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儒家协和万邦思想看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建构大趋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孔孟儒家协和万邦思想看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建构大趋势.docx（14页珍藏版）》请在taowenge.com淘文阁网|工程机械CAD图纸|机械工程制图|CAD装配图下载|SolidWorks_CaTia_CAD_UG_PROE_设计图分享下载上搜索。
1、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4页 共14页从孔孟儒家协和万邦思想看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建构大趋势(下文）默认分类 2009-12-21 13:08:15 阅读11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 孔孟儒家“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强烈的自然与人类终极关怀。推动孔孟儒家在世界的创新和复兴，积极在全球弘扬孔孟儒家文化关于环保和生态安全的观念与思想，能够有效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消减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保护人类家园地球，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类族群的繁荣永续。当代孔孟儒家的价值，绝不仅限于上述所论与预测，随
2、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或学术将会给中国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福祉。正确认识中华和谐文化的本质特点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包含着三大内容：一是具有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二是体现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要了解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性质，就必须了解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儒、佛、道三家的“和谐观”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孔孟儒家文化为主导，儒、佛、道多元文化兼容互补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文化”的思
3、想资源。儒、佛、道三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全社会、全世界的和谐。孔孟儒家的和谐思想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其典型的范畴与命题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第二层次是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和谐。 尚书.尧典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宣扬的是邦国之间、族群之间的和谐局面，而周易.乾卦。彖辞所说的“保合大和万国咸宁”，即以保持“太和”为群体和谐的境界。而在群体内部，孔孟儒家提出了以“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即“五伦”)，实际上是提倡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和谐。第三层次是讲个体的身心和谐。孔子所
4、谓“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等教导，都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身心和谐，成就君子人格。概言之，孔孟儒家的和谐思想，是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辩证统一的和谐观。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而以“太和”为最高境界的多元和谐观，其基本价值观则是以“仁”为核心、以“和”为方法途径而以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为主要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道家文化传统中也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如果说孔孟儒家的和谐价值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的话，那么道家的和谐价值观可以说是一种崇尚自然无为的“自然和谐”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是说人道的法则效法天地运行之
5、道，天地之道的法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2，这个“道”是世界本原。 “一”指“宇宙”，宇宙由道而生；“二”指阴、阳二气，二气生于天地； “三”指阴阴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和气”，和气化生万物。这正说明道家的和谐观是崇尚自然的“自然和谐”观。庄子继承和充实了老子的“自然和谐”观，提出了“天和”、“人和”、“至乐”等概念3，他所谓“天和”，是指“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所谓“人和”，是指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从而达到“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太和”境界。而道家后起之秀一一秦汉之际黄老道家的“
6、和谐”观，较之老庄更加积极有为。黄老道家一方面继承老学“阴阳和而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另一方面主张待时而动、应时而作，如黄老帛书。十六经认为“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主张“静作得时”， 淮南子.主术训主张“进退有时，动静循理”、“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应时修备，富国利民”。这种“待时而动、应时而作”的动静观，为道家的“自然和谐”观添加了“积极有为”的因素。 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陶冶心性、倡导众生平等的和平主义宗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孔孟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一套既治心又救世的和平和谐理论。在传统佛教的规仪中有所谓“六和敬”，其内容为：身和同住，语和无诤
7、，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这个“六和敬”，既可以视为教内保持和谐境界的清规戒律，也可以视为佛教徒处世接物的人生态度，而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和”。当代佛教界又提出了“新六和”理念，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4。这个“新六和”理念，正是当代佛教价值观的生动表述，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同样是“和”。该论坛组织者和参与者所一再重申和坚持的思想主旨是： “世界和谐，人人有责；和谐世界，从心开始”5，这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济世爱民情怀。概而言之，孔孟儒家的和谐观是“仁和”观，道家的和谐观是“天和”观，佛家的和谐观是“心和”观。 中华和谐文化的根本特点：和而不同
8、我们从上述儒佛道和谐思想资源中可以总结出中华和谐文化的如下特点：第一是道德理性，即强调道德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指导性意义，强调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对于成就完美人格(孔孟儒家的君子、佛教的菩萨)的决定性意义；第二是人文关怀，孔孟儒家的“仁和”关注的是人生意义与道德价值的实现，道家的“天和”关注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境界，佛家的“心和”关注的是人生苦难的解脱和心灵的超越，三家的终极关怀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关注人类的命运而已；第三是和而不同，虽然儒佛道都讲和谐，但达致和谐的方法与途径是很不相同的，这正应了周易.系辞下那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名言，从而体现了中华和谐文化“和而
9、不同”的根本性特点。换言之，中华和谐文化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的“和”，是兼顾多方利益而崇尚协调的“和”，因而在实质上是兼容多元的“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三大事件：一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此结束封闭、走向世界，出现了中华文化复兴、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二是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随着前苏联的崩溃而结束，尽管并不太平，但世界整体而言处在和平发展新阶段；三是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全球进入了电子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交流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毋庸置疑的是，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全球化大
10、潮中，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历史进程。随着市场经济普遍建立，各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即便是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都被卷进了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而无一“幸免”。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交流、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兼容的新趋势。而在价值观方面，一些原本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政治文化的国界而日益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接受，例如：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中国孔孟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
11、念，也被长期实践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同样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价值。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进展，以孔孟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出它的普世性，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重视，并为现代人类所接纳。独凭满目山河一声歌，人人沐浴皓月中现代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许多弊病。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怪病流行等等，成为困扰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更是弊端丛生。物质生活富裕的另一面是享乐主义、人欲横流；市场竞争的另一面则是拜金主义泛滥、人际关系冷漠紧张以及人性的扭曲和沉沦；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另一面
12、是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膨胀；强调法制的另一面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及对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的忽视与排斥。这些问题不仅在西方普遍存在，而且在东方、在中国普遍存在。对于这种种问题，人们正在寻找纠偏补弊的制度良方与精神良药。这些弊病如何解决？靠科学？靠法制？也许能部分解决或使之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方面的问题。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层面的疾病还是需要精神的处方。而孔孟儒家价值观所固有的仁爱、民本、和谐、诚信、中庸等传统美德，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精神良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当今中国大大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世界大多数国家表示肯定、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
13、同时也在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引起某些西方国家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打破世界力量对比的既有格局，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谋求政治的、经济的霸权，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论者趁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企图遏制甚至分裂中国，图谋阻挡中国国力的增强及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大背景下，中国怎么办？如何确保自身的和平发展？如何正确处理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的关系？世界怎么办？如何以正常心态迎接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巨人？如何使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双赢的结局？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的一道难题。
14、能否和平文明地破解这道难题以使各方获益，将不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孔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本的生存样式和生存智慧。孔孟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均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生长的土壤中形成的，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最符合民族品格的实践路径，深入揭示这种文化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以“尚和”的思想为例，孔孟儒家不仅确立了“和为贵”的价值标准，并且通过完整的论述使这种理念内化为国民生存的最高旨趣，为营建和谐的人类生存秩序、实现和谐的社会风气提供精神支持和制度保障。因此，在我国要探索实现和平、构建和谐的理论指导，必然要求深入分
15、析和把握孔孟儒家和平思想，吸收和借鉴其中之长处为今所用。孔孟儒家思想则通过道德教化，塑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以通过人类自身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类、自然、社会的和谐状态。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战争与暴力不仅是政治、社会层次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道德与宗教的问题。随着和平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和平学的基本立足点不能只停留于排斥暴力、消解冲突，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价值理想的共同之处，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和平观与发展观，从而贯彻和平的理想和非暴力的观念，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取向。在这些方面，孔孟儒家和平思想渊源非常深厚，对于今天的和平学理论研究具有许多可鉴之
16、处。 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的价值指向不仅是对于暴力、战争等直接暴力的消解，而且是在于人类理性的弘扬以及社会伦理的追求，并且成就与天地宇宙共和的雄浑气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札记中庸)在长期的和平追求与实践过程中，“和”的观念因此演绎为道德信念而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曾经有人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加热爱和平。这是因为中国的和平思想不仅有反对暴力与战争的手段与方法，“同时更具有文化信念与人间觉悟的追寻以及东方文化独特的内心体验方式”6，从而得以在心性的平台之上构筑稳妥的、自觉的秩序，在人性趋善的信念和对外在欲望的超越基础之上，由人类自身和谐而自觉构筑社会价值秩序，从而实现
17、“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平境界。 孔孟儒家和平思想之核心秩序和谐 孔孟儒家的和平理想也是围绕“和谐”的精神有层次地来展开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孟儒家思想承载着维系社会长治久安的精神重任，必然将和平的理想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秩序和谐之中。孔孟儒家和平理想的实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和平是最基础的政治秩序，即实现了无兵、无争，消灭了战争、冲突的直接暴力而达到稳定的状态；第二层次是社会秩序的和谐，即依靠社会秩序的规范和约束实现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正常有序运转；第三层次是和平的理想境界，即完全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和谐。第一层次的和平是孔孟儒家实施教化的基础；第三层次的和平是孔孟儒
18、家的最高理想；而第二层次则是孔孟儒家用力最多的部分，即秩序和谐是孔孟儒家和平思想的核心。经过孔孟儒家道德教化的人，首先“正心、诚意”达到自身和谐，进而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家庭和睦、政治和顺、万民安邦的社会良好秩序。除此之外，孔孟儒家还发挥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将良好的人类社会秩序通达自然，推及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和平相处。由此，孔孟儒家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政和邦定的政治秩序。天人关系的讨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孔孟儒家突出了“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着力营建人类社会应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秩序。天人和谐在孔孟儒家思想系统中的地位是非常重
19、要的，孔孟儒家思想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秩序运转的物体，自然界的和谐是天人和谐的基础，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万物之精灵，只有与自然万物保持和谐，才能共同友好地生存和发展。其一，孔孟儒家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相通、相类关系，历代孔孟儒家学者对此都有相关论述。如礼记.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认为人类若能与万物融汇一体，就可以实现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札记中庸)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而董仲舒更加侧重论述天人之间相通、相类的关系，认为天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人如若得罪了自然，就会受到自然灾异的警告和报复。其二，在天人相通的理论基
20、础上，孔孟儒家思想提倡天人应该各守其职分，万物和睦相处。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指出天与人应该各自遵守自己的职分，人不可突破、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破坏万物的自然生长。他指出对草木虫鱼等自然万物都必须“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这样人类及群生才能“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其三，孔孟儒家将“天人合一”的命题发挥成“民胞物与”、乾坤一体的博大情怀和包纳万物、天地一心的恢宏境界。这种境界在宋明理学那里得到了弘扬。张横渠将天地看作人类和万物的父母，认为天、地、人三者既是浑然一体的，但又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秩序；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自觉维护这
21、种秩序。其四，孔孟儒家关于“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论对于今天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人类社会秩序和谐的前提和保证。宗法制度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家庭是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本组成单位。孔孟儒家对于秩序和谐的理想落实在家庭伦理中，就是要形成以“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礼记礼运)为特征的和睦之家。在家庭伦理中，孔孟儒家非常重视“孝”的意义，“孝”在中国因此也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孔子所讲的孝道包括孝、敬两个层次的涵义，指出敬养父母长辈，不仅要在物质上赡养，更要在精神上尊敬父母、听从父母的意见。除了“孝”之外，孔孟儒家还要求在兄弟的家庭横向关系上讲“悌”，即
22、弟对兄的敬爱。先秦孔孟儒家还以“孝悌”为核心，发展出“慈”“良”“义”“惠”等家庭伦理规范，用以调节家庭成员之间各种不同的关系，使之和睦相处。当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内部关系要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汉代以后，因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要求和影响，原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伦”秩序，逐渐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秩序，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以此作为家庭秩序的核心要求。虽然“三纲”违背了家庭和谐之本义的要求，但却也是一种明确的秩序，维系和遵循这种秩序的家庭内部等级森严、责任明确，同样也能达到稳定共处的效
23、果。“三纲”的出现更加突出了孔孟儒家思想建立和维系和谐秩序的意图，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却距离孔孟儒家和平理想最高层次的自觉和谐越来越远了，也体现出实现这一理想层次的难度。在家庭和谐的基础上，孔孟儒家思想还致力于由血缘亲情自近及远推及实现社会政治安定祥和的和谐秩序。其一，在君王及百姓的关系方面，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善待百姓，轻赋减役，节俭治国；关心百姓的生活，富国强民，重视教化。其二，在统治机构的内部，君臣相辅相济，对政策讨论“和而不同”。君主能纳臣下之谏，防止偏信；大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上对君主尽忠，下对百姓尽责。其三，选贤与能，以德才
24、兼备为用人标准。事实表明，善用贤才的统治者往往能政通人和，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良好。孔孟儒家重视道德修养，以达成其理想人格的“内圣”，同时也追求国治、天下平的“外王”理想。君王对民众实行“仁政”和“教化”是孔孟儒家为实现和平理想而采取的措施，历史上君王若贯彻孔孟儒家仁政思想，能与民众和谐相处，社会就可能秩序井然；相反，君主若施行暴政，与民众处于冲突对立之中，则会引发直接暴力，打破第一层次的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正是由于孔孟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及维护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董仲舒提出孔孟儒家学说是“大一统”政治制度唯一代表的论证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孔孟儒家学说作为政权合法性确认的依据，并以此建立和
25、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秩序。复次，“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是孔孟儒家也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秩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有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这是孔孟儒家经典中关于大同理想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描述。“天下大同”是孔孟儒家和平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提出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是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汉代董仲舒将“大一统”的理论与公羊派提出的“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
26、，表达了对“所闻”之“升平世”，也即“大同”社会的渴望。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有多种类型，或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出的令人神往的意境；或如佛、道等宗教宣扬往生极乐的非人间“净土”；或如农民起义基于现实不平等而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宣传口号。但孔孟儒家追求的“大同”社会秩序是已经在上古时代由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实践过了的，只是由于礼崩乐坏而出现了现实图景。因此孔孟儒家依托远古，勾画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其实质还是为了复兴礼乐制度，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完全自觉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孔孟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还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善待四夷、协和万邦的气魄的形成。孔孟儒家学说虽然是在汉族文明地
27、区产生和发展的，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却成为各民族治国定邦的宝典。中华民族也非常注重妥善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国外民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和睦、亲善、友爱、和谐的民族品质。中华民族秉承孔孟儒家“和为贵”的宗旨，遵循和践行礼仪规范，努力营建和维系和谐的秩序。 孔孟儒家和平思想的道德主义色彩 孔孟儒家思想重视道德教化，强调人类的社会性培养，使个人在社会中懂得尊重和认同他人的存在，这是冲突可能得以转化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孔孟儒家强调秩序，通过礼乐文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以不同的伦理道德规范即“德目”，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维系整个社会庞大的结构之和谐。可见，伦理道德是孔孟儒家和平思
28、想及实践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之所在。 孔孟儒家从道德主义的思路出发，在冲突发生时主张“以德服人”。这就是说，孔孟儒家反对以暴力解决冲突，但也不是以妥协的心态认同双方对立的现状，而是积极面对矛盾，相信道德的力量可以化解冲突，由道义上正确的一方感化和征服对方。这种道德主义色彩的冲突化解思路最早要追溯到西周天命论“敬德”的观念，而后由孔子提出一整套完整的道德学说，确立了道德可以取代暴力而“以德服人”的思想。其后的孔孟儒家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充分论述了道德规范在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中的群己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国家关系等方方面面社会关系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孔孟儒家学者大多主张“性善
29、论”，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扬善弃恶的“种子”，这就为化解冲突时以道德力量感化冲突的双方提供了可能性。 倡导礼乐文明，建构社会秩序的和谐。孔孟儒家致力于建立的社会秩序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这种层次上的和谐尚未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因而礼乐规范是这种社会秩序的核心，对于维系秩序和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孔孟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制度，不仅是以外在的礼仪规范给人们提供的具体准则，而且更为强调礼乐制度所涵盖之精义，即“仁”的精神。也就是说，在这套三纲六纪编织而成的社会秩序之网中，处处闪耀着“仁者爱人”的光辉。它不只是一种单线程的统治关系，而是一种以“仁”为根本基点的互动关系。“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实
30、现这套社会秩序的和谐是制礼作乐的根本目标，贯穿着“仁”的精神的礼乐制度是构筑社会和谐的可靠保证。 孔孟儒家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依托外在具体的礼乐规范，而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以道德教化主体自身，使其由内向外将道德认知自觉转化为道德实践。孔孟儒家学者很早就意识到，单纯外在的德目规定并不等同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实现，必须立足于主体自身心性认同基础上的道德自觉。从孟子“性善论”到宋明理学“心性论”的系统成熟，孔孟儒家确立了和谐社会的内在人性基础。在孔孟儒家看来，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秩序的和谐归根到底要落实于人身上。冲突得以化解的关键在于冲突双方，如若社会中每个个体自身道德修养至善，而且能够自觉遵守各种
31、道德要求，就能最终避免冲突的产生。当然这是孔孟儒家和平思想的理想境界，正是有此理想，故而才有道德的实践。 孔孟儒家和平思想与现代和平学之间有许多天然的联系，但也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由于孔孟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孟儒家思想对“和”的理解、态度以及实现路径的设计，对中华民族的品格和价值取向均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对孔孟儒家和平思想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挖掘、吸收其中积极的因素，结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及要求，深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孔孟儒家邦国关系伦理及其现代启示 20世纪9。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以促进
32、国际社会之中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友好相处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为基本目标的普遍伦理思想正在兴起。“普遍伦理试图建立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价值原则，以全球伦理标准来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承认国家利益对于国与国之间关系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肯定了伦理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来进行调节。所以，普遍伦理的核心其实就是国家关系伦理。”7可见，普遍伦理关注的实质问题是邦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基本价值倾向是促进不同国际关系主体之间基于多元并存之上的和平共处，也就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追求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保证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
33、治环境。 而中国传统的孔孟儒家思想在致力于构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秩序和谐的同时，也将实现邦国、民族之间友好共处的和平追求纳入其理想框架之中，且与普遍伦理思想的兴起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一是两者在兴起的思想背景上具有相似性。普遍伦理思想的兴起，是针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非和平问题，既包括地区间冲突、恐怖主义等直接暴力，也包括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等结构暴力的威胁，普遍伦理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各国的友好协作；而孔孟儒家关于邦国关系的伦理思想也是在应对非和平现象的问题上提出和完善的，如历史上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纷争、中原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等。
34、二是两者的基本价值倾向具有相似性，即两者都出于促进和平、安全、民生等目标的实现，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对邦国、民族关系进行调节，尤其是孔孟儒家以王道教化为基本实践途径，致力于邦国、民族关系的和平稳定及共同发展。 因此，传统孔孟儒家思想不仅在人与自然、修身养性、人伦秩序、为政治国等领域实践着和平的构想，在处理邦国、民族关系方面同样也蕴含了丰富的和平理念，探讨挖掘孔孟儒家邦国关系伦理思想资源，对于今天我国制定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孔孟儒家“协和万邦”理念的基本内涵 孔孟儒家和平思想的完整思路是在维持国家政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
35、人与社会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并最终使这种和谐关系的建立与保持摆脱秩序规范的约束，而达到圆满自足的至高境界。可见，国家政局稳定是孔孟儒家和平思想最为基础的目标，也是社会秩序和谐的必要保障。而消灭战争冲突、维持国家政局和平，除了实行“仁政”实现国内政治清明之外，还必须营造和谐安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在我国古代，安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具体指不同邦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友好和睦、协调共存的融洽关系，即孔孟儒家“协和万邦”的精神追求。 “协和万邦”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所载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意是称赞帝尧统治天下时推行仁政德治，注重以道德教化民众，百姓在家族之中与亲友相处
36、融洽，进而由家族和睦延伸至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实现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有序。而这种伦理关系应用于邦国关系之上，促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都能从道德原则出发，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协和万邦”后来成为孔孟儒家处理邦国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理念，并涵盖了孔孟儒家关于“和”的认识和思考。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孔孟儒家思想关于邦国、民族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奉行“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倡导交往主体之间的和平共处，反对相互之间因争夺利益而诉诸武力攻战，这是传统孔孟儒家和平追求在邦国、民族关系处理原则上的集中体现。虽然孔孟儒家和平思想包摄的范围甚广，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具有结构性和平思想的特征8，但
37、消灭直接暴力的战争与冲突、进而实现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乃是建构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础和保证。因此孔孟儒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平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将战争视为社会发展的极大破坏因素加以否定。这种基本态度倾向使得孔孟儒家在致力于倡导和维护国内和平稳定的同时，也坚持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反对攻战、倡导和平。孔孟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就是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侵扰攻战、兼并争霸不息的乱世，长久的战争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破坏了礼宜乐和的社会文明秩序，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孔孟儒家最为迫切的愿望和要求便是结
38、束春秋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因此，反对以武力的形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先秦孔孟儒家思想家最基本的态度。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子贡的问题时指出，“足食、足兵、民信之”是政治管理的三种要素，而当情况不允许必须有所舍弃的时候，三者之中最先舍弃的是军事力量，继而舍弃物质追求，即先“去兵”，后“去食”，而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维系政治力量的最重要的基础，“民无信则不立”(以上均出自论语颜渊)。可见，军事力量对于一国政治而言，可以作为和平稳定的保障力量，却不能以之作为肆意扩张势力之用，为政者最为重要的是要具备仁义道德，而“民信之”的道德价值显然远远高于“兵”。因此，孔子实际上申明了“反战贵和”的基本立场，正因为
39、如此，孔子对管仲不依靠武力而辅佐齐桓公称霸的行为大加赞赏，称赞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而孟子则进一步直接描述了战争冲突的残暴，揭露了战争对人类的巨大危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孔孟儒家关于邦国、民族之间关系处理的基本准则是崇尚王道正义，主张以道德力量的感召克服流血冲突，实现双方友好共存、互惠互利。第一，孔孟儒家将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应用于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倡导国家之间秉持以义为本的原则，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利益的共同提升。而相反，如若只
40、是为了实现本国的一己私利，而以发动战争的形式侵犯他国正当利益，则是违背道义的，不但破坏了其他国家和平稳定的状况以及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最终也会失去本国人民的支持，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孔孟儒家强烈谴责诸侯国之间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穷兵黩武行径，反对因私利而兴起战争冲突，倡导私利要服从公平正义的要求。第二，孔孟儒家主张推行王道仁政，并以此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孔孟儒家针对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政治局面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德治，提出以道德感召力量平息社会纷争，化解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不仅是指在本国范围内实现政治昌明、统一和顺的格局，而且孔孟儒家还认为这种仁政王道的实施有利于树立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威信
41、，提升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从而实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霸道思想依靠武力征服天下，虽然在短期内由于军事实力的差距而造成一方形式上的臣服归顺，但却无法避免因仇恨而再次爆发冲突；相比而言，王道仁政依靠道德感召力量赢得民心支持，这种和平的局面将会更加稳定和持久。孔孟儒家更为推崇以非流血的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希望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篇)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的获得则有赖于王道政治的推行。孟子更加明确地指出，大国的地位不能依靠武力来确立，而只能依靠自己的道义感召来获得，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也不在于兵强马壮，而在于是否符合道义，符合道义的一方其实早已奠定了
42、胜利的坚实基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第三，孔孟儒家将崇尚王道正义的原则用以作为判断战争性质的标准，提出了所谓“仁战”“义战”的观点。孔孟儒家反对以武力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孔子将“足兵”视为国家政治稳定的防御性支撑，可见孔孟儒家也并非完全排斥军事力量的存在。同时，孔孟儒家还将战争的性质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所谓“正义的战争”是以推行王道政治、消灭暴力统治为其根本目标的，因此这种“义战”是有利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并且在战争的
43、过程中也以不伤害人民生命为基本特征。例如历史上的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都是以王道正义之师取缔暴政统治，在孔孟儒家看来是合理的、进步的。这种战争由于以道德感召为基础，其实质是不违背和平理想追求的，也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即所谓“仁人之兵”。可见，孔孟儒家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弘扬王道和正义。孔孟儒家在邦国、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坚持“中和”的态度，要求国际交往的主体之间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伦理规则，互相尊重、理解，争取友好和平。第一，孔孟儒家提倡以“中和”的态度处理国家之间关系，强调贯彻中庸的不偏不倚精神，既不是过分地依赖强国，也不仗势欺凌弱小的国家，而是遵循适度的原则要求，倡
44、导国家之间的交往应建立在乎等的基础上，合乎礼义。在诸侯国割据混战的春秋战国，时常出现大国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战争，孔孟儒家对此极为不满，极力说服大国平等对待弱小的国家，促进国与国之间平等沟通、相互尊重。孔孟儒家还将“忠恕之道”应用于邦国关系伦理之中，阐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道理，即指出国家之间只有相互理解和尊重，不肆意侵犯他国利益，正如不想被他国侵犯一样，才能够寻求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在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的中国坚持以“中和”的原则约束自己的行为，与周围国家和民族友好共存，形成具有强烈和平倾向的民族性格。第二，孔孟儒家倡导以“和而不同”的原
45、则处理国际事务，既加强邦国、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又注重保持本国、本民族的独特性，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民族的独特性，承认各方之间的区别，且在各自特征和差异的基础上保持协作。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这是由其各自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客观现象，也是他们平等交往的基础。否定或排斥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独特属性，不仅无益于实现和平，反而会挑起冲突争端；而放弃自己国家或民族的独立性，一味迎合附和其他大国意志，则会丧失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孔孟儒家倡导的邦国、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就是在尊重和保持各方自身独立性、原则性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不偏不倚、平等相处。春风踪迹何处无行路，红英唤起归来春
46、 孔孟儒家“协和万邦”理念对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影响， “协和万邦”是孔孟儒家和平思想在处理邦国关系、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核心理念，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孔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之后，“协和万邦”的理念也得以推行，并成为中华民族处理民族问题和外交关系的指导思想。在承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差异和特征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在维系大一统的王权统治的前提下构建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主旨。 以“大一统”的思想为指导，建立和维系国内和平安全的政治格局。消灭暴力战争和冲突，实现和平稳定是孔孟儒家“协和万邦”理念的基本目标，而实现一国内部政局的稳定则是平等地与
47、其他国家发展交往与合作的前提条件。如若一国内部尚且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是很难在国际交往之中取得别国尊重和信任的，甚至可能因为“内忧”而导致严重的“外患”。历史表明，当我国国内统一、政治昌明、经济繁荣之时，国际环境也相对平和稳定；而相反，当国内积蓄矛盾甚至爆发冲突动乱之时，则会受到周围民族、国家的侵扰，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孔孟儒家在追求和谐的国际交往环境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国内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实现，在孔孟儒家看来，“民族国家的大一统与天下的协调和谐是一致的，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是协和万邦的基础与前提”9。孔孟儒家和平思想的产生直接源于对春秋乱世纷争的厌恶以及对和平统一的渴望，因此先秦孔孟儒家
48、将大一统视为“协和万邦”的必要前提。而秦汉之后由于经常受到周围民族、国家的侵扰，使封建政权基于国富民强的防御性需要而构建大一统的国内政治秩序，孔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大一统的指导思想，也十分强调维护国内政治统一。史实表明，大一统的国内政治秩序为我国发展友好外交关系以及和平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例如唐朝盛世国富民强，也赢得了四方民族的信服，唐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而明朝在国内统一稳定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对外关系，郑和七下西洋远去欧洲，至今仍然广受赞誉。可见，维护国内政治和平稳定的基本格局，是一国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项事业进步的基本前提。这是孔孟儒家“协和万邦”理念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传
49、统中国政治实践提供的重要启示。 以孔孟儒家“中和”的理念为支撑，倡导推行王道教化，共同建设华夏各民族团结协作的“大家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对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安定团结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世界许多地区间的冲突和战争最初就是由民族矛盾所引起的。在我国各民族之中，汉族由于长期生活在物产丰饶的中原地区，因而在文明程度以及综合实力上都居于显著的优势地位，而中原以外地区的少数民族则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而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武装利用善骑射、不定居等特点，时常入侵中原地区，甚至发动战争攻城掠地，对中原地区的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围绕民族关系的处理，历史上曾有一种“尊王攘夷”的代表性观点，贬斥少数民族为夷狄，主张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