定者。此书在先秦时以多种形式广为流传，非止一种，其文字也不尽一致。汉代以来，尚书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故秦博士济南伏生所保存、传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有28篇。古文尚书则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用先秦“古文”书写，故名。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但后来亡逸了。今本十三经注疏中所载的58篇，乃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此书将伏生本28篇分为33篇，并入其中。其所增25篇，经学者们考辨，金属伪作。因此，现在研讨尚书，只限于今文28篇。今文尚书包括虞、夏书各2 篇，商书5 篇和周书19篇。一般认为，商书、周书虽也难免经过后人损益，但
14、较为可靠；所谓虞、夏之书则颇可疑，恐系春秋战国时人所作。不过，那时去古未远，其记述必有所据，井非凭空杜撰，故也值得重视。尚书伪记事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时代跨度颇大，内容相当丰富。尚书的思想核心是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从尚书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这一政治观念由强调“天命神授”到主张“敬天保民”的演变过程。在殷商时代，主要强调天命神授。商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商书盘庚下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认为“天”和“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天子是代天行令的人，因而极端崇尚天帝神权，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周代，由于殷王朝的
15、被推翻，现实的斗争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因而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重视并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即上天意志的体现，“敬德”也就是“敬天”。周书梓材说：“肆王惟德用”；又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书召诰说：“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与此同时，周初统治者还提出了“罚”，作为“敬天保民”的补充。周书康诰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原则，并强调“敬明乃罚”。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尚书的另一思想特点是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在周书中反映最为突出。周代统治者从殷未
16、周初的动乱中吸取了教训，增长了见识，并认真思考了前代盛衰兴亡的原因，自觉地借鉴其经验教训。周书酒诰指出：“古人有言曰：人，无干水监（通“鉴”），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周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借鉴前代经验教训，使周代统治者不仅产生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新的政治观念，而且提出了用人、理政的原则、方法和勤勉治国、力戒安逸享乐的主张。这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并对后代有较大影响。尚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兼有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体现了初步的艺术技巧，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它“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李耆
17、卿文章精义）。其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尚书文章已具有记叙、描写、议论等多样表达方式，虽为“记言”之作，却并不显得单调。它的记叙简明扼要，描写不多而颇为生动，议论不烦而剀切中肯。有的篇章还能适当地运用一些修辞手段，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商书盘庚上）“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周书康诰）等等。取譬设喻，通俗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尚书的文字古奥艰涩，语句拗口难读，韩愈所谓“周话殷盘，借屈聋牙”（进学解），指明了尚书在语言上的突出特点。词汇的古僻，语句的艰涩以及不用或少用虚词和关联词，是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标志。
18、尚书之文，风格质直古朴“虞夏之书泽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扬雄法言问神）其文多为“记言”，“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成载。”（刘知几史通六家）所记大都直言不讳，不事雕琢，亦少藻饰。尚书文体自成一家。“其所载，皆典、漠、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实际上，这就是我国古代散文体式的早期形态。这种文体自春秋末年以后，虽已不在社会上流行，但它对汉代以后的官方文告撰制显然还有影响，刘恐说：“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文心宗经）柳宗元说：“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漠、训。”（杨评事文集后序）他们都肯定了尚书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奠基意义。2、春秋名称：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
19、年体鲁国简史。春秋本是周代史书较为通用的名称。鲁国的史书即名春秋。今所见春秋即鲁之春秋，是鲁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官集体所撰。孔子在此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加工修订，使之成为授徒的教本，从而开创了私家著述的先例。因此应该说，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修订而成的史书。因其仍以春秋为名，于是春秋变为专名；又因属儒家所谓“六经”之一，故又称春秋经。记事和体例：春秋开创了编年体的先例。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按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顺序，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14年（前481）共242年的史实。它分年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史通六
20、家），严格而系统地展现出史实发展的时间关系。它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其记事不仅清晰地显现了时代背景，而且揭示了同一时代此一史实与彼一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体例的产生，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它是继尚书之后的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其体式、内容、叙事、语言自具特色。它不仅是后世编年体史书之祖，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内容特点：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春秋融进了孔子的心血，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具体说来，就是遵循周制，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志在“拨乱世反之正”。这就是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的春秋的“礼义之大宗”（史
21、记太史公自序），也是后儒所称道的“大义”之所在。“大义”是通过所谓“微言”体现的，因而春秋记述史实对于遣词极为讲究。例如同是记杀人，便有区别。杀无罪者称“杀”，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则称为“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又如吴、楚之君自称为“王”，春秋不予理会，仍贬之曰“子”；僖公28年（前632），晋侯实召周襄王会于践土，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在如此精细微妙的记述中，蕴含“明王道”、“褒周室”、“辨是非”、“别嫌疑”之深意，就是所谓“微言大义”。记事特点：春秋叙事既简明扼要，又谨严有方。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称其“简而有法”，并说在“六经”之中，惟春秋如此。这一特点不仅是私家著述简练
22、有序的体现，而且是史家之文在写作上已有了长足进步的明显标志。如春秋僖公18年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解释道：“易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易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叙事简要合理，文约事丰，后世学者对此备极推崇。刘知几赞其“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史通叙事），足见其遣词命意极富匠心。春秋叙事的简严精确，是与孔子的笔削分不开的。春秋不过18000余字，却记载了242年的史实，其语言之凝练含蓄，历来为人称道。所谓“春秋笔法”，即“一字见义”、“一字褒贬”，集中体现了
23、春秋的语言特点。春秋三传：除左传外，给春秋作传的还有两部书，一部是齐人公羊高所作，叫春秋公羊传；另一部是鲁谷梁赤所作，叫春秋谷梁传。这两部书不同于左传的共同特点是叙事较少，而主要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多失之穿凿附会，故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均不及左传。局限：春秋也有不少局限。其记事过于简略，有的条文仅一个字，如“螟”（隐公5年、8年）、“饥”（宣公10年、15年，哀公14年）；最长的也不过46字（襄公14年）。多为提纲挈领式的文句，看不出历史事件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好似有骨而无肉。特别是它刻意“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倾向，有悖于“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对后世史传文学有不良影
24、响。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一、左传的成书：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后人多对此说有疑义。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备的编年史书。左传十二公：隐 桓 庄 闵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二、左传和春秋的关系班固认为左氏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因而称左氏春秋为左传，即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虽选词
25、严密、表述洗练，但由于只重训诂释义，所以历来不为史学与文学研究者所重视。关于左氏春秋是否为解经之作，历来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左氏春秋不是解经之作，而是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理由是：1、若为解经，须处处合经。经所不载，传亦不能随意添加。但左传有无经之传，也有无传之经。如文公十八年，经文中共载九件事，其中两件“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两件“齐懿公报复邴歜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经文中没有。可见，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编写内容。2、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而左氏春秋虽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是晋、楚之事，其次才是鲁，其余齐、郑、宋、卫、秦各国也各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
26、鲁春秋，而左氏春秋则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同时博采古代和当时各种史书记载及历史传说，删繁就简，编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编写原则。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记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字，常通过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编写体例。4、春秋所涉及内容是政治、军事事件，左氏春秋扩大了记载范围，反映了社会的全貌。对春秋以来的变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与春秋也有区别。春秋维护周礼，反对“犯上作乱”；左氏春秋却对春秋谴责的人和事有时表示同情。如鲁宣公二年，春秋书：“赵盾弑其君”，而左氏春
27、秋则大书“晋灵公不君”。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经而作，当然说与春秋无关也不合适。可以说，没有春秋便没有左氏春秋。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而且大体上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春秋所列鲁君的世次为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但左氏春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三、左传的思想内容：全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以及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的历史过程。左传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左传比较重视人民的意志、力量，肯定赞扬忠良正直之士，揭露暴虐昏庸、贪婪荒淫的统治者，这是它的进步之处。首先，
28、在左传的记事中，明确地表达了民重于天、神的观念，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见解，并以不少生动史实，表达了民重君轻、民为邦本的观点，体现了在国语基础上的进步。这样的观点，与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已经较为接近了。春秋时期，神权政治日趋没落，人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这在左传的记述中有充分反映。如季梁鲜明地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闵子马作出了“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的论断（襄公二十三年）；子产更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昭公十八年）。这些见解无疑是对天命神权思想的背离，意味着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左传的进步思想倾向。在春秋时期严
29、酷的现实斗争中，不仅神权衰落，君权也大受冲击。“民”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地位大大提高。一些比较明智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了“民”在取得和维护政权中的举足轻重作用。在左传的记述中，对此有较为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如邾文公就认为“利于民”比“利于君”更重要，并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又如师旷论卫人出其君乃是君之过，他说：“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这样的清醒认识，分明是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并吸取现实斗争的深刻教训。其次，左传
30、非常强调重视民心的向背。春秋时期激烈的斗争现实和无数血的教训，使当时一些具有明见达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悟出了得民则兴、失民则亡这一真理。左传通过大量史实的记叙，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证明。据左传所记，民心的向背不仅是统治者个人成败的决定因素，而且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左传作者以倾向鲜明的笔触揭示了这一点，正是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左传的民本思想还表现为对民意的尊重和对舆论的重视。左传襄公31年记子产不毁乡校，认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更借史嚣之口，明确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观点，强
31、调尊重民意、重视舆论的重大意义。此外，作者还在史实的记述中不时引用一些当时广为传诵的民谣、民谚，借以表达民情。这种作法，并非单为猎奇，而实由于民间谣谚在一定程度上确乎可以反映民意。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又每每称引孔子之言以为褒贬，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打上了儒家的思想烙印。与此同时，对于时代变革，左传维护旧的礼制，宣扬血缘宗法，故对当时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措施不满。如鲁宣公15年（前594）“初税亩”，鲁昭公4年（前538）“郑子产作丘赋”，鲁昭公6年（前536）“郑人铸刑书”，鲁昭公29年（前513）晋国“铸刑鼎”等，作者在记叙中或直接斥之为“非礼也”，或引述他人之言予以抨击，露出了鲜明的保
32、守立场。此外，作者一方面本于“实录”精神，无情揭露了暴君的丑行，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弑君”。这不仅是维护旧礼制的必然表现，而且也反映了进步倾向与保守思想的矛盾。通观左传，又不难发现，此书对鬼神、占卜、报应之事屡屡称道，不厌其烦。这无疑是落后、迷信思想的反映。其所以如此，大概因为左传与国语一样，原来都出于宫廷史官的传诵。“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报任安书），这就难怪要对此类事津津乐道了。四、左传的文学成就。左传之文，洋洋大观，历来备受推崇。就散文艺术而论，左传确已趋于成熟、完善，无论叙事、写人、记言，都有不少新的成就，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刘勰称之为“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文
33、心雕龙史传）；刘知几赞之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是不无道理的。 1、左传散文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春秋虽也记事，但文笔过于简略，往往三言两语，好似记录“流水帐”，故后人有所谓“断烂朝报”之讥。左传则不同。其叙事虽也尚简，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文约而事丰，简明而生动。与春秋的记事相较，实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国语，虽与左传有相似之处，但它以记言为主，记事则颇零散，不如左传构思之工巧和结构之严谨。左传叙事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诸如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5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30年
34、）、晋灵公不君（宣公2年），以及原来分散记叙，后世选家辑为一篇的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4、5、23、24年）、子产治郑（襄公30、31年）等等，都是历代传诵的散文名篇。它们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这是它高超的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春秋战国之际，兼并战争频繁。作者生当战乱之世，耳濡目染，习于战争，故善于描述战争。左传之写战争，不仅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而且运笔灵活，不板不滞。它并不拘泥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显得波澜起伏、多彩多姿。这样的战争描写，前所未有。比较典型的实例如记齐、鲁长勺之战（庄公
35、10年）。此文与国语鲁语上所载“曹刿问战”一段文字内容大体相同，但两相比较，可见左传之文不仅记战时之情，而且记了战前之问和战后之论。国语则仅记战前之问，且较冗长、芜杂，不及左传所记之精练、扼要、细致、传神。左传描写战争的卓越艺术，由此可见一斑。3、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虽然左传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编年史，并非自觉地以描写人物为中心，但它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3000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的人物，为数不少。作者往往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一个个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如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晋文公重耳，志在“
36、救世”、勇于革新的政治家子产，老谋深算、虚伪奸诈的郑庄公，野心勃勃、强横“汰侈”的楚灵王，学识超群、稳健保守的叔向，德高望重、明达机智的晏婴，勇于进取的吴王阖庐，忍辱负重的越王勾践等等；都是左传中颇有特色的人物形象。4、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记言。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斗争复杂；外交活动空前频繁；行人往来聘问，不能不特别讲究外交辞今。左传大量采录了这些精彩的外交辞令，再加润色，就更为丰富。左传之所以能够深受历代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言之有“文”。左传襄公25年引孔子之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所谓“文”，即指语言要有文采。正如刘知幾所说：“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
37、靡而不淫。”（史通言语）“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确乎言简而意深，委婉而有力。这些外交辞令，在当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都曾经实实在在地发挥过作用，无不是经受过实践检验的言辞。又经一番加工，于是千古传诵。左传不仅是杰出的历史著作，被誉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刘知幾史通烦省），称为“史之极也”（朱彝尊经义考卷169引贺循语），为历代史家所景慕、崇奉；而且是光辉的散文典范，为后世文人所激赏、取法。陆游说：“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通读暗诵。”由此可见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讲读】郑伯克段于鄢、秦晋崤之战、烛之武退秦师（一）、郑伯克段于
38、鄢分析1、描写战争详略得当：本文体现了左传擅长描写战争的高度技巧，突出表现在叙事的详略上面，对于郑伯克段于鄢的战争经过，文章只作非常简略的叙述：“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大叔出奔共。”寥寥数语，详细叙述和描写的是战前战后的各种人物活动。战前共叔段的不断扩张与庄公的虚伪应对，战后庄公出禁姜氏以及采纳颍考叔的计议，与姜氏和好的经过，文章都用了很多笔墨，精心剪裁材料。这体现了作者对战争的看法。文章详写战争的起因以及人物的各种活动，就深刻揭示了战争的内在原因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突出了主题。 2、成功地刻画了人物：本文围绕郑庄公与共叔段争权这一中心，将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成功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39、特征。 1）郑庄公阴险狠毒，老谋深算，冷酷狡猾，奸诈虚伪。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封给制这一地方，庄公因制是险要之地而不给，可见其精明，深知其利害关系，“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被郑武公所灭，话中所含杀机，姜氏未必可知。求制不得而求京，这也在庄公意料之中，可见其老谋深算。共叔段在母亲的纵容之下，违反国家制度，肆意扩张，臣下再三劝他约束共叔段，及早消除隐患，庄公光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决不是宽容，而是故意纵养其恶，后又说：“不义不昵，厚将崩。”对于共叔段自取灭亡的结局显得胸有成竹。当共叔段与姜密谋袭郑，完全暴露其叛乱行径时，庄公才认为“火候”已到，下令出兵伐京
40、，一举击败共叙段。庄公设下陷井，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得寸进尺，从表面看，好象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掌握在郑庄公手里，可见其深藏不露，工于心计。庄公幽禁姜氏，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可不久就后悔了，这是因为其害怕蒙上不孝的名声，后听从颍考叔之见，在燧道中与姜氏相见，并赋诗说：“大隧到中，其乐也融融！”实足表现了其虚伪。 2）共叔段是个贪婪狂妄，愚昧无知的人物，他依仗姜氏对他的偏爱，自以为有恃无恐，野心勃勃，不断扩张，他所居京地的城墙违反当时制度的规定，又命西边，北边地区归自己管辖，庄公心怀杀机，但表面不动声色，让他在自
41、取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愚昧狂妄的共叔段却以为庄公可欺，最后发动叛乱，很快被庄公击败。 3）姜氏偏狭昏愦，立长立嫡是西周以来继承问题上的根本制度。姜氏不懂政治，却偏要干涉政治。甚至要充当共叔段袭郑内应。结果导致共叔段失败，自己也被幽禁起来。 4）颍考叔聪慧机智，当她听说庄公幽禁姜氏，不久又后悔这件事后，特地以进献的名义见庄公。在庄公赐食时乘机献策，使庄公在遂道中与姜氏相见，摆脱了两难的尴尬处境。3、细节描写突出人物性格：“庄公寤生”使姜氏受惊，由此厌之，表现了姜氏乖戾偏狭。颍考叔“食舍肉”既写出了其纯孝，更突出了其聪慧机敏，“隧而相见”则表现了庄公与统治阶级宣扬的孝道的虚伪可笑。4、衬托手法的
42、运用，使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生动。以共叙段的贪婪妄和愚昧无知，衬托庄公的老谋深算；以姜氏的昏愦和随心所欲，映衬庄公的精明和藏而不露；蔡仲和公子吕为国除害的迫切心情，衬托出庄公的城府之深，手段高明。颍考叔的“纯孝”反衬庄公的不孝与虚伪。（二）、秦晋崤之战分析：1、围绕中心选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秦晋崤之战紧紧围绕秦穆公“劳师以袭远”的战略错误导致战争失败这个中心，把众多的人物、纷杂的事件组织起来，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穿插描写，以蹇叔论战为纲，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先轸论战等情节，来一一印证蹇叔的预言。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则不是叙述的重点，所以一笔带过。这种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手
43、法对后世的历史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如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的写法。2、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来突出人物个性，刻画人物形象。如蹇叔的忠直耿介、老谋深算，秦穆公的刚愎自用、最后能自我反省，王孙满和弦高的机智聪明，先轸的忠直急躁，文嬴的花言巧语等都刻画得惟妙惟肖。3、含蓄委婉、巧妙得体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三段外交辞令：弦高犒师的一段话语意双关，外表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虚实相间，软中带硬，句句是弦外之音。皇武子辞客一段话，旁敲侧击，在表示抱歉的客气话中婉转而又严厉的揭露了秦国的阴谋，下达了逐客令，使秣马厉兵的秦军狼狈逃窜。孟明谢辞一段话绵里藏针，话中带刺，所谓“三年将拜君赐”，表面上感恩戴德，骨子里却含有报仇雪恨
44、的誓言，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理。（三）烛之武退秦师分析：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它记载了公元前630年发生在秦、晋、郑三国之间的一段史实，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形。当时三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秦国是西方的大国，晋国是中原的大国，郑国与晋国是邻国，郑国比较弱小；而秦、晋在晋公子重耳亡命各国时就已经建立了联姻关系，世称“秦晋之好”，当时秦伯曾给重耳“纳女五人”，“文嬴（穆公之女）与焉”；但秦、晋之间虽表面上有联盟关系，实际上在争夺中原霸权上明争暗斗。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之争。秦、晋围郑，即得利益者是晋国，这一点秦穆公应该
45、是清楚的；但贪得无厌的秦穆公经常做出利令智昏的事来，一旦晓之以利害，秦穆公会幡然醒悟的。而老谋深算的郑国老臣烛之武正是利用了秦、晋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这也是烛之武之所以能够说服秦穆公退军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文章首先交待了秦、晋围郑的理由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是十足的霸权逻辑，狼吃小羊总得找个理由，实质是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欲兼并郑国寻找的借口。老臣烛之武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捐释前嫌，勇敢地以弱国使者的身份担负起“退秦师”的外交使命。他“夜缒而出”见秦伯（秦穆公），要劝说秦国退军。怎样开口呢？从哪个角度进入说辞呢？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个开头太费斟酌了，如果一开口就低三下四地乞求秦国退
46、军，太有失于国家的尊严，秦穆公也不会轻易答应；如果一开口就数说秦、晋围郑的“不义”，反而会激怒秦穆公，因为春秋时期的那些战争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如果一开口就说晋国的坏话，离间秦、晋联盟，这样太直露了，可能让秦穆公一开始就觉得烛之武是“说客”而拒之于门外。烛之武不愧是外交经验丰富的老臣，他深知此行干系甚大，于是一开始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先用肯定语气承认郑国“既知亡矣”，也就肯定了秦国必定胜利，以顺应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而“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一句，表面上似乎肯定了“亡郑而有益于君”，但谦卑中已经露出了锋芒，已经触及到了秦国的利益问题。但此时还不能挑明，因为正处在利令智昏状态下的秦穆公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烛之武恰当而适时地用一个“若”字由肯定语气换成了假设语气，先旁敲侧击一下，让秦穆公想想帮晋国攻打郑国是否对秦国有益。然后才挑明其利害关系：“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烛之武指出：灭郑，对晋有利，而对秦不利；相反，不灭郑，从长远利益看，对秦只能有利。烛之武从正反两方面把这个利害得失说穿了，说透了。可以想象，此时秦穆公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