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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4页 共14页基于国际外包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张晓晴 林娟娟【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包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手段，推动国际分工向更深层次发展。本文从理论角度出发，论证国际外包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替代关系，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模型，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该结论。【关键词】：国际外包 对外直接投资 替代关系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lternative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Outsourci
2、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bstract】：As two important form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o a deeper level.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patiates alternative relation
3、ships between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rough cointegration econometric model, error correction model,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paper also used Chinas economic data for empirical analysis.【Key Words】：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ternat
4、ive Relations 国际外包是指企业将自己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其他国家企业的行为。如果价值链中的某一环节上不是跨国公司的核心业务，跨国公司应该把这些非核心环节业务外包给世界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去做，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获得竞争优势。目前，外包已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并且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作为企业内产品分工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分工日渐细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内部化方式的扩张，受到产品周期、规模经济壁垒、研发费用高昂的约束后
5、，逐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纷纷改变其发展策略，更多的以外包的方式进行扩张以保持竞争优势。为了提高竞争力，许多跨国公司不再包揽所的有生产工序，而是把一些重要的但非核心的业务剥离出来(有时甚至是核心的业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跨国公司进行产业调整和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这是跨国公司产业调整和转移的传统方式。另一种是国际外包，这是跨国公司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新兴方式。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垂直型产业间水平分工开始向混合分工转变，呈现出垂直型产业间分工、水平型的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局面。近几年国内的经济学家对外包这一新型的国际贸易方
6、式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但是对于把国际外包和FDI结合起来研究较少，对两者替代关系的研究则更少，甚至这一观点可能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在总结和消化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拟从理论和实证分析角度丰富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一、理论分析1、前人的研究在企业的内部决策中，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决定了企业边界与组织规模的变化，不确定性越大，交易频率越高，资产专用性越强，越需要内部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间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为削减，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市场细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等驱使市场失稳。在动态变化环境中，企业边界将收缩，内部分工逐步外部化，国际外包趋于形成。换言之，国际外包就是为适应动态环境
7、的变化，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一种内部分工外部化的企业组织模式。Vining等运用资产专用性的概念来对外包活动进行分析，认为专用性和不确定性高的活动应该在企业内部通过科层组织来解决，反之则应外包出去。Vining和Globerman(1999)提出一个识别外包风险及提供相应对策的外包战略选择框架。他们认为自制和外包存在三种成本：生产成本、谈判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其中影响谈判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生产复杂性、竞争性和资产专用性，其中竞争性最终可以归入资产专用性。根据复杂性和资产专用性，Vining和Globerman提出外包的四种具体情景：(1)低专用性低复杂性；(
8、2)低专用性高复杂性；(3)高专用性低复杂性；(4)高专用性高复杂性。其中高专用性高复杂性对应自制，而低专用性低复杂性则对应市场化购买，介于两者之间的两种情况都可实施外包战略。Arnold则将企业可采取的生产模式分为三种类型：自制、内部外包和外部外包，从交易费用理论角度，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最重要的方面，低专用性对应外部外包，高专用性对应自制。Morley(1966)等认为成本计算通常不能够清晰地说明问题，相反一些没有考虑在内的不可计算因素似乎更为重要。通常情况下，外包是一种成本效率更高的活动，成本效率可以通过高生产率和具备高核心能力的产品获得。企业财务状况也是影响外包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Jauc
9、hand Wilson认为财务状况好的企业能更好地从战略角度来考虑制定外包战略。相反，在业务迅速增长的情况下，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只能通过外包来满足生产的需要。因而，在面临财务问题的情况下，企业就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外包分化企业的业务活动。外包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核心能力理论为外包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的潜在收益和成本节约更加集中于核心能力，使得外包成为一项更具吸引力的选择。2、成本分析FDI的成本主要包括前期的市场及经济、政策方针调查成本、区位选址成本、投资成本、采购成本、运输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及风险成本等。外包的成本是目前外包决策研
10、究中的一个重点。从整体上来看，离岸外包的成本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部分。前期成本主要是企业对自身进行分析并决定业务外包的成本，包括企业对经营状况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分析、对非核心业务及核心业务的评估、对东道国受包企业资质的评估、外包对企业利弊的预期等。中期成本主要是外包企业在确定外包战略后，寻找合适的受包企业、谈判并签订外包协议的成本，其中包括招标的成本、与受包企业博弈的成本、外包协议的签署成本等。后期成本主要是外包协议签订后企业的相关成本，如外包业务的剥离成本（包括设备处理与人员安置等）、与受包企业的沟通成本、潜在的泄密成本等。对于某项业务的外包决策而言，外包的后期成本主要是预期成本，因为该成
11、本发生于外包决策之后，外包企业的决策者在做出外包决策时只能对这一成本进行预期估测。3、替代关系的存在性一般情况下，外包成本的影响因素有搜寻成本、谈判成本、风险成本和运输成本等。而跨国企业FDI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资料生产产品以直接占领当地的市场，跨国企业FDI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成本，市场容量，区位优势，经济政治环境，投资环境。当企业面临选择时，往往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地理环境约束，分析各种因素的利弊，以选择最佳的生产方式。一般而言：（1）当国际外包的总成本小于FDI的总成本时，跨国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外包；（2）当跨国企业资金能力有限时，会倾向于选择外包；(3)当新
12、产品市场需求不稳定时，会倾向于选择外包；(4)东道国相对市场规模越大、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越高、两国间工资水平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FDI；(5)受包国的契约环境越完善，越容易引发国际外包。二、实证分析在全球国际外包的产业链中，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总体上处于受包方的地位，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 和“来件装配”为主要方式的国际外包是中国参与国际外包的主要方式。在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际外包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更加显著。本章拟以中国的统计数据来对国际外包与对外直资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一）外包指标度量方法学术界对如何测度企业业务外包的程度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Au
13、det(1996), Campa和Goldberg (1997)、Yeats(2001), Hummels (2001) 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l-Mu Y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 Vol.S4, 75-96, 2001.等国外一些学者尝试用中间品投入贸易或零部件贸易近似衡量外包的增长。这是因为中间品贸易是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商品贸易的很大份额。中间品
14、贸易越多，意味着企业利用中间投入从事装配或代工活动也越频繁，外包(垂直分离)程度也越高。正如Feenstra所描绘的，经济全球化中贸易一体化与一个产品的垂直分离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比例的上升，外包程度也在提高。因此，中间品贸易的迅速上升，可以解释制造业外包这一重要现象，中间品贸易一体化与外包之间是双向促进的关系。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产品最终用途来分析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以此来证明一国外包业务的增长，即以加工贸易间接度量外包。Feenstra运用这种方法考察了在1925到1995年内五类商品 五大类商品分别指:食品、饲料和饮品;工业原料和供给品;资本商品(除汽车):消费品(除汽
15、车);汽车和汽车部件。的进出口额的变化。结果分析显示，食品、饲料和饮品;工业原料和供给品的进出口在整个美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下降，制成品进口份额则增加，也就是说主要的进口商品不断往加工“深”端演进，表明美国企业用进口替代了部分国内加工工序。为获得外包的直接证据，Feenstra进一步识别进口品的购买者，并分析进口产品在美国的附加值。如服装业，根据海关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1993年占服装业进口1/4的前100家服装进口商中，诸如沃尔玛、西尔斯等零售商的进口占48%, CK等服装设计商的进口达22%，国内生产商进口占20%。占进口44%的服装设计商和国内生产从事设计和营销活动，大型零售商也纷纷加入
16、这一行列，只有占进口10%的传统批发商和贸易商没有从事设计和生产工序。这些数据证明美国服装企业存在大量的业务外包。 第二种方法是用产业内的中间品进口来衡量外包。中间品进口量可以借助投入产出表或者计算每种投入品的数量与该投入品进口比例的乘积来获得，然后计算进口投入品占总投入品的份额得出外包的程度。Feentra和Hanson(1997)计算了美国制造业的进口投入品一总投入品比例，发现该比例到1990年达13. 9%，比1972年上升8.2个百分点。Campa和Goldberg (1997)计算了加拿大、日本、英国与美国的这一比例，也得出类似的结果旧本除外)。 第三种方法也涉及中间品进口的计算，但
17、不同的是Hummels等(1997)用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程度来表示外包，并用进口投入品占总贸易额的比例来衡量垂直专业化程度，特别是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些环节的专业化。当投入品进口到一国被加工，最后出口时出口价值体现的远远不止投入品在该国的附加值。该比例值处于0到1之间，若投入品并非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则该比值等于0，若投入品全部用于出口品的生产，则比值等于1。这种计算方法易受产业链的不同阶段和最终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而且方法较为粗糙，但该法数据容易获取，也便于实证，其运用还是相当广泛的。 由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并且多是“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进料加
18、工和来件组装装配业务，符合外包具有的零部件贸易的特征，而且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且统计数据比较完整，所以在研究我国的外包现象时，用加工贸易代替国际外包的方法比较适用。为了有效利用外包数据进行分析，在研究中往往需要对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设计某些指标。如Ingo Geishecker and Holger Gorg（2004）采用了广义和狭义外包的概念衡量国际外包。计算公式为： （1）OUT表示外包，IMP为中间产品进口，Y为总产值，j表示某产业，t代表年份。某产业的狭义的外包是指从国外同一产业的中间品进口占国内该产业产值的比重，广义的外包计算中则包括了该产业从国外进口的所有中
19、间品。考虑到中国在国际外包中所处的地位，闫金光（2005）构建了衡量中国各产业参与外包程度的指标，称之为“外包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是： （2）OUT表示外包指数，EXP为该产业的总出口，pEXP为该产业的外包出口（加工贸易出口），j代表产业，t代表年份。外包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1。该产业外包出口所占比重越大，该指数越接近1；外包出口所占比重越小，该指数越接近0 唐宜红,闫金光.离岸外包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本文选择以出口量而不是进口量或其他指标衡量中国各产业外包的理由是：第一，在国际外包的环节中，中国总体上处于接受外包方的地位，也就是从发达国家进
20、口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加工后出口外销。第二，从目前中国的进口结构来看，技术含量高的机械设备的进口占普通进口的比重很大，如果在外包指数中包含了这些机械设备的进口量，将难以对指标的意义进行解释。第三，某产业的加工贸易出口是中国完成国际外包的结果，它与该产业总出口的比较可以较好地衡量参与外包的程度。（二）实证分析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笔者选取1985-2006年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FDI及GDP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容量为22个。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各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90=100）对GDP数据进行价格调整，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0=100）对FD
21、I数据进行调整（其中1985-1990年的价格指数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替代）。本文选用Eviews5.0软件计算。首先根据外包指数公式算出1985-2006年外包指数，为了数据的平衡性，用100乘以外包指数；以DGDP表示GDP的增量，表1为各年外包指数、FDI与DGDP的ADF检验的结果。D表示上述变量相应的一阶差分。为避免时间序列经济数据的异方差影响，所有变量均取实际值的自然对数形式。1、 Johansen检验及VEC模型的建立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它们不存在单位根。而各水平变量t统计量的绝对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所对应的临界值
22、, 因而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由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也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1 ADF检验结果变量ADF检验统计量5%临界值P临界值结论LOUT/D(LOUT)-0.3518/-3.5194-1.9602/-1.96020.5446/0.0014I（1）/ I（0）LFDI/ D(LFDI)0.7879/-1.7712-1.9591/-1.95910.8753/0.0530I（1）/ I（0）LDGDP/ D(LDGDP)0.3577/-5.0692-3.0300/-3.05220.9751/0.0010I（1）
23、/I（0）表2中列出了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由于使用Johansen- Juselius 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或S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本文中p为3阶。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 表2 Johansen检验HypothesizedTrace0.05No. of CE(s)EigenvalueStatisticCritical ValueProb.*None *0.91023445.6615529.797070.0004At most 10.4684239.50330815.4947
24、10.3209At most 20.0016450.0246983.8414660.8750可以看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其表达式为：VEC=LDGDP-1.752LFDI+11.222LOUT-34.775 （3）从长期的协整关系可以看出，当GDP的增量保持不变时，FDI与OU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即FDI每减少一单位，OUT将增加6.405单位。设,根据协整关系所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为）： （4）AIC值为-7.787，SC值为-6.512，均较小，可见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从模型中可以看出，DGDP每增加一单位，对FDI的影响第1期为-0.04，第二期为0.07，而对外包的影
25、响相对大很多，第一期影响为-0.58，第二期为0.80。相对而言FDI短期内对DGDP和OUT的影响均较大，每增加一单位FDI，对DGDP的影响第一期为0.52，第二期为0.37，对OUT的影响第1期为1.52，第2期为0.73。OUT每增加一单位，对DGDP的影响第1期为0.16，第2期为0.13，对FDI的影响第1期为-0.07，第2期为0.01，即OUT的增长在短期内对FDI有微小的替代关系。2、 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RF，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图3 脉冲响应函数图从上图可以看出
26、，DGDP其自身一个标准差的新息有较强的反应，其增长一直保持在0.05以上，平均维持在0.08水平，而对来自FDI和OUT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都没有反映，其后，对来自OUT的新息反应为正，保持在0.04以下，而对来自FDI的新息反应一直为负，可见FDI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FDI对其自身的新息影响开始为正，遂快速下降，对来自DGDP的反应大多数为正，在第2期和第3期影响较大，对来自OUT的新息影响较小。而OUT对FDI新息的影响较为稳定，对DGDP新息的影响开始较大为0.015，随后快速下降，而OUT对其自身新息的反应呈波动状态。3、方差分解考察VAR模型时，还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
27、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图4方差分解图从DGDP的方差分解图可以看出：对DGDP的预测误差，DGDP的贡献较大，后逐渐减少，但始终维持在65.6%的水平，FDI序列的贡献次之，开始较小，后逐渐增大，达到了31.8%，而OUT的贡献最小，约为2.6%；而对FDI的预测误差，FDI和DGDP序列的贡献各自占到了46%，OUT序列约为8%；对OUT的预测误差各序列各约贡献33.3%。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1987)指
28、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Lags: 3Null Hypothesis:ObsF-StatisticProbabilityL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OUT190.907930.46600LOU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FDI2.696240.09283*LD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OUT151.785480.22764LOU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DGDP3.281050.07951*LDG
29、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FDI153.199880.08367*L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DGDP2.530470.13066Lags: 4Null Hypothesis:ObsF-StatisticProbabilityL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OUT182.800760.09188*LOU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FDI6.422790.01000*LD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OUT134.524860.08642*LOUT does no
30、t Granger Cause LDGDP1.250920.41674LD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FDI1317.64730.00832*L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DGDP0.999280.50027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滞后3阶时，在10%的临界水平下，OUT是DGDP的Granger原因，即外包的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量的增长。在滞后4阶时，在5%的临界水平下，OUT是FDI的Granger原因，即外包的增长促进了FDI的增长，DGDP是FDI的Granger原因，即经济增量的增长促进了FDI的增长；在10%的临界水平下，FDI是OU
31、T的Granger原因，即FDI的增长促进了OUT的增长，DGDP是OUT的Granger原因，即经济增量的增长促进了OUT的增长。但是，此表反映出FDI不是DGDP的Granger原因，这明显与现实经济不符，可能是统计数据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四、小结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外包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替代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外包在量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不如FDI来得直接和显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数据的统计误差，同时对外包指数的建立国内外还不统一，统计数据也不完善；另一方面，经济影响
32、往往存在着滞后效应，因此，国际外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估计还要有十年才能真正看出端倪。但是，仅从理论上的分析和现实有数据的实证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际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和FDI存在着替代关系。争对可能存在的争论，本文的主要的结论如下：（1）从跨国企业的角度，国际外包和FDI作为企业国际化扩张的方式，必然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外包是新形势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新形式，具有比FDI更好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外包使企业在受到产品生命周期、规模经济壁垒、资金约束、风险等因素的限制下有了新的扩张方式。因此，外包具有更强的后劲发展力。（2）对于承包国（东道国）来说，外包具有比FDI更好的技术外溢效应、产业结构
33、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就业效应、竞争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3）长期内，正如国际贸易从产品间贸易逐步发展到产品内贸易且两者并存的现象一样，国际外包和FDI也将是一个长期并存的现象。但是随着FDI负面效应逐渐突出，国际外包将会逐步替代FDI，成为新的企业国际化扩张方式。然而，FDI仍将长期存在，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很高的企业扩张，FDI仍将是有效、最优的选择。我国一直注重吸收外资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致使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吸收的外资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但今后流入中国的外资增长率必然会下降，流入中国的外
34、资金额也有可能下降。如何更好地引导对我国的外商投资，使外商投资更趋合理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况下，中国急需寻找利用外资以外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推动中国企业承接国际外包业务，不仅能够在将来有效弥补外资流入的不足，而且中国企业在与海外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促进企业进一步国际化，带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未来10年将是跨国公司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外包方式将非核心业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参考文献1 Antrs and Elhanan Helpman,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35、Political Economy 112(3),552-580.2004.2 Humme1,David,Ishii,Jun and Yi, Kei-Mu,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2):75-96, 2001.3 Robert C. Feenstra, Gordon H. Hans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 Evidence from Mex
36、icos Maquiladoras (EFG ITI), NBER working paper, No.5122,1995.4 Robert C. Feenstra, Gordon H. Hanson,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Outsourcing to China: Estimating the Property-Rights Theory of the Firm (ITI), NBER working paper, No.10198,2004.5 Robert C. Feenstra, Gordon H. Hanson, Prouctivity Measurem
37、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S., 1972-1990 (ITI PR) , NBER working paper, No.6052,1997.6 Robert C. Fennstra,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7宋玉华,周均,国际外包、就业和收入分配之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06(3).8田贞余,国际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新趋势-国际外包J.商业研究,2005(17).作者简介： 张晓晴，女，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博士后流动站，现供职于中关村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公司金融林娟娟, 女, 汉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与技术创新管理.。通信方式：北京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创业大厦B座17层 张晓晴 收（100101）联系电话：010-64841362 13910326249电子信箱：zhangxiaoqing88 第 14 页 共 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