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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选择理论案例 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教育 教化属于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争辩不休的热点话题，至今这场探讨也未结束；本文对理论界各种不同观点做了梳理分析，得出了教化是“优效型公共物品”的结论；对教化这个物品的“定性”具有肯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涉及国家和市场由谁对其担当起主要供应责任的理论问题；文中分析了私立教化存在的理论依据，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的引入，探讨了公立教化的最优水平的确定过程，并对教化代金券的设想、信息不对称导致学生贷款市场不足、政府与市场几乎全部西方福利国家都将教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福利项目，所以，它自然是西方福利国家经济学中一个不行或缺并且特别成熟的探讨领域。
2、在现实世界中，教化的“价格”差距特别大，例如（高校）在美国等英语国家学费很高，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基本上是免费的。战后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教化的探讨总的来说是很活跃的，并主要集中在教化的性质、财政来源、供应和需求的效率等方面。教化的性质自从1954年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区分开来并正式运用公共物品(publicgoods)这个概念以来，（注：Samuelson,P.A.(1954),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pp.387-389.）经济学家对教化是否属于公共物品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3、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教化是公共物品，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是教化是私人物品，例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尔(N.Barr)教授就认为“教化不是公共物品”。（注：Barr,N.(1998),TheEconomicsofWelfareState,OxfordUniversityPress,p.329.）这个争辩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关系到教化这个产品的供应方式和财政来源问题。巴罗(RobinBarlow)教授在1970年的一篇探讨美国地方学校财政效率的论文中认为，教化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注：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AspectsofLocalSchoolFi
4、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78:1028-1040.）巴罗的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对实证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注：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Change,PublicgoodsTransactionCosts,ElgarEdwardPublishingInc,p.160.）在文中巴罗试图以美国密执根为案例，对教化的实际水平和最优水平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个人（或家庭）的投票行为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指出，假如额外退税的价值超过税收的增加，家庭将投票赞成更高的税收水平，最终巴罗得出的结论认为，密执根1956年供应的实
5、际教化数量水平并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巴罗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探讨，有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教化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也有人认为教化是准公共物品，还有人认为教化是优效型物品，还有的经济学家则持反对看法，认为教化是纯粹的私人物品。正如巴尔所言，教化可以引发形式多样化的外部收益，包括生产收益和文化收益等。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很难测量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它们。（注：Barr,N.(1998)TheEconomicsofWelfareState,OxfordUniversityPress,P.328.）教化的最优数量水平是指这样一种水平，在该水平下，个人需求的纵向加总等于为这些个人供应教化所须要的边际
6、费用。假如教化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物品（犹如国防），向一个人供应的总量就可以向全部人供应。换言之，纯粹的公共物品的重要特性之一是每个人对其享用的数量都是相等的，即数量上具有匀称性(uniformity)和个人需求曲线可以纵向加总等特点。但事实却是，教化不行能在消费上具有完全的可分性。从教化的“生产”方面来看，它并不具备纯粹的公共物品的特征：接收的学生越多，须要的老师就越多，校舍就越大，因此成本也就越高。当然，在超过肯定的规模之后，教化具有一种“成本不变”(aconstantcost)的特征。但从消费方面来看，教化具有一些公共物品的特点，这是因为“教化的酬劳”(thereturnsfromeduca
7、tion)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尤其对社会来说，其酬劳远远超过了受教化者个人，并且，教化的性质越接近于公共物品，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那部分酬劳来说，受教化者个人获得的酬劳份额就越少。反过来说，假如把教化看做是一个国家范围的公共物品，那么，在美国一个州的范围进行的教化就是一件不经济的事情了，人们就应当看不到州立教化或地方教化，更不用说私立教化了，正如人们看不到每个州都供应国防设施一样。事实是，美国的教化主要不是由联邦政府干脆经办和资助的，甚至大多数州立法将教化留给地方机构去实施。由此看来，“教化的收益”(thebenefitsfromeducation)的传播性是特别狭窄的。此外，私立教化的广泛存在及其
8、与公立教化并存这个事实表明，教化不是一个纯粹公共物品，即使含有一些公共物品的成分和因素，那也是特别有限的。一项探讨表明，对于那些无子女的投票人来说，他们绝大部分人投票反对教化的公共支出，例如，43%的投票赞成教化征税的人没有学龄子女，而66%的投反对票的人没有学龄子女。（注：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Change,PublicGoodsTransactionCosts,ElgarEdwardPublishingInc,p.162.）上述分析说明，第一，教化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物品，而是一种“优效型的公共物品”(meritgoods)
9、，或称“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goods)；其次，公共部门供应教化的匀称性(uniformity)的政策目标以及由其所允许的纵向需求加总是由公共部门强加的，是福利国家出于“父爱主义”的考虑，而绝非是由教化这个“物品”本身的技术性质所必需的和确定的，即公共部门供应教化的动机绝非出于“教化是一种公共物品”的考虑；第三，那么，如何进一步说明私立教化的存在呢？私人部门供应私立教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私立教化存在的缘由犹如其他公共物品一样，公共部门供应教化的数量决策来自于公共选择；所不同的是，公共部门供应教化的实际数量一般来说就是主要投票人(crucialvoters)所赞成的合意数量即在多
10、数原则条件下中间投票人(medianvoters)的合意数量。这个数量一般来说与最优数量是不同的。实际的教化数量在现实世界中是否“最优”，还取决于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取决于家庭的“价格”及收入，而后者对不同家庭来说是有很大区分的；于是，私立学校的存在就成为可能的了，它为获得合意的教化数量供应了机会。从教化的需求方面来看，应当区分以下两个概念，即投票人对公共部门教化支出行为所表现出的需求和对私人部门所表现出的需求。对于前者来说，教化数量水平的提高适用于全部人，因为只有当全部人都获得同样的额外的教化时，个人对公立学校额外教化的需求才会得到满意，因此，个人的需求反映了由额外教化所带来的干脆利益和每个
11、人都获得同样额外的教化所带来的间接利益。所以，这种“外部性”基本上被“内在化”了。另一方面，私立教化条件下不会发生这种内在化，因为私立教化的增加与否仅对他们个人的需求或很小一部分人的需求有意义。由于公立学校的财政来自于税收，所以，只要家庭所在地属于该学区内，他的教化税收就不能免除，除非他拒绝运用公立学校的服务（从理论上讲）。假如来自合意的而不是匀称的(uniform)教化数量的净收益超过了额外的费用，家庭就还可以选择私立学校。有些家庭对教化数量的需求少于公立学校供应的数量水平，所以，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就读私立学校的成本恒久是超过其净收益的，因为这时他的收益是负的且支出是正的。但有些家庭对教化数
12、量水平的要求超过了公立学校所供应的标准，所以对这些家庭而言，净收益可以超过其额外费用。现在，我们假定中间投票人总能获得他所合意的教化数量水平，私立学校的成本单位是和公立学校完全相同的，还假定公立学校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居民的财产税，并假定财产评估在各家庭之间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还假定，中间投票人或关键投票人的收入一般来说是少于中等收入的(medianincome)。在上述若干假定条件下，对不同的家庭来说，其教化“价格”的差距就特别大。此外，当收入增加时，教化的需求数量也会随着增加，因此财产税也将增加。巴罗指出，（注：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Asp
13、ectsofLocalSchool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78:1028-1040.）当收入增加时，教化数量水平提高以后所带来的收益比额外的税收成本增长得快。因此，边际的收益负担比率(marginalbenefit/burdenratio)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合意的公立教化数量水平也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例如，假如对一项将教化数量水平提高到中等收入合意水平以上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这时，边际的收益负担比率较低的那些人即低于中等收入的那些人将会投票反对提高教化数量水平，并且投票表决的最终结果将是教化的数量不会超过关键投票人所合意的数量。但是在对将教化
14、数量水平降至中等收入那些人的合意水平之下的提案进行表决时，状况就完全不同了，收入刚刚超过中等水平的那些人将会投票反对降低教化数量水平。华盛顿高校的巴泽尔(BarzelYoram)教授在巴罗的探讨基础上引申并发展了巴罗的论述，并由此得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注：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Change,PublicGoodsTransactionCosts,ElgarEdwardPublishingInc,p.164-165.）随着收入的增加，合意的教化数量水平和公立学校供应教化的匀称数量(uniformamount)之间的差别和冲突将会增大，这种差别
15、和冲突将会使得私立教化愈发具有吸引力。当这种差别和冲突增大到足够程度时，私立教化可能会受到偏爱。私立学校的可获性将使最高收入者的边际收益负担比率由大于1下降到0。选择私立教化的个人将会投票赞成降低公立教化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削减他们的税捐，这就是那些没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总是投票赞成0水平教化数量的根本缘由。由于全部低于中等收入的人也都投票赞成降低公立教化的数量，所以，经过投票确定的教化数量将达不到中等收入投票人的合意水平。因此，在巴泽尔看来，只有当参与私人学校的激励较弱的状况下，巴罗的结论才能成立，就是说，经过投票确定的公立教化的数量就是中等收入者的合意数量。当高收入家庭移出公立学校系统时，他们
16、自己就会获得合意的任何教化数量水平，这时，他们的税收缴付事实上就成为从富人转移到社区其他人的一种转移支付。在这种状况下，巴泽尔认为，巴罗所说的财产税资助公立学校的税收具有递减的性质将不复存在。巴罗将密执根的人口按家庭的财产税和收入排序分成七个小组，A组在最底层，G组在最上层（见表1）。表1关于1956年密执根家庭的一些数据家庭居民财产税家庭收入边际效益负家庭分布家庭累积（美元）（美元）担率(%)(%)分布(%)A组5412490.0411.311.3B组6828510.149.520.8C组7340280.2611.632.4D组7752910.4113.545.9E组8665300.5623.869.7F组10393900.9419.188.8G组162203212.5611.2100.0资料来源：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AspectsofLocalSchool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78:1028-1040，表1。在表1中巴泽尔发觉，最高收入小组由公立教化转向私立教化以后，状况的确更好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位于E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