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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第 1 期史学史研究 No 1， 2015 总 157 期JOUNAL OF HISTOIOGAPHYSerial No 157 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 摘要民国校勘学是现代学科意义上校勘学理论的滥觞时期， 在这一理论嬗变过 程中， 梁启超的校勘学方法奠基了现代校勘学的理论基础。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 标志 着现代校勘学的正式创立。胡适的 校勘学方法论 集理论、 方法、 历史于一身， 对校勘学 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 使它更加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张舜徽的理论创新则使校勘学发 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快速发展， 也为校 勘学屹立于现代学术之林奠定
2、了基础。 关键词民国校勘学理论方法嬗变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5332( 2015)01- 0046- 11 收稿日期 2014- 10- 25 作者简介杨翔宇，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河南师大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研究方向 民国文献学与近代学术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 19112011) ” ( 项目编号: 11ZD109) 阶 段性成果。 倪其心 : 校勘学大纲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71 页。 邓怡周 : 民国时期的校勘学研究 ， 编辑之友 2012
3、 年第 9 期。 如邓氏认为， 民国时期不仅创立了独立的校勘学理论体系， 而且涌现出一批在校勘学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 如 梁启超、 陈垣、 胡适、 张舜徽等， 他们 “为现代校勘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本文即是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展开 分析论述。 如安尊华 略论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 ( 贵州文史论丛 2007 年第 1 期) 、 赵艳平等 浅论梁启超的校勘学思想 ( 编 辑之友 2008 年第 2 期) 、 柴纯青 胡适校勘学思想浅析 ( 安徽史学 1990 年第 3 期) 及其它诸多关于陈垣 “校勘四法” 和张舜徽文献学思想的学术论文。 校勘学是研究古籍校勘的过程和总结校勘
4、古籍的经验， 进一步发掘其规律和法则， 为具体的古 籍校勘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科学。校勘学在我国源远流长， 但直至民国时期， 它才发展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这一时期， 促进校勘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考古文物的发展， 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出 土， 汉晋简牍、 敦煌遗书、 明清档案的陆续面世。 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校勘学的研究已经做出了一些 努力和尝试。在整体性研究方面， 邓怡舟的民国时期的校勘学研究 ( 以下简称“邓文” ) 一文对 民国校勘学创立的历史条件、 标志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是一篇关于民国校勘 学研究的上乘之作， 为后世对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 但遗憾的是， 邓文对民国
5、校勘学理 论和方法的内在演变分析不够。此外， 还出现了民国学者校勘学思想和方法的个案研究及对校 64 勘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拟对他们的校勘学理论和方法及 相互之间的学术继承进行分析和说明， 以期全面展示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 从而为现代校 勘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梁启超对民国校勘学理论的奠基之功 梁启超学贯中西， 在多个领域均有精深造诣， 在文献学尤其是校勘学理论方面亦有突出的成 就， 梁氏对中国传统校勘学方法的总结集中体现在其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之校注古籍 部分。梁氏认为， 校勘学在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说， 自清初提倡
6、读书好古之风， 古书纷纷 复活。由于年代久远， 先秦之书大多不易被人理解， 这样就不可不对它们进行注释。在注释之前必 须确认其是否为原文， 这样就需要校勘。他还说， 清代为校勘学的大发展时期 ， “校勘之学， 为清儒 所特擅， 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功夫所以能加精密者， 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 。 ( 一) 叶德辉的 “死校” 与 “活校” 关于校勘学的方法， 在梁氏之前叶德辉曾进行过归纳和总结， 他将校勘学的方法分为两种， 即 死校和活校。死校就是以此本校勘其它的版本 ， “一行几字， 钩乙如其书， 一点一画， 照录而不改” 。 即使发现有讹误之处， 也要留存原本， 顾广圻、 黄丕
7、烈所刻之书就是采用这种死校的方法。所谓活 校， 即是参照群书所引 “改其误字， 补其阙文” ， 又或“错举他刻， 择善而从， 别为丛书， 板归一式” 。 卢文弨、 孙星衍所刻之书即是如此。叶德辉还进一步强调说， 此“非国朝校勘家之秘传， 实两汉经 师解经之家法” 。为此， 他还进一步举例进行了说明， 如郑玄注 周礼 即取杜子春诸本 ， “录其字而 不改其文” ; 陆德明撰 经典释文 ， “胪载异本” ， 采用的都是死校的方法。而刘向校录中书 、 许 慎撰 五经异义 、 岳珂刻 九经三传 ， 使用的则是活校的方法。他还说， 掌握死校和活校的方法对 读书人至关重要 ， “明乎此， 不仅获校书之奇功
8、， 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不 难发现， 叶氏的校勘学理论和方法是在对中国两千多年来校书实践经验和校勘学理论基础上的归 纳和总结， 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 其对校勘学理论的归纳较为粗疏， 对校勘学 方法的分析也不够深入细致。 ( 二) 梁启超对叶德辉校勘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梁启超在长期的校勘学实践及叶德辉校勘学方法的基础上总结出“校勘五法” : 第一种校勘法 是通过两个版本的比对， 或根据前人所引， 记其异同， 然后择善而从。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 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记载的讹误。第三种校勘法是找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 根 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
9、第四种是根据别的资料， 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梁氏强 调， 清儒校勘学大致可以包括以上四种。另外， 章学诚 校雠通义 里所说的书籍分类簿录法， 可以 名为第五种。 在这五种校勘法中， 梁氏认为， 前三种算是狭义校勘学， 后两种算是广义校勘学。因为前三种 74 史学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杨战朋 论陈垣校勘四法对梁启超校勘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4 年第 4 期) 、 李本军 论陈垣与梁启超二家校勘方法论异同及渊源 ( 安徽文学 2008 年第 10 期) ， 惜其未置于民国校勘学整体 视野下进行研究。 此文初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授课时编写的讲义，
10、曾分期刊登在 东方杂志 上， 现为其专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的一 部分。 梁启超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49 页。 叶德辉 : 藏书十约 校勘七 ， 见李庆西校注 叶德辉书话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8 页。 叶德辉 : 藏书十约 校勘七 ， 第 8 页。 若以陈垣 “校勘四法” 相类比， 叶德辉的 “死校” 即 “对校” ， 而 “活校” 实际上包括 “他校 ” 、 “对校” 和 “理校” 的合理成分。 从这一意义上说， 叶氏对校勘方法的分类较为粗疏。 梁启超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50
11、 253 页。 法， 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 是和抄书匠、 刻书匠算帐， 第四种方法则是和著作者算帐。因此， 梁氏的校勘学方法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求书籍文字之真， 即经过校勘，使这些文 字返朴归真， 还原至原始文字的本真状态; 其二是求其记载内容之真，即通过校勘， 指出文字内容 的失实之处，以免贻误后人。 在这二者间， 探求文字之真，是校勘最基本、 最首要的任务， 因为没 有文字之真这个前提， 其他工作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 也就无从谈起。对比叶德辉的“校勘二法” ， 我们可以发现， 梁氏在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方法有较大的推进。叶氏的校勘法无论“死校” 还 是 “活校” ，
12、 其实都仅仅局限于校勘学的第一个阶段， 或者说狭义校勘学的范围， 即“求书籍文字之 真” 。梁氏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校勘学的研究范围， 丰富了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 为校勘学向独立学 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梁氏所说的广义的校勘， 实际上“是传统校雠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 与校雠工作中的其它工作， 如版本学、 目录学、 考证、 辨伪学都有着紧密联系。 ” 可见， 梁氏所提倡的 校勘 ， “是对传统校雠学的发展” 。 ( 三) 梁启超校勘学方法的历史地位及缺陷 梁氏的校勘学方法是对历代一般校勘方法的总结， “对近代校勘学有开创之功” ， 其关于校勘 学理论与方法的论述是 “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 ，
13、 对陈垣“校勘四法” ( 对校、 本校、 他校、 理校) 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我们比较梁、 陈两家校勘方法论的异同， 梁氏校勘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 见的: 首先， 梁氏未能给出每种方法以确定的名称且对每种方法的概括不够精练; 其次， 梁氏对每种 方法的功能地位不甚明确， 各种方法处于杂糅状态， 分野不够清晰， 如梁氏所说的“第一种校勘法” 就含有陈垣 “对校 ” 、 “他校” 和 “理校” 的合理成分。梁氏“第一种校勘法” 中的“根据前人所征引” 与 “第二种校勘法” 中的 “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 之方法其实是相同的， 都是属于陈垣所说“他校” 的范畴。梁氏 “第二种校勘法” 中的第二条路“
14、并无他书可供比勘， 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 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 以意逆志， 发现出今本讹误之点” 与“第四种校勘法” 中的第一种应 该属于陈垣 “本校法” 的范畴; 再者， 梁氏的某些校勘法由于缺乏充足的实例佐证而显得有些抽象， 使人难以理解其校勘法的具体内涵。 尽管如此， 梁氏把经验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 是校勘学上的 一大进步， 他对中国近代校勘学理论发展的奠基之功， 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二、 陈垣“ 校勘四法” : 现代校勘学的创立 如果说梁启超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者， 那么陈垣则是将中国传统的校勘实践升华为现代校勘 学的第一人。 陈垣一生以校勘为考史治学之要务， 所校典籍
15、甚多， 然而在校勘学理论和方法方面 最突出的成就则是撰成 校勘学释例 一书。 ( 一) 陈垣对梁启超校勘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校勘学释例 卷六的 “校法四例” 是陈垣校勘学的精华所在。对于每一种方法， 陈垣都进行了 深入分析， 如 “对校法 ” ，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 遇不同之处， 则注于其旁。 ” 陈垣指出， 刘向 别录 所谓 “一人持本， 一人读书， 若冤家相对者” ， 即是此法。他强调， 这种校勘的方法最稳当， 最 简便， 是一种机械校勘的方法， 其主旨在于校“异同” 而非校“是非” 。因此， 其短处也是显而易见 的， 即使祖本或别本有错误， 亦 “照式录之” ; 其长处则在于通
16、过此种方法的校勘， 可以还原祖本或 84 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 崔文印 : 说校勘四法 ， 史学史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赵艳平、 张小芹 : 浅论梁启超的校勘学思想 ， 编辑之友 2008 年第 2 期。 安尊华 : 略论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 ， 贵州文史论丛 2007 年第 1 期。 赵艳平、 张小芹 : 浅论梁启超的校勘学思想 ， 编辑之友 2008 年第 2 期。 杨战朋 : 论陈垣校勘四法对梁启超校勘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4 年第 4 期。 李本军 : 论陈垣与梁启超二家校勘方法论异同及渊源 ， 安徽文学 2008 年第 10 期。 邓怡周 :
17、 民国时期的校勘学研究 ， 编辑之友 2012 年第 9 期。 别本之本来面目。这种 “对校法” 一般称之为“版本校” ， 是清理文献的过程， 其他校勘的方法主要 是审核、 研究文献的过程， 研究审核文献必须以清理文献为前提。 因此， 陈垣强调， 校勘书籍时必 须先用对校法， 然后再用其它校法。与梁启超 “第一种校勘法” 相比， 陈垣的“对校法” 更多地强调 “存异说” 以求 “书籍文字之真” ， 从而有利于后来学者研究和探讨。从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来看， 应该说， 陈垣的“对校法” 更具普遍意义。陈垣的本校法是“以本书前后互证， 而抉摘其异同， 则知 其中之缪误” 。陈垣说， 此种校勘方法适用
18、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对比梁启超的校勘方法， 我们 发现， 梁氏关于本校的论述散见于第二、 三、 四种校勘方法中， 分别为根据语法字法、 根据前后文义、 根据著述人的原定体例等。在这里， 陈垣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 将其归纳为“本校” ， 从而使校 勘学的方法更为科学合理。陈垣的第三种方法为 “他校法” ， 即 “以他书校本书， 凡其书有采自前人 者， 可以前人之书校之; 有为后人所引用者， 可以后人之书校之， 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 可 以同时之书校之” 。陈垣认为， 此等校法 ， “范围较广， 用力较劳” ， 但有时非用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相关的论述在梁启超的第一、 二、 四种校勘
19、法中也有类似的说明， 陈垣在此基础上将其总结为“他 校法” 。崔文印认为 ， “以前人之书校之” 和“以后人之书校之” 均为形式上的“他校” ， 从实质上看 则是 “对校” ， 只有 “以同时之书校之” 才是真正的 “他校” 。但他又同时强调 ， “以前人之书校之” 和 “以后人之书校之” 的 “对校” 与第一种机械的“对校” 相比则有较大的不同， 后者是按图索骥， 通过 目录书即能找到， 而前者需要有渊博的学识和一定的研究功力才能做到， 已经带有学术研究的性 质， 因此， 陈垣将之归入 “他校” 是有其学理依据的。 陈垣所谓的“理校法” 即是在“遇无古本可 据， 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
20、使用的校勘方法， 他特意强调“此法须通识为之， 否则卤莽灭裂， 以不误为误， 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 最危险者亦此法” 。 这种依靠逻辑推理的校勘方 法和思想在梁启超 “第一种校勘法” 也有所体现， 即 “高等的能判断 某本作某是对的 ， 这便非有相 当的学力不可了” 。 在 校勘学释例 中， 陈垣结合自己的校勘实践及梁启超等人的校勘学理论不 仅系统化总结了 “校勘四法” ， 而且分析了每种校勘方法的优劣及使用条件。由此， 我们不难看出， 陈垣的 “校勘四法” 是对梁启超校勘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 二 ) “校勘四法” 的学术评价及历史地位 在 校勘学释例 中， 陈垣还对 “校勘四法
21、” 的渊源进行了说明， 他认为对校法是对汉代刘向“雠 校” 方法的总结， 本校法则是对吴缜之 新唐书纠谬 、 汪辉祖之元史本证 方法的沿袭， 他校法总 结了丁国均 晋书校文 、 岑建功所刻旧唐书校勘记 的校勘方法， 理校法则综合了段玉裁、 王念 孙、 钱大昕等人的方法。陈垣 “校勘四法” 包含着 “对校勘内容、 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 科学规定” ， 是一个由易到难、 相互联系， 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 ， “对校校版本， 本校校异同， 他校辨 真伪， 理校定是非， 四法虽各有长短， 若综合运用， 便能取长补短， 如此校勘古籍， 几可将讹误一一校 出改正。 ” “校勘四法” 有着严密的内在
22、逻辑， 对校、 本校、 他校、 理校“这个顺序不是随意排定的， 而是反映了校勘的实践程序” 。 陈氏 “校勘四法” 提出后， 在学界影响颇大。胡适认为它是“中国 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 ” ， “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 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 也 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 此外， 张舜徽、 许冠三、 黄永年均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陈垣“校 94 史学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崔文印 : 说校勘四法 ， 史学史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崔文印 : 说校勘四法 ， 史学史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陈垣 : 校勘学释例 ， 上海书店 1997 年版， 第 11
23、8 122 页。 梁启超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250 页。 崔文印 : 说校勘四法 ， 史学史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牛润珍 : 陈垣学术思想评传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89 页。 崔文印 : 说校勘四法 ， 史学史研究 1990 年第 3 期。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载陈垣 校勘学释例 ， 上海书店 1997 年版， 第 8 页。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14 页。 勘四法” 是 “校订一切书籍的基本方法” ， “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作， 也是旁通西方近 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 ， 是
24、“校勘的正规方法” ， “其体系之完整不仅非前此种种校勘论著之 所能及， 即今后的校勘工作者也很难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并另起炉灶” 。 从这一意义上说， 陈垣校 勘学释例 中提出的 “校勘四法” 标志着现代校勘学的正式创立。 三、 胡适对校勘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总结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原本为陈垣 元典章校补释例 ( 1959 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 ， 以下简称 释例 ) 所写的一篇序言， 它是胡适在总结了中国古代校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 “特别 是总结了陈垣校勘 元典章 的经验， 结合他自己的校书体会， 把校勘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使 它更加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 王绍曾认为， 这是胡
25、适对中国校勘学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他特 别强调， 在胡适之前， 还没有人对此做过这种系统的总结。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之所以成为经典之作， 在于其对中国校勘学的理论、 方法和历史进行了 系统科学的总结， 并且以其宏阔的学术视野对中西校勘学进行了对比研究。 ( 一)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的 “理论” 贡献 在校勘学理论方面， 胡适认为校勘学产生的原因在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 ， 他还特意 强调 “文件越古， 传写的次数越多， 错误的机会也越多” ， 而校勘学的任务就是要改正这些文件传写 的错误 ， “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 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 。 胡适的相关理论阐述得到了后世 学者的
26、认可并被不断继承和发展， 如倪其心在阐述校勘学的目的和任务时就曾指出， 校勘就是要 “存真复原， 尽力恢复它的原来面貌， 为阅读或研究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 。 对于“误例” ， 胡适也 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 误例不过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误的路子， 可以帮助解释某字何以伪成 某字， 而绝对不够证明某字必须改作某字” 。 他强调 ， “例” 和“证” 是不同的。前人校书， 往往引 一个同类的例子称为例证， 胡适认为这是犯了校勘方面的大错误。他还特意强调， 校书改字必须依 据版本而不是依据误例， 版本才是校书的“据依” 。他认为中国校勘学之所以没有走上科学的轨 道， 多是由于校勘学者不明 “例
27、” 的性质， 把 “误例” 作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 便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据， 而仅仅会滥用误例的假依据。 胡适关于校勘学的理论见解使校勘 学重新走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 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以“例” 为“证” 的状况亦发挥了重要作 用。从此， 中国校勘学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二) 胡适校勘工作 “三部曲” 关于校勘学的工作和程序， 胡适认为可分为三个部分 : “一是发现错误， 二是改正， 三是证明所 改不误” 。 瑏瑠 发现错误是第一步的， 胡适认为发现错误有主观与客观之分。所谓主观的发现错误， 是指我们在阅读时遇到迷惑之处， 于是便认为文字有错误;
28、 客观的发现错误， 是指因版本的不同而 发现某种版本有错误。主观的疑难往往可以引发人们对版本的搜索与比较， 但也有可能是由于后 05 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 瑏瑠 张舜徽 :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353 页。 许冠三 : 新史学九十年 ， 岳麓书社 2003 年版， 第 129 页。 黄永年 : 古籍整理概论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68 页。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作于 1934 年， 原载陈垣 元典章校补释例 ( 1934 年排印本) 卷首， 1935 年收入商务出版社 胡适论 学近著 第一集， 1997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以
29、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命名再次重新将其编入陈垣 校勘学释例 。 王绍曾 :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的再评价 ， 学术月刊 1981 年第 8 期。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1 页。 倪其心 : 校勘学大纲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5 页。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13 页。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13 页。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1 2 页。 人不能理解原作者的本意， 而未必是由于传本的错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传本的错误未必都能够 引起读者的注意， 若待产生疑虑而后发现错误再搜求版本， 改正错误的机会就太少了。尤其是对于 已经
30、通人整理过的本子， 虽然他们对原本也进行了增删改削， 但因为文从字顺， 其错误之处往往不 太容易被人发现。若想要发现其中的错误， 必须找原本对校。因此， 胡适说 : “校勘的错误起于发 现错误， 而错误的发现必须倚靠不同本子的比较， 古人称此为校雠” ， 即刘向别录 所言， 也就是陈 垣 “校勘四法” 中的对校法。他还指出， 单读一个本子， 通过上下文的 “本校” ， 所得错误毕竟是有限 的。只有用不同的本子相互对勘， 用 “对校” 的方法进行校勘 ， “一字不放过” ， 然后才可以发现更多 谬误。在这里， 胡适更强调对校法在校书中的作用， 但也没有忽视本校法的作用， 这与陈垣强调 校书先用对
31、校法的观点是一致的。 校勘第二步的工作即为 “改正谬误” 。胡适认为， 仅靠主观的改定而没有切实的证据 ， “无论如 何工巧， 终不能完全服人之心” 。他说， 校勘学所许可的改正， 必须是在几个不同的本子之中， 选定 一个 “最可靠” 或 “最有理” 的版本。胡适说的“最可靠” 本子指的是“最古底本” ; “最有理” 的本子 的情况较为复杂， 它是在底本既不可得， 或者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种错误， 或者所得本子有传写之误， 或者无别本可供校勘，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方法是排比异同各本， 考定其传写的先后， 取其“最 古” 而又 “最近理” 的说法， 然后标明各种说法并揣测其所以致误的原因。如果是
32、无异本可供校勘， 或者是有别本而无法考定其传写的先后， 这样就需假定一个“最近理” 说法的校本， 然后标明原作 某， 一作某， 今定作某是根据何种理由 。“如此校改， 虽不能必定恢复原文， 而保守传本的真相以待 后人的论定， 也可以无大过了” 。胡适还说，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 无论如何有理， 必须在可能的范 围内进行证实， 凡是未经证实的校改， 都只是假定、 臆测。而证实之法 ， “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 本， 其次是最古传本， 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 。 ” “万一这两项都不可得， 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 前 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 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 ” 由此可见， 胡适在这里不仅强调
33、对校法和他 校法的重要性， 而且对于本校和理校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那种认为胡适校勘方法仅为对校法、 排 斥并反对理校的观点， 是站不住脚的。对于理校， 胡适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他说 : “类推之法， 由彼 例此， 可以推知某种致误的可能， 而终不能断定此误必同于彼误” ， 这与陈垣对理校法的评价有灵 犀相通之处。 但同时， 胡适也强调了理校法的优势所在 ， “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不 足” 。 胡适最后进行了总结， 他说 :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 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 必须 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 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 ， 再次强调了善本、 古 本在
34、校勘中的重要作用。 ( 三) 胡适对中外校勘学发展史的论述 关于中国校勘和校勘学的发展历史， 胡适也进行了梳理， 他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而发达 很迟 ” 。吕氏春秋 中所记 “三豕涉河” 的故事， 已具备校勘学的基本成分; 刘向歆父子校书开启了 校雠学的先河; 汉儒训注古书， 是校勘学的一大进步 ; 经典释文 广收异本， 可以算是集古校勘学 之大成; 晚唐之后， 刻板书渐多， 于是校勘之学趋于停滞; 十二三世纪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 随后， 校 15 史学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王绍曾说 : “胡适的校勘方法，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对校法。 ” ( 王绍曾 :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的
35、再评价 ， 学术月刊 1981 年第 8 期) ， 此说法较为武断。综观全文可以发现， 胡适肯定对校法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 但也未忽视本校、 他校和 理校在校勘中的综合运用。 王绍曾 :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的再评价 ， 学术月刊 1981 年第 8 期。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5 页。 陈垣认为 : “此法( 理校法) 须通识为之， 否则卤莽灭裂， 以不误为误， 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 最危险者亦此法。 若 元典章 之理校法， 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 非有确证， 不敢藉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陈垣 校勘学释 例 ， 上海书店 1997 年版， 第 121 122
36、 页。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7 页。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5 6 页。 勘学衰歇; 直到十七世纪， 方以智、 顾炎武重新开启校勘考订古书之风。胡适对中国校勘学史的梳 理符合校勘学的发展实际， 对后世学者影响颇大， 在中国校勘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还分析了中西校勘学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他指出， 无论中国校勘学还是西洋校勘学， 都必须经过发现错误、 改正谬误、 证明所改不误三个阶段， 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西洋校 勘法有三长: 第一为西洋印刷术比中国晚六七百年， 古书的古写本保存较多， 有古本可供校勘; 第 二， 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 古译本也可
37、供校勘; 第三， 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 古本保存 比较容易， 校书者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 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而中国则不同， 自从刻板印刷出 现之后， 刻本书流行， 写本逐渐被抛弃。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但无古书的古译本， 加之大学与 公共藏书不发达， 私家藏书极有限， 工具不够用。因此 ， “一千年来， 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 三人而已” 。 胡适在总结陈垣校补 元典章 基础上撰写的 校勘学方法论 集理论、 方法、 历史于一身， 对中 国校勘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总结， 为中国校勘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屹立于学术之林做出了 重要贡献。在校勘学理论方面， 胡适阐述了校勘产生的原因、
38、校勘学的目的和任务及其对“误例” 的独到见解; 在方法方面， 胡适总结了梁启超、 陈垣等人的校勘方法， 提出了校勘工作的“三部曲” ， 进一步完善了校勘工作的程序; 在校勘学的发展史方面， 胡适的梳理和分析有理有据， 成为后世学 者撰写校勘学史的典范之作。同时， 胡适还对中西校勘学的发展进行了对比 ， “在中国较早地介绍 了西方校勘学， 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方校勘学不可绕过的一座里程碑” 。 因此， 胡适 校勘学方法论 对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全面、 科学、 系统， 显示了胡适较高的学术 见解和理论水平， 不愧为中西校勘学学科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 四、 张舜徽对校勘学理论发
39、展的创新之功 张舜徽的校勘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早期著作 广校雠略 一书中， 在该书卷四中， 张氏分四个 专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其中前两个专题 “书籍必须校勘论” 和“校书非易事论” 属于张氏校勘学的 “理论” 部分， 也是其校勘学的特色所在。第三专题六篇属于校勘学的“方法” 论， 在前人校勘学方 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推进， 提升了理论层次。第四专题属于张氏校勘学的“历史” 部分， 主要就 清代校勘学考证得失进行考核和评论。 ( 一) 张舜徽对于校勘学发展的 “理论” 创新 作为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 张氏对校勘学有充分的认识， 也较早认识到古籍校勘的重要 性， 他说 : “古书流传日久， 讹舛
40、滋多， 或误夺一字而事实全乖， 或偶衍一文， 而意谊尽失， 苟非善读 书者， 据他书订正之， 则无以复古人之旧， 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缓也。 ” 为此， 他还列举班固汉书 艺文志 记载孔安国献书遭巫蛊之事和 后汉书 记载郑玄 “不为父母昆弟所容” 之事进行说明。最 后， 张氏进行了总结 : “书籍以传抄而衍夺日增， 虽一字之微， 关系甚大， 世之鄙夷校书为小道末技 者， 岂通识哉! ” 为了防止上述漏字衍字情况的出现， 张氏强调读善本的重要性， 他说 : “读书而不 得善本， 则必以不误为误” 。 25 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 胡适 :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 第 6 页。 陈东东、 周国林
41、: 西方校勘学中的 “理校” 问题兼评胡适介绍西方校勘学的得失 ，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2 期。 广校雠略 成书于 1945 年， 是张舜徽先生的成名作， 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庞大学术著作体系的第一部， 同时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献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著作 。广校雠略 的主体部分共五卷计一百篇， 另有附录三种。此书全面展示了张 舜徽先生的校雠学思想及其体系， 传统校雠学在书中得到了全面的总结和理论提升。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63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42、64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64 页。 在论述了校勘学的重要性之后， 张氏分析了典籍校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首先必须任用专 才， 他说 : “道术庞杂， 学业纷繁， 有所取必有所弃， 长于此或短于彼， 尧舜之智， 而不遍物， 况庸人 乎!校书之必采专才， 而各用所长， 理势然也。汉初序次兵法， 而属之张良、 韩信， 用其所长之谓 也。 ” 后来的校书多是如此， 如刘向校中秘书， 任用步兵校尉校兵书， 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侍医李柱 国校方技， 都是利用了他们的专长。至于刘向总校经传、 诸子、 诗赋三略之书， 也是在刘歆、 杜参等 人的协助下完成的， 他们
43、分工合作， 集思广益， 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 最终校书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对于群籍、 卷帙浩繁之书的校勘， 张氏主张依靠众人之手分校数种， 不能贪多求大， 他说 : “与其贪 多无所发明， 孰若守约之为能寡过耶?至于卷帙浩繁之书， 不妨集众力以分图之， 刘歆所谓一人 不能独尽其经， 或为雅， 或为颂， 相和而成 者， 施之治学固形其陋， 用以校书则大佳矣。 ” 此外， 张氏还论述了校勘家的基本素质， 他认为作为一个校勘古籍的学者， 必须像洪迈、 钱大昕 那样熟于群籍、 博闻强识， 他提倡洪、 钱那样的 “读书家之校雠” 。对于“谨守宋元椠本， 一一记其异 同， 蝇头细书， 不能定其是非， 但务
44、品其甲乙” 的校书， 张氏称其为 “藏书家之校雠” ， 说其“邻于书贾 所为， 为儒林所不重” 。 张氏所说的 “藏书家之校雠” 即为陈垣 “校勘四法” 中的“对校法” ， 张氏轻 之， 而陈垣、 胡适重之， 这是他们在校勘理念上的不同之处。除了博览群书、 熟于典籍之外， 张氏认 为， 校勘家还必须精于小学， 他说 : “读书必先识字， 夫人而知之矣; 顾不娴于校勘， 则亦未为能读书 者。而校勘之役， 尤非深于文字声音故训之学不为功。 ” 纵观历史上的校勘学家， 如刘向、 扬雄、 班 固、 郑玄、 陆德明、 颜师古等人， 他们皆以小学名家， 均博通经典， 长于说字。清代考据学成就突出， 校勘之
45、业发达， 亦 “赖其时字学昌明， 远胜前代” 。 在清代学者中， 张氏最推崇王念孙父子及钱大 昕、 段玉裁三家之学。有人曾指摘段玉裁校书较为武断， 张氏予以批驳， 他说三家之学“同其精 博” ， 不同之处在于 “王、 钱心密， 段氏识高， 故极其所至， 各有孤诣 。 ” “心密则必据数证而后敢改， 故 不失慎重之意; 惟识高则勇于自申其义， 不惜破旧说而轻改字， 究其所改易者， 又十之六七合于古人 原本” 。 无论 “心密” 还是 “识高” ， 他们都精于小学， 博览群书， 这是校勘古籍的基础所在， 也是校 勘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著名文献学家， 张氏之论对我们今天的古籍校勘来说仍具有重
46、 要的启迪意义。 ( 二) 张舜徽关于校勘学 “方法” 的创见与成就 在古籍校勘时， 张氏提出 “不可轻于改字” 的校勘原则， 他说 : “校理书籍， 期于不妄改， 不妄增， 一仍其旧， 而俾学者自审定之， 能事毕矣” 。 他非常推崇郑玄解经注述的方式， 发现文字有明显讹 误之处 ， “但云某当为某， 而未尝轻出己意以改本文” ， 这就是后世“校勘记” 的前身。郑玄在校注 仪礼 一书时， 取今文、 古文二本参校， 对于它们的异同详细记载， 从未以己意偏主一家， 此即为考 异之书之由来。后来陆德明作 经典释文 、 朱熹撰 韩文考异 ， 实际上均延续了郑玄的校书之法。 阮元在 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
47、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少许改进， 即对于宋版之误字， 在其旁加圈， 然后 据之作校勘记附于每卷之末。这样便于读者按圈检记， 知其异同。张氏极为欣赏阮元的这种做法， 谓其 “有俾于承学尤大， 益足为校书式也” 。 仔细分析上述古籍校勘之法， 实际上即为叶德辉校勘 35 史学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65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68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68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68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48、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69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70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70 页。 张舜徽 : 广校雠略 ( 载 张舜徽集 第一辑) ， 第 70 页。 法中的 “死校” 。 在这方面， 叶德辉与张氏的观点不谋而合， 只不过张氏阐述的更为具体详尽。清 儒校书， 多遵循 “不可轻于改字” 的校勘原则。然段玉裁在答顾千里书 中曾说 : “夫校经者， 将以 求其是也， 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 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 而当改则改之， 不必其有左证” ， 此论 初看颇不合时务并与诸儒校勘理念相抵牾。但张
49、氏佩服段玉裁的学识， 并认可他的改字行为， 他 说 : “盖专家之学， 穷极要眇， 自与浅尝浮慕者不同， 既明乎述作本末， 又深知一书义例， 恒能操约持 繁， 以类统杂， 非特可订后世传写之讹， 且能直匡作者原本之谬， 岂能规规于文字异同， 不择是非而 尽载之者所可同日语哉!顾非学术湛深， 识断精审者， 又未易骤语乎此耳” 。 但张氏同时又强调， “后人无其精湛， 而欲师其肆放， 则必诬古人惑来者， 获戾滋甚。故凡学卑识陋， 而思校理故书， 与 其肆也宁固。刊误考异之役， 所以不可厚非， 亦即以此” 。 因此， 校书时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采 取不同的方法， 这是张氏在校勘时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表现。 在校勘时， 张氏还主张 “首贵广罗异本， 其次莫若采相类之书以比勘其异同” 。 张氏认为， 校 书不必拘泥于经史子集类别的限制， 学者们应择善而从 ， “非特诸子之书可用以校经也， 史官所载， 亦有同于传记者， 取彼证此， 为益无方” 。 在这里， 张氏提出以“相类之书” 相校勘的方法， 这是在 陈垣 “校勘四法” 理论基础上的又一突破。陈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