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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袁枚随园诗话的诗学思想Poetic thought of Yuan Meis MSuiyuan poetry talks99. L天籁：“诗文之道，全关天分”通过结合诗人的内在灵性与灵感降临的心理状态，诗人能够在“天籁”的自然天成的艺 术表现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个性。袁枚认为诗人天分的凝聚结晶，就是其所称的“天籁” 之诗，认为诗词创作，“全关天分”，人如果有这个天分，随便指点或学习一下都能够有所 领悟，他还借用了陶篁村曾经用过的比喻意象，通过以铁可以磨成针而砖不能磨成针作比， 说明有诗才者即使中年开始学诗依然可以成大家，而无诗才者即使童年开始学诗也无益处, 进一步证明了天分对于作诗的重要性
2、。在袁枚看来，诗人的先天禀赋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诗人情感的丰富程度。每个人都 有不同情感特质与情感浓度，情感的丰富性通常都在于其同理心和敏锐力，能够有感而发, 对此，袁枚也曾经谈论过，他认为诗人的情感强度没方法通过后天学习获取，而是先天具有 的，并说杜甫擅长写情，但是李白却在这一点和他不能比，同样王安石等人也曾经写过一些 小歌词，但是外人读了都笑倒一片，都是因为“天行少情”导致的，由此可见，长于言情 与寡于言情，都是“各人性之所近”决定的。其次是诗人的创造性才能。袁枚认为诗人必须具有创造性的才能。役典籍、运心灵，特 别是对知识的掌握、对典故的娴熟运用和艺术构思，这些也都是来自于诗人天赋的才能
3、：“诗 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后天的学习、积累对于诗文创作来说固然有着重 要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拥有的先天才能，无论是李白还是赵云松，都在诗歌中表现 出对不能为后天学力所取代的先天天赋的强调，并谓之天才。袁枚不仅重视先天的天赋，也同样把灵感视为天才的表现：“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 篇”。同时又在续诗品神悟中提到，认为触目所及的所有景物，鸟鸣还是落花，都 能够激发诗人情感，有些人对此毫无触动，“人不能悟”，只有诗人能够从中得到一些领悟 ，灵感与外物相联系，“鸟啼花落”都是能够激发诗人情感和创作欲望的客观景物，人们 不能领悟，而诗人却可以通过想象捕捉形象，使客观景物身上带上其主
4、观情感，情景交融。随园诗话卷四记录了两那么偈语：一那么说的是苍蝇喜欢往光亮处飞却因窗上糊了纸很难飞 出去，而当它突然找到当初飞进来的路时便一下子就飞出去了；另一那么说的是老鹰一有机会 就会路上的兔子下手，而迟钝的猎犬依然跑到枯椿旧根处找寻兔子的踪迹。这两那么禅宗偈语,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 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9页。 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页。司空图、袁枚：诗品集解续诗
5、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71页。都是说的灵感。苍蝇得以忽然撞着来时之路，是经过了一系列探索的过程；老鹰之所以能捕 食到兔子，在于它善于抓住机会，不墨守成规。通过这两那么偈语，袁枚认为诗人不仅要丰富 积累，在灵感降临时驾驭灵感，还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如苍鹰捕兔，不失良机。天籁之于人而言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是一个整体。袁枚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了天籁的重 要性，把握住了诗人创作才能中鲜被发觉的先天因素，成认天分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影响, 显示出对诗文创作的深入了解。2 .人巧：“诗文贵曲”虽然袁枚一再强调先天因素对创作的影响，但他从未否认人巧的重要性：“人功未极那么 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
6、亦须从人力求之。”，同时又强调做人和作诗的不同，前者 “贵直”，后者那么更“贵曲”，又以一首咏梅来作为示范，对“贵曲”进行了具体阐 释，其中有“绿杨解语应相笑，漏泄春光恰是谁。另外还列举来一个类似的诗，咏红 梅，同样是以“曲”取胜，牧童刚刚睡起来去放牛，还懵懵懂懂的，“错认桃林欲放牛。” ，这两首诗都具有同样特点，就是咏梅但绝不直接指向梅花，而是通过绿柳和牧童的反响 侧面写梅花开得茂盛，这便是曲，假设是只赞颂梅花，那便是直。虽然袁枚十分看重天籁之诗，主张诗歌自然天成，但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审美感受，使用 适度的诗歌技巧是必不可少的。袁枚认为的诗文贵曲，“曲”表现在意象的建构和诗意的朦 胧两个方面。
7、首先是意象的建构。意象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理论范畴，是诗人的意与所描绘的象的结合, 是以“言”为物质外壳的艺术形象。由于用以抒情的自然景观少有新变、书面语言和诗歌样 式少有开展等原因，意象出现了老化的现象，许多意象的意蕴在此过程中固定下来。由此, 袁枚认为需要更新鲜更具吸引力的意象，要追求“新奇”，并且认为这里面的“新”，主要 是通过各种意象组合来实现，而“奇”那么是通过更为新鲜少见的单个意象来实现。袁枚在自 己的诗歌创作中，就着力建构新奇的意象，如其对桂林山水的描述，就有“盘古”意象和“女 娟氏”意象等，还有“蚩尤喷妖雾”，又冒出来一个“鬼母戏青莲”等等，袁枚在本诗中 使用一系列前人少用的意象来
8、描绘桂林诸山，具有独特的新奇美感。其次是诗意的朦胧。诗意的朦胧可以通过亦真亦幻、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达成：客观世 界中存在的真实的景、象、物是真实的，诗人的体验、想象与情思是虚幻的。真与幻、实与 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袁枚：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袁枚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页。8虚的相互渗透与转化
9、，使得诗歌意象的内涵更为丰富，诗歌意境气氛更为朦胧，到达留白的 艺术效果。“唐人宿华山云：危栏倚遍都无寐，犹恐星河坠入楼。宋人咏梅花帐：呼童细扫潇湘殿，犹恐残花落枕旁。”两首诗所描绘的场景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 事情，而诗人却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皆从天外落想，焉得不佳，实与虚、真与 幻的交相辉映，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3 .创作原那么：以人巧济天籁袁枚虽然欣赏不假雕饰的天籁之诗，但诗人作诗，亦须后天人工的锤炼和打磨，即以人 巧济天籁。天籁来源于偶然的创作机缘，可遇不可求；人巧那么来源于后天努力，无论是意象 的创新，还是创造曲折朦胧的诗意，都可以通过反复锤炼修改达成，锤炼修改是最基
10、础的提 升诗歌质量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大拙之巧。所以，虽然袁枚标举性灵说，但在具 体作诗过程中，他很重视下苦功夫推敲和打磨诗句，使其更贴合其意。在袁枚看来，诗歌刚写出来，觉得完美无瑕，没什么可挑剔的，先放在那里，明天再看， 就发现“瑕疵百出”，然后反反复复进行改正，又先放着，再过几天拿出来看，至少要把这 个过程重复四次，“如此数四，方敢示人。”初成之诗必有瑕疵，往往需要通过数日琢磨 与修改才能示人，这种惨淡经营的功夫是作诗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改诗也是作诗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袁枚对改诗重要性的强调，不仅是由于初成之诗多有瑕疵，更大的原因还是诗歌对文辞 极为讲究，可能一个字的差异，整首
11、诗歌的品质就天差地别，“界判人天”。对于这一点， 他引用了郑谷改早梅作为一个具体案例进行阐释，将齐己诗句中的“昨夜几枝开”改为了 “昨夜一枝开”的例子，“一枝” 一词使早梅这一意象更具精神气骨，使梅花在严冬中独自开放的画面跃然纸上。“昨夜一枝开”一句不仅开拓了诗歌的境界，而且更是为读者留下 审美空间。仅改一字，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使意象更加独特，使整首诗焕发光彩。然而改诗并非易事，“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改诗比写诗要难，即使是改 一个字都需要仔细推敲、冥思苦想。假设是把握不好修改的度，便容易弄巧成拙，人工雕刻的 痕迹过于明显，很难成为一首真情流露的好诗。所以，改诗一定要防止过之和不
12、及。改诗是必要的，但过度改诗又是不可取的。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随园诗话,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袁枚全集（第三卷）,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4页。文U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51页。简言之，天籁与人巧是辩证统一的。虽然天才的重耍作用不可替代，但还需辅之以后天 的巧思和雕琢。通过平日的刻苦修炼,便会基于诗人对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灵感, 并在灵感降临时很好地把握住它，这就是“
13、积学以储宝”。而后天的人巧，可以使得诗歌 更为含蓄隽永。（二）诗歌内容论：性情与学问既然袁枚认为诗歌的本体是缘情，那么在诗歌的表现内容方面，诗就需要抒写真性情, 反对在诗中卖弄学问、大兴考据的不良风气。然而，袁枚并没有极端反对学问，而是在强调 诗歌创作“吟咏性情”本质的同时，需要对学问与性情的关系进行客观看待。1.性情：”性情以外本无诗”对于性情一说，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早就有所涉及，“况乎文章，述志为本”，刘 勰指出文章要以抒情述志为本，但并没有把抒情述志提高到文章创作中的首要地位。到了明 朝公安三袁及李贽那里，才把真情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袁枚继承了公安三袁的主张：“诗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14、者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是诗人得以保持自我和自身之真性 情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诗人假设是没有诚心，就不会抒发自身真实的情感，那么他所作的诗文 也会让人感觉为文造情、矫揉造作。所以，诗人心诚、情真，是创作的前提条件，认为诗人 自身性情是诗人创作的关键因素。同时袁枚也认为诗歌是从诗人的真性情中流露出来的，只 有真挚的感情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佳文。袁枚对于“情”的探讨，不仅重视“真”，还要求其具有情之切，换言之，一首佳作， 必然是只有诗人情感勃发难以自抑的情况下才能成就，也就是“情至不能已，氤氤化作诗”。 屈原心怀国家却被流放，写下离骚，蔡文姬被匈奴所掳，悲哀之下写出了悲愤诗二 首，他们都遭遇了背井离
15、乡的深重苦难，却又在不可调解的悲愤之情的驱使下写出了广为传 颂的不朽名篇。对此，冯仲平曾有所论及，诗文中是否具有个性，甚至其价值或品质的高低，其中的决 定性因素都在于是否有性情且是否具有真诚，由此可见，在袁枚诗歌评论中，一个首要前 提就是对其中情感进行体味，并且能够感觉到诗人创作与情感间的深刻关联，并就此提出了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93页。文IJ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38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页。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72页。冯仲平：中国诗学流
16、变，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1999年，第164页。10这一论诗主张，对诗人与读者都有所启发。.2.学问：“考据之学，离诗最远”在清朝时期，考据的风气弥漫在整个文坛，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诗坛，比方翁方纲的肌理 说，本质上还是想从古代中攫取所有营养，浙派词人那么始终认为需要向宋人风气学习，要重 视并走学问诗的道路，而这些都让当时的诗歌慢慢陷入僵化，既没有灵气也非常生涩难懂, 但是越难懂反而越被当时的人推崇，袁枚针对此情况，提出了自己对于考据和学问的看法。首先，在袁枚看来，考据和作诗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二者各是一家，他自己就曾经 因为两个月之久的考古官制、捡搜群书而形成了从旧纸堆中求得答案的考据思维，
17、影响到了 诗歌创作，考据与作诗二者不可相兼：“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 家；其次，那么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 ”如果想要卖弄自己的学识，可以去 做考据研究，尽情地在考据研究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何必通过在诗歌的每一句添加注释来张 皇满腔书卷，使作诗成为做考据呢？读之无味，完全失去了诗歌本来的审美特征，翁方纲虽 然是个大学者，但好以考据入诗，故少佳作，如刘声木曾经讨论过的，对翁方纲等人的创作， 其所有诗歌中但凡涉及到任何事物，者尸必穷源溯流如此累赘导致最后连文章诗歌的“命 意”都被掩盖了。其次，袁枚认为，诗歌之美出自情感，因此对于在其中引经据典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认 为
18、当前的诗坛风气，有有三大弊病，其中第一个就是“填书塞典”，导致诗歌毫无灵气反而 充满“满纸死气”。在他看来，卖弄学问就如同一些爆发户，他们只顾将所有名贵物品陈 列出来彰显自己富贵，却不管是否合适，诗人大量用典也是如此，只想显摆自己的学问，却 并不顾及大量典故放在诗中是否恰当，这种做法只会贻笑大方。只问关关雎鸠、采 采卷耳，是穷何经、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 ”只有真实深切的情感才能真正打动人心，诗经之所以流传千古从来不是因为它引经据典。总之，在袁枚看来，诗人将诗歌作为展现自己学问的载体，引大量生涩难懂的考据入诗， 将读诗异化为一种解谜游戏是十分错误的做法，所谓诗歌创作应当是在诗歌中流露出诗人的
19、真情实感。诗人作诗，应当明确考据与作诗的界限,将考据与作诗视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活动， 既不能以考据为诗，也无须在诗中卖弄学问。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刘声木：任楚斋随笔，中华书局，1998年，第53页。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05页。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8页。113.创作原那么：以学问济性情虽然袁枚主张诗写性情，反对以考据为诗，但是他却没有偏执地一概反对用典，随园诗 学能够容纳学问，恰当地处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首先，诗歌中用事应为抒情服务，抒写
20、性 情是诗歌的本质；其次，用典应如水中著盐，与内容融会贯通，不露痕迹。“专写性情，不得已而适逢典故。”诗歌中用事应为抒情服务，典故用得恰当可以为 诗歌的抒情锦上添花，因为用典可以通过最为简练的表述传达更为复杂的情感，到达读者与 诗人、诗人与典故中人物、读者与典故中人物的三重共情，从而深化诗歌的情感表达。但巧 妙地用典，应是“譬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也就是说，用典应如水 中著盐，不露痕迹。将典故毫无痕迹地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并非易事，需要诗人仔细思索、打磨。认为诗歌中 的“作意”，就好像美人的容貌，都是“先天也”，但是其中的“征文用典”，就好像美人 的衣饰，都是“后天也”。因此，对
21、于诗歌创作来说，“征文用典”，所起到的是增色作 用，而不应任意妄为使其成为累赘。对杨次也的一首七律进行了品评，有“汀衡洲草伴无多， 以水为家奈冷何？ ”的句子，对此进行分析，其用典是出自焦氏易林，并认为作者用在 这里，入情入境，以至于“使人不觉”，因为认为这样的用典才称得上高明。杨次也写水 仙花“以水为家奈何冷” 一句便是暗用了 “凫雁哑哑，以水为家”，与整首诗所想展现出的 水仙花的气质相符合，意境浑融，如此用典，便到达了与诗歌情感浑然一体的效果。（三）创作方法论：著我与学古明清之际，诗坛贵古贱今，对这种风气，袁枚非常反对。为此，他提出“作诗，不可以 无我”的论诗主张，宣扬诗人自我的鲜明个性。
22、袁枚提出学古是“宜读不宜仿”，他反对 抄袭模仿，但也主张学习前人之长。只有具备自我个性，才能在作诗中以一种新颖、独到的 眼光领会古人之学问。1 .著我：“作诗，不可以无我”袁枚重视诗歌创作中诗人的个性的表达，为此他提出用“著我”来表现诗人独特的个性, “著我”即“作诗，不可无我”。长期以来，封建专制社会中的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压抑人 性，而在晚明时期，一批追求人的自我和自由的文学家出现了，他们的出现带来了诗写个性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08页。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袁枚全集（
23、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0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13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袁枚：读书二首，袁枚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第95页。12 的文艺思想的盛行，直接影响了清初和清中叶的文艺思想，袁枚对“著我”的诗学思想的强 调也是顺应了这股美学思潮。首先，“著我”强调诗人自我的个性。袁枚认为作诗不可以无我，他在这里所讲的是具 有个性的“我。一旦“我”失去了个性，诗歌也就容易变得索然无味，认为诗歌创作者， 身份不同处境不同，也就是“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其中有“闺阁语
24、”，其中例子就有漪 香夫人所写青门柳枝词，也有“词客语”，其中例子有严冬友侍读和云曾经写过一二佳句， 如“五里东风三里雪”等，还有所谓“大臣语”，其中代表如中丞和云所写下的这句“浓云 留覆往来人，总体来说就是，诗人身份不同，处境各异，养成的心胸更是千差万别，反映 到个性上自然也各有特色，即便同一题材也必然观感完全不同，夫人的诗词中就透着妩媚爱 俏，而大臣那么更多呈现出了仁厚大度，反过来到了侍读之流，就变得充满愁绪。因此有个性 的诗人应超脱其他时代的诗人和诗歌的约束，而是应自由发挥、展现个性，不必削足适履。 基于此，袁枚又在小仓山房文集中指出，诗歌创作者的性情，实质上并非出自身，“与 唐宋无与也
25、”，而如果没有形成“自得之性情”，那么也就谈不上诗歌创作的立意。换言 之，不能捆绑在他人性情之下，以至于失去其作为诗应有的价值。其次，“著我”主张艺术表现的独创性。独创性与诗人的独特个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诗歌艺术表现的“独创性”是由诗人的独特个性决定的，表达在其自身的经验积累与审美体 验上，也反映在其艺术巧思和艺术手段反响他的写作主题、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作品上。袁枚 强调作诗要“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剽窃”是指抄袭他人作品，那么与“票惭”相 对的“我在”显然就是指具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袁枚推崇“独”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并在随园诗话中屡次提及“独”，要求具有自身特色的风格和性情，要“爱
26、独不爱同”， 在另一首诗中也提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就致力于走自己的路，“三唐两宋有谁应”？一再强 调诗歌创作要出自自身，“不可寄人篱下”，就好像做人的家奴般成为附庸，毫无特色。诗 人的创作不可受制于他人，而是要根据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气质，选择属于自己的独特的 表现手段，完成具有独创性的诗歌创作。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7页。袁枚：答施兰坨论诗书，袁枚全集（第二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袁枚：答施兰坨论诗书，袁枚全集（第二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袁枚：书所见，袁枚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
27、59页。袁枚：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袁枚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袁枚：遣兴，袁枚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07页。袁枚：答王梦楼侍讲，小仓山房尺牍卷三，袁枚全集（第五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63页。13最后，“著我”还提倡诗歌风格的多样化。风格的多样化与艺术表现的独创性相对应, 其形成与诗人独特的个性艺术手段的独创性紧密相关:诗人独特的个性和艺术表现的独创性 为诗歌风格的多元性打下了基础；而对于多样的诗歌风格都能有所欣赏，在无形之中便鼓励 了诗人自我个性的自由开展。袁枚曾经将诗歌比作花卉，“各有一时之秀”，只要能够打动 人
28、心，也就是“佳诗”。评诗如同赏花，要欣赏到花各有其美，也要能欣赏或壮美或幽美 的诗歌。虽然不同的诗歌师风截然不同，但只要它能够兴观群怨，便是一首成功的诗，推崇 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推崇诗人大胆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艺术手段，从而使诗界呈现出更加 多元、丰富的色彩。2 .学古：“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在清朝中期，统治者实施了尊重儒家思想的国家文化政策，清代诗坛在这种不可见的压 力下被迫走向复古，由此导致正统文学观变成了主流，而当此之时，袁枚却反其道行之，倡 导“性灵说”，将流行一时的“格调说”、“肌理说”进行了批判，并由其开始逐渐形成了 性灵派文学。在“学古”这一范畴上，其主要观点表现为诗歌“宜读
29、不宜仿”，主张诗歌创 作要走出前人窠臼，对依葫芦画瓢式的模仿深恶痛绝。答祝芷塘太史中有：“古作家，最忌寄人篱下凡此皆作家独来独往，自竖一帜之根本，亦金针度世之苦心。”作家最害怕寄人篱下，跳不出前人窠臼，从而在模仿中 失去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于此，袁枚说明了摆脱前人窠臼是诗人自由地抒发情感、树立 鲜明个性的前提条件。所以，袁枚极力反对当时诗坛上盛行的拟唐袭宋的复古风气，对清代 文坛上大行其道的复古论调进行了大力批判，包括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 王士稹的“神韵说”等理论。对于诗坛的复古、拟古行为，袁枚无疑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首先批评了提出“格调说” 的沈德潜。沈德潜不厌其烦地强
30、调诗歌应雅正，趋雅归正构成了沈德潜格调说的重要内容。 甚至发现到了极端程度，对“诗必盛唐”的观念都并非持有完全认同的态度，认为其中存在 着“不够格调”之处，对这一观点，沈德潜也是赞同的，他认为唐朝人的诗歌创作，既有符 合格调的，也有“亦有志微噫杀流僻邪散之响”沈德潜对于格调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他 对于明代复古主义诗作的反常评价也就有情可原：在沈德潜看来，明代复古诗之所以可取者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页。袁枚：答祝芷塘太史，小仓山房尺牍卷十，袁枚全集（第五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203 页。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
31、975年，第1页。14即在于趋雅归正。对此，袁枚曾两次以书信的方式对沈德潜发出诘难，不仅批评了其尊唐复古的思想，还批判了格调说对诸如格律等诗歌形式的过度强调。袁枚甚至把对于格调说的批判追溯到了明代前后七子,将其诗学思想视为一种拟古陋习: “人悦西施，不悦西施之影。明七子之学唐，是西施之影也”，“七子击鼓鸣锌，专唱宫 商大调，容易使人生厌。”“西施之影”被袁枚用来比喻明七子模仿唐诗而成的诗作，这 种将个人情感摒除在外的、失去个性的学诗，就如西施的影子，只能模仿形式，并不能真正 领悟诗歌的内在精神，容易使人心生厌恶之感。针对当时诗坛的复古流弊，袁枚也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如他对翁方纲的一些观念和作品
32、的批评等。翁方纲提到，诗言志，其中就是诗言理，而这里的理指的是“义理之理，即文理 之理”，最终阐发出所谓肌理说，理在心中就是志，说出来就是诗，世间万物均统而归于 “理义理之理在文理之理中，文理之理也在义理之理中，二者同肌理之理一起归于一处。袁枚对此进行了反驳：“天涯有客太粉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蝶诗品日，该他知道性 灵时。”所以，袁枚认为拟古而成的诗作不过是失去性灵的“抄书”，却还自以为是地以 为自己是在作诗。3 .创作原那么：多师多识，崇尚新变当然，袁枚反对学古，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向古人学习，只是对学习方法有意见，认为可 以读可以学，但是千万不能去仿，需要从古人学问中汲取营养充实自身，但又
33、必须摆脱古人 留下的框架束缚，展现自身个性特质，要有师古的做法，但同时具备变古的观念，做到继往 开来，对此，袁枚提出，后人作诗肯定是要向古人学习的，但是也有学的好坏之分，学坏的 就是“刻舟求剑”，学的好的，就是“得鱼忘笙”。由此可见，他认为学古无可厚非，无 古人之诗就不会有今人之诗。首先，袁枚崇尚多师，反对拘守一家，主张博采众长、取精去糟。在袁枚看来，诗人通 常也并非全能全才，有其各自擅长的领域，因此后人进行诗歌讨论与批评时，要去芜存菁， 对此他提到，“文尊韩，诗尊杜”。换言之就是，文章向韩愈学习，诗歌向杜甫学习，这 种做法就好像爬上一定要登泰山一样，游水者一定朝向东海。韩愈、杜甫分别是诗文宗
34、师， 然而假设是文章只学韩愈，诗歌只学杜甫，就像只登泰山，之游东海，那必定会错过其他盛景，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续修四库全书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续修四库全书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8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7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 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 翁方纲：志言集序，复初斋文集卷四, 390-39
35、1 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 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 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15 只能成为韩愈、杜甫专门的研究者，而非一位博采众长的优秀诗人。袁枚告诫后人：论诗假设 至尊一家，便会成为见识浅陋、目光狭隘的井底之蛙。袁枚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位大家所 擅长的各种诗体，告诉后人什么文体应和哪位作家学习，从而扬长避短，他曾经谈到，自己 教学生，都会告诉他，古风要向谁学，近体要向谁学，有人问为什么选这些名家？那么认为李、 杜等人“才力太大”，而到了近代的一些名家，其文辞就发生了变化，“清脆可歌”古风 要学习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对于以才力取胜的大家，句数不限
36、制、用韵无定那么、平仄 对偶不拘的古体诗更利于他们抒情述志、一气呵成，而近体诗讲究音律，中晚唐诗人作诗便 严守格律美的规范，所作之诗清脆可歌，律诗成就高于李、杜、韩、苏四人。后人应转益多 师，各取所长。其次，袁枚崇尚多识。袁枚认为，学古应防止将其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而盲目崇拜，学 力如同弓弩,才华如同箭簇，只有在广阔的见识的引导下，学力和才华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所谓“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即便是邯郸学步之时，也别迷失了自身根基与特色，“莫失 故步”。也就是说，学古需要谨慎选择，博采众长，才能防止受到古人误导。各家之诗都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专注于一家之学，固然有所得，但也肯定会存在一些弊端
37、，比方 他就对专门学历史上某一家的进行了探讨，专精汉魏文选的，弊病在于会倾向于作假, 学李杜的，难免就会倾向“其弊常失于粗”，还有学王孟韦柳者，学元白放翁者等等，都各 有利弊。凡事都有弊病，学诗也是如此，学习文选，弊病在于假，学习李白、杜甫、 韩愈、苏轼四大家，其弊病在于粗糙，学习王维、孟浩然、韦庄、柳宗元，其弊病在于气弱， 学习元稹、白居易、陆游，其弊病在于浅俗，学习温庭筠、李商隐的人，其弊病在于纤细。 要认识到各家诗的弊病，吸取各家精华而弃各家糟粕，用全面、客观的眼光看待各家之诗, 见多那么识广。最后，袁枚崇尚新变。袁枚坚持以文学开展的观点看待诗歌创作，批判墨守成规而不知 新变的拟古者，他
38、认为学诗应当是学而不似，假设是学杜甫便全如杜甫，学韩愈便全如韩愈,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去读杜甫、韩愈的作品而要读仿作？袁枚认为“变”是诗歌开展的客观规 律：“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 那么缺乏以为唐，缺乏以为宋也。”唐人学习汉魏诗歌却又于学习中进行了创新，宋人学习唐 人之诗也同样又一个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随着文学开展规律进行 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司空图、袁枚：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55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
39、997年，第99页。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袁枚全集（第二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16【摘要】清代乾嘉年间，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位重要诗论家，即袁枚，世称随园先生，并后世认 为是“乾嘉三大家”之一。其晚年苦心孤诣写成随园诗话一文，被认为是极具研究和讨论价值 的诗学理论著作，按照内容可以大致划分为采诗录诗、记诗本领和论诗评诗三个局部。它关注到了 对诗歌本质的探讨、对作家创作时应具备的能力的讨论以及对诗歌批评标准的研究：在诗歌本质方 面，袁枚反对诗教，认为“诗缘情”；在诗歌创作方面，袁枚认为诗歌创作应兼顾天籁与人巧、性 情与学问、著我与学古；在诗歌批评方面，袁枚提出不管朝代、不管
40、门户、不拘人品的批评方法以 及尚趣、尚俗、崇清的批评标准。随园诗话作为清代乾嘉诗坛的重要诗论著作，具有很高的诗 学价值，值得我们后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关键词】袁枚；随园诗话；诗学思想；价值影响I Abstract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 important poetic scholar emerged in the Chinese poetry world, namely Yuan Mei, known as Mr. Suiyuan, and later considered one of the Three
41、Great Poets of Qianjia1. In his later years, he painstakingly wrote Suiyuan Shihua, a theoretical work on poetry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of great value fo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nd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oetry collection and recording, poetry writing and poetry commentary. It
42、 is concerned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poetry, the discussion of the writers ability to create poet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riteria of poetry criticism: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poetry, Yuan Mei opposes poetry teaching, believing that Hpoetry is due to emotionH; in terms of poetry cre
43、ation, Yuan Mei believes that poetry cre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heavenly music and human ingenuity, temperament and learning, and writing about oneself and learning from the past; in terms of poetry In the area of poetry criticism, Yuan Mei proposed the method of criticism regardless of
44、dynasties, portals and personalities, as well as the criticism standards of fun, vulgarity, and clarity. As an important work on poetry in the poetry world of the Qing Dynasty, Suiyuan Poems has a high poetic value and deserves to be studied and explored in greater depth by our descendants.Key words
45、 Yuan Mei; Suiyuan poetry talks ”； Poetic; Value meaning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转变。真正的学唐，学的应是唐人学汉魏而变汉魏的创造精神，是唐人勇 于跳出古人窠臼而创造新变。三、诗歌批评论袁枚不仅作为一名诗人亲自作诗，同时还评诗。袁枚批评他人诗句，不区分具体时代、 不看重门户、反对将人品与诗歌捆绑，而是论工拙、精彩与才情，表达出袁枚诗歌批评视界 之宽阔。此外，袁枚在诗歌批评上也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即重视诗趣、崇尚清境、以情 动人。（一）批评方法论：不管朝代、不管门户、不拘人品袁枚在其诗歌批评理论中提出了 “诗境甚宽”这一核心观点，实际上这也代表了
46、袁枚在诗歌批评领域一贯表现出来的一种视野和气度,对其所论及的 “诗境甚宽”，也紧随其后进行了详细解释，既有学富五车的“学士大夫”，临到老了也没 得到其中微妙和神髓，却有妇人女子或者乡野中略有涉猎的“浅学”，却偶然能够写出几句 即便是李白杜甫看了也要赞许一二的佳句，这就是所谓的“此诗之所以为大也。”在此处， 袁枚展现出了大境界，也为诗歌品评翻开了一扇新窗口，不再顽固地坚持把视野投放在所谓 的“学人之诗”，而是以更为开放的眼光和更为宽和的心态面向具有诗才的芸芸众生，其之 宽是朝代之宽、门户之宽以及人品之宽。1 .论工拙而不管朝代：“只论工拙，不管朝代”回顾诗学历史，会发现南宋之后，在这一领域都一直
47、陷在“唐宋诗之争”之中不可自拔， 而清代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为“唐宋诗之争”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背景， 尤其是袁枚所处的乾嘉时期，此时唐宋诗之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于这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袁枚看非常通达，其在进行诗歌讨论中一个基本原那么就是 不关注诗歌所处的朝代，只专注于诗歌本身，也就是“只论工拙”。其在答施兰埃论诗 书对自己这一原那么进行了明确表态，那就是唐宋之类不过就是历史上一个国号而已，和诗 歌品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与诗无与也”。唐和宋只是国号，诗歌创作与朝代名称无 关，如果一定要刻板地区分唐宋，把唐诗和宋诗置于不相容的处境，那就是心里空剩国号, 而没有自己的性情，不知道诗歌的本旨。诗歌区分唐宋是有失偏颇的，区分中晚唐亦是如此。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5页。袁枚：随园诗话，袁枚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19页。袁枚：答施兰坦论诗书，袁枚全集（第二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17“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盛唐贺知章的咏柳和初唐张谓之的安 乐公主山庄两首诗都雕刻至极，与中晚唐诗风十分相似，但我们并不能说它们就是中