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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社会-第 13 页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现代风险与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高度复杂性的直接后果,就
2、是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涉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并认为他的观点从特定的角度把握了现代社会的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社会并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独特的参
3、考价值。贝克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与传统的现代化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之中。在传统的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使人类社会有秩序、有规则地发展。这种对社会的看法可以称为一种“常态社会”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前进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种“常态”社会的观点已经日益不能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这一事实。贝克指出,“风险”(risk)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或“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当人类试图去控制自然和传统、并试图控制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人类就面临着越
4、来越多的风险。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现代风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环境和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等等,它几乎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现代风险不是孤立的,它的影响将波及全社会,而且是以一种“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响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包括穷人和富人。风险一旦转化为实际的灾难,它的涉及面和影响程度都将大大高于传统社会的灾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由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现代风险已经在很大程度
5、上改变了社会的运行逻辑,从而使传统的现代化社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风险社会”。例如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说,“风险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机制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的现代化社会中,社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一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话,那么在“风险社会”中,现代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现代风险与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现代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与控制了。科学技术就像一柄双刃
6、剑,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威胁,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不仅表现在其内部学科分化和涉及内容的高度复杂性,也表现在科技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的高度复杂性。这种高度复杂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现代风险还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所有那些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社会和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展开,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
7、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涉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尽管它们开始时都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灾难性影响却很快扩散到了周边国家,最后酿成世界性的灾难。这也是现代社会风险与传统社会中风险的重要区别之一。风险社会对传统风险治理体制提出了挑战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治理体制,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风险社会”的来临,给人类社会传统的风险治理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现代风险已经在本质上和特征上与传统风险有了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
8、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风险治理体制,建立符合风险社会要求的新机制。研究者们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信任也从“个人信任”转为“系统信任”,表现为对各种各样的“专家系统”的充分信任,而科学家及其他专家们的知识成为人们安全感的重要基础。但如前所述,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这将大大动摇人们对于“专家系统”的基本信任,加大了风险治理的难度。传统的风险治理机制的重点在于对客观风险和灾难的防范、预警和事后处理,对主观层面的问题较少涉及。但由于现代风险的“隐形”特征,它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对人们主观“风险认知”的冲击之上。当人们对于
9、某种风险的知识极端缺乏时,他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感会严重影响其对于风险的认知、判断和评价,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极端情况:要么惶惶不可终日,在极度恐慌和焦虑中采取各种各样的过度防护措施;要么听天由命,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无论哪种情况都无助于人们理性地对待并防范风险。而人们一旦掌握了有关风险的必要知识,他们就会大大提高自我防范风险的能力。传统风险治理体制强调科学知识和专家系统的重要性,认为依靠人类的“工具理性”就足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但“风险社会”不仅是一种事实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在风险治理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社会和价值因素,而不能以简单的因果思维或工程思维来进行决策。由于现代风险的
10、高度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和广泛影响性(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政府来承担。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新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平台。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由于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全球风险并不必然酿成灾难,反而可以成为创造性的来源,为制
11、度转型提供契机,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并非预示一个“危险性增大的世界”,而是一个越来越关注未来安全的世界。那么,中国该如何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目前的全球风险呢?金茜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社会科学家贝克就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后工业社会的巨大变迁。贝克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他认为,风险不同于危险,人类在危险面前常常被动无助,而风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决断。只有当人们有意识地探索未来并试图对不可预见的后果加以控制或避免时,才谈得上风险。风险也不同于灾难,不是已发生的损害而是代表一种可能性和潜在性。与这两者不同,风险还具
12、有积极意义,它在附带危险与可能导致灾难的同时,还意味着机会和希望。风险的特殊内涵决定了风险社会具有以下主要基本特征:风险的多样性。人类尝试借助技术来支配自然和改变传统的过程中,各种风险形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致使现代风险的表现形式不断趋于多样化,涉及环境、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技术等众多领域。根据WEF的最新评估,环境将是未来全球风险格局中的核心,其中极端气象发生的可能性最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扩散被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风险。风险的关联性。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甚至彼此叠加的。局部地区某种风险的“蝴蝶效应”可能在全球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触发其他领域的风险。WEF
13、的调查表明,结构性高失业率或就业不足与激烈的社会动荡之间关联最为紧密,而未来10年金融风险、气候变化、难民危机、叙利亚内战、科技创新等因素则可能增加国家间冲突,从而加剧地缘政治风险。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2016年被称为“黑天鹅”之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失败等事件让世界大跌眼镜、猝不及防。人们惊奇地发现,根据以往的知识或经验所进行的分析预测似乎正在失效。2017国际政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特朗普将如何执政,欧洲多国大选何去何从,针对ISIS的反恐战争能否胜利,朝核问题是否会继续发酵?过去一年也是数据盗窃、网络攻击和黑客活动频发的一年,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中潜在的负面影响目前
14、尚无法确定,不过WEF的专家估计它们可能是扩大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风险的首要因素。风险的阶级性。风险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无论贫富都会受到风险的影响。这似乎营造了一种“风险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贝克犀利地指出,风险分配像财富一样是依附在阶级之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集聚,而风险在下层集聚”。相对于穷人面对风险的无助,富人的损失往往小得多,甚至还可能从风险中获益。可见,风险并没有消解阶级,反而加重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此次美国大选呈现出的社会撕裂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风险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和全球化使得风险可以超越国界交叉蔓延。在当下的信息时代,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确保风险一
15、旦产生,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扩散,并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因此,风险社会就意味着全球风险,其主要效应就是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或“想象的风险共同体”。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呈现出了“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趋势。全球风险迫使各国政府依赖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规避风险,倾向于仅对本国选民和国内市场负责,推卸国际责任,甚至放弃不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及退出TPP的决定就可以看作这一趋势的突出反映。风险社会的潜在危害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存在的各种社会风险或将导致现实世界出现混乱局面。结合2016年的情况来看,未来风险社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经济:拖缓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
16、干扰国际经济秩序,加大金融市场风险。民粹主义对于大众意愿的绝对顺从可能导致国家做出从长远看来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英国脱欧之后,国际评级机构均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虽然短期对英国和欧盟经济的负面影响低于预期,但中长期看来,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英国脱欧如若处理不当将给欧洲经济乃至全球金融带来严重冲击,而特朗普重启NAFTA谈判等举措可以说是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挑战,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对全球贸易的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政治:引发政治动荡,加剧紧张局势,阻碍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风险,英、美等一些国家正在逐步退出某些区域或国际机制,国际合作趋势将有所减弱。在疑欧主义甚嚣尘上的背
17、景下,该区内多国大选结果可能导致欧洲进一步走向分裂,欧洲一体化岌岌可危,而泛滥的民粹主义稍有不慎则有流变的危险,产生贝克所说的“威权主义式的失败国家”。由于对集体安全丧失信心,部分国家可能加强制造常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核武器的能力,国家间、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比如,俄罗斯与北约的军事对抗将升级,美国或将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巴以冲突亦有可能因特朗普中东政策的转变而再度恶化。社会:加重两极分化,加深社会撕裂,助长极端民族主义。国际劳工组织预计2017年全球失业人口将超2亿。未来10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更为严峻,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草根民众与社会精英的价值对立更加尖锐。社会认同危机严重
18、时可能引发社会骚乱,比如特朗普就职后美国多地出现的混乱局面。当民粹主义遭遇全球风险,特别是受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影响,极端排外情绪容易高涨,欧洲多国极端右翼政党节节攀升的支持率着实令人担忧,而情感及个人信念塑造民意的作用超过客观事实则预示社会已经步入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环境:威胁人类生存,危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大规模人口被迫迁移。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都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致使工农业生产蒙受巨大损失,危及公众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环境风险还可能造就大批环境难民和环境移民,从而诱发社会危机和地区冲突。2016年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多国批准了巴黎协定,但美国政局的变化
19、可能会使业已取得的进展受挫。科技:技术变革大大超前于社会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促进生产力的同时可能给现代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科技发展过快可能导致工业衰退并恶化劳动力市场前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不但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伦理争议,更可怕的是它们可能被恐怖主义分子所利用,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风险社会的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亦是一个风险社会在世界生成和扩张的过程。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一员和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不可避免也要受到风险社会的波及。贝克曾直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这样的论断也许有些危言耸听,贝克本人也承认他的观点是以西方为参照系,忽略了现代性刚
20、刚立足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不过,全球风险并不必然酿成灾难,反而可以成为创造性的来源,为制度转型提供契机,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并非预示一个“危险性增大的世界”,而是一个越来越关注未来安全的世界。那么,中国该如何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目前的全球风险呢?一、推进结构性改革。新兴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中国经济转型将会为世界带来更均衡、持续的经济增长。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和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寻求包容性的国际关系,同时,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应与世界各国一道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三、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改善财富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加强沟通对话,增强社会政治认同。四、呼吁各国切实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为低碳发展做好准备。中国应努力解决本国的环境问题,同时发达国家也应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落实到位。五、各国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加大对劳动力的再培训,使其适应科技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